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政府谋求冲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宝座的计划，中国民众用系列行动发出声音说，日本不够格。已有多个省市接连出现签名和抗议，而改革前沿深圳还发生了反日游行，愤怒的民意正在不断地汹涌澎湃之中。
民众的爱国情感十分值得尊重，它的基本的理性趋向是捍卫国家，支持政府，推动对日本右翼实施反制。如此强劲的民意表达，将构筑中国对日采取强硬制衡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增大中国外交博弈的份量。对民意的正面顺应，也将加强而非削弱中国政府的威望。关于反制日本右翼，韩国人的做法颇为值得仿效，正常的民意表达，可对理亏的日本政府产生巨大压力，也可向联合国表明，占地球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其意愿应该得到尊重，其对尊严和道义的基本诉求，应该作为联合国进行安理会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
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的“直接”发言，毕竟还处于初步尝试期，故难免会出现些许偏差：在成都等地的抵制日货事件中，出现了打砸商店或强制他人停止消费的现象。这是不好的苗头，须予以重视。有学人对此评价道，“游行抗议是公民，打砸日企是暴民”。虽然事态远未达到那种程度，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但其中昭示的规则伦理是明确的。民众在采取行动抗议日本右翼时，需要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文明而有序地享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万一某地在活动中因控制不力而引发抢劫或骚乱，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毕竟数年后我们要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面对业已沸腾的民意，且不可因噎废食，滥施强制阻挠，否则极有可能酿成大变故，使政府陷入尴尬。政府须做的，首先是尊重民众表达意志的宪法权利，同时进行相应的规范，并推动多元均衡的自由舆论对民众澎湃的激情加以引导。某些媒体在报道抵制日货这种属于“激发态”的现象时，未能同步报道对此活动的正反意见，这是十分错误的做法，极易误导民众，引发偏差。从大局来看，抵制日货并不可取，在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地借靖国神社、钓鱼岛等问题不断挑衅中国的情势下，中国尤需发展对日民间交往。这类交往如若受到大的阻碍，只会增大日本右翼在其国内的民意，延长其把持政权的时间；
况且，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也对日企投资存在着一时难以摆脱的依赖关系。然而，从中国普通民众和企业经营者的角色来看，他们又拥有按照自己意志和理解抵制日货的合法权利。这就需要公众媒体出面，吸引各方参与公开的自由辩论，以此来达成社会共识，形成主流民意，作为普通民众和企业的行动参考。在这一十分紧迫的事情上，中国媒体明显表现出不应有的迟钝。
通过多元均衡的自由舆论，弘扬爱国、民主、秩序的伦理规范，应成为引导反日民意健康发展的主要路径。面对一天一天都在变化的时势，中国社会需要及时地学习享用民主生活，通过官民良性互动，共襄捍卫国家利益之大业。在中日关系上，我们需要在对日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的同时，发展道义外交，为中国人赢得尊严。在日本政府未就历史问题对中国进行真诚的、彻底的、永不反悔的道歉，未顺应中韩等邻国的正当要求合理解决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未在钓鱼岛等纠纷中完全放弃军事冒险、接纳和平谈判等交往理性之前，我们绝不应放弃对日本右翼实施强有力的反制和打压。（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