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函瑜，周俊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北京 100038）
“民以食为天。”重视饮食是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基因印记，而随着食物获取进入商品经济的时代，有关食品消费、食品安全等话题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关切。作为对自身食品获取安全性的经验思考，居民的食品安全绝非小事。它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本土食品供给体系的信任，更关系着国家经济内循环的健康稳定。根据李嘉图的传统供给模型，科技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国民会更倾向于本土化产品的消费［1］。照此预测，中国的进口食品消费应该是下降而非上升，然而近年来消费者对进口食品的需求却日益扩大，消费数量和频次不断提高［1］。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和消费升级，还折射出国内中高端食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以及人们对本土食品安全的焦虑［2］，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本土食品消费市场的稳定，甚至导致内需不足。
在食物供给商品化的背景下［3］，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可能成为影响微观个体食品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研究通常认为，食品安全感往往与个体特征和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4］，而收入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物质经济基础［5］，对人类的社会心态有确定性的影响［5-7］。同时，随着社会的现代性变革，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来源逐渐“去小农化”［8］，区别于小农时代自给自足的食物获取方式，食物越来越倾向于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社会的食品供给体系中［9］，由此导致收入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个体获得食物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另一方面，主观经济地位认知也可能是影响食品安全感的潜在变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对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随着社会整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逐渐“趋中”，中国人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呈“橄榄型”分布，表现出一种“中产认同偏好”［10］。鉴于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会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尤其是影响个体的消费行为。基于一定知识水平和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具有“中产认同偏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文化和扩大消费的中坚力量［11］。在食品消费上，他们更看重品质和健康［12］，也有能力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反思——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考虑自身食品获得的安全性，从而在实践中转变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以往对食品安全的研究发现，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会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与“库兹涅茨曲线”高度重合［13］。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迈过该曲线的拐点，整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得到缓解，但人们的食品安全感却表现出“伊斯特林悖论”现象［4］，即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并没能显著改善居民的食品安全感，中国人仍然对食品安全问题抱有的普遍焦虑。
因此，从提振居民对本土食品的信心，加强国内食品消费内循环的角度，深入研究食品安全感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SS2019），通过Oprobit回归模型，以及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研究分析了客观名义收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食品安全感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该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异质性，由此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解读了中国居民食品安全感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
（一）收入水平与食品安全感
国外对收入与食品安全的研究较少涉及居民的食品安全感，主要聚焦于低收入水平以及家庭贫困对食品安全的影响［14-15］。当收入较低或受到限制时，个体和家庭可能在食物的获取上做出艰难的抉择［14］，特别是一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城市家庭，会倾向于通过降低食物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来满足其他方面的生活需求［16］。而有关食品安全感的国外文献则缺少收入视角，多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点［17］和对政府机构监管信任的角度［18］探讨居民食品安全感的来源。
国内研究虽然有从收入的角度分析与居民食品安全感的相互作用［4,19-25］，但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提出，月收入5000元是一个重要分界线，个人月收入5000元以下者的食品安全感显著低于月收入为5001～12 000元的人［24］，在一项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感的调查中发现，低收入者的安全感最高［23］；
还有研究认为，家庭收入的高低对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没有显著影响［22］。造成这种复杂结论的原因可能是：作为主观认知，个体的食品安全感会随着时间改变，以及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
风险感知理论认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往往与实际的食品安全风险存在一定偏差［26］，影响食品安全感的主要是个体的主观感知而不是真实的食品安全风险［17］，人们也往往依据其所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大小做出决策和应对行为［4］。从收入的角度，收入的高低可能左右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基于较强的经济能力，高收入者购买绿色有机农产品以及进口食品的可能性更大［27］，而低收入者则因为经济状况较差、缺乏食品安全意识，更常购买一些较便宜、卫生状况较差的食品［24］以及垃圾食品［8］，从而遭遇食品风险的概率较高，而经历不安全食品的频次与个体的食品安全感正相关［19］。换言之，收入差距会在个体获取食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上塑造出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的食品安全感。因此，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从经济层面缓解个体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收入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是相对确定的，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居民收入水平与食品安全感正相关。
（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与食品安全感
如前所述，以往有关收入与食品安全感研究的结论并不稳健，这可能意味着研究忽略了某些重要变量。个体的社会心态除了与宏观和微观环境等客观因素相联系，还会受到价值观、心理认同等主观方面的影响，尤其考虑到收入增长通常伴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跃迁一起作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是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变量。
首先，居民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正向认同可能增强其食品安全感。“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相似的生活处境，差不多的实践和品味，以及进一步内化稳定并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执行的相应“惯习”，是导致在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之间，认知和实践差异的根本原因［5］。根据品味决定论，这种“惯习”区隔会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认知的个体在食品安全忧虑程度上存在差异［22］。原因是，基于特定的“惯习”，相应经济地位认同的个体秉持着各自的文化品位（taste）和生活方式，因此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不同生活“惯习”的居民会发起方式各异的“食物社会自保运动”［9］。这时，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决定着人们获得生活质量提升的可能性，较高位置的社会成员更倾向于健康、安全的消费品［28］，也能够从替代性食物体系［29］，甚至是从封闭的食品供给体系中获取食物安全感［30］，如购买更贵的绿色和进口食品、通过单位内购、内部食堂以及“巢状市场”等获取安全的食品供给。
其次，鉴于当前中国优质绿色食品供给不足的现状，有能力且注重品质的消费者，其现实需求可能难以得到保障，即客观的市场供给水平与居民主观的经济地位上升所带来的现实需求不匹配。在这种背景下，收入增长对食品安全感的正效应可能被削弱。该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印证。例如，一项基于巴西东南部某城市的研究表明，收入借助社会地位认同来影响幸福感，如果控制社会地位认同，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不再显著［31］；
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高社会经济位置的人群中，收入的影响变为负效应［5］；
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负面调节绝对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32］。所以本研究可以进一步做出假设。
假设H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越高，居民的食品安全越强；
假设H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负向调节收入对居民食品安全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9 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2019”）。CSS2019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范围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69周岁住户人口，在全国149个市/县/区的596个村/居共访问11000余个城乡家庭，回收有效问卷10283份，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居民的食品安全感”（0.低，1.中，2.高），其中“0”为参照变量。食品安全感是居民在食品的消费过程中，对所有对自己健康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一种主观评价，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25］。
2.核心自变量。研究选取个人的名义收入（nominal income），即货币量，来测量居民客观收入水平。但考虑到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在食品消费实践上的差异，如低收入者更关注生存型食品消费，而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则更关注发展型和享受型食品消费［33］，将收入水平进行的等级划分是有必要的。参照国家统计局对个人收入等级的划分标准，将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按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低20%的收入群体为低收入组，依此类推为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由此得到由低到高的个人收入水平的五分类变量。
主观经济社会地位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身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位置的认知和感受［34］，使用评分1～5表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从低到高。
3.控制变量。已有文献已经从各个方面表明，食品安全感会受其他个体、家庭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4,21-25］，据此本研究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一是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二是客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是否参与医保以及是否使用互联网，三是主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对互联网信息的信任程度等。但目前关于收入与食品安全感的研究忽视了对生活成本的考量，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差异巨大［4］，单纯的收入水平很难反映出收入的真实状况。因此选取“生活成本”（家庭食品支出以外的生活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并进行取对数处理。各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1.小学和初中2.高中、中专和职高3.大学及以上婚姻状况0.未婚1.已婚2.离异或丧偶是否有医保0.是1.否是否使用互联网0.上1.不上互联网信息的信任度0.信任1.不信任工具变量2015年省级互联网接口数住房现期价值（取对数）10264 10264 10264 0.537 0.186 0.182 0.499 0.389 0.386 10278 10278 10278 0.123 0.806 0.071 0.328 0.395 0.257 10256 10256 0.849 0.151 0.358 0.358 10282 10282 0.655 0.345 0.475 0.475 8659 8659 0.335 0.665 0.472 0.472 000 000 00 00 00 111 111 11 11 11 10075 7626 1806.055 3.487 994.824 1.316 48.1-3.507 3597.7 8.987
（三）研究方法
居民食品安全感是定序变量，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O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保障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后续使用扩展有序概率回归模型（Extended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Models）和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一）收入因素对居民食品安全感的影响
表2的模型1-3为Oprobit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只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3进一步纳入变量个人名义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结果显示“个人名义收入”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与“食品安全感”显著正相关：
1.与低收入分组者相比，中低收入分组、中收入分组和高收入分组的食品安全感均与收入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中收入人群的食品安全感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强，而对中高收入者则不显著。收入提升通常意味着个体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在商品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中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由此更有能力通过消费优质安全的食物获取足够的食品安全感。收入提升尤其对中收入群体来说极具影响力。中等收入者的日常生活安排，特别在食品方面，以健康和品质为核心诉求［12］，他们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有着更高食品支出，更频繁的外出饮食以及更强的绿色食品消费意愿［2］，较高的收入水平是支持其食品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的有力保障。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
2.“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食品安全感，这意味着，个体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越强，其食品安全感就越高。经济地位认同的增强通过对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的改变，逐渐作用于个体的日常实践［12］，潜移默化地推动消费升级，使居民在高品质食品的消费中，增加对食品安全的获得感。假设H2得到验证。
（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调节作用
为分析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调节作用，表2模型4加入了其与个人名义收入的交互项。结果表明，交互项各分组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系数均为负数，但与低收入分组相比，只有高收入分组统计上显著，交互项的中低、中和中高收入分组均不显著。图1进一步绘制了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调节效应，发现在各收入水平下，函数图像都向下倾斜，说明主观经济地位认同负向调节不同收入群体的食品安全感，但结合模型4，该调节效应只在高收入分组中显著。由此，部分验证假设H4，收入水平与居民食品安全感的关系会受到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负向调节。
图1 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对个人名义收入与食品安全感关系的调节作用
核密度估计表明，各收入分组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在“3”及以下，表现出明显的“趋中性”［10］和下移倾向，各分组都认为自己在所处分组的中下位置。一种解释是，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还很短，发育不健全，界限不清晰，身份认同上难免出现错位，且经济、权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也进一步推动了主观认同的向下迁移［35］，特别是最近十年，基于资产水平的差异已经超越收入水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主观意识［10］。
而向下、趋中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之所以负向调节收入与食品安全感关系，可能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增长面临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波动风险。根据“心理账户”理论，人们的日常开支（如餐饮消费）主要依托于长期稳定的收入［36］，而来自生活成本的压力则会挤占个体在食品消费上的支出［37］，同时收入波动导致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决策［38］，所以生活成本和收入波动会在削弱居民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同时，影响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投资，危及食品安全感。
这一发现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明晰食品安全感“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边界，即个体越富裕并非总是食品安全感越高。囿于截面数据的局限，本研究无法得到“伊斯特林悖论”在微观个体层面的历时性结论，但从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视角来看，在个体层面，如果收入受到主观认同下移的影响，收入提高也无法缓解对食品问题的不安。但该削弱效应只在高收入分组显著，原因在于，高收入者的生活成本虽高，但在其收入中的占比相对较低［39］，他们在食品供给上仍然与低收入者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较大的生活压力下，中等、中下收入群体则可能收支相抵甚至陷入入不敷出的现实困境［39］，由此导致中间收入者在食品安全感的获取上与低收入者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
（三）内生性问题
不可否认，客观名义收入对居民食品安全感的影响不是唯一的，个体的食品安全感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地区经济文化差异［4］，以及个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等；
另外，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对食品安全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个体也可能因为食品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自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就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通过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
首先，采用2015年的省级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口数作为名义收入的工具变量①工具变量的描述见表1。：一方面，互联网宽带接口数满足相关性条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40］，在微观层面上，互联网普及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来增加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41］，起到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42］。另一方面，互联网宽带接口数满足外生性条件，2015年的互联网宽带接口数作为一个历史的客观变量，与2019年有一定的时间距离且与个体自身的社会心态不相关，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能通过放大媒体报道食品问题事件对居民食品安全感产生影响，但是互联网普及率本身对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没有相关性［25］。
其次，选取受访者所有住房的现期价值作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工具变量②工具变量的描述见表1。。在中国的城市化变迁中，房产以绝对主导地位在居民财富差异上塑造出巨大的鸿沟［43］，更是形成了一种基于房产的财富分层秩序［10］。在相关性上，个人拥有的房产价值可能与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正相关，随着21世纪初房地产行业的红利释放，住房产权、住房品质和住房的“符号化区隔”［10］，显著地影响着中国居民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在外生性上，房产的价值与食品安全感不直接相关，但房产升值能够削弱个体的底层感和弱势感，增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进而培养出差异化的食品消费偏好和日常行为实践，影响食品安全感。
研究使用ERMS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s）中的扩展有序概率回归模型（Extended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Models）来处理内生性，该方法适用于解决多值Probit模型的内生性问题③此处使用STATA 15软件进行ERMS模型回归。详细参考：StataCorp.2021.Stata:Release 17.Statistical Software.College Station,TX:StataCorp LLC.。表3的模型5在克服内生性后，各主要预测变量的影响效应与表2相比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方向也均与表2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先前的结论。表4的模型6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④考虑到主要研究目的和文章篇幅，表格仅展示主要自变量的回归估计，如需完整版可联系作者。，工具变量回归前后两个方程的残差项的相关性显著（corr值），这表明收入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及使用ERMS模型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互联网端口接入数和现期房产价值可以作为是相应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表3 工具变量回归
注：inc为个人名义收入，clow为主观经济地位认同，safe为食品安全感。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同群体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处境、需求和应对措施存在显著的差异［8］，这意味着政策以及相关食品供给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取决于其是否匹配不同群体的异质性需求。那么究竟哪些社会群体的食品安全感会对收入因素更敏感？根据以往研究，人们工作的忙碌程度［44］、恩格尔系数［45-47］以及有无未成年子女［2,12］均会影响居民日常的食品消费行为，以及对食品安全的焦虑程度。因此选取每日工作时间、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和亲生孩子数量作为分组变量，比较收入因素对居民食品安全感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一）工作时间的异质性分析
工作忙碌程度、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48-50］，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劳动者更依赖通过较长的工作时间来保障收入的稳定。此外，工作时间在生活中的占比也会对居民的食品消费行为产生影响［2］：第一，时间成本低的人更倾向以时间代替货币支出来降低食品消费，但降低消费并不会影响食物获取的品质和数量［44］；
第二，随着在线购物平台的兴起［51］，工作忙碌、时间成本高的人逐渐习惯通过在线点餐来节约时间［2］，但外卖餐饮也经常会伴随质量和安全问题［2］，从而加深该群体对饮食安全的忧虑。
本研究将每天工作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定义为工作忙碌，低于8小时为工作闲暇。表4模型6、7为回归结果：在工作忙碌者中，中低收入和高收入分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和生活成本的回归系数均与表2一致，且统计显著；
在工作闲暇者中，收入各分组的影响方向变为负向，但与低收入者相比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其他统计指标也均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基于充裕的时间条件，工作较闲暇者有可能通过寻找物美价廉的食品或自制食品［44］等方式来获取足够的食品安全感，主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工作忙碌者的时间成本往往较高，收入提升能够提高他们的消费高价优质食品的能力，提升食品安全感。
表4 工作时间的异质性与恩格尔系数的异质性
模型(9)变量 分类模型(6)每日工作时间＞=8h模型(7)＜8h模型(8)恩格尔系数＜0.5 ＞=0.5主观认同*中低收入交互项（主观认同*低收入）主观认同*中收入主观认同*中高收入主观认同*高收入-0.064(-1.18)-0.042(-0.71)-0.006(-0.10)-0.135*(-2.33)0.308(1.01)0.208(0.70)0.516(1.69)0.361(1.22)-0.024(-0.41)-0.010(-0.16)0.064(1.01)-0.120*(-2.01)-0.254(-1.85)-0.201(-1.36)-0.238(-1.64)0.008(0.05)
（二）恩格尔系数的异质性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能较直观地反映出食品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位置。此外，恩格尔系数和经济水平紧密相关，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划为温饱和低收入家庭，把50%以下归于小康和富裕家庭［47］，温饱线以下群体的食品安全感应该更容易受到收入、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及其交互项的影响。但鉴于“民以食为天”传统思想的影响，步入小康和富裕水平的中国居民的也可能有着更高的食品消费需求，也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12］，收入水平的高低也可能对这部分群体的食品安全感存在较强的正效应。
表4的模8、9检验了收入影响在不同恩格尔系数居民中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恩格尔系数大于0.5的群体中，仅有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显著正向影响食品安全感；
而在恩格尔系数小于0.5的小康和富裕群体中，不仅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和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食品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互项在高收入分组中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于当下中国居民来说，高恩格尔系数并不一定意味着贫困。因为随着福利水平、居住环境和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52］，以及高端食品需求以及外出就餐次数的增加［45］，统计上确实会出现恩格尔系数不减反增的“反恩格尔”现象。这意味着人们的饮食消费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升级［46］，因此，高恩格尔系数群体可能更加重视食品的质量和安全，那么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提高就会通过推动食品消费升级来正向影响其食品安全感。
相比而言，虽然“高收入-低恩格尔系数”者的食品安全感会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强，但同时也会受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下移的负向调节。“高收入-低恩格尔系数”表明食品投入在消费结构中排名靠后，其他方面生活支出的压力可能导致该群体对主观经济地位认同产生焦虑，并挤压其在食品上的投入，进而引发他们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
（三）家庭孩子数量的异质性
当涉及到子女的饮食和健康时，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往往会更加显著［2］。独生子女等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国家庭结构的独特变迁，而任何家庭结构的变化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消费策略［53］。在消费规模上，有孩子的家庭会扩大食品支出，其食品消费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并挤占家庭的文娱支出［54］。在消费偏好上，育儿家庭对绿色食品的认知更高［55］，为了保障子女膳食的安全营养，他们也更愿意购买绿色和进口食品［2］。因此，在子女数量上有差异的家庭中，各主要自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表5模型10-12的结果显示：对非育儿者来说，只有中收入分组的收入水平对食品安全感有正向影响；
在1孩家庭中，核心自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而对2孩以上的家庭来说，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正向影响食品安全感，收入水平的正效应则只在中低和高收入分组显著。
表5 孩子数量的异质性
对比表明，主客观经济条件对多孩家庭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更强：首先，中低收入家庭的客观收入提升可以直接缓解其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提高消费能力，改善饮食条件，增强食品安全感。
而高收入分组的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家庭收入的流动性会受限于孩子的数量［56］，而“多孩-高收入”家庭一般也有着较高的消费需求，因此收入不稳定与高消费的生活压力的矛盾，使他们自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可能是主观认同的下移会负向调节收入对其食品安全感影响主要原因。
美好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也是十九大报告将“食品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发展重点规划，着力化解民生领域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所指。本研究基于CSS2019的调查数据，透过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变量，探讨了个体收入对食品安全感的影响。结论如下：
首先，个人收入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正向影响食品安全感。较高收入和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的人有能力也更愿意购买高价优质的食品［30］，这减少了个体与不安全食品接触的概率。根据风险感知理论，遭遇食品安全风险的低概率能够弱化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观认知，增强食品安全感。
其次，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的趋中和下降，是其负向调节收入对居民食品安全感影响的主要原因。随着新兴行业和职业的不断涌现，很多人的客观经济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但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却没有得到同步构建，所以微观层面的居民食品安全感出现了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即由客观收入与现实需求的不平衡不匹配，造成当下中国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普遍忧虑。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一、收入因素对“富忙”群体（收入高、工作时间长）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更显著，“富忙”者可以通过直接消费高价优质的食品来节约自己时间成本，以高消费换取优质安全食物的经济行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该群体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二、主观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对于高恩格尔系数群体的食品安全感；
而对于低恩格尔系数群体，客观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但主观认同的下移也会使该群体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着更复杂的思考。三、相比其他家庭，二孩以上家庭受各变量的影响最强，孩子数量直接决定父母的育儿成本，而收入提升则对家庭的食品消费的改善有着直接效益。
此外，客观收入提升对中收入群体食品安全感的影响最强，该结论在解决了内生性后依然稳健。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居民的食品安全感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饮食的品质和健康需求［12］。当下，“吃的不多，尽量吃好一点”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对食品消费的普遍共识，通过购买高品质食物和合理安排膳食，他们力图建立起一道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屏障［12］。在这个过程中，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容小觑。调查显示，中等收入群体中经常在大型超市购买食材、绿色食品、进口食品的比例分别为71%、75%和38%，而中低收入群体这一比例仅为56%、60%和16%［2］。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未来15年内数量有望翻番的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是经济增长最有力的保障［57］。
作为很多社会认同的核心人群［58］，中等收入群体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资本相对优越，更关心社会问题和自身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更多的话语权［58］，他们的社会心态和日常实践往往会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主流。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食品安全焦虑可能会逐渐蔓延为整个社会的焦虑，他们引领的食品消费的升级也会向整个社会扩散。但目前中国优质食品供给不足，消费者虽有强烈的购买需求，却又经常面临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的消费陷阱，消费体验难以得到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有较强的消费习惯的中高收入者对待消费的谨慎态度，以及地位性消费流向海外［33］，还可能会进一步带动各个群体的消费降级。
在以往引导消费升级的实践中，我们常看到加强国内市场消费的话语激励。虽然这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共鸣，但受工作、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等因素制约，以及对本土供给安全性的反思，消费者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结合本研究的结论，以下政策建议或有利于改善中国居民在食品安全感上出现“伊斯特林悖论”的现状：
第一，增强收入的稳定性、降低生活成本，保障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稳步提高。提高就业率和个税起征点，在充实居民收入来源的同时促进二次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充分释放发展红利；
稳物价、降低住房等生活成本，降低过高的生活成本对居民食品支出的挤出效应，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供给端改革，同步构建居民在富起来之后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感。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降低居住条件差异带来的地域区隔、符号区隔，进一步改善落后地区和相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环境，提高社会的高品质食品供给能力，是提高居民的主观经济地位认同，弥合食品安全感“伊斯特林悖论”的关键所在。
第三，细分消费市场，满足不同消费特征居民的异质性消费需求。加强对线上线下餐饮服务行业的监管，保障餐饮行业的饮食安全；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多孩家庭适当的政策补贴，降低其生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