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乐，王禹楠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019）的成功，拉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序幕。2021年11月5日，国家电影局印发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扶持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列为新时代电影精品战略之一。[1]中国电影市场与产业体系逐步健全，电影制作的工业基础稳步升级优化，为中国科幻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相较于“科幻电影该怎么拍”的问题，“我们可以拍什么”极大程度上会成为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在创作上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的技术革命往往会给科幻创作提供无穷无尽的灵感，甚至孕育催生出新的文化出现。回顾西方科幻电影以及科幻文化的发展历程，从赛博朋克到蒸汽朋克以及柴油朋克等各种科幻形态与科幻分支，不难发现，相关科幻作品在创作思路上与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三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当前，以5G、虚拟现实、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作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上述技术一部分已经开始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人脸识别、5G通信、无人驾驶等），一部分正处于孵化阶段（例如虚拟现实、基因技术等），还有一部分目前虽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已取得重大突破（例如量子计算与可控核聚变）。在这些新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第一梯队，而且极有可能成为这一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引领者。“第四次工业革命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将引发经济、社会和文化多个领域的变革，其影响非比寻常，我们（至今仍）几乎无法预判。”[2]35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提供了创新灵感与技术支持。进一步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极大程度上会造就一种全新的科幻形态，从而催生出一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乃至可以传播至全世界的文化浪潮。
电影方面， 1982年迪士尼公司出品了一部在观念上相当超前，然而故事却略显无趣的影片《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1982）；
同年，由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邵氏（兄弟）香港电影有限公司投资的影片《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上映发行。然而，这两部赛博朋克电影的开山之作都以票房惨淡收场。影片《电子世界争霸战》不仅创造了长达20分钟的纯电脑CG动画，开技术之先河，而且用一种独具创意的影像方式来呈现计算机内部的数字世界。影片中一个个身穿淡蓝色荧光衣服的人物角色，观众可以把他们理解成是数字世界里的程序或者代码，10多年后风靡全球的赛博朋克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其表现手法在诸多方面和这部早产的《电子世界争霸战》如出一辙。
1982年，影片《电子世界争霸战》以一种独特的影像方式来呈现数字世界，开创了赛博朋克电影中“虚拟世界”这一常见主题。影片《银翼杀手》则在诸多方面开创了赛博朋克文化的各种视觉元素和美学风格。昏暗的城市和城市上空中闪烁的巨型霓虹灯与广告牌，阴雨绵绵的街道与行色匆匆的路人，冷漠的人类与渴望人性的仿生人……这些大都成为此后诸多赛博朋克电影创作中所偏爱的元素。这两部影片也成为了赛博朋克的奠基之作。
“赛博朋克”作为一种科幻样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相伴发展。在早期赛博朋克作品中，“赛博”代表以计算机、数字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朋克”则代表一种具有挑战主流价值观的反叛精神。“高科技、低生活”是赛博朋克的典型特征，旨在展现一幅科技高度发达，而人们的生活却日益走向异化与极化的未来社会图景。反叛、危机、技术失控、来自未来的压抑，这样的赛博朋克电影始于《银翼杀手》，延续至日后的诸多科幻作品中。
与此同时，赛博朋克电影还向更多的主题进行拓展，其中既有对世界真实性的终极追问，如《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1999）等，又有对人类情感问题以及人性的触摸，如《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她》（Her，2013）、《失控玩家》（Free Guy，2021）；
既有对贫富分化问题的极致化呈现，如《极乐空间》（Elysium，2013），又有对人工智能以及科技未来的担忧和焦虑，如《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
既有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大公司垄断的反思与批判，如《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又有对于义肢等科技入侵人体的极致呈现，如《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2017）、《机械战警》（RoboCop，2014）、《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2019）；
此外，还有“烧脑游戏”的经典之作，如《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等。
回顾赛博朋克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技术革命与科幻文化相伴相生的规律。计算机和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成功刺激了科幻创作者的创作灵感，于是赛博朋克这种新的科幻样式应运而生。
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在变革社会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幻爱好者加入到赛博朋克这样一种新科幻样式的创作当中，令赛博朋克的表现形态日益丰富，创造出带有各种新奇视听效果的科幻影片。此外，赛博朋克表达的主题也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深刻问题被电影人借赛博朋克来表现和探讨，比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对世界真实性问题的终极追问等。
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孕育了赛博朋克之后，创作者开始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汲取灵感。于是，在赛博朋克诞生之后不久，便由之衍生出了“蒸汽朋克”这样一种新的科幻样式。
早期的蒸汽朋克旨在立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科技水平，创造一个平行于西方19世纪的架空世界。各种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来源的巨型机械，以及齿轮、轴承、螺旋桨、飞艇等，都成为蒸汽朋克热衷于表现的视觉元素，由此构成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格。这样一种创作思路在日后的许多美术作品和动画作品中经常见到。科幻电影如《飙风战警》（Wild Wild West，1999）、《美少女特攻队》（Sucker Punch，2011）、《掠食城市》（Mortal Engines，2018）等都可看作是蒸汽朋克的典型代表。蒸汽朋克日后的发展日益宽泛，几乎可以等同于任意一种技术复古风。从这一点上来说，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狄仁杰》等诸多古装武侠片，以及冯德伦导演的《太极》（2012）等影片，都包含了许多蒸汽朋克的元素。时至今日，蒸汽朋克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电影或者动漫的表现风格。
对医学本科生进行科研训练是医学发展的需要。巴德年院士强调“加强临床医学研究能够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学水平[6]。缺乏科研支撑的临床技术会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7]。目前医学领域存在着不少需要攻克的难题，例如许多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还不清楚[8]；
许多疾病只能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而不能根治[9]，这些都需要医学人才来从事相关的研究，才能推动医学的不断进步。因此，加强本科阶段医学生的科研训练，尽早培养他们的科研思维和技能，有利于挖掘他们的科研兴趣[10]，为培养将来致力于攻克医学难题的人才做准备。
在技术革命的发展史上，以电力和内燃机作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以蒸汽机作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之前，便基本上彻底取代了后者。如在工作效率方面，以煤炭为燃料的蒸汽机要远远落后于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所以现代城市的街道上主要交通工具是汽车而不是蒸汽机车。因此，科技水平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朋克，在想象空间上往往要大于科技水平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柴油朋克”。从广义上来说，蒸汽朋克其实包括了柴油朋克。进一步细分，在赛博朋克、蒸汽朋克之后，科幻界又乐之不疲地发明了柴油朋克、发条朋克、装饰朋克、原子朋克等各种新的标签。影片《天空上尉与明日世界》（Sky Captain and the World of Tomorrow，2004）、《钢铁苍穹》（Iron Sky，2012）中都出现了内燃机动力的各种机械装置，细分而言应该归类于柴油朋克。同时，以废土风格为主的《未来水世界》（Waterworld，1995）、《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2015）等影片，营造的是大灾难过后残存的人类文明图景，就其中的科技水平而言也应当归之于柴油朋克。
回顾西方科幻文化，众多作品在创作思路、素材选取、灵感来源等方面均与三次工业革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些科幻分支的诞生时间来说，依次是“赛博朋克”——“蒸汽朋克”——“柴油朋克”。而按照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后顺序来说，蒸汽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是蒸汽朋克，电力和内燃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是柴油朋克，计算机和互联网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应的是赛博朋克。
尽管中国的科幻电影目前尚处于初级起步阶段，但近年来源源不断的电影作品尝试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总结了经验与教训。
2019年，《上海堡垒》的票房口碑全面崩盘，表明仅仅一味照抄好莱坞科幻电影模板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是行不通的。相比之下，《疯狂的外星人》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影片试图以一种市井化喜剧的方式来解构好莱坞科幻片的类型套路，结果似乎并不为观众所接受。相对于“耍猴”这样的民间文化，21世纪的中国电影观众显然对天然带有“科学”“理性”“未来”等各种属性标签的科幻电影更具认同和期待感。在这一点上，票房口碑双丰收的《流浪地球》目前几乎是一个成功的孤例。这部电影的成功，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事实证明，用现代电影工业的制作规模，来讲述一个中国式的科幻故事，这样的影片最符合影迷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这一概念的预期，也最能够把国产科幻电影这一新样式推广至中国观众，乃至全世界的电影观众。
另一方面，中国科幻电影的边界不应该被《流浪地球》这样的“硬科幻”模式所限定，像《疯狂的外星人》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烟火气的“土科幻”今后也未必不能进行进一步的创作尝试。同时，把某些科幻元素或科幻风格融入到中国的某种类型电影当中，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泛科幻”的创作思路，源自于西方科幻文化的蒸汽朋克风格早已在中国的某些古装武侠片、神怪片中有过各种尝试。如电影《西游伏妖篇》（2017）中的红孩儿，在造型上既是一个妖怪，又像是一个弹簧机械装置的机器人；
又如影片《太极》中，创作者构想出一个西方人用来铺铁路的巨型机器，隐喻近代历史上源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对于东方农业文明的入侵。在这些电影中，武侠、神怪和科幻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这类“泛科幻”的创作思路在中外电影当中普遍存在，譬如在《星球大战》这样的好莱坞电影中，科幻、神话、玄学的边界其实也是模糊的。
近年来，一些通常不被界定为科幻片的国产电影，也开始大胆借鉴和吸收科幻电影中的各种元素。例如，在2021年春节档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其故事模式实际上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的经典科幻片《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1985）。《你好，李焕英》在改编时弱化了《回到未来》里的科幻成分，突出强化了中国化的亲情伦理叙事。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用“穿越”这样一种独具匠心的方式来表现母女亲情，极大地强化了观众的共情体验；
与此同时，广大的中国电影观众也并不认为需要苛求片中“穿越”情节的逻辑性，对电影创作的创新尝试给予了充分的包容与接纳。
另一个可圈可点的案例是追光动画推出的两部动画长片《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和《白蛇2：青蛇劫起》（2021）。两部动画片的故事原型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然而，创作者在这一次的新编版本中大胆融入了大量的赛博朋克、蒸汽朋克、废土朋克等各种科幻元素。这些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司空见惯的科幻元素和中国神话故事的超级混搭，在这两部动画片中竟能高度融合而全无违和感。《新神榜：哪吒重生》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废土风格的未来，同时引入了高科技低生活、大公司垄断等赛博朋克中的常见元素。《白蛇2：青蛇劫起》中虚构了一个废土风格的修罗城，并将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的美学风格与中国神话中的妖魔鬼怪融为一体。这两部动画长片就整体而言都是以一流的CG技术来展现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风格，同时又把来自于西方科幻电影中的各种元素融入其中，极具开创意义。
导致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发展孱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科幻电影的工业不可能超过国家的实际水平……太空科幻的发展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航天实力实际上决定了太空科幻大片的制作。”[3]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西方晚了很多年，所以在中国一直没有来得及发展出足够丰富的工业文化。如今，前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差距已经被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追赶上，以5G、虚拟现实、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作为技术突破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当下悄然发生，而且这一次的工业革命最有可能由中国来主导。较之于前三次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技术领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复杂，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必将更加深远。同时，较之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盲目发展”，学界与业界对于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体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与前瞻性，而且对其思考已经远超技术本身。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以下4项关键原则：（1）系统，而非技术：人们倾向于关注技术本身，但真正重要的是提供福祉的系统；
（2）赋能，而非支配：人们倾向于认为无法控制或引导技术变革，人类对技术影响行为的能力束手无策，但我们应当重视人类的决策和能动性，设计能够利用新技术的系统，让民众在生活中拥有更多选择、机会、自由和控制权；
（3）设计，而非放任：设计思维（特别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和理念）和系统思维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那些指引世界发展的架构，理解新技术如何塑造系统的新形态；
（4）使价值观成为特点，而非漏洞：在现实中，从初始概念到开发和部署的方式，所有技术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观。[2]12-13
中国科幻电影完全可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未来创作的资源之一，打造出既丰富多彩又别具特色的中国科幻电影文化。这里面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思路：
其一，由新技术获取灵感，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影像表现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创作可以大胆借鉴赛博朋克、蒸汽朋克以及柴油朋克等各种成熟科幻样式的创作思路。如《电子世界争霸战》《黑客帝国》这样的赛博朋克电影，以一种通俗、直观的影像形式，来表现抽象的数字和网络虚拟世界，这样的科幻创作思路很值得借鉴；
又如《飙风战警》这样的影片，创作者基于蒸汽机这样的动力系统，构建出一个各种巨型机械争鸣斗艳的平行世界；
再如《疯狂的麦克斯4》，则是基于内燃机技术创造的一个极具风格化的废土世界。
其二，基于某种或某些未来技术，构建一个科幻世界。科幻电影当然不是要客观呈现某种技术，很多经典科幻电影会从某种新技术的新奇感获取创作灵感，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本身往往会成为一部科幻电影独特的审美对象。这样的一种创作思路对于中国科幻电影来说并不陌生，在建国初期曾经有《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小太阳》（1963）这一类的电影作品问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有《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的科幻作品广为传播。但与创建一个科幻世界略有不同的是，从梁启超先生的《新中国未来记》到叶永烈先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些影响较广的科幻作品，更多倾向于表达一种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以及对于实现工业化之后美好生活的憧憬。未来的科幻电影创作可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技术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不仅可以由之构建一幅美好的未来前景，而且可以创建出一个完整的科幻世界。如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普及，必将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能源革命，清洁能源的实现会让城市的景观大为改变，甚至让移民太空、星际航行等成为可能。
其三，推演某种技术失控之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创作思路在好莱坞电影里绵延至今，如从《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到《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都折射出科幻创作者对于人类盲目发展科学技术的担忧和恐惧。而这样一种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作为卖点的科幻片，也往往更容易被普罗大众所理解和喜爱。未来的中国科幻电影既可以借鉴好莱坞科幻电影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应该警惕个别科幻电影中对于科学技术过度担忧的“反智”倾向。一部好的科幻电影在满足观众感性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引导观众建立理性的科学技术观念。在这一点上，好莱坞主导的科幻电影为我们呈现出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性过多而正面性不足，发展至今天已经有“纠偏”的必要了。
其四，由技术遐想升华至哲学层面的终极思考。以赛博朋克为例，好莱坞借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创造出《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这样的经典影片，其中包含着“我们如何能够得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2012）和《异形：契约》（Alien: Covenant，2017）这样的科幻片，在把玩各种暴力血腥的重口味场景的同时，其实还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永恒追问。假如基因技术进一步发展使人类实现了永生，恐怕所有关于生死的哲学阐述都将被重新改写，而这样的思考完全可以借由科幻电影来表达。
其五，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展现科幻电影、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研究已经不止局限于技术本身，而是把产生技术的人类社会视为是一个系统进行整体性的考量。在电影中“夹带私货”，标榜和吹捧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好莱坞科幻电影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策略。近年来，中国在高铁、特高压等基建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充分显示出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由世界各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表现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彰显。未来的中国科幻电影完全可以作为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的表达媒介。
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陷入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怪圈，这种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反映在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中。如在《时间规划局》（In Time，2011）、《极乐空间》（Elysium，2013）等科幻片中，用空间隔离的方法将穷人和富人彻底分开；
在《牛仔与外星人》（Cowboys & Aliens，2011）、《遗落战境》（Oblivion，2013）等外星人入侵地球题材的科幻片中，用疯狂掠夺地球资源的外星人来隐喻西方国家的移民危机，以及折射西方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崛起的焦虑；
在《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等赛博朋克电影中，垄断公司用虚拟世界来给穷人提供一种想象性满足，从而持续不断地榨取社会财富。作为对比，当下中国有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未来的财富增长，同时，我们又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财富的合理分配。有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保障，才有共同富裕作为我们未来的发展理念。社会极化、贫富分化等问题可以成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创作素材，同样地，技术革命、共同富裕等也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科幻电影的思想资源。
其六，深入挖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文化以及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流浪地球》中展现的面对灾难组织几百万人规模的营救行动，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一起自救等情节，既体现出中国人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又自然而然地传播了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中国科幻电影未来所能做的还可以更多。如可以尝试将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相结合，构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幻世界，进一步深入推演科幻故事。又如，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同样可以给未来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提供灵感，这一点可以和《星际迷航》中的“星际联邦”相对照。在《星际迷航》数百集的剧集和十几部的电影中，制作者创建了“星际联邦”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文明。按其设定，星际联邦由银河系各个不同的文明组成，联盟成员探索银河系未知地带的动力源于人类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和作为星际联邦成员的荣誉感，以及对于星际联邦倡导的以平等、尊重为核心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价值观的捍卫。《星际迷航》中 “最高指导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凡星际舰队成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一有知觉并居住于有正常文化发展且拥有自我慎思能力的环境下之外星种族生活与文化发展，前述之干涉行为包括将高等知识、力量、科技引进至向无能力和先进智慧掌控其发展之世界。[4]这样的构想乍看上去固然美好，但如今已经日益走入西方文化中“政治正确”的死胡同，变得了无趣味。相比之下，倘若我们能参考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思想，构想一种未来星际文明的新形态，很可能会有趣的多，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也自然浸润其中。事实证明，无论是展现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还是表达某种抽象的价值观，科幻电影都是一个极佳的载体。未来的中国科幻电影在这方面将大有所为。
当然，科幻电影的创作来源并不仅限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本文提到的仅仅只是未来中国科幻电影的种种可能性。总之，新的技术革命完全有可能在当今中国催生出新的科幻文化，而中国未来的科幻电影恰是承载和表现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的最佳载体。未来的中国科幻电影完全可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创作的资源之一。创造者既可以借鉴西方科幻电影的创作思路，又可以融入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观，从而打造出既丰富多彩又别具特色的中国科幻电影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5]同样，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一次中国科幻电影的盛世绽放，也更加接近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盛世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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