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琳 姚小涛 亓 晖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数字经济时代，5G、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大爆发促进了新一轮创业浪潮出现。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众多大型企业在自身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在组织边界内外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业活动（张玉利等，2021），积极探索未知领域，挖掘行业中大量涌现的新需求，不断识别新的创业机会。这些创业活动深刻影响了大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大型企业内部人员的认知与行为改变。因此，越来越多的员工（或高管）选择离开现有大型母体企业去创办新的企业，即衍生企业。如互联网行业内令人瞩目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创业派系”，这种由衍生企业所组成的创业组织群体，已经成为实践中一种重要的创业形式（陈晓红等，2020）。
虽然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衍生企业，或者母体企业与衍生企业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说是母体企业与衍生企业存在某种联系，母体企业可以通过这些关联对衍生企业进行管理。鲜有文献将离职员工（或高管）的母体企业工作背景视为与母体企业的一种联系，这忽略了母体企业工作背景对创业者创办衍生企业时创业进入战略的影响。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母体企业员工（或高管）到衍生企业创业者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母体企业如何对衍生企业创业产生影响尚缺乏进一步的探究。创业本质上是一种新进入行为，具体表现为企业决定以何种产品或服务进入新的或已经存在的市场（Lumpkin & Dess，1996）。作为新创企业的初始战略选择，创业进入战略不仅对企业后续创业活动产生影响（Ofek & Turut，2008），而且还反映创业者在初始创业活动中对已有工作经历的行为折射。可见，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与母体企业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很强的内在逻辑，探索这一机制有助于深化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认识。
鉴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从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探讨其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影响机制，并通过进一步细分母体企业的相关特征，如本土企业和创业投资生态，对母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母体企业相关特征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着重讨论拥有母体企业工作背景的创业者，其创业进入战略如何受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母体企业相关特征，如本土企业占比和创业投资生态等，如何调节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之间的关系，并基于IT桔子网站的公开数据，收集大型母体企业离职员工（或高管）创办的衍生企业样本，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大型母体企业的衍生企业创业情境，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衍生创业、模仿进入战略整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中，为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开拓新的视角。第二，以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作用机制为视角，发现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有正向影响作用，这从理论上补充了母体企业行为对衍生创业的影响机制，拓展了衍生创业研究内容。第三，从母体企业属性角度考察本土企业与创业投资生态对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业进入战略关系的调节效应，丰富了影响创业进入战略的调节变量，为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提供借鉴。
（一）衍生企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1.衍生企业
衍生是指从成熟的企业中分离出新组织的现象，强调新成立的企业与原有企业的密切关系（李小康等，2013），新成立的企业被称为衍生企业。由于学者对两者间密切联系的理解不同，衍生企业定义可分为狭义衍生企业与广义衍生企业。狭义视角认为借助母体企业中的资源、技术、知识等是衍生企业成立的必要条件（Garvin，1983；
Elfring & Foss，2000）。Garvin（1983）研究发现，高科技行业中，很多创业者利用母体企业的新技术发明成立新的企业。Elfring & Foss（2000）将衍生企业定义为母体企业中的个人或者某个部门利用母体企业的专门化知识与能力创办一个全新的企业。广义视角的衍生企业定义放宽对两者间紧密联系的限定，而只强调离职人员这一单一条件。Agarwal et al.（2004）以及Neck et al.（2004）均认为衍生企业是母体企业的前员工离职后创办的新企业，并未限定衍生企业的行业和市场进入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广义视角的衍生企业定义探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影响机制。
2.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联动与融合，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生产效率，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达到37.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为81.7%，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姚小涛等，2022），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侧重不同行业主体与转型过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尚未统一。但是普遍认为，企业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Warner et al.，2019；
Vial，2021；
黄丽华等，2021）。Bharadwaj et al.（2013）认为数字化技术包括信息、计算、通信、连接等技术及技术组合。Nambisan（2017）将数字技术分为三种不同的元素，分别是数字组件、平台和基础设施。蔡莉等（2019）将数字技术的属性归纳为包含“可编辑性”与“可拓展性”的内容属性，以及“开放性”与“关联性”的结构属性。
现有研究关注数字化技术如何帮助传统企业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但鲜有文献将母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的创业行为联系起来。实际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离不开企业内部的个体（姚小涛等，2022），例如具有“数字领导力”（e-leadership）的高管和数字化思维与技能的员工（霍国庆等，2008）。拥有数字化技能的员工（或高管）在离开母体企业后，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开发并最终创办新企业时，是否仍会进入与母体企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这一问题尚缺乏相应的研究。
（二）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
创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深受创业者技能和能力的影响（Hopp et al.，2015），与创业者先前的知识和经验紧密相关（买忆媛等，2011）。Shane（2000）认为创业者从曾经的工作经验中积累了关于客户、市场、企业运营及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形成了“知识走廊”，这导致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机会识别时会结合先前积累的知识，解读出与曾经就职企业存在关联的创业机会。即使是在高科技行业，绝大多数创业者仍会选择进入相似市场进行创业（Cooper & Bruno，1977），因为创业者对其所在行业越熟悉，越容易将获得的新信息转化为行为（Cohen & Levinthal，1990），从而制定创业进入战略。此外，工作经验中积累的知识能够帮助创业者在众多复杂的任务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迅速做出决策（Barringer et al.，2005）。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外部环境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为了更好地响应高频变化的市场需求，众多传统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的沟通交流能力，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以更敏捷的方式实现组织的价值创造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孙新波等，2021）。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的统一需求，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样性、碎片化、个性化和场景化。通过数字化技术，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高频率的互动中，传统企业能够不断地对行业内市场化需求进行更精准的识别，同时开发新的市场需求。
母体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精准识别行业现有需求，同时开拓行业内的新需求。创业者在母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一方面，对行业内现有需求进行精准解读，同时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本，另一方面，创业者对本行业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已有市场需求进行重新解读，进而从新的角度拆分市场需求，因此更容易识别出行业内新的创业机会，重塑满足市场需求的路径。综上，当母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源自母体企业的创业者，在创办新的企业时，更倾向于进入与母体企业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业，开展相似的业务，即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有促进效应。
（三）本土企业的调节作用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创业区域之一（朱承亮等，2020），本土企业更具备创新活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大多数传统行业中，我国本土企业存在技术相对落后的现状，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间的差距，本土企业更具有实现技术赶超的动力。数字技术的出现将我国与发达国家重新安置在同一起跑线。为了摆脱工业体系内我国“低端锁定”的困境，实现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我国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多项政策法规以促进本土企业“守正创新”。另一方面，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我国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数字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原生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跨界竞争，对传统行业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威胁，从而刺激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激发传统企业的创新潜力。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对跨国企业来说，进入我国市场，最重要的是将母国已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移植到东道国相应的市场中，所以更加注重对东道国已有市场的深耕，即如何扩大市场占有率，而非利用母国已有技术开拓东道国内新的市场。同时，基于我国与跨国企业母国在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跨国企业对其业务范围外其他市场的了解也弱于我国本土企业。换言之，跨国企业更注重生产效率。
当母体企业为本土企业时，该企业更加具有创新精神，企业内的员工对我国本土市场的了解更深入。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传统企业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阶段，更具有创新动力，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与超越。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与应用，有助于传统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对本土市场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创业者识别不同行业的创业机会，减少与母体企业在同一市场进行直接竞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母体企业即本土企业占比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的效应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本土企业削弱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的促进效应。
（四）创业投资生态的调节作用
不同于传统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企业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不仅为被投资的新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会给予有利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增值服务，尤其是通过提供资本市场中难以获得的专用性资产（Park et al.，2012）。通过战略合作提供互补性技术与资源，大型企业能够形成属于自身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创业投资生态系统中，被投资的新创企业通过嵌入投资者网络，积极与合作伙伴建立关系，从而获得新创企业生存与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汪建成等，2021）。创业者在母体企业中不仅学习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数字化技术，而且能够建立与行业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创业者进行机会识别，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关系影响创业者进行创业机会偏好的选择与开发（Wry& York，2017）。因此，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规模越大，创业者在创办衍生企业之前能够拥有的外部关系越多。为充分利用已有关系，创业者愈发倾向于在相似的行业内进行创业。换言之，母体企业投资生态系统，即创业投资生态，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的效应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增强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的促进效应。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假说推导，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一）样本与数据
大型企业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技术创新能力，在新经济时代的创新创业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型企业在进行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模式，还引发了新的公司创业实践，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员工选择离职创业。截至2019年10月，从IT桔子网站筛选出离职创业者数量超过30个的大型企业，筛选出80个符合要求的大型企业（淘宝、支付宝等均视为阿里巴巴集团），包括9506位创业者，共创办了5350家衍生企业。样本的主要信息来自IT桔子网站，并结合企查查网站与各公司官网信息，对相关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及信息补充。
在具体的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还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尚未成立实体企业仅有创业项目的样本；
2）剔除衍生企业被收购后创业者才就职于大型企业的样本；
（3）删除大型企业内部创业的样本。通过上述方法，最终得到5147家衍生企业构成本文的研究分析样本。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模仿进入战略。模仿进入战略反映衍生企业在选择创业进入战略时对母体企业的模仿程度，该变量测量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的业务重叠范围。依据IT桔子网站中介绍企业相关行业和业务领域的标签，首先，统计衍生企业标签数量。其次，统计衍生企业中创业者有关母体企业的工作经历数量，如果是团队成员联合创业，则对该项指标累积相加。例如创业者A的母体企业工作背景有通用电气，创业者B的母体企业工作背景有华为和中国移动，则该衍生企业有三个关联的母体企业。然后，统计该衍生企业所有母体企业的标签数量。最后，统计两种标签的重叠个数。
2.自变量：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变量观测与衍生企业关联的母体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首先，统计衍生企业创业者的母体企业工作背景数量，如果是团队联合创业，则该指标累积相加。其次，统计每一个母体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如果进行数字化转型，编码为1，否则为0（何帆和刘红霞，2019）。最后，该指标对衍生企业中创业者（或者团队）所有关联的母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数量累积相加。
3.调节变量。（1）本土企业。该变量观测母体企业所有制是否属于本土企业。如果是本土企业，编码为1，否则为0。该指标对衍生企业中创业者（或者团队）所有关联母体企业属于本土企业的数量累积相加。（2）创业投资生态。该变量测量母体企业创业投资生态的规模大小。首先，确定母体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分类是否属于战略投资机构（CVC），如果是，纳入本研究样本，否则忽略；
其次，确定母体企业战略投资机构中被投资的新创企业是否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未上市创业企业）或者已经进行IPO，如果是，编码为1，否则为0；
再者，统计所有符合条件的被投资新创企业数量；
最后，该指标对衍生企业中创业者（或者团队）所有关联母体企业符合条件的被投资新创企业数量累积相加。
4.控制变量。（1）注册资本。企业成立时的实际注册资金（万元），取对数。（2）注册地点。依据我国32个省市自治区将企业成立的地点进行分类。（3）行业。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由于该数据来源于IT桔子，该网站对行业的分类不同于传统行业分类，共有20种分类。（4）注册年份。企业成立的年份。（5）团队。衍生企业是否由创业团队创办，如果是，编码为1，否则为0。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共5147个衍生企业。表1显示，模仿进入战略的均值为1.108，最大值为19，说明衍生企业中，选择对母体企业进行模仿创业的比重相对较低。此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不存在明显线性关系。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二）主要回归结果
表2是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影响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选择的验证结果。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模仿进入战略的回归模型。模型2中，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创业进入战略时依赖模仿的程度，假说1得到支持。模型3中，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本土企业的交互项与模仿进入战略显著负相关，表明母体企业中，属于本土企业的数量越多，越抑制从数字化转型企业中离职的员工（或高管）在创办新企业时，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相反，衍生企业会在与母体企业不同的行业内进行创业活动，假说2得到验证。模型4中，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生态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表明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模仿进入战略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越大，生态内成功被投资的新创企业越多，越容易促进衍生企业开展与母体企业相似的业务，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
表2 Ordered Probit 模型及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选择Logit模型进行检验，同时重新对模仿进入战略进行测量，即当衍生企业标签与其母体企业的标签存在重合时，自变量为1，否则为0。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模型1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2检验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显著正相关，假说1得到验证。模型3检验本土企业的调节作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本土企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假说2得到验证。模型4检验创业投资生态的调节作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业投资生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结论不变。
表3 Logit模型及结果
本文从衍生创业视角出发，结合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选择进行解释，并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对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本土企业、创业投资生态与创业进入战略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第一，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模仿进入战略，即当母体企业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数字化转型时，渊源于该母体企业的创业者在创办衍生企业过程中，在制定创业进入战略时，更倾向于选择与母体企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或业务模式，因此促进了该衍生企业对创业进入战略依赖模仿的程度。第二，本土企业削弱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模仿进入战略的促进效应。这意味着，较之海外企业，本土企业的工作经历加深了创业者对中国本土市场的了解，减少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对模仿的依赖程度。第三，创业投资生态正向调节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模仿进入战略的促进效应。这意味着，创业投资生态规模越大，母体企业与生态内成功创业的企业间关联越多，衍生企业在进行创业进入战略选择时，为了充分利用创业者在母体企业工作时积累的渠道与关系，该衍生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与母体企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或业务模式，因此增加了衍生企业进入战略对模仿的依赖程度。
本文结论对衍生企业在进行创业进入战略选择时具有如下的实践启示：一方面，衍生企业在进行创业进入战略选择时，应该警惕母体企业的影响。如果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衍生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创业者工作期间累积的同行业内的关系，同时获得母体企业的合法性溢出效应，有利于衍生企业获取风险投资。但是，对母体企业的模仿程度越深，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的直接竞争就越激烈，从而不利于衍生企业创立初期的生存与成长。因此，母体企业对衍生企业的影响是“双刃剑”作用。另一方面，衍生企业在进行创业团队组建时，可以考虑拥有不同工作背景的创业者。多样化的工作经验，能够分散单一母体企业对衍生企业的创业影响作用，减少衍生企业的竞争压力，更有助于衍生企业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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