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桂林 汪 政 魏 建 刘 勇
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这一主题的提出，其重要性不仅要在文学层面上，也不仅在学术层面上，而是更要在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层面上来理解。目前，全世界都在忙于抗疫，有的已经初见成效，有的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固然需要别人的帮助纾困，但初见成效的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哪一方有所松懈，就有可能功亏一篑。所以，新冠疫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既然是世界性、全球性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承受着这一瘟疫的纠缠与压抑。就像二战一样，各个民族都承担着战争的苦难，二战题材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十年中乃至今天都仍然成为人类文学的一个取之不竭的故事源泉，许许多多新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念在二战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疑也是受到二战的触发与催动。这次新冠疫情涉及的国家远超二战，在有的国家因疫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二战的死亡人数，可以想见这场疫情带给世界的影响将会有多么的广泛与深远。在这样的境况下，不远的将来，或者说在疫情结束之后，必然地会有一次文化思想创造性成果的大暴发。正如西方文学尤其是好莱坞的二战题材电影曾经主导了全世界的二战想象，新冠之后，谁来主导新冠灾难的叙事话语和想象图式，谁来提供关于新冠疫情之后人类社会治理与文化发展的理论资源，这都是各种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所关心的重大事务。文化的不同，经验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必然地会导致竞争。回顾历史，在二战叙事的主导上，作为参战国的中国已经输给了西方，展望未来，关于新冠疫情这一必将改变世界格局与文明发展趋势的全球性公共事件的叙事主导，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品质来建立起自己的影响力与主导性，这无疑是攸关人类命运的重要话题。因而，疫情之中来谈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它的意义，从目下来看，这是学术上的首开风气，首创议题，体现了学术团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团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民族前行的必然，是文明发展的必须。作为亲身经历着新冠疫情的学人，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未来意识。我们不能说武汉是新冠最早的源头，但我们可以说武汉是人类抗击新冠疫情最早的战场，面临如此来势汹汹而又诡秘莫测的新冠疫情，人性的软弱与坚韧、卑微与高尚、自私与博爱，社会的松散与严密、障壁与关联、溃败与重组，等等等等，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域突然暴发和共同呈现。所以说，武汉作为抗疫的重地，抗疫的许多问题、现象和政策都曾在这里展开、实践，忧郁、焦虑、困惑、绝望、亢奋、悲哀等等，抗疫中人的种种情绪也曾在这里交替迸发，因而在武汉来讨论抗疫文学，可谓适得其所。
人类和瘟疫的抗争，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包括抗疫在内的灾难叙事也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每一个时代的抗疫都会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一次新冠疫情更是体现着数据化时代里的各种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生命体验，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治理、疫情管控与个人隐私、舆论监督与私人写作等等，都是这个时代新冠疫情引发的种种新问题，需要学界进行深入考察与探索。可以预想的是，这场灾难恰如人类历史上所遭遇的每一次灾难一样，都将激发起学术界的极度关注。当然，在专业分工已经极其琐细与严格的今天，不仅是医学科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等，对疫情的观察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视域与关注点。那么，文学的独到视域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奉持那个传统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坚信抗疫文学的灵魂在于人性的发露，抗疫文学成败的根基在于人性揭示的深刻与否。如果说政治学侧重考察抗疫的治理方式，社会学侧重研究抗疫过程中的群团关系，经济学侧重分析疫情所带来的物质生产与供求模式的转型，伦理学侧重关注疫情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化，那么，文学，也只有文学才真正关心人的内心世界面对疫情肆虐的恐慌、忧惧、无奈，以及在这种情绪中所潜伏的人性的异变。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伦理学也可能关注到人的问题，但这些学科关心的是群体的人，是民族的人，只有文学才真正关注到个体的人，血肉的人。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找了一些瘟疫与灾难题材的片子来补课。看了那么多的片子，我觉得真正感人的还是写人性的作品。譬如韩国影片《釜山行》，同样的僵尸片，但它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影片写出了一个卑微平凡的普通人的担当。在突如其来的僵尸恐怖中，男主人公和大家一样的逃难，危难之中只想保护好自己的女儿。他和那些同行的乘客不一样的是，他在紧急关头还保留了一点人的理性，知道要合作才能有机会抵御僵尸的攻击；
他在危难之中还坚守住了人的高贵，不负和他一起联手抵御僵尸攻击但终被僵尸吞噬的同行者的托付，无论如何艰险也不放弃这个同行者怀有身孕的妻子；
当他被僵尸攻击，在即将变成僵尸的生死瞬间，他还维持住了人性的尊严，在意识存留的最后刹那，宁愿毁灭自己，也不变成僵尸去危害自己的亲人。影片中的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他的个人生活正在烦恼之中，事业处于低谷，家庭也不和谐，正是因为这点保护女儿的责任感，这点人性的高贵与尊严，让我们深深地感动于这份平凡中的伟大。影片的结局最为感人，幸存的孕妇拉着女孩的手穿过死亡隧道，堵在前方的士兵正要开枪，这时女孩的歌声响起来了。僵尸是不会歌唱的，艺术，这个只有人类最为美好的精神标志迅即划清了人与僵尸的界线，最后，孕妇和女孩获救了。这种在灾难中想救出自己，想保护女儿的普通人，让我们从他的命运看到了自己，看到自己的卑微与努力，同时也看到自己可能的勇敢与高贵。所以，我觉得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文学抗疫，是指的文学作为社会的一个行业对抗疫的参与和介入，这是历史叙事，不妨宏大点，抗战时期有所谓文学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与实践，我们今天也可以呼吁文章上线、文学入心，让文学真正在整个社会的抗疫活动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谱写出一部轰轰烈烈的文学抗疫史。抗疫文学则是指文学的抗疫叙事，文学的抗疫叙事与历史的抗疫叙事有所不同，文学的抗疫叙事乃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社会对疫情的心理感受和精神指向，以及揭示疫情将给人类生命带来的长期影响的种种可能性。它的灵魂乃是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它的关注对象永远都是个体的人，唯有在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命运的展开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新冠疫情对人类文明演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所以，那个曾经将加缪的《鼠疫》与法西斯对犹太人大屠杀联系起来的批评家费尔曼曾经指出：“要想成为真正历史的，它必须是文学性的。”因为，文学性恰恰是一种“肉身化的历史见证”，能够以一个个不可化约的具体生命，以身体的差异、身体之于理论的他性、身体对理论的物理反抗来呈现和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冠时代里，抗疫文学叙事中的这个个体或许与前此文学中的所有个体都会有所不同。瘟疫作为一种致死或者不致死的疾病，它最大的特征也是最为恐怖的特征在于它的快速传染和大范围的流行。因而，在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上，对付瘟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人为的政策和治理，实施阻断、隔绝与封闭。阻断、隔绝与封闭不仅是肉身的，而且是信息的。因而，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与瘟疫的战斗，本质上也是人类与信息的博弈。在人类文明的各个不同阶段中，这种博弈其性质、形态也许并不一样。在古典的农业文明时代，不论是逃离疫区，还是被封闭在疫区，人们对瘟疫的信息了解是不全面的，在莎士比亚时代，政府通告市民的通行方式就是在市区的中心地段张贴防疫告示。信息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将瘟疫归之为天谴，而高发的死亡率也更加深了人们关于命运的无常感。所以，曾经三次躲过瘟疫的幸运儿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写李尔王对他的女儿里根和女婿康沃尔的诅咒就用到了“瘟疫”一词，而对命运无常的叹息更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结构中。中国现代文学中也有写瘟疫的作品，譬如彭家煌的《奔丧》就写到20年代末曾经在湖南等地流行过的“虎列拉”(霍乱)一家人中母亲、两个兄弟、两个侄儿都在两三天内死于瘟疫，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时代，公共卫生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作者写到了瘟疫的恐怖，也还是停留在感叹命运的无常和人的贫穷和软弱上。尤其是作者写到瘟疫流行的时候，父亲还在召唤儿子赶紧带钱回来，处理后事，可见那个时代人们对抗疫的科学意识的缺陷。到了工业时代，城市化的群居生活使得瘟疫的传播更加便利，而公共卫生的医学进步使得遭受瘟疫袭击的人们生发了在灾难中主宰自我命运的自我意识，同时通信技术的发达也增强了人们获取更多信息的欲望和可能。但抗疫有危机管控性质，这种抗疫性质规约了人们与抗疫信息联系的独特性，人们在隔绝中能够获取的信息是被给予的，被选择的，因而也是不完整的；
被选择和被给予的信息层层累积，一旦被信息接收者内化成自我精神中的行为原则和道德指令，极权和专制也就随之产生了，这也就是人们往往把加缪的《鼠疫》看成德国纳粹政治的象征的一条通道。而在这次世界流行的新冠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与信息的关联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一方面，防疫管控的大数据运用要求人们让渡自我隐私的大部分权利，你的个人信息被嵌入到国家疫情治理的大体系中受到严格的监管；
另一方面，社交自媒体的兴起则帮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权力对信息的控驭，增强了获取多方面信息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在古典式的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因为信息的欠缺而导致恐惧与无奈，在工业化时代里人们因为信息的被给予而产生精神的异化与焦虑，而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则是在信息的爆炸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与迷茫。在隔绝的生存状态中，获取的信息越多，人们越是无所适从，在虚拟的社交空间里，人们的距离越近，心灵就越加孤独。这种生存状态对精神造成的创伤性影响，对社会群际关系所造成的撕裂，甚至比瘟疫本身还要可怕。以形象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撕裂，以想象的方式去捕捉这种创伤，正是在这一点上，抗疫的文学叙事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一种别的方式无法取代的意义。因为只有具象化的文学叙事才会真正关心人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才能切实地去感受和揭示这种人性的细微但又深刻的变异。所以，抗疫文学的灵魂在于人性的揭示，这既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必然。
汪政(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这个课题在开始的时候举行过一个课题论证会，当时很多专家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这个课题涉及两个方向，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去年在湖北的时候，李遇春教授就跟我讲，这个课题可能需要许多省市的文学工作者的合作与支持以完成对全国文学抗疫的调研。所以，我这里也稍微花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江苏省作协以及江苏的文学工作者在文学抗疫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在一个省的层面，与何向阳主任刚才从中国作协的国家层面是不能比的，但是江苏，当在武汉疫情发生之后，按照国家的部署立即驰援武汉，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文学工作者也在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抗疫，报告文学作家周桐淦先生当时就主动请缨到武汉前线去。因为当时武汉有规定，国家有规定，江苏在武汉的前线指挥部也有规定，去武汉采写不容易。如果不是组织安排的话，个人前往是不允许的。但是周桐淦决心非常大，不断地向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向江苏省委宣传部包括江苏在武汉的前线指挥部联系，最终获得了批准。他应该说是我们江苏唯一一个赴武汉抗疫前线采访江苏抗疫医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家。后来他的作品在《人民日报》刊载，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也已经列入江苏省作协的重点项目扶持工程。
抗疫后期，江苏省作家协会还组织了几十位作家奔赴全省的许多医院以及在抗疫当中取得了经验的一些人和地方，也就是说响应总书记关于抗疫的人民战争、阻击战、总体战的号召，先后采写了好多人，以及好多单位、社区等等，最后形成了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我们原来认为这样的报告文学可能因为采写与撰写的匆忙在质量上可能是不尽人意，一开始是想等以后再花时间进一步打磨再说，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看了以后我们非常激动，既为作品中的人和事所感动，也为作家们的倾情奉献而感动。报告文学的艺术水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省作协决定将于近期出版。
下面我重点说说抗疫文学。为这次论坛我拟了个题目——痛定思痛，熔铸经典，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痛定思痛”的阶段，还处在“痛”这个阶段。因为从世界的抗疫形势来讲，依然还在抵抗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还没有到“痛定”的时候，“痛”还没有“定”。因此，在“定”了以后如何来“思痛”可能还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的问题。从文艺史，包括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对某一重大事件或重大事变的表现、思考需要一具漫长的过程，不论是文艺成果，还是思想成果来得都比较慢。按照现在常规的造词方法，应该用“后疫情时代”一词去概括疫情过去后的一段时间。可是，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还没有到，我们仍然处在疫情时代。所以，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和学术作品可能都要在“痛定”以后。这虽然是历史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在当代正在改变。因为世界进入了文化自觉时代，比如我们在“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痛”了，在进入“痛定”的创作之前就能够思考我们如何在“痛定”后的创作问题了。
那么，如果需要超前思考的话，我有这么五点想法向诸位专家请教。
第一，中国今天的抗疫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必须打通古今文明，寻绎文明旧影，定义文明创新。新冠疫情是中国第一次遇到，但中国文明这么多年，并不是第一次遇到灾难。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在许多天灾人祸中，中国没有倒，没有亡，自有其文明的原因。正是在对灾难的抗击中，我们不断淬炼文明，不断积累文明。所以，中国这次能如此，一方面要提炼创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从中读解出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将作品写厚。
第二，中国今天的抗疫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必须打通中西文明，彰显人类文明共性，突显中国独特价值。在世界性的灾难面前，没有人能置身其外，也没人能独善其身。既然是同一个大的共同体，总有相通的东西，不同文明在抵御灾难时都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智慧。所以，抗疫文学要有人类意识与世界意识，有文明间的对话。只这样，才能将作品写广，也才能显示中国价值的独特与力量。
第三，中国今天的抗疫已经成为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到时必须拉回视线，关注疫情和抗疫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和改变了的日常生活，发现生活的新的意义。这大概是后疫情时代或后冠时代要关注的方面。文学不能永远停留在疫情与抗疫中，不能永远是疫情思维与抗疫思维，否则，痛就永远没有定的时候。所以，要走出来，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细节，去发现疫情与抗疫作为生活的意义以及疫情后背后生活的意义。而这，恰恰是文学化的关注方式。
第四，中国今天的抗疫是人的抗疫，应该尽快从事件转向人，塑造形象，勘探复杂的人性。文学表达不能停留在事件中，而要将人置于前景，以人作为故事的驱动者。而这人是丰富的，我们固然要写英雄，但不能止于英雄。面对灾难，我们也有怀疑、忧虑、悲伤、恐惧，有文明，也有野蛮，有美好，也有丑恶，有爱，也有恨……总之，人性是复杂的，复杂的人性诞生复杂的人物，中国要贡献灾难文学新的人物形象。
第五，中国今天的抗疫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期待多元的、深度的解读，更期待这一独特文本的艺术转化。德里达说文本之外再无他物。我们要将抗疫与疫情当作文本，当作景观，去解读，多角度地解读，这需要多学科的参与，需要思想与学术。而知识与思想的解读往往是文学的基础，通过解读发现深度创造的可能。前期的抗疫文学更多是素材的、即时的与纪实的，我们更期待后期的提炼、创造与想象。而一旦创造，抗疫与疫情就会在更多更高层次被审美运用，从而形成从写实性抗疫文学到形而上思考与多维审美表达的创造序列。这已经为世界灾难文学所证明。
刚才谭桂林教授以二战为例，说中国也是二战的参与国，但是一直没有拿出足以跟世界经典相媲美的抗战文本，或者说战争文学。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和思考，如何表现战争，如何表现灾难，包括如何表现瘟疫与疾病，我们的文学做得确实还不够好。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认真地、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我国是最早发生疫情的国家之一，又是第一个将疫情控制得很好的国家，相应地，也应该有责任、义务和担当，拿出能够与世界的疾病文学、灾难文学传统媲美的，能够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抗疫文学。我们不能止步于目前抗疫文学取得的成绩，终究要超越作为素材的抗疫文学，进入作为创造的抗疫文学。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今天主要是向大家汇报，去年武汉抗疫期间，我做了一件与我们这次会议议题有关的事情。去年三月九日，国家援湖北医疗队山东队副队长曹英娟博士托人转给我一个邀请,让我给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做一场有关文学的讲座，当然是线上讲。我问具体希望我讲什么，他说只要能缓解医护人员的精神压力就行，我答应了。我接受这个任务，不仅仅是要为抗疫出一点力，更是想借这个机会向抗疫前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那些日子我和大家一样，我们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媒介了解了武汉前线那些医护人员的动人事迹。这一次我又通过和我的联系人，包括记者和他们传给我的我讲座的一些截图等信息，让我更了解了那些医护人员。当时让我最感动的，不仅仅是他们把自己置于生与死的边缘，还把自己置于几乎精神崩溃的边缘。为了这个讲座，我仔细考虑了两天。我究竟讲什么，既有利于缓解这些医护人员的精神压力，还得让他们感兴趣？我只能讲我自己的专业，还得找到与他们专业的共同话题。最后，我决定讲鲁迅的《药》。
我多年教书的经验是，接受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在熟悉的内容和陌生的内容之间。已经熟悉了，肯定不愿意听；
完全陌生的东西，听不懂也就不想听。我觉得鲁迅的《药》是他们熟悉的，因为他们中学都学过这篇课本。而且他们是医生，小说写的治疗肺病的内容，不仅他们熟悉，而且正是他们当下的工作。他们恐怕陌生的就是我的讲座题目。我的题目是：“一种医患冲突的文学表达——以鲁迅小说《药》为例。”我这个题目就是要对鲁迅小说《药》做出自己的解读，而医患冲突又是医护人员熟悉而特别关心的。他们一定期待我把这篇他们熟悉的小说讲出新意，而且他们也特别关心鲁迅的《药》如何与医患冲突有关。于是，去年三月十七日晚上七点，在云端的“雨课堂”，我为国家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的六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这场讲座。我的讲座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标题是：《药》写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第二个部分是：鲁迅为什么要这样思考医患关系；
第三部分是：《药》的医患冲突是如何表现的。
第一部分我讲《药》写了怎样的故事。因为我的听众熟悉这篇小说，所以我没有口头复述小说的情节，主要展示我的课件。课件上的内容是“买药”和“吃药”两个场景的绘画作品。我让他们借助这些画面回忆小说所写的故事。然后我提示他们，“买药”和“吃药”组成了为肺结核病人华小栓治病的故事。这个故事属于文学的疗救主题。我又特别强调整个小说《药》是一个大故事。这个大故事也是疗救主题，但是随着故事的转化，主题也深化了。这些我后面再讲。这里我只讲《药》写了怎样的故事。小说先是写为华小栓疗救的故事，后来写华小栓疗救失败的故事。但这只是小说《药》大故事的一部分，我把它称为“前故事”。这个前故事到了小说的前半，基本讲完了。华小栓吃了药，后来死去了。如果小说这样结束，《药》肯定是一个普通的疗救失败的故事，不过是批判愚昧而已。这是当时一般普通作家所表现的内容。然而普通作家止笔的地方，往往是鲁迅开始施展自己思想和艺术才华的起点。他把这个疗救失败的故事逐步深化，悲剧也深化了。我给他们说，为华小栓疗救的前故事写完之后，鲁迅开始写了新的故事，组成新的场景，写出了后来的新故事，但是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鲁迅延伸的故事和人物实际上在小说的开头已经开始了。在讲座时，我把课件重新调回到第一个场景，让他们注意第一场景绘画作品里那些凌晨赶来看杀头的人，提示听众这些看客有没有“病”。
我接着再讲第三个场景，新的故事主要是夏瑜的故事。茶店里人们无聊的谈资是“药”，人血馒头蘸的血是谁的？“药”的提供者就被引出来了——来自夏瑜的生命。康大叔还讲了夏瑜在监牢里劝牢头造反，牢头打了他。康大叔讲这个故事时现场的反应，这是我给我的听众讲的重点：现场所有人，都站在夏瑜的对立面。我特别分析了夏瑜说的那两句话，“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和“可怜”在茶馆听众那里的反应，从而解读鲁迅是如何把这个故事从华小栓患病的故事深化为愚昧国民集体“患病”的故事。我又讲了人血馒头“药”如何转化成“医者”夏瑜，这些看似健康的人如何是心理疾病的“患者”。然后分析鲁迅如何构置了这篇小说的主要冲突——心理疾病患者与其医者势不两立的故事。
那么第四个场景写的是华小栓母亲和夏瑜母亲清明节给自己儿子上坟的故事。这个新故事表现的是什么？我给他们讲，《药》这篇小说的故事是不断建构和延伸的，其疗救主题和悲剧内核也是逐步深化的。这上坟的场景，我觉得是对这一特殊“医患冲突”及其悲剧内涵的深化和拓展。“患者”最初是华小栓，后来扩展到这些愚昧的病态的看客；
“医者”，也就是疗救者，先是夏瑜的血，后来引申为夏瑜讲革命道理的疗救行动。小说先是写了华小栓吃了夏瑜的血，疗救者的血没有换来被疗救者的生命。那么疗救主题的转移和深化发生在监牢里。夏瑜给牢头阿义讲革命道理，牢头打了他。心灵疗救者成了被疗救者的敌人。这一“医患冲突”又扩展到了茶馆里。茶馆里的其他人都是愚昧的病人，当然不理解夏瑜这疗救的道理，只能认为他“疯了”，所有被疗救者都与疗救者势不两立。那么这第四个场景最重要的深化就是，连夏妈妈作为亲生母亲都无法理解亲生儿子的正义性，从而深化了小说的悲剧性。
这一场景还是小说疗救主题及其悲剧性的扩展。起初悲剧只是华家的，后来读者知道了悲剧还是夏家的。再后来华家母亲和夏家母亲一起上坟的时候，无法不引起读者关于“华夏”的联想。小说中的华大妈和夏大妈走在了一起，从隔膜到交流，说明两人心灵的接近。夏大妈为什么误解儿子？因为她和华大妈，和茶馆里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心灵疾病的“患者”，他们只能站在与疗救者的对立面。这一部分我最后总结道，这篇小说主要不是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等，而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人都病了，这些病人反而以为给他们疗救的人是疯子，被疗救者想吃掉疗救者，“医者”成了“患者”最大的敌人。这就是《药》的故事所隐含的鲁迅独特的疾病叙事和疗救主题。
我讲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鲁迅为什么这样思考医患关系”。这一部分我没有讲鲁迅为什么立志学医，也没有讲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因为那些医护人员在中学都学过。这一讲我重点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告诉大家鲁迅当年学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学得非常认真。我在课件上展示了鲁迅当年的医学笔记。事后我看到转给我的那些听众在群里的反馈信息：那些听课医生的议论，他们特别震惊于鲁迅的医学笔记画图画得那么好，笔记做得那么认真。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医学成就了鲁迅。正是因为他学医学得认真，所以医学成就了鲁迅。医学成就了鲁迅社会改造的思想，特别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我又讲，医学的知识给鲁迅带来了什么，医学的视野给他带来了什么，医学的原理特别是解剖学的原理、病理学的原理给他带来了什么等。这些大家都明白，这里我不用细说。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医学如何成就了文学家鲁迅。主要是讲医学如何影响了鲁迅的形象思维特点和他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习惯，使他如何习惯于总是像医生一样盯着一个个病态的人和整个病态的社会，如鲁迅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药》的医患冲突来源和成因。我从当时反馈的信息来看，我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这些医护人员议论的不太多，对我讲的有关改造国民劣根性等内容没有议论，相比较而言，我讲的这一部分他们还是对鲁迅当年的医学笔记最感兴趣。
我讲的第三部分是，《药》的医患冲突是怎么表现的。我先给他们说，你看小说只关注小说“写了什么”，这还不是文学解读；
关注小说“怎么写的”，才更接近文学解读。这一部分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鲁迅建构故事的艺术。我给他们说，鲁迅小说有很强的震撼力，很多人认为，这种震撼力，源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我告诉他们这样理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思想的力量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很多思想极为深刻的思想家也写过小说，但是大部分并不成功。把鲁迅小说中的动人力量单纯理解为作者思想的深刻，就忽视了鲁迅小说叙事的艺术。鲁迅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他高超的叙事艺术。他借助高超的叙事艺术生动地传达了他的深刻思想，是他把故事讲得让读者觉得很深刻。一般小说家是讲完一个故事就完了，鲁迅却能让他的故事延伸新的故事，随着故事的不断建构，他不断调动和扩大读者的联想力和想象力，从而把读者引向越来越深刻的思考。《药》就是始于一个疗救失败的故事，最后完成于一个更大的、忧愤深广的疗救失败的故事。如果人血馒头能治好肺结核病人，这个故事就没意思了。人血馒头治不好肺结核病人，而病人家属和病人偏偏相信能治好，最后又治不好，这就有了故事性。那么小说的反愚昧主题就深化了。但是，这只是《药》的原始故事，是以后所有故事的基础。如果这篇小说只是写了华老栓夫妇多么愚昧，这个故事就缺少衍生性和建构性。《药》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作品中涉及人血馒头的所有人都认为，把人血馒头拿来当药吃能治好痨病。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愚昧的。这就是原始故事衍生出来的，成了以后新故事的基础。新的故事又衍生出来新故事。所以鲁迅小说不是单线索的起承转合的故事形态，而是多向度的层层建构的故事形态。从华老栓给他儿子治病的故事，衍生出了夏瑜为革命洒热血却被吃掉的故事；
然后就建构成了一个集体“患病”、需要疗救的启蒙故事；
这个集体需要疗救的故事又建构了“患者”与“医者”势不两立的故事；
这个“患者”与“医者”势不两立的故事又建构出了华夏大地上普遍发生的故事，最终完成了疗救者疗救失败，与被疗救者同归于尽的故事，产生了《药》的大悲剧。第三部分的第二个问题我讲了《药》的隐喻。鲁迅小说如何借助隐喻不断调动读者的联想力、想象力，把一个疾病的普通救治故事转化成“医患冲突”的悲剧。“药”的本身就是隐喻、“华”“夏”也是隐喻……这些在座各位都知道，时间也到了，我就不说了。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承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特别感谢李遇春教授给我这次宝贵的学习交流机会，在此我还要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对此次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我认为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从我的角度来看，文学抗疫尤其好。抗疫文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对抗疫的文学书写，而文学抗疫就意味深长，令人深思了。什么是文学抗疫？是指疫情来了，灾难发生了，我们赶快去读文学经典吗？当然不是。疫情来了，再经典的文学也不如疫苗管用，那为什么文学抗疫更有意义呢？这就引发了我们对文学根本价值的思考。
文学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无用之用。我认为抗疫文学毕竟是少数人的创作，相对来说文学抗疫就是大家的事情了。文学的作用在于精神层面，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文学作为一种修养，它能够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心智，它能使人的思想成熟，使我们的精神健全，养成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确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层面，文学它会引导和启发我们大家更好地摆正我们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和谐与平衡。惟其如此，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包括疫情在内的种种灾难的侵袭。这里我还想讲一个意思，文学特别能够让人类对自己进行反思，病毒来了，灾难来了，不是一味地去指责病毒和灾难，而是更多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问题；
不要只想着病毒和灾难侵害了我们，也多想想我们人类有没有对包括病毒在内的自然界、整个宇宙有所侵害。文学是潜移默化，深入人血脉的一种素养，它不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东西，它需要长期地养育和浸润，文学“无用之用”的特点和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借助文学实现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都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便始终承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都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精神世界、构筑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
多少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中，人们越来越自信了，人们登月球、上火星，整个宇宙似乎没有人不能去的地方。但这次疫情告诉我们，人类其实是非常渺小的，非常脆弱的，一个新冠病毒一下子感染了多少人，一下子死了多少人，一下子让全世界的经济倒退了多少年。那些令人震撼的数字，让我们人类一下子冷静下来，清醒下来。我认为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人类必须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乃至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终于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需要有一次“伟大的纠错”。面对病毒，除了加强管理、完善政策和发展科学技术等等，更重要的是，人要提升自我的文化素养，加强自我的精神健康，提高用不断丰富和强大的精神世界来抵抗无常世事的能力，而这些都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对人的思考，对人与宇宙关系和人在宇宙中位置的思考，绝不是在疫情期间才产生的话题，这是中外作家始终关注的永恒命题，是很多文学经典表达的精神意蕴。五四新文学从开始就是以“人的文学”为起点的。什么是“人的文学”呢？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体现了五四一代人的某种共识，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如何理解“人的文学”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几千年“文以载道”的传统，特别是不注重个人的倾向进行了反省；
二是对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自由、个性与解放给予了接纳与传播。这篇文章直接体现了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但今天在全球疫情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人的文学”认识准确吗？正确吗？完整吗？
实际上，我们完整看待五四先驱所提出的“人的文学”，他们反对的是“文以载道”的“道”，并没有反对“文以载道”的功能，古今中外，没有不“载道”的文学，“载”的什么“道”，是可以思考的；
“人的文学”高扬人的自由和个性，但从来没有放弃人的时代性、社会性。因此，我们以往对“人的文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是需要反思的。疫情告诉我们，人类需要个性，但也必须要群体与公德；
人类要自由，但也要遵循共同的规约。
我在日本京都做过两年客座教授，结识了日本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京都大学教授梅原猛，他的代表作《森林思想》给我深刻的启发。他认为日本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是它的森林覆盖率，而其中他真正的思考是揭示了日本人对树木的尊崇而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日本向大海倒核废水引起了巨大争议，日本还在远海滥杀鲸鱼，但毕竟日本在发达国家当中保留了相当高的森林覆盖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梅原猛创作的话剧《吉尔伽美修》由当年的北京青艺演出，我为此还写了一篇剧评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这个剧强调的是人类杀死了森林之王招致报复的故事，这和梅原猛的《森林思想》是一脉贯通的。
我自己有一次在首都图书馆讲座。主办方打出的广告把我讲座的题目写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我在讲座开始的时候特别强调，我的讲座不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字之差，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调的是这方水土对这方人的养育；
而“一方水土一方人”强调的不仅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反过来，一方人也养育了这方水土。这里更注重的是互养互动的关系，而这才是生态平衡、宇宙和谐的本质。我在北师大做过十多年的文化院长，对北京文化有所了解。早些年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水一度不那么碧波荡漾了，圆明园里的福海甚至干涸了，究其原因，是当年慈禧太后在这两个湖之间挖了一个大水池，因为没有名，所以后来被填掉了。这个大水池是养着昆明湖和福海，把大水池填掉，就等于把昆明湖和福海的肺割掉了，把它的肾割掉了，那湖里的水还会多吗？以水养水，才能达到生态平衡。人要达到这样一种环保意识，要能形成人与自然这样一种和谐关系，是需要高度修养的，特别是文学与文化的修养。
疫情期间，在武汉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他手捧着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大家之所以会被这一幕击中，是因为看到了人在病毒侵袭时的从容、坚强，感受到了人身处危难之际的那份可贵尊严。我们应该庆幸，人类还能选择阅读，还能通过文学来抵御疾病，还能通过文学与文化去寻找那处无法囚禁思想的精神避难所。
当然，文学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能作用于现实的，它的意义和影响会以一种持久而绵长的力量逐渐显示的。我们中国自古就有“腹有诗书气自华”，俄罗斯也有一句著名谚语“一个人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说的就是文学对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甚至是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人类需要文学，并不是疫情来袭时才需要，而是一直都需要：鲁迅在《呐喊》《彷徨》《野草》中所倾注的人生体验和现实追问，在今天依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为什么绕不过去？因为从五四以来的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需要通过鲁迅其作，走近鲁迅其人，去感受鲁迅作为中国文化守夜人的清醒和自持，面对当下复杂纷繁的国际局势，这份清醒和自持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鲁迅绝大多数作品的结局都是一个：死亡。不是人物的死就是动物的死。鲁迅为什么如此普遍地写到死亡？难道是鲁迅欣赏死亡吗？实际上，鲁迅如此多地写到死亡，恰恰是因为鲁迅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只有体悟过死亡的痛苦和绝望，才会真正懂得活着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向死而生；
具有精神相通的是，余华的《活着》令人非常揪心，作品中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这才让人明白能够平淡地活着，甚至哪怕是孤独地活着，都是那么的可贵，这也是一种向死而生；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始终是强有力的精神信念。
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了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这两个话题把文学在人类命运重大关头的两个基本使命都谈到了，尤其是文学抗疫，它不是在抗疫的时候才想到文学，而是应该让文学永远成为提升人们思想境界、精神健康的元素，这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更是人类真正的智慧所在。
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要比经济，比高科技，比综合实力，但归根到底，比的是文化，包括文学的素养。所以“文学抗疫”不是一句应景的口号，它永远伴随着我们人类的发展，这也是当下的疫情给我们的启发。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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