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程
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
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然后再分别用“投资、消费、出口”的数据与上年对比，要是今年的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就认定经济形势向好，反之，则认为形势不乐观。
这是很多经济学课程上教授的内容，适用不少国家的情况，尤其在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对经济已达到较高水平，以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
比如，对于眼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保增长”到“稳增长”的中国来说，比起GDP数值，更应看发展质量，结合国民收入结构、失业率、通胀率等数值，作更加综合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经济走入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加剧中国出口压力，芯片、光刻机等高科技产品遭到美国的围堵，新冠疫情加剧下行压力，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如何成功突围？
就这一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王东京教授，他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分享了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看法。
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GDP规模就越大，经济实力也就越强。若仅从当期看，这样讲没有错。但要是拿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做比较，得出上面的判断并不准确。
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其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GDP增长率并不代表一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做这种比较，还很容易误导人们追求高速度。一个国家的GDP，只是该国的财富存量，而财富的市值则取决于该国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
事实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我们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规模居全球第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方面。
只有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才有可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也是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希望各地政府在谋划全年经济工作时，不必过多地纠结GDP增速，更不要以GDP论英雄，而应把主要心思放在怎样改进发展质量上。
从经济学来看，稳住经济基本盘其实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所希望達到的四个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适度增长。学界关于政府调控目标的排序，讨论焦点在于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二是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强调的是以“稳”为前提。如果按照这样的优先度来看，稳就业在稳物价之前，稳物价又在稳增长之前。也就是说，保就业和民生是眼下的当务之急。而具体来看，占到市场主体九成、创造了八成就业的中小企业，是保障对象的重中之重。
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该不该裁员这个问题，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为了降成本，裁员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政府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则肯定希望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如今中央提出了“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换句话说，保就业要以保企业为前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怎样保企业？我认为总的原则是为企业降成本。
比如在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同时，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可以返还失业保险金等等。坦白来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如疫情的影响、融资难、需求下降、经营成本高等等。
近年政府出台了税费减免、降低融资门槛等政策，来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在现实操作中，银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微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仍然是个困局。对此我有一点提议，比如未来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
你说得没错。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类的选择。选择的背后，存在看不见的代价，这就是机会成本。
选择后有看得见的结果和看不见的代价，大多数情况是，看得见的结果似乎不错，而看不见的代价却非常高。很多人急功近利，对代价置若罔闻。而只有少部分人善于权衡“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结果，然后再做选择。
就拿银行贷款举例，近些年我时常听到不少企业家抱怨，指责银行嫌贫爱富，对亏损企业见死不救；
也见过有地方官员给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给当地亏损企业贷款。
我们不能否认，银行给亏损企业贷款，有些企业确实扭亏为盈了，可这只是我们看见的结果；
看不见的结果是，由于信贷资源有限，当银行将贷款给了亏损企业，那些盈利企业也可能因为得不到贷款出现亏损。而盈利企业一旦亏损，就会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而且由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更高。
再从贷款风险看，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来自储户存款，而保护储户存款安全，银行责无旁贷。要是银行不对客户进行严格挑选，最后出现了大量呆坏账，不仅银行自己要破产，储户存款也会鸡飞蛋打。这样的结果，应该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吧。
作为企业，商业银行在商言商是必然的。由此说，那种希望银行优先照顾亏损企业的想法是错的，对银行嫌贫爱富的指责也是不理性的。
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或者参与经济决策，或者主理一方经济。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不能造福一方的官员，断不能说懂经济。
在我看来，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貌似对立，可大多数理论观点之不同，是由于它们各自的约束条件与适用范围不同。
我在中央党校任教近30年，与学员朝夕相处。交流久了，我意识到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不仅需要懂得理论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说一件我亲历的事。数年前我在某欠发达地区调研，当地的一位市长告诉我，市政府向国家某商业银行借了70亿元30年期的贷款用于城改。我问这么大一笔钱将来怎么还。他说在自己任期内给银行每年付利息就可以，30年后的事天知道，那時我早已退休，管不了也不用管。
这正是当下的症结所在。我不反对地方借债，缺钱借债无可厚非，但我认为地方举债应该量力而行。控制地方债最简便的一招，在我看来是要约束关键人，具体说是要约束地方的主官。
设想一下，假若让地方主官对当地政府欠债负责，比如规定债务率超100%不得升迁，地方断不会再乱借债的。政府必须先约束官员。政府由官员掌控，官员不受约束政府行为规范不了。类似例子是银行。20世纪末国内银行坏账率高得离谱，在央行推出“贷款终身负责制”后遏制效果立竿见影。
我理解，改革需要从制度成本与改革成本两个角度谋划，这是推进全面改革的总原则。体制是否改革需要看体制成本，而体制怎么改则要看改革成本。
任何一种体制运行都是有成本的。以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说到底是计划配置资源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高。
改革成本，简单讲是由改革产生的交易成本。改革势必要对现存的利益关系做调整。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损者却可能反对改革。某些领域改革成本不仅高，而且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渐进式改革，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的协同性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不排斥基层试验，前提是要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边界。那两者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但凡不存在负外部性的改革，应鼓励基层试验。而具有负外部性的改革，则必须由中央顶层设计。
（摘自《南风窗》）
猜你喜欢裁员银行成本2021年最新酒驾成本清单河南电力(2021年5期)2021-05-29人人车“暴力”裁员汽车观察(2019年2期)2019-03-15温子仁，你还是适合拍小成本电影(2018年12期)2018-12-2310Gb/s transmit equalizer using duobinary signaling over FR4 backplane①High Technology Letters(2017年3期)2017-09-25中关村银行、苏宁银行获批筹建 三湘银行将开业银行家(2017年1期)2017-02-15把时间存入银行华人时刊(2017年19期)2017-02-03保康接地气的“土银行”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3期)2017-01-15惠普增加裁员5%IT时代周刊(2015年9期)2015-11-11独联体各国的劳动力成本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年1期)2012-03-25揪出“潜伏”的打印成本互联网周刊(2009年14期)2009-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