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始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微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父亲除了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是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慌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的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选自《世界儿童》2007年第1期，有改动）
品读
这里的“野”并非真的野，惯也并非真的惯，所以都是加了双引号的，“我”无非是不合旧式女孩子的行为规范，不端庄文静,不穿紧鞋,不扎耳眼,还骑马打枪，在外人眼里是个不遵守传统规矩的“野孩子”。这篇文章以对儿时的点滴回忆，写出了“我”没有被束缚天性的淘气、调皮、率性，也写出了父亲对“我”深深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