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才圣 宋 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300年间，国际关系发展的制度性特点就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建立了维系欧洲和平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着欧洲体系向全球扩张，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勃兴，人员的往来、经济的交融以及资本的流通，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剧烈互动，列强之间的争夺和矛盾的加剧导致国际冲突频发、战争不断。为了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规范列强之间的行为，国际社会需要建立某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加以规范、约束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以实现彼此的安全利益。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发生着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在国际权力转移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日益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文化安全问题。由于地缘、民族、宗教等因素，这种文化安全威胁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严峻。
百余年的外患内乱及虚弱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成为国际安全机制建设的“迟到者”，这直接造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国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核心意涵，即追求“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安全是二战前中国最主要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重视加入国际机制以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希望以此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1952年7月13日，中国承认了1925年签订的《关于禁止使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国际安全合作机制。除此之外，还积极申请加入或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由于冷战对抗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加之以西方大国为基础建立和掌控的国际机制对中国横加干涉，中国加入国际机制的热情减弱，只加入了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例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活动；
另一方面，拒绝承认或加入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甚至可以说，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国际机制的“革命者”。在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游离于国际机制之外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有必然关系。195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只有10亿美元,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9.8%。(1)隆国强：《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11期，第24-27页。这说明此时中国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世界经济、海外利益、多边合作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衰弱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经济体系关系的疏远是中国早期抵制参与国际机制的重要原因。作为国际安全机制的迟到者，也因国家安全问题爆发过多次武装冲突，这种局面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才逐渐得以改变。
此后至冷战结束，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部分加入国际机制。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意味着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本解决了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对中国的威胁逐步降低。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改变了中国对外战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加入多边经济合作表现出浓厚兴趣，急需这些国际合作机制为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中国对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态度由“否定性的批判转为建设性的逐步参与”。(2)鲁毅：《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69页。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中国于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1983年起开始参与联合国主导的裁军会议；
并明确指出，“广泛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努力增进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3)金鑫：《关于开拓新世纪我国多边外交工作的几点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36-41页。在中国积极加入国际合作机制的同时，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GDP由1978年世界排名第15位迅速跃升为1980年的第7位。经济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为中国经济安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安全机制的关键因素。虽然传统安全对中国的威胁程度有所降低，但冷战后日益严峻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则不断上升。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有因果关系。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迅速拉近，西方大国拥有丰富的赢得冷战的经验以及核战争相互摧毁的恐怖后果，深知难以通过传统的武力方式实现自己的霸权目的，而“不见硝烟”文化渗透的和平演变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更佳的选择。正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炫耀道：“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4)[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61页。西方企图输出价值观、意识形态亦或统称为西式文化，希冀赢得冷战胜利的“光辉业绩”在中国重演，再次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新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文化战略使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日趋严峻，特别是文化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经研究证实：在全球化时代，加入或建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减轻西方大国的战略压力，中国积极、主动地加入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对国际上取得高度共识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高度赞成并积极参与以减轻中国的战略压力。1990年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4年参与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机制等。第二，积极参与建设国际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作用。1991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等。
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激烈变化，在国际社会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日益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攻势，更恶化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态势，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国际格局又处在激烈的变化中，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不但积极加入而且开始迈向创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之路。按照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国际权力是一常量，一国的崛起必定导致他国国际权力的减少。众所周知，维护和巩固霸权行为是霸权国的唯一嗜好。在中国快速崛起之时，美国的“重返东南亚”“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相继登场，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相当明显。守成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会不会陷入爆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如何在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再次成为研究层面和现实层面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表明中国已完全融入国际体系。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吸引外资为1 239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输入国，(5)王水平编著：《商务发展战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这些成就为中国加入国际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应对全球性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性共同安全问题增多，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意味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全人类的威胁大幅度增加。中国开始对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理念，“随着卷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中国对主权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即从绝对排他不可分割的主权转向有限度的主权；
在处理共同问题的时候，主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而成为共享的”。(6)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4页。新安全观就是在此背景下的结晶，从此中国跨入全面参与或建构国际安全合作与机制建设进程。
边疆民族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一言以蔽之，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攸关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新疆扼守中国西北大门，是“陆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是沟通东西方的要冲、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西藏镇守中国西南大门；
内蒙古守护着中国北大门；
云南和广西等省份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和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7)袁伟彦：《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效应：内涵、方法与研究框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3-73页。也是维护中国大西南地区国家安全的堡垒。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关系又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诱因，一直是境外势力觊觎的对象，而国际格局变化更恶化了该地区的安全形势。
20世纪80-90年代是国际格局突变的年代，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由盛转衰最终解体，此后国际社会就生活在以美国为霸主的单极体系中。正如前文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不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还恶化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在发展经济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过程中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初较宽松政策的大环境下，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利用报刊、电台、音像制品、文学作品、文艺演出、讲课、写作著书等形式，宣扬分裂思想，传播民族仇恨，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1989年，“全疆私办经文学校共有938所，学员已超过万人”。(8)陈超：《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3-94页。这些私办的经文学校是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势力以图书、传媒等方式向未成年人、宗教信徒鼓吹“双泛”思想、煽动宗教狂热、制造民族仇恨，达到培养信徒的目的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年间全疆共收缴煽动分裂的印刷品上百万册。……在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即查获录音带、录像带一万多盒，仅和田地区即收缴三十多万(册)盒。”(9)陈超：《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3-94页。这股分裂国家、鼓吹“双泛”邪恶思想的毒素染指至新疆部分高校、中专甚至是中学，大专院校是“双泛”思想染指的重灾区，致使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西藏，“文革”后西藏的文化安全形势如同新疆一样严峻，中央政府一方面拨乱反正，落实相关政策，从而激发了藏区民众在“文革”期间被压抑或潜伏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
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更加怀柔的治藏政策。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分裂分子与境外外国反华势力相勾结，“从1987年开始，加紧了策划藏区骚乱和‘西藏问题’国际化进程”，(10)胡仕胜、翟源静：《新疆、西藏民族分裂问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第128页。并“与新疆分裂势力‘东突’和内蒙古的分裂势力勾结，鼓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脱离中国”。(11)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分子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问题”上拥有较强的话语权，“本质上是分裂主权的‘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日益被视为世界观问题、价值观问题，尤其细化为涉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人权’‘文化’，甚至‘环保’等问题”。(12)胡仕胜、翟源静：《新疆、西藏民族分裂问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第136页。随着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的快速崛起，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导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21世纪以来，美国自持文化强国的优势，加紧对中国推行文化战略。2010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学术界发出“中美关系正逼近临界点”的惊呼。这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整体实力正在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政治学界有一共识，即当今世界仍然处于美国“单极体系”中，国际权力只是在转移之中，“在体系的变革时期，结构性制约减弱，国家文化力量常常压倒结构性因素，成为国家选择行为的主要动力”。(13)赵景芳：《美国战略文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57页。由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复杂性、敏感性，所以它一直是美国文化战略的关键地区。“美国之音”开设“自由亚洲之声”的维吾尔族语和哈萨克斯族语电台，专门针对中国新疆地区广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西方敌对势力与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在境外组织出版了多种文字的反动书籍和报刊，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圣战’和煽动民族分裂的材料，建立了5个针对新疆听众进行反动宣传的广播电台和维语播音室，录制了大量的音像制品，并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反动宣传。”(14)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则加强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工作，于2004年炮制出“新疆工程(Xinjiang Project)”，杜撰“新疆是中国殖民地论”“东突厥斯坦的自由和独立论”，鼓吹为“东突厥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在新疆挑起动乱给相关人员分发武器和资金。(15)Freaderick Starr，Xinjiang:China’s Muslim Borderland,New York:Lond England,2004， p.127.“西藏问题”的产生“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与西藏上层的分裂情结，整个‘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则离不开国际反共反华势力的鼓噪，离不开民族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16)胡仕胜、翟源静：《新疆、西藏民族分裂问题》，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第98页。“西藏问题”以新中国成立为界，之前受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之后由美国接手操盘，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总之，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利用电台、报刊对“东突”分裂活动扩大宣传，造谣惑众，歪曲事实真相；
另一方面通过旅游、留学、探亲、投寄书刊信件等方式对新疆进行非法渗透。无论是“双泛”思想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问题主要是“输入性”的文化安全问题。换句话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虽各具特色，但都属于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和谐局面。在国际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在西方强国文化战略的布局里，“双泛”思想、宗教极端主义、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纷纷涌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是境外文化侵入的重灾区。这不是正常的文化交流和交汇现象，而是境外势力目的性极强的“文化入侵”战略的一部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基因那就无所谓是民族或国家，民族或国家都由于有自己的文化而得以建构。境外势力的文化输入其目的就是要从文化源头上销蚀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和谐局面，消解中华民族存在的文化根基。不可否认，境外文化的强势侵入，对中国主流文化有一定的解构作用，扰乱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和谐局面。在国际格局变化的背景之下，西方更加强化推行其“文化战略”，这将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
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权力的转移昭示着西方世界的整体衰落。在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对外关系越来越突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美国历史虽然不长，但对外文化战略成果丰硕。一战后，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曾一语道破天机说：“战争爆发时，首先牺牲的就是真相”，(17)[日]渡边靖：《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金琮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24页。这是美国正式探索对外文化战略的第一步。二战期间，美国成立了外国情报局(Agency for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情报协调局(COI)、战略情报局(OSS)等机构专门负责对对外文化进行宣传工作，加强文化输出。冷战期间，美国成立了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OIC)并通过了《富布莱特法案》，强调“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目的，但美国应该立足长远，重视开展以长远利益为目标文化教育交流活动”。(18)[日]渡边靖：《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金琮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8页。总之，无论是战前的情报局还是冷战后的美国新闻署，所追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化’的幌子”。(19)[日]渡边靖：《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金琮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8页。这种通过文化输出实现霸权的企图在后冷战时代更加明显。对中国而言，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化安全的维护。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通讯技术的日益普及，境内外的分裂势力将加大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和破坏以及分裂活动。
(一)坚守以联合国为中心，强化全球层面的国际安全合作
为结束无休止的国际冲突，国际社会希望能以集体安全的方式，建立类似“国家政府”功能的国际组织从而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其宗旨的第一句话就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现实主义理论有其生存的土壤。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博弈之间，学术界有“当今国际社会的双头政治：美国与联合国”(20)张胜军：《试论当今国际社会的双头政治:美国与联合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38-44+5页。之说。这种双头政治在冷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社会按照“大国一致”原则，对国际安全、集体安全的积极追求所创立的最重要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其主要职能体现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层面上，通过提供和平解决冲突的机制以实现国际秩序稳定。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加之冷战美苏的激烈对抗，美国逐渐意识到难以利用联合国输出它的价值观和维护美国霸权，因此，美国与联合国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和地位上升，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有一定约束作用。为摆脱束缚，美国越发重视北约等国际组织，“抓住联合国亟需改革的契机，力图将联合国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为其建立单极霸权体系服务”，(21)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企图用美国价值观塑造世界，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科索沃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军事打击。“9·11”事件后，美国将“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严重腐蚀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更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绝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相互依赖性促使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合作。通过研究联合国发展史不难发现，在军控、裁军、战后重建以及国际援助等方面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安全做出过巨大贡献，是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代表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期冀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是从“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对立的发展趋势”。(22)张胜军：《试论当今国际社会的双头政治:美国与联合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38-44+5页。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始终以维护其霸权为目标，凡是有损美国利益，影响其全球霸权的行为都会遭受制裁或打击。这种霸权思维下的现有国际体系必须进行调整、改革和提高，以促进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因此，中国倡议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无不深切因应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再次强调与申明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更加有利于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有望从根本上实现世界各国合作互利共赢之宗旨与追求，更加突出世界的安全而不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绝对安全。
(二)拓宽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维护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
两极体系崩溃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陷入“信仰真空”和思想文化的纷乱，特别是中亚地区。被冷战所掩盖的诸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生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苏联解体而逐渐迸发出来，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沉渣泛起，掀起一股撬动中亚地区稳定的恶浪。美国“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利用中国西北边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采取极力分化瓦解中国的策略”。(23)余潇枫：《边疆安全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的地区安全威胁的区域化表明，安全威胁不仅源于区域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任何国家不能独善其身，安全威胁的扩散效应促使本区域所有国家超越现实主义的自助安全行为模式转而寻求以安全合作的方式消除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上合组织的核心区是中亚，最主要功能是安全领域。安全合作是基础，面对中亚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态势的新特点需要拓展其功能，需要进一步夯实安全合作的根基。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发展到上合组织，从早期建立军事互信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再到开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签署了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安全合作条约，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虽说上合组织或许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国际组织，但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空间范围巨大、成员国内部差异相当明显、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以及文化多样性决定了上合组织的整合程度与对外关系。在安全领域，上合组织已建立联合军演、联合反恐和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立下汗马功劳。从理论上讲，随着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合作功能会有“外溢”现象。上合组织功能从专事安全合作“外溢”到经济文化领域，诚如兰州大学杨恕教授所言：上合组织“是一个综合性功能的组织，但安全和经济是它的两个基本功能，是它的两个轮子”。(24)杨恕、王琰：《论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特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49-55页。但是，经济合作明显滞后于安全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重心的空间差距无疑加重了经济整合能力，势必会制约上合组织功能的发挥和整合。因此，加速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积极推进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夯实合作根基，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功能齐备的国际合作组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有责任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一方面必须加强和完善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特别是完善经济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已经建立国家元首会晤机制、常设秘书处等机构，需要完善甚至建设常设性经济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加强“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实现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外溢”功能，为遏制境外和西方的文化入侵，打击“三股分裂势力”，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三)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中国南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
东南亚连接三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相连的“十字路口”。东南亚险要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大国的垂涎之所，安全考量一直是东南亚的“心腹之患”，而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更恶化了东南亚的安全生态。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仅印度尼西亚就有100多个民族，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老挝有近70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化、边界的冲突、民族的矛盾、种族的纠纷、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文化的相左，一直扰动着东南亚地区文化安全的敏感神经。
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主要是经贸领域，对安全合作尚不够深入。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常化开启了双边关系火热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与东盟在走过十年黄金期之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开始迈向更加辉煌的钻石十年。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大大滞后于辉煌的经贸合作。冷战后，传统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降低了，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骤然上升，中国—东盟区域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民族宗教复杂，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灾区。从理论上看，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地区安全合作。事实上，中国于1994年加入亚太地区唯一的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从实践层面全面开启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
2004年，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5年，中国参与了讨论东盟地区论坛主持的《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2015-2016年工作计划(草案)》等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目前，在亚太地区理论上建立了“以东盟为主导，‘10+1’为基础，‘10+3’为主渠道(核心)，东盟峰会(外围)为重要补充的‘开放灵活，多元并存’的东亚‘同心圆’区域合作机制”。(25)张才圣：《新形势下中国—东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501-505页。虽然已经建立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峰会、东亚峰会、中国与东盟防务与安全对话等多边安全机制，但是美日等域外大国纷纷介入东南亚，企图通过诸如“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四方机制”(美、日、印、澳)、“AUKUS联盟”(美、英、澳)等国际机制消解“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此外，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由于各自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程度不同，对东盟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态度也有较大的差异。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和老挝，高度警惕政治文化安全；
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对东南亚传统温和的伊斯兰文化“极端化”高度关注；
缅甸、新加坡、菲律宾似乎不太重视反恐和反恐国际合作。中国和东盟在安全合作的实践上，“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性安全合作机制并未能成为东南亚主导性的安全机制，该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模式并存之局面”。(26)韦红：《东盟安全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27-34页。这些妥协下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并不能完全发挥维护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功能。鉴于此，中国应加强‘10+1’(东盟+中国)和‘10+3’(东盟+中日韩)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促使这些国际合作机制从以经济合作为主“外溢”到安全合作领域，加强东盟国家和中国共同面对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中国与东盟区域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前提之一。在2013年中国召开的周边外交会议上，确立了“亲、诚、惠、容”的外交方针，但实现睦邻、安邻、富邻并非易事且充满挑战：一是中国-东盟之间虽有多种安全合作机制，但在中国快速崛起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域外大国强势介入东南亚，这些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不足以担负起维护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重任；
二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以及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仍然会引起海上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隐忧，甚至是敌视；
三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日本的“民主价值观外交”、印度的“东向政策”等域外国家战略齐聚东南亚，打破了南海原有的平静，严重制约了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合作进程，致使中国推动与东盟整体发展面临诸多障碍。澜湄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重塑中国-东盟地区秩序以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实现了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目的。
安全与政治合作是澜湄合作机制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必须夯实澜湄合作机制。自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由黄金十年过渡到钻石十年，但再密切、再辉煌的经济合作也不能彻底解决安全和政治问题，中国的“周边外交出现了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27)全毅：《中国—东盟澜湄合作机制建设背景及重要意义》，《国际贸易》2016年第8期，第29-34页。中国应该完善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思维，平衡陆上东南亚国家对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诉求，将“澜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根植于陆上东南亚民众的心中，将共同维护“政治安全”作为区域安全合作的最重要的内容。
(四)建构单一功能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实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
面对日益严峻的文化安全威胁，针对当前复杂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中国还需积极构建以单一安全问题为中心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这种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以某个单一的安全问题为合作对象，合作方地位平等，没有主导国。如：针对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安全问题，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实施联合巡逻，情报共享安全合作机制等；
为共同应对和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问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签署了《促进反恐和相互行动的全面协议》；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签署了反恐《共同保障安全谅解备忘录》等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此推论，鉴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问题，也需要构建以文化安全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随着美国进一步提高意识形态输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和老挝，“还是有一定的改旗易帜的社会基础的，加上欧美一些反共势力的支持煽动，确实面临颜色革命的严峻挑战”。(28)古小松：《越南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经验与挑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第12-20页。相似的文化安全威胁同样发生在柬埔寨。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中国、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以及柬埔寨可以加强安全合作，创建政治文化安全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彼此的政治文化安全。
在宗教文化安全问题上，从西方国家对外文化渗透的路径来看，主要选择偏远边疆民族地区和传统文化保护较弱地区，以基督教为工具对文化程度较低且生活相对贫困的跨境民族群体进行宗教渗透、培育民族分裂势力。近年来，美越关系升温为西方文化在东南亚的渗透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受其影响，东南亚北部地区成为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地区。天主教、基督教在东南亚北部地区发展迅速，越南有将近30%、约2 000万人口信仰各种宗教，以致与越南山水相连的中国南部边疆省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众数量逐年增加。(29)李俊清、谢尚果、卢小平：《推进广西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47页。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安全问题越发具有国际性、政治性、宗教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例如：越南北部的赫蒙族(在中国称为苗族)主要聚居在越南、老挝和中国南部边疆民族地区，美国利用宗教文化问题，支持越南北部信仰天主教的赫蒙族建立独立“赫蒙共和国”；
在泰国东部设置苗语广播电台，号召中国与东南亚边境的苗族“为独立自治而斗争”。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宗教为工具、以民族为载体，以巩固霸权为目标，其宗教文化的侵入扰乱了中越等东南亚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生态平衡，制约了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发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动荡，成为威胁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及影响中国南部宗教生态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域外宗教文化的大肆侵入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需要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开展宗教文化安全的国际合作，建构宗教文化安全合作机制以应对共同的文化安全威胁。
综上所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是多因素整合下的结果，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大国的文化霸权、域外极端宗教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导致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关键因素。因此，为维护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需要积极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参与或建构各种安全合作机制，才能有效降低中国边疆民族文化安全的威胁程度以达到维护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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