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资本主义光谱中，大略有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东亚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德国的社会资本主义三大类。多年来，以东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美国等国繁荣的经济泡沫，近乎全方位遮盖了德国经济的光泽。然而，次贷危机与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令国际金融波诡云谲，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资本主义风雨飘摇。新兴市场雄风不再，美英等众多发达国家陷入泥淖，而多年来一直不冷不热但保持“适度温度”的德国，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经济绿洲，更被视为陷入债务危机漩涡之欧洲的中流砥柱。
曾几何时，经济学界把一国经济健康活力与经济增长挂起钩来，以此来度量德国经济也曾有不俗的表现。从1950年至1960年，联邦德国GDP的增速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8.6%，由此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受到国土、人口、资源、战败等因素严重制约的情势下，创造了“德国奇迹”。近20年来，成熟发达的德国经济多半能够保持“不算快但较匀速”增长，1993～2010年名义GDP年均增幅2.3%，在世界经济长跑中显示出了很好的耐力与活力。鉴此，“德国模式”备受世人关注。
德国的魅力不只是经济的耐力与活力，更在其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德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近一半为德国人或他国的德裔。
社会有序和谐的基础首先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德国是个音乐王国，德意志民族诞生了众多驰骋于世界音乐领域的伟大音乐家，如贝多芬、瓦格纳。世人尤其是东亚人难以想象德意志人与音乐的紧密关联。他们不仅在高兴与忧伤时歌唱，而且边劳动边歌唱，甚至听着音乐打仗（著名的“莉莉・玛莉”就是二战时德国士兵战斗时的伴歌）。和谐是音乐的内在属性。音乐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德国。
德国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流的工业产品，一流的文化、艺术品，还有一流的制度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德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和谐产物。战后德国经济一片废墟，国家社会分裂，联邦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后任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弗莱堡学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有序竞争”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即一种试图在保证自由市场竞争的同时而努力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是联盟党（偏右）的政治主张，却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偏左）的认同，社民党强调“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当社民党执政时，萧规曹随，保留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如此，社会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共识。社会市场经济持续成功，使该制度被北欧、如今近乎整个欧盟所接受，成为国家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指针。
社会市场经济的宏观前提是朝野和谐，而其微观基础在劳资和谐。德国立法规定，企业内部实行“共同决定制”；企业必须设立职工委员会(20人以下的企业可免)；2000人以上的企业中，监事会中工人代表必须占50%；工人通过监事会(法定要高于股东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投资、人事、福利等重大决策过程。遇到困难问题时，采取社会协商方式，由政府、雇主、工会以及其他相关代表共同协商。这种“社会协商一致原则”可以避免矛盾激化，使企业成本保持稳定而适度。
德国本质上是个注重集体主义的民族国家，对秩序的坚定而一贯的强调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关键。国家始终积极发挥“警察作用”来维护秩序，保证市场竞争与社会公平的落实。德国是个精英伟人辈出的国家，但是精英很少视自己高人一等而时时处处寻求优待。只要与德国人接触，无不为他们的敬业与专业精神所感动，无不为他们的“僵化”与“死板”行为所触动。这就是德国人所恪守的秩序。有史学家慨叹，这个讲纪律、秩序的民族，连革命都要等候统治者发号施令。加快一战结束的基尔水兵起义就是如此。在德国人的心目中，秩序远远高于自由，他们的理解很简单：野兽是自由的，人不同于野兽是因为秩序，德国人不可以变为野兽。
一些中国人，总是以现代性标榜，把他们看不惯或不能理解的传统，统统当作“封建余孽”；而德国人往往视之为秩序的体现，如贵族血脉、骑士精神。德国的强大制造、持久耐力与活力的基础在于庞大而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而德国的技术工人长期以来就是在沿袭封建学徒制下孕育成长的。秩序、尤其是德国人所坚守的秩序多半是封建的遗产。今天，我们赞赏德国模式，不仅在于德国人能在处理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上保持和谐，也在于德国人在对待现代、传统问题上坚持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