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汉，陈伯安
对于历史城市空间和历史遗存的保护，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外国更偏向于对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的保护，而我国则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在4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这一中国智慧丰富了世界历史城市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为快速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借鉴的样板和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1]，这也为新时代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2022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杨保军总经济师发表题为《名城保护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报告，回顾了名城保护制度创立40周年以来，保护制度日臻完善、保护理念与时俱进、保护力量不断创新、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经验日趋丰富的历史成就[2]。成绩来之不易，名城保护事业能有今天的良好局面得益于侯仁之、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王景慧、阮仪三等前辈们的开创、奠基和来自名城保护工作者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不懈的努力和实践。前辈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正走向兴旺。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行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旧城改造是名城政府两个相互交织、空间重合的重要任务。虽然欧洲城市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在速度和强度上与我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加上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影响、西方现代建筑的冲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1.1 名城保护与旧城改造从对立走向统一
早在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确立以前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见缝插针建工厂，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做法使得古城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大量古城内的空地被占用，过密的人口加上年久失修的建筑，让古城面临旧城改造的巨大压力。
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的大拆大建，古城内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建筑密度增加变得更加拥挤。尽管存在整体保护古城的呼声，但高楼和宽马路已经让古城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名城保护与旧城改造被完全对立起来。有的地方领导甚至排斥名城保护，谁要提名城保护，谁就是不顾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有的地方领导把拆真建假的改造当作名城保护，还错误解读《奈良宣言》作为护身符，认为《威尼斯宪章》和其他保护历史城区的宪章都过时了。
2008年国务院及时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依法开展了几次全国名城大检查，被批评的名城进行了整改，引起了其他名城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央层面已经形成了以三法、两条例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地方层面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和法规，如江西省住建厅印发了在棚户区改造中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通知，越来越多的名城采取了保护与更新相结合的方式。其他相关部门、相关专项的配套设置，如1997年设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国家专项资金，也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0 1 7 年，北京总规批复提出“老城不能再拆了”。北京市政府提出了疏解老城功能、改善居住环境、保护胡同与四合院的目标，陆续公布和扩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数量和范围。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考察时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3]，住建部也出台了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的文件，推动历史文化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各地的旧城改造模式从“拆改留”走向“留改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也在保护修缮的同时逐步更新设施，提高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旧城改造与名城保护从完全对立走向协调统一。
1.2 名城保护从不完善到体系成熟
名城保护开始只是保护重要的文物古迹，后来发展到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形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区3个层次的保护体系[4]。
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文保单位的保护是对具有突出历史价值遗存的重点保护，是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开端，但是其忽略了历史城市的整体性价值。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要遵照“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的原则，尽量保存历史遗存的原物，重点突出整体风貌特色的保护，保护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坚持居民参与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5]。
历史城区的保护与更新，要遵循“延续风貌”的原则，既要使名城的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要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它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6]。
历史建筑是对文物建筑保护的深化，对有价值的建筑外观和构建按照文物保护进行修缮，内部可以有更多的利用方式，可以结合新的功能增加现代化设施，从而让传统民居和老字号店铺以历史建筑的方式纳入保护体系[7]。
除了名城、街区、文保单位之外，大量的古镇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按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式得到保护和新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以文化促进乡村振兴，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40年来，在学界和一线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名城保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了深入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恒与变、真与伪、整体性保护等理论问题上一直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2.1 名城保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键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问题：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认识不到位，就不会花力气去研究技术、方法解决保护当中遇到的困难，技术和方法的缺失又会反过来影响领导的认识和决策。
名城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对名城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是名城价值和名城特色的认定。国务院1982年批准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中就阐明了保护的目的和意义。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确立和保护，对于我们继承悠久的文化遗产、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也提出了价值认定的要求，名城保护规划对名城的价值和载体认真进行了梳理。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以来就初步形成了系统而有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和管理制度，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有因有革，延续至今，对今天的城市建设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合法依规的礼法思想，“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整体和谐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观、系统的整体思维方法及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城邑文明是华夏空间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即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城邑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充满理想化的天下观念。《周礼》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以城邑为据点的天下空间治理模式，以礼法为序的城市规划观念从此延续至今，如唐长安城、宋汴梁城和元大都的规划布局（图1）。
图1 唐长安城、宋汴梁城和元大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2.2 名城保护的恒与变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存在着变与不变的哲学问题。无论是古建筑、建筑群体，还是城市格局，都是为适应当时的历史情况而建的。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筑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或者，在变化的生活中，如何处理好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开辟新区，保护古城，是从战略上处理名城保护与发展变化的关系。保护外观，改善内部，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是对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变与不变的处理办法，有利于处理好文化保护传承和民生改善的关系[8]。总之要遵循以遗产保护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处理好恒与变的辩证关系。
2.3 名城保护的真与伪
什么是真实性？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如何界定？真实性还是原真性？对这些问题，王景慧、阮仪三、郭旃、赵中枢等学者都有很好的论述[9-11]。
首先，文物古迹保护和旅游景点建设要加以区别，不能把景点建设与文物保护混为一谈。我们要坚持底线，不能拆真建假。真实性不仅是文物古迹保护的价值观，而且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拆真建假”破坏了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即便创造了旅游商业价值，但城市的历史价值这一不可再生的资源却丧失了。
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建筑就有毁了再建的传统，但是现代的历史文化保护理念只是近100年的事情。真实性、完整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许多历史保护区内的民居和我们的民居一样是砖木结构，可以保护修缮外观，内部增加厨房和卫生间，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我们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对于历史城区延续风貌的区域，风貌协调允许新的建筑采用传统的方式，鼓励传承中创新，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新建筑。
2.4 整体保护不是保护整体
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在于它的整体价值。梁思成先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北京有着整体的格局、风貌和秩序。北京等都城建设强调轴线、以方格网街道系统为主、按完整规划兴建。中国古代城市规整的里坊，方正宽阔的街道网，重点突出的宫城、官署、钟鼓楼等，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殊面貌。英国李约瑟教授讲到从外国传进来的塔，“虽然远离有特征的建筑造型整体，但仍和整个规划的景观有联系，因为在中国不会有和整体无联系的东西”[12]。因此，整体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想。然而，正如前述，除平遥、丽江外，旧城改造的破坏使得大多数古城整体已不完整。
整体保护，就是要保护名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不改变与之相关的景观环境。对于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城区要采用不同的保护更新方法。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了对传统格局的保护要求，划定了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古迹和视线通廊，确定了历史文化街区以外的城区高度控制要求（图2）。
图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
40年来，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体系，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技术体系，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传承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3.1 科学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当前，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存在价值展示不足、空间整体性保护不够、保护传承方法不当等突出问题，许多具有保护价值的遗产未被纳入保护体系。2021年9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文件要求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并要求到2035年，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如何做到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笔者认为，省、市层面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应当包括梳理价值展示体系、规划空间传承体系、构建保护传承方法体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4个方面。价值展示体系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核心内容。空间传承体系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空间保障。保护传承方法体系是管理有效的重要理论基础。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完善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管理有效、有力的根本保障。
3.2 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技术体系
历史文化街区是我国名城历史遗存最集中、风貌特色最完整的地区。我们在全国历史文化街区调查评估当中发现，由于认识问题或技术方法问题，历史街区屡遭破坏，传统风貌、人居环境、动态管理机制都亟待改善。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建筑功能劣化、传统风貌破坏、基础设施陈旧、展示利用落后、监督管理滞后”等关键问题，住建部和科技部将其列入“十四五”规划课题，希望构建一套国家和城市两级联动一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评估、监测、保护、利用、展示技术体系。
3.3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我们要建立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历史建筑等的数据库，构建国家—省市联动的数据更新和监管平台。我们要综合利用大数据、AI、VR等新技术，采用视觉高精地图、场景虚拟视点合成、视觉定位与运动跟踪技术，构建高精高效、低成本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虚拟增强现实展示技术，实现文化综合展示与互动体验。
3.4 传承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我国独创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宣传好名城这一伟大财富。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经历的40年，是历史文化价值保护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40年，是文化保护理论和实践取得优越成绩的40年，也是中国向世界文化保护工作输送经验与智慧的40年。40年来，我们对历史文化保护内涵的认知更加丰富、价值认知更加全面、方法掌握更加全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多元化。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我们要正视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掘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的不足并加以反思，汇总在经验认知和实践方法上的成就。展望未来，要进一步明确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继续深刻讨论历史文化保护中恒与变、真与伪、整体和局部等观念和矛盾，健全历史文化保护理论，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更全面地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保护方法，促进学科融合，令保护更加科学和高效。进一步完善保护制度的执行与监管，让历史文化保护措施切实落地。以历史文化名城为载体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也是我们向后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需要我们去更认真地加以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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