文新良 李 滨 陈立平
(1.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2.湖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00081；
3.湖南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19世纪后半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借鉴西方新闻模式创办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其认知和价值观念受到西学影响，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传统文化色彩。黄远生作为从传统进士转向现代职业记者的显著人物之一，他的“远生通讯”、“近世文体”、记者的“四能”说等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一直以来深受学界关注。
然而关于黄远生新闻思想的研究，我国学界主要就黄远生的新闻观念、新闻业务实践本身等进行阐释，对其新闻思想的内涵和渊源缺少本土文化的分析和观照。实际上，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不仅受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也有传统本土文化的痕迹。他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在报刊实践中将西学与中学条入叶贯，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本土性。本文尝试探讨传统文化对黄远生的影响，分析其新闻思想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并进行简要评价。
黄远生本名黄远庸，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在家族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黄远生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黄凤楼是道光十二年的进士，曾担任铜陵、阜阳、繁昌等地的知县以及江南同考官等职务。[1]19岁时黄远生高中进士。但受西学的影响，他拒绝入朝为官而选择公费赴日留学学习法律，回国后迫于无奈担任邮传部员外郎等职位。面对破败的社会局面，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黄远生投身报界，借助报刊发表言论，试图唤醒民众、拯救社会。
黄远生进入报界后，成为《申报》《时报》《东方早报》的特派记者，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写稿件。他于1912年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还曾是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的主编。黄远生新闻生涯短暂(1912—1915年)，却被誉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擎”“通讯界之大师”。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他能采用一种中庸调和之法来看待西学的影响。
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黄远生并没有在西学的浪潮下否认中学，他认为“尽万物之理，无所谓新旧之说，今所谓新，绝非区区数千百之皮毛学生所能代表。今所谓旧，绝非区区数百尸居食习为科举八股剽习程朱之言所能代表”[2]85。黄远生认为中西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纵有及顽梗不化者，绝不敢谓中国可闭关而独立”[2]85，而“醉心外化者”[2]85“绝不敢谓国之政治，可专以移植为治”[2]85，应当基于中国近代社会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发挥广大本国之历史习惯”[2]86。因此在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中，他并未将西方新闻思想作为新闻实践的唯一指引，而是从实际出发，强调同时融合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以更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近代社会面貌及国人的精神世界。
黄远生从清末进士转向现代记者，既有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与独立的新时代精神，也有传统思想文化中留下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精神。他将自由与独立的精神立足于报刊实践时，也潜移默化地将传统思想融入其中，其新闻思想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
黄远生投身报业的初衷是希望借助报纸发表不受政党操纵的“不党”之言，为民间疾苦发言，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使广大国民摆脱奴隶地位成为真正的平民，不过是换了新的统治者，奴役平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号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2]3为改变社会、改变新闻界的这种现状，黄远生表示“若记者之流，皆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后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议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必先自服上刑矣”[2]4，他还立言“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以渐迎前途一线之曙光，若不然，则唯有推到耳”[2]13。这些观点无疑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中舍生取义、救世济民的精神境界。具言之，黄远生新闻思想中的本土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强调办报以济世救民
传统士大夫都具有强烈的济世救民情怀。例如先秦的百家争鸣，所“争”的思想虽各不相同，但强调变动乱为和谐，以民生为根本。济世救民可以说鲜明地反映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建功立业的生命价值观。黄远生将济世救民作为其新闻报刊实践的重要目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黄远生以笔为刃，办报发言，批判当局腐败不堪、世道人心不古，寻找导致社会满目疮痍的根源。黄远生创办的《少年中国周刊》将社会之病的道理一一剖析于报刊之上。他认为“吾国上下，中一痼病”[2]26，此病为“官迷”[2]26，必然导致亡国。“盖官迷之毒之所由来。一以虚荣心，一以贪心，原因皆由政治腐败。”[2]29“官迷”的心理由来已久，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导致的结果，在近代新旧思想交替的社会中，“官迷”依旧长久不衰，且愈演愈烈。当局政府极度腐败、唯利是图，这是导致社会动荡混乱的根源之一。社会之病二是 “无耻之病”[2]28，此病有两个来源，第一“由于国民无道德之根柢”[2]28，第二“由于现代思潮之薄弱而已”[2]28。“欧风东渐，莘莘学子，于新旧道学皆无根柢，惟浮浅之曲学，及体魄之欲望，乃大发达，故简单言之，吾国乃兼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二毒。”[2]28近代国民思想挣扎于中西思想之间，孔孟学说、老庄之道等在发展中不断变化，某些方面积弊已深不适合国情发展，西学又过于新异水土不服，难以改变国民思想，最终导致“无耻之病”盛行、社会穷困、经济衰败。
另一方面，黄远生以笔为药，借报倡导新主张，启发民智，治疗社会国民之弊端。整体而言，黄远生的政治思想偏向于改良主义。他提倡三党合并(即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认为三党在事实上虽然不能合并，但是可以以“合并之精神行之，实做政敌，勿做私敌。实做政友，勿作比匪。实为朋党，勿为朋党”[2]5。黄远生还倡导平民政治，但是“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2]1，权贵“恣睢无道，残酷不仁”[2]1，“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今吾言论界之可悲”[2]9。由于黄远生赴日留学攻读的是法律专业，因此他在法律方面亦有相关见解。在他看来，近代社会的种种病根及政治上的错误行为，“皆因国内有新旧二派”“二派水火之不能相容”[2]5，因此希望“国有一条之法”[2]5，提倡建设法治国家。黄远生通过通讯、新闻评论等表示，当局政府并不是无可救药，只要以民为本倡导平民政治，政党间相互合作、建立法律秩序，那么社会面貌便可焕然一新。
黄远生创办报刊济世救民，在新闻实践中主持公理正义，明辨是非道德，指斥时弊，犀利谈论政府制度、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问题，批判高官权贵，包括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等人。黄远生著文正告社会弊端、布告新的政治观念等，虽然文章内容强调的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但济世救民这一新闻实践行为却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3]的爱国精神。
(二)提倡报刊养“国民之元气”
在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中，他认为新闻的功能不仅在于监督政府，还在于养“国民之元气”。黄远生关于“元气”的理解，受日本学者福泽“风气”和梁启超“元气论”的影响，总的来说基本沿用了梁启超对“元气”的看法。梁启超认为，“爱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保罗地球，鼓铸万物；
摧残而压抑之，则忽萎缩，踪影俱绝。其为物也，时进时退，时荣时枯，时污时隆，不知其由天欤？由人欤？虽然，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
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不宁惟是，苟其有之，则濒死而必生，已亡而复存；
苟其无之，则虽生而犹死，名存而实亡。斯物也，无已名之，名之曰‘元气’。”[4]“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4]
黄远生看到的中国近代社会，“神州正气日以消绝”[2]9“爱国之心薄弱如此，士气之堕丧如此”[2]11，政党勾心斗角、兵连祸结，国民迂腐蒙昧、毫无生气，士人势单力薄、处境窘迫。中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彼足有一国之元气支持，而在我国则元气消沉”[2]13，然“议论文章不足耻，其可耻者，乃系举国言论，趋于暮气”[2]14，颓靡的言论界是对知识分子“文以载道”观念的讽刺。因此在黄远生看来，为了拯救国家“元气”，新闻报刊应当发挥其功能，重新塑造“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2]13。报人作为新时代的优秀分子，应当充分借助报刊“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2]13。黄远生作为新闻记者，在《少年周刊》上一吐为快，“犹得换回国家元气于一二”[2]14。可见在他的新闻思想中，新闻的功能除了记录事实、监督政府“发扬中国之元气”[2]12外，还能影响国人思想，进而恢复国家的“元气”。
面对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形势，保守派人士作出的基本选择是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为标准，排斥西学的传入，并以此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针。这种观念和方针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生转变。黄远生推崇西学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在引入西学的同时，加入了中学的价值与内涵。他希望报人们能“拓大汉之天声，振人群之和气，表著民德，鼓舞国魂”[2]79，从根本上而言是希望知识分子们能秉持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品质，拯救危国，挽回“国家元气”。这种立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内的新闻思想，是一种为适应西方挑战而作出的基于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也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传统精神的体现。
(三)注重记者人格的尊严独立
我国自古以来皆有强调独立自尊的精神文化。关于人格独立的品质，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人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晏子强调“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6]，君子做事但求无心无愧；
屈原表示“苏世独立，横而不流”[7]，个体需要保持独立的意志，不随波逐流。关于自尊，《礼记》中记载“故君子尊德行而道学问”[8]715，“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8]32。黄远生将传统文化中的独立和自尊合二为一，强调记者需要保持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他人来说，“新闻记者需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2]5，“论事不存成见，争辩中能尊重对方之人格”[2]3；
对自己而言，“可承认自己之错误”[2]3，大胆而又“诚实无欺”[2]3。兼顾此二则，则是记者“最宜也”[2]3。作为记者，都是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者，需要坚守记者的职业素养，不“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独立之生计”[2]20，方能独立自尊。
在中国古代社会，登科及第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种思想延续到近代中国，被黄远生称为“官迷”。实际上社会中不只有官吏一职，随着医生、教师、律师等职业的发展，记者职业化是大势所趋。记者观念缘起于近代社会，黄远生将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特质加入其中，认为记者应当“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2]103。记者作为提供参考材料的基本渠道和新闻事件的通讯员，若不能“一切掌故而成”，“读者不能日日得见新奇可喜之材，得以读报诸君以一种精神相感触，且皆知北京各界思想潮流之一斑”[2]306，则是记者专业上的失职；
在“举世尘污”的社会中，记者若不能“泥浊不染，孤芳自好”[2]53，则是其人格上的失职。
黄远生将记者看作是神圣的职业，要求记者应当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自尊的人格特质。黄远生强调的独立自尊，是传统文化中“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人格精神的再现。
黄远生新闻思想中的本土化特征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史上较为典型的文化现象。基于市场交易需求，西方发展出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行业逻辑体系。在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相对较为被动，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近代新闻业兼具中西文化的特征。黄远生新闻思想中的本土化特征，总体上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是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话语逻辑。传统文化是社会的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过去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它既是代与代之间、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桥梁，也是民族文化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体现。[9]近代历史连接着中国社会的传统与现代，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具有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烙印，是双层价值系统中的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传播西学、改造中学的同时，呈现出传统回归的特征。毕竟“东方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10]。黄远生的新闻思想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也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和伦理精神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晚清文化领域内的“附会”现象和近代报人“以史阐报”的报刊论述方式，无不体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中显著的本土化特征。[11]黄远生的新闻思想立足于中国文化，采用符合国人思维的逻辑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显然更能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顺应了中国本土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和自然经济体制，使得举国上下笼罩着一层压抑的暮气。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将开民智、铸新魂作为救亡中国的首要任务。报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广大知识分子的新闻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揭示近代民族危机严重局势和宣传新的思想思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黄远生的“文字传播，范围尤广”[12]，“为报界创一新局面，如梁启超之于议论也”[13]。黄远生批判的“白怪之社会，奸险之宦海，满乱之消息”让“吾人真掬满腔之热诚，刮目之观其新闻业”[14]，他新闻思想中蕴含的济世救民主张和恢复国家元气的志气激励同行“厥光明，一扫黑暗”[15]。民众通过黄远生的新闻作品，“可以了解人生之真义，知设身处世之道”[16]。黄远生本土化的新闻思想因子切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他尝试以新闻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一种现实选择。
西方新闻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引起共鸣，除了其本身具有的进步意义外，还与中国报人深知中国文化逻辑，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新闻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述有关。近代社会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强调报刊在教化社会、启发民智、上通下达等方面的作用，他们结合传统文化贬斥时弊，为其言论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奠定了基础。黄远生对新闻活动所作的本土化阐述，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主张办报救世济民，倡导报刊“养国民之元气”，注重记者独立自尊的人格特质。他的这些观点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探析黄远生等近代报人新闻思想的本土化特征，对于反思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展的内在特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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