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供给不足，还是由于需求过旺，是由于收费价格过高，还是由于患者没钱看病。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成因，要多方面进行剖析。就提供医疗服务的供方（包括各级医疗机构和药店）而言，“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矛盾的焦点更多的通过医院的医疗服务表现出来。尽管患者就医通过医院，付费也在医院进行，但医院承载着的是多个部门的功能叠加，覆盖了多个行业。比如药品和医疗设备等都是医院购自生产厂家，医院只是个终端，只是实现医患双方供需交换的场所。单纯将“看病难看病贵”现象都归结到医院是不公平的，其实质必须从医患这两大供需双方加以理性的全面的综合剖析，单靠医院自身无法解决。
一、 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
1、政府投入不足
根据测算，1980~2001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36%下降到约15%，社会卫生支出的份额也由44%下降到24。5%，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此期间则由23%上升为66。6%。“六五”期间政府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了3。1%，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一个医院的营运费用只能从两个渠道获得：即国家和个人。如果国家只承担其中的5%~10%，那么剩余的90%多毫无疑问就要取自患者。要想从机制入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顽疾，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在医疗费用负担的结构上国家就应该增加投入比例。
2、政策性缺陷凸显不良基因
首先从目前我国对医院的补偿机制入手，对医疗服务层面进行分析。据
相关报道，目前公立医院数量约占我国医院总数的85℅以上。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国家对医院的补偿机制由全额补助、差额补助、部分项目补助、逐渐过渡到医院自身向市场提供医疗服务以获取收入。在此渐变的过程中，来自国家的投入由过去占医院经费的绝大部分，逐渐递减到现在的5%~10%。但这并未意味着中国医院早已进入市场化动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通过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定价对医院进行控制，各种医疗服务的价格不是由医院，而是国家相关部门核定，医院只能在国家允许的定价范围内提供医疗服务。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在医疗服务提供上遵循市场法则，患者可自主选择医院，就医过程就是患者购买医院医疗服务的过程；
但在价格收费上却是施行计划控制，限制了医院的自主定价。这一政策机制导致了医院不断追大求全，希望以更先进的设备、更权威的医师，更完善的环境赢得更多就医人群。国家对公立医疗机构经费投入的逐年降低，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也无从调动和推动医院的机制转型。在国家不断减少对公立医院的投入的同时，医院则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收费项目，以获取自身经费来源。这一医院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无疑是医院向患难者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一个诱因。
其次是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长期以来，国家允许医院以批发价进药，以零售价出售给患者，赚取其中15%的合法批零差价。这是由国家制定的、替代国家直接补助不足而给予医院的政策性补偿。药卖的越多，比例分成就越多。在此补偿机制下，医院受利益驱使必然会多开药开贵药。这一现象仅靠加强管理同样无法根治。尽管现在有些医院能将药品收入比控制在45%左右的较好水平，却很难再低，否则将影响其生存。现行补偿机制同样诱使医院在药物使用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医院医疗技术服务收费过低。医院的主角是医生，医生医术的高低决定诊疗效果。但长期以来，中国医师的工资标准等同于一般事业单位职工，忽视了国际公认的医生高风险和较高报酬的职业特点，医疗服务的技术收费始终遭到抑制，住院费、医疗处轩费、诊断费、手术费等标准过低，挂号费就值一根冰棍钱。在医疗收费的4 大组成部分中，药品收入至少占总收入的50%~60%，医疗仪器检验收费约占20%~30%，医生医疗技术服务收费约占10%~15%，国家补助约5%。其中居决定位置的无疑是药品和仪器设备的检查收入，“医院收入的80%由这两块物质形态构成的项目实现。”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组合，直接导致了看病贵的现状。
3、药价虚高，政府政策不力
就供方而言，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药品，医院的药品基本上购自药厂。“中国的药价虚高使四方受益，一方受损。”高利润首先对制药企业有利。规模小数量多的国内制药企业还能生存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价带来的高利润；
其次流通领域有利，众多药厂不可能实行药品自销，这就需要更多的中间环节；
第三，医院受益；
现行补偿机制允许医院实行药品加价提层；
第四；
获取更多税收，国家财政收益。由于高药价与四方利益相关，所以就药品降价而言，各方显然很难有积极性。近切希望降价只有患者及其相关的医保部门、社呆企业，但与高药价的既得利益群体相比较，他们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一个药价牵动各方利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绝不简单。真正能够化解医药困局，做到还利于民，惟有国家和政府。纵观中国药业现状，仅从产业链的下游入手实行医药分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现状，弄不好反而会变成“二头翘”，反而会增加看病费用。应从国内制药业的生产、定价、流通、使用四个环节加以分析，寻求平抑之道。
4、医保覆盖率低，医保补偿能力不强
我国医保参保人数少，参保水平低，目前，在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只有一亿左右，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覆盖了15%左右的农村人口，医保覆盖率低，医保所筹集的资金有限，承担补偿的能力相对较低，无法根本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返贫困境，只能缓解个别高医疗费用患者的部分经济压力，这使我国医疗保险难以为13亿人口提供坚实的经费支持，这就导致了贫富阶级就医的不和谐。
5、城乡医疗服务结构、水平差异明显
目前我国城乡医疗服务结构很不科学：片面发展大医院，忽视了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8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而80%的人口却在农村，造成患者不是在基层社区就近就地求医问药，而是涌向大医院，远道而来的农村患者不仅要承担交通、食宿和就医的沉重经济压力，更要面对挂不上号、排不上队、看不上病的巨大精神压力，从而加剧了看病难现象。其次，预防和医疗的差距巨大，国家对旨在防病控病的公共卫生领域投入太少，重医轻防现象长期存在。1990年，疾病预防事业费约占国家卫生事业总投入10%，15年过去了，这一比例至今变化不大，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40%~60%。这进一步加剧了看病难现象
二、 解决群众“就医难、就医贵”问题的若干意见
1、政府投入应唱主角
有学者直言：国家应担负起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资金保障，而不应该让患者来买单。而目前，医疗卫生领域无论何种动因，现状是国家正逐渐淡出自身职责，将负担转移动个人身上。由于向医疗机构投入比重下降，必然让患者感到越来越大的就医压力。在更深层面上，尚需完善的现行医疗服务消费无疑部分抵消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诸多惠民利民成果。单纯要求医院降低诊疗费用，操作空间并不是很大。要改变目前不良的就医状况，化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要调整医院补偿和医疗收费结构。首先政府应加大医疗投入比重，承担应担负的职责；
其次提高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收费。
2、降低药价，从源头抓起
目前施行的药品招标采购，是解决虚高药价问题的手段之一，但并非治本之策。与其进行药品招标达到降价的目的，不如直接实行药品降价更直接有效。而这样同样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制定更为合理的规则并推动实施。“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地方进行财政补助，增加转移支付的强度，这同样是有效降低药价的必然前提。同时，政府应避免国内药业成为各级财政的创收大户和支柱产业。要将药品作为国家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公益事业对待，并在此国策的指导下制定相关实施细则，这同样需政府痛下决心，将药业由征收转达为让利甚至是补帖，调整目前的财政收入支出比例和产业发展结构。同时，卫生主管部门对医院药品价格进行监管。政府要在药品的定价的源头上进行控制：主管药品定价的部门科学仔细的核算成本，规定适当的利润比例，使药品的出厂价达到科学合理的水平，从面切断药厂给医院的让利空间。甚至对自定药价的药品，政府可以对大众使用的药品确定价格的调控范围，或采取高税收的办法规范药厂虚高定价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
3、提高医保覆盖率，提高医保补偿能力
我国医保，一个高水平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险机制尚未建立。我们应该学习国外先进、成熟的做法：无论民众收入高低，都以个人收入的相同比例向政府缴纳医保基金，同时雇主为雇员同比例缴纳相关医保基金，实行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并对公立医院实行高比例财政补助。通过医保调剂，使贫富阶层都能达到就医和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就医难就医贵问题。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
4、医疗机构：监管与自律并重
一方面，医院本身确有一些不规范行为，有其客观环境的影响，有不合理补偿机制的作用，也有医院管理的疏漏和医师自身医风医德的淡漠。利益驱动可以向医院一方驱动，也能向患者一方驱动，医院的自身管理和医生的指导思想是其中致关重要的因素。医疗机构除了需要国家政策的规范引导，也应加强自律意识，多以患者的要求作为医院运行的出发点和参照系，以减轻患者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5、改善城乡医疗服务结构、水平差异
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大力发展以预防、保健、医疗、计生、康复、健康教育为主体，主要针对慢性病及一般性疾病的社区卫生服务。同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以优质医疗服务和技术赢得患者信任，将一般性疾病解决在基层社区。政府还应有相应的政策引导医疗卫生人才持续、稳定、长期地投身到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另外，国家应把预防工作作为公益投资。预防工作做的好，百姓就会少得病，患病人数就会减少，医疗费用就会降低，“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自然就会相应得到缓解。
总之，仅从医药分家等微观层面入手，而不从调整国家对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降低药价、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等宏观层面开刀，‘看病难吃药贵’的顽疾就不会根本解决。如果公立医院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保证，不规范的补偿机制继续实施，医院和医师的违规行为同样难以杜决。本人认为，应改变调整现行补偿机制，改药品加成机制为国家给予公立医疗机构直接的财政补偿机制，不直接或间接的将公立医院推向市场；
国家对药品的生产、定价、流通实行微利的产业政策，把利益让给患者；
大力发展服务内容和质量到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方便群众就医；
不断扩大医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使病人相对的能看的起病；
医院医师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规范自身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群众“就医难、就医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