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空军飞行员生活事件、应对方式、自我和谐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其心理咨询和治疗提供支持。方法运用整群抽样方法,采用自我和谐量表、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对260名空军飞行员进行测评。结果 ①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状况较好,自我和谐总分低分者占72.57%。②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组空军飞行员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分量表分及自我和谐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674,P 1.2 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2]101-106、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2]120-122、自我和谐量表(SCCS)[2]314-317作为测评工具。LES含有48条生活事件,涉及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社交及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LES总分越高,反映被试承受精神压力越大。TCSQ共有20个条目,为1～5级评分,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SCCS共有35个项目,为1～5级评分。包含“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3个因子。“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包括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主要反映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自我的刻板性”主要反映个人较为古板、僵化,不能根据事情的变化作出一定的改变。“自我的灵活性”则与“自我的刻板性”相反。最后分别计算被试3个分量表分及总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自我和谐程度越低。全部测验在规定的时间内由被试在计算机上独立完成,由心理科工作人员主持,测验完成后对测得的结果进行审核和整理。数据采用SPSS 16.0和AMOS 7.0进行统计处理,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AMOS路径分析。
2结果
2.1空军飞行员自我和谐测评总体情况根据各分量表分为其所包含的项目分直接相加和把“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记分,再与其他两个分量表分相加得总分的规则,237名空军飞行员总分平均为(65.84±15.17)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平均分为(37.11±10.04)分,“自我的灵活性”平均分为(49.68±5.73)分,“自我的刻板性”平均分为(18.51±4.29)分。根据段建华以低于74分为低分组,75～102分为中间组,103分以上为高分组进行划分[2]314-317。各组人数及其所占百分比结果(表1)。
表2～3显示飞行员高龄者、已婚者自我和谐水平趋于降低。可能与年长者、已婚者面临家庭、社会的应激事件多有关,如子女上学教育问题、赡养老人问题、夫妻情感问题、住房问题、晋升问题、转业退休问题等,易导致其自我和谐程度较低。另外,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处理应激事件的方法和态度,可能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在重视整体飞行员心理健康与自我和谐水平的同时,要更关注年龄较大、已婚者。至于表4中所揭示的随着总飞行时间的增加,其自我和谐水平趋于下降,则是因为总飞行时间与年龄属正相关,事实上是年龄因素所致。
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应对方式会对其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产生重大的影响[13]。从表5可见,飞行员日常生活中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促进其自我和谐,而消极应对则对自我和谐存在不利影响。这一结果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4,9-10,14-16]。
从表6可见,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已明显减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