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权
（六盘水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清廷任命锡良为云贵总督，成为云贵两省最高军政长官，负责云贵地区一切重大事宜。滇省虽位居边要，但社会发展较为落后。锡良尤为关心云南各方面发展，他在督滇之初，便指出“滇之内政，若人材，若民政、学务、农工商之一切应办事宜，颇闻旧者腐败已久，新者未尽实行”。[1]661面对云南内政出现的各种弊端，他认为“犹不亟补救之方，则又何以为国”，提出“非察吏无以安民，非练兵无以固圉，权与新政，育材以兴学为先，和睦友邦，内政实外交之本”。[1]664锡良提出的新政建议，实为纾困良策。他在督滇期间，积极革新滇省内政，为云南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锡良从幼年起，便熟读经书，深受孔孟影响，后将施仁政作为从政理想。他在为官之初，认为自己“只知道爱民，替公家省钱，不知什么是新政”。[2]由此可以看出，他善待百姓，以民为本。他的民本思想随着他官宦各地，而不断的践行。光绪初期，在华北地区爆发了特大旱灾，史称“丁卯奇荒”。时值锡良任山西孝义县知县，山西为重灾区，此次灾难，造成山西“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3]面对巨大灾荒，他在所管辖的孝义县境内，开仓放粮，接济灾民，调查受灾情况，积极赈灾。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滇省遭遇将近一年的天灾，“滇境多苦干旱，省城及迤南、迤西等处，经年无雨”，[1]664后水灾、冰雹接踵而至，民众受灾严重，粮田作物毁坏无数，农户“秋收无望”，生活苦不堪言。此时正是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之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荒，他“正深焦灼”，迫切关心灾情。他一方面向朝廷建议各地“立饬援滇”，另一方面则动员滇省力量进行自救，积极调查各州、县受灾情况，并将各地灾情登记在册（见表1）。
表1 滇省部分地区的灾情①
据统计，此次灾害波及云南23个州县（楚雄、宣威、元江、会泽、恩安等县受灾情况未统计在内，保守估计至少受灾州县达30个以上），范围甚广。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尽管未能完全统计出整个滇省受灾田亩数量，但从锡良上奏朝廷的密折里提到“滇民万里边荒”“既不同腹地偏灾”“赤地千里，至数十州县之多，哀鸿遍野，几于朝不保暮”[1]825，可以估算受灾粮田较多，灾情极为严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针对滇省灾情，锡良首先饬令各地州县长官严格调查属地受灾情况，并上报朝廷奏请将各州县受灾地区的应征秋粮、公银予以减免，以纾民困，若仍照常征收，“民力实有未逮”。其次，锡良积极筹集赈灾银两。他先将滇省监务余款银八万两尽数下拨，后向四川总督赵尔丰借款五万两，用于添购赈灾米粮；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私人关系，动员曾经的亲朋故吏为云南进行捐助，如：其好友四川纳西县县令罗荣哀代表该县向滇省捐助银一万二千两[1]710，其故吏四川候补知府柴作舟向云南捐助银一万两[1]670等。同时，他又发动云南各地士绅进行捐款，“收捐员王庆虞等十四名，收获捐银两万零五百七十二两，收捐员陈策贤等一千三百二十名，捐银六万三千九百八十八两”。[1]825以期帮助云南渡过难关。第三，惩办在灾情中表现不力、违法乱纪的官员。如丘北县知县张联恩，将该县被旱成灾的事实隐匿不报，玩弄民众，造成该县重大损失，锡良遂将其革职；
同时，锡良借此案向全省发布通告，如有贪污赈款或者玩忽职守的官员，必严惩。经过锡良在滇将近一年的筹办赈务，使灾情得到好转，民生与社会生产也得到较大恢复与发展。
清季，云南政治弊端丛生，锡良曾指出，滇省官员“颓废已久，上下相蒙，固惟知一意私肥，寡廉鲜耻....其余碌碌，大率以泄沓为能，宴安为乐。”“即寻常吏事，如治狱、缉盗诸端，犹多敷衍草率，若责以推行新政，更盲无一知，附近流寓纨绔以及猥鄙杂流，多以输资捐纳，保举得官”。[1]677为此，锡良大力惩治违纪乱法、不作为的地方官员；
积极保举优秀人才；
促建咨议局，推行宪政。从以上三方面入手，治理革新云南地方政治。
（一）惩办庸劣官员，整顿吏治
滇省政治昏暗已久，官员在民政、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存在着大量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的行为，仅在其滇督任上不到三个月便处理了二十余起相关案件。[4]锡良格外关注云南的政治风气，他认为云南地处偏远边疆地区，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人才较寡，且滇省本地官员多“方隅所困，习染所趋，鲁莽者债事固多，而疲庸者终日昏昏，几不知所居为何官，所司为何事”。[5]
时任大姚县候补知县郭金汤，“买民人传宗骡马不遂，指示哨牟借端敲磕”[1]669，并且又将民人高辉廷诬陷廷责，罚银数十两。在此两案处理中，该候补知县存在敲诈勒索、公报私仇的违法行为。锡良闻此，立即展开调查，搜集证据，在证据确凿后，立即将其革职，并上奏朝廷建议发配新疆。在滇省军队系统里面，锡良认为“军事种种腐败”“甚至缺额侵饷之弊”“视缺额侵饷为固然”。后锡良在巡查署理督标中军副将马殿选所兼带的铁路巡防队第十一营暨省城消防队时，发现“除内有两棚因出差，未予深究外，其余各棚凡缺额二十名”。而且“调查原册年貌、箕斗及入伍日期不符者复有多名。至消防队原额兵夫一百名，除出差之数外，仍缺额十三名”。[1]669该副将营中缺额多名，冒名领饷，侵蚀国家财政，并导致营务废弛。锡良对此大为不满，一方面将马氏革职，发配新疆充当苦差；
另一方面整顿该营事务，将消防事宜交与警察局，铁路巡防队委任他人接管，并饬令全省各营务必要遵守纪律，否则严惩。再查，云南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管带邓廷忠、第二标第二营管带王绍谟，二人身为将官，管理不当，“邓所带之营，仅前队一队空额四名、幼孩一名，箕斗、籍贯、入伍年月不符者四十余名。王所带一营，点不到者三十余名，箕斗、籍贯、入伍年月不符者八十余名”。[1]669锡良秉公执法，不仅将邓、王两名管带革职发配新疆，而且将邓营队官廪生李有松侵蚀军饷一事严审，将其“革去衣顶，原籍监禁二十年”。
在锡良担任云贵总督的两年多时间里，涉及整顿云南各方面吏治案件达五十起之多，共处理违纪官员达二百余名。[6]689可以看出，锡良的整顿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有利于云南政治清明。
（二）积极举荐贤才，唯才是举
清季滇省人才匮乏，锡良在督滇期间，一方面向朝廷提出增加滇省人才名额，另一方面积极举荐贤能，“不拘出身、不拘品级、不拘科考”，惟才第一。
锡良以“滇省居边要处偏远，人才稀薄，亟需建设”为由，向清廷中央要求推荐人才增加四倍。他指出，“云南府廪生张镇南、石屏州学附生王儒端、蒙自县学廪生邓和祥、白盐井学廪生张德盛、曲靖府学廪生邓桂馨、丽江县学附生杨穆之、太和县学附生杨楷、云南府学廪生尹钟琦等八人，人品端谨，文理清通，堪以录取”。[1]680清廷收到锡良的奏请后，同意“额准加倍录取”。再有，时任曲靖知府秦树声，河南固始县进士，获经济特科一等，品学端粹、才识优长，且深受当地民众爱戴。该员已任知府数年，未能迁徙，锡良来滇后不久，便以“人才难得”为由，“以调补云南府候补知府”。锡良不仅重视发掘治政之人才，对武职人员亦“随时留心考察”。锡良“查现署云南提督临元镇总兵刘悦恬，由武章转战川黔，防剿滇省边腹土夷各匪”。[1]720且该员历任昭通、临元总兵时，军纪严明、勤于操练、治兵严谨，其部与民和睦，地方治安良好，锡良遂将其保举为提督。云南开化镇总兵白金柱“出师越南，收复广威、不拔城池，屡次剿平滇省各属土”。[1]720使“边境获安”，亦被锡良委任提督。锡良治滇期间，秉持“唯才是举”的理念，大力挖掘优秀人才，有利于云南地方政治建设。
（三）促建咨议局，支持宪政
实行宪政是清廷新政的一项重大措施，锡良对此大力支持，他认为“设立阁会，系迫于今日时势，不得不然”[7]，并领衔各地督抚向中央施压，速开国会，推行宪政。锡良治滇时期，重视云南省咨议局的建设，他认为咨议局是舆论机关，地方议会的基础，务必按照谕旨一年之内将其成立。
云南省咨议局筹建过程尤为艰辛，滇省僻处边瘠，既“通才不易得，局费亦无可筹”，又无“规章制度可循”。[8]502尽管困难重重，但锡良表示“似此政要，何敢稍敷衍”，竭力办成。锡良首先成立调查局，为“上备编查馆随时之审核，下咨自治局实地之研求”[8]502。调查局为咨议局筹建的第一步，事关重大，锡良认为其局总办“不可滥竽充选”，因此他竭力推荐“学识优长，洞明新政，热心毅力，办事井井”的云南提学使叶丰恺任总办，并由叶氏选举各股办事人员。同时，锡良还饬令叶开办云南政治官报，使学界、各官绅“亦得借此以参考政治，储为有用”。
再者，选派官员考察其他省份的筹办情形，以求经验。遂派候补道郭策勋前往直隶咨议局学习其“官绅之权限、建置之规模、管理之方法、经费之划发，选举区域成绩之表格、与组织一切之次第详细”。[8]513并饬令该候补道各章程抄录一份带回，以供参考。最后，设立咨议局筹办处，总理一切筹备事务。锡良在昆明设立咨议局筹办处，委任云南藩司沈秉堃为总理，叶丰恺、候补道赵上达、贵州提学使陈荣昌为协理，翰林院编修顾视高、陆军部主事金在镕、法部主事李增、浙江候补道丁彦、山东候补知府张树勋、候补知县刘顺治等为参议。在锡良的督促下，筹办处制定《云南咨议局筹办处章程》，共计五章、十六条[8]502，进一步加快了云南省咨议局的诞生。综上所述，锡良为云南省咨议局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云南近代民主政治的进程。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云南新军编练工作就已经开始启动，但成效不大，且还存在许多弊病。兵丁“夜晚嬉游街市，出入无禁，军纪不知”，将校中“罕通晓陆军学术之员，势亦无从训练”，炮队“只演习枪操，新炮固未订购，并原有旧炮亦不能运动”。[1]677除此之外，云南新军编练过程中还存在建制混乱、经费短缺等问题。锡良任滇督以来，把重建新军、筹集军费、购买新式武器与重用新式教官等工作作为云南军事革新的重要任务，进一步推动云南军事近代化。
（一）重建新军
清季以降，云南已练成一镇新军，下辖步兵两标、炮队两营。虽已初具规模，但建制混乱、枪械短缺、战斗力弱等问题凸显。步兵第一标第二营、第二标第二营被委派去保护铁路，导致两营士兵四处零星驻扎。驻扎在广南府的步兵第二标第三营，本来是由巡边土勇构成，缺乏战斗力。驻扎在临安、蒙自的炮队第二营，既无新式快炮，又无熟悉炮学的教官。可以看出，此前云南新军编练并无起色，锡良执政云南后，决定重建新军。首先，改编或裁撤部分新军。将建制混乱的步兵第一标第二营、第二标第二营全部淘汰，改为铁路巡防队；
将炮队第二营，全部遣散；
再将第二标第三营改为巡防队。其次，调外省新军填补滇省新军空缺。“由川调来步队一营编入第一标，由粤调来步队一营编入第二标”。[1]704第三，挑选优秀军事人才编练新军。委派候选内阁中书陈宧统领云南新军，委任留学日本士官毕业生张毅第一标统带等。
（二）筹集军费
锡良在编练云南新军之初，曾感叹：“练兵之举，滇为尤亟，滇亦尤难！”而锡良指出最难之处，便在于云南作为瘠省，军费难筹。若无强大的财力支持，新军编练则遥遥无期。云南新军训练一镇的常年经费需银一百四十余万两，还需十万两购军火枪械，以十三万两归新军常年经费，总共开办经费需一百六十、七十万两。[9]124而尚不包括工程辎重器具所需费用，修军营所需的七十万两等。面对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锡良如实向清廷中央汇报滇省所需军费情形。最初，清廷只是简单回复锡良，“军机处奉上谕：应不分畛域内外皆筹”。[9]124可以看出，清廷一开始消极对待，有搪塞了事的寓意，并没有拿出具体解决方案。锡良此时一方面再次上书朝廷，力陈滇省练军有“固边保国、除匪安民”的意义，需各省速派协饷支援；
另一方面，极力筹措军费，尽量弥补空额，他经滇省司局筹得银三十六万两，栽撤绿营节饷八万两，截留警费四万两，又向陆军部索得专款三十五万两，共筹八十三万两，但仍缺八十万两。
面对锡良的再三奏请，清廷的顶层设计者们，也考虑到滇省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开始重视云南兵务。清廷饬令将滇省土药统税银五十万两、洋款二十万两，共七十万两，发给滇省应用，过两三年后，再自行筹款。而锡良则回复道：“各省实行禁烟缩短期限，统税一项已成弩末，滇饷亦危”。[9]124希望朝廷饬令各省解款来滇。对于锡良的这次请求，清廷竟出乎意料地同意了，随即下旨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支援云南。四川出银约二十万两、湖北出银约四十一万两、湖南出银约二十三万两、广东出银约二十万两、度支部拨款十五万两，约计一百二十万两，外加滇省土药统税银五十万两、洋款二十万两，锡良一共筹集军费一百九十万两。
锡良所筹军费，既满足了新军的日常开支，又为购买新式军械等装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加速了滇省新军的编练。
（三）购买新式武器、重用军事人才
清季云南新军编练困难重重，不仅建制混乱、军费短缺，而且军事人才匮乏、装备废弛。锡良曾指出，云南新军编练成功的关键在于钱、人、器械三者同时具备。军费在锡良的努力下经过多方筹集得以解决。而新军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且稀缺，如步兵装备的新式枪械仅有两营，其余各营多为旧式枪械；
马队，此前仅购一营的新式武器；
而炮队更是徒有虚名，无一门新式快炮。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云南新军战斗力的提升。锡良多次强调，云南为国家门户，务必要提高其军事力量。随即，锡良向国外军工厂订购了大量的新式武器，用于装备新军。锡良初向德国侣佛兵工厂订购三千杆步枪，后又向该厂续订三千三百秆，共计六千三百杆，全部用于装备步兵；
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官退式步枪七千杆和三十六尊山炮，其中两千杆分给马队使用，剩余五千杆归步兵使用，山炮归炮队使用；
为工程营购曼利夏新枪千余支，为马队订购机关炮十二尊、手枪六百八十杆等。除了订购国外先进的枪炮之外，还总共订购了七百多万颗子弹、炮弹，这都极大的充实了云南新军的军事力量。
滇省新军中缺乏优秀的人才，“各营管带颇少翘楚”“又如排长、司务长两级，一镇应需二百八十余名，滇省现有之人尚不及半”。[10]除以上军官大量缺额外，新军营中其他各类人才也相对匮乏。对于此，锡良显得尤为着急。除了此前锡良委任颇懂军事的陈宧总领云南新军编练事务外，后又从陆军部求得“专精兵学、任事热诚”的崔祥奎统制来辅佐陈宧。锡良不仅从陆军部挖来得力干将，还从陆军部调来两百余名官佐分配至各个军营中充任中下级军官。锡良除向陆军部寻求帮助外，还大力重用滇省自己培育的军事人才，从云南讲武堂抽选四十名学生，从云南速成学堂挑选七十余名毕业生，一并调入军中充当下级军官。
在锡良的努力下，最终在宣统元年（1909年），他调任东三省总督之际，滇省成功练成新军一镇即清廷陆军第十九镇，极大地提高了云南的军事实力。
滇省僻处边隅，教育较为落后，经费短缺、人才匮乏、新式学堂稀少等问题日益凸显。锡良入滇伊始就极为重视云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他认为“僻远如滇，非学何以开民智？贫瘠如滇，非学又何以兴民业、厚民生？”。[1]677由此可见，锡良已将振兴教育作为急务，并视其为滇省新政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一）筹集经费与重用人才
云南地处边疆，历来多为贫瘠，清季其财政困难，更是“甚于他省”。学务经费作为滇省财政之重要组成部分，受其财政窘境影响，时常变得入不敷出，严重影响云南地方教育活动的正常开展。据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全年共收书院经费、农业学堂试验场银两、筹办法政学堂银两等十三款学务经费，计银三十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两；
而全年共支出学务公所银、留学汇款、两级师范学堂银等十二款学务经费，达银三十六万二千六百一十七两，此款入不敷出约两万一千一百两。至宣统元年（1909年），云南全省学务经费入不敷出高达四万余两，是上年的两倍之多。由此可见，云南教育经费极为短缺，只有经费充裕才能谋划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锡良积极向社会筹集资金，号召各府绅民、土司踊跃输捐。在锡良的倡导下，“骤集巨金”达银七万余两，如：仅开化府知府彭树志就捐银高达九千两、禄劝县知县李崇权也捐银一千两等。[1]864
清季，滇省不仅财政吃紧，且各行人才短缺，教育亦如此。锡良指出云南通晓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人较少，因此他向朝廷上奏表示滇省筹办学务，“襄助需员”，大力为教育发展挖掘人才。他将“学问优长，热心教育”的法部宥恤司主事李增留滇襄办学务。同时，他还任命精通教育的叶丰恺为提学使，总理滇省一切教育事业。并且锡良认为提学使一职“事务极繁，年仅支养廉银三千余两，办公实属不敷”。因此，锡良为大力支持叶丰恺的工作，饬令每年“除例支养廉外，另行筹给公费银八千两”。[1]844以供其筹办教育事务。除此之外，锡良还向他省重金聘用教习、管理人员来滇襄办学务。
（二）开办新式学堂
锡良大力创办各式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云南教育近代化。锡良认为世界各国，凡国防计划、军事计划等都需要精细地图之人。他便旋即筹备仪器，修建校舍，成立了云南测绘学堂，并电商两江总督端方，调派测绘教员来滇讲授相关知识。此学堂均按照南洋测绘学堂暂行试办，以两年为毕业之期。同时，锡良也是当时国内较早重视警察建设事业的官员，他认为巡警为内治之基础，警学又为警察之本。为此他在滇省大力倡导开设警察学校。虽云南已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警察学堂，但规模小且成效差，造成警兵质量太低。对此，锡良督滇后不久便“调滇试用道李镜清会同皋司，将原设警察学堂暂行停办，改为警士学堂，提高警格”。[1]860不久，他又将警士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规模要求在五十名学生以上，三年方可毕业，并且要求本省贡生或者中学堂以上毕业者才能考选，进一步提升学生质量。不仅如此，锡良督滇期间还成立了省会中等农业学校、机器局工艺学堂、速成师范学堂、通省师范学堂等数十所各式新学堂。[6]470为云南近代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锡良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就任云贵总督，至宣统元年（1909年）离任，他在云南推行新政近两年，较好地改善了云南落后的社会局面，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首先，有利于巩固滇边安全。清季，云南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曾一度遭到英法殖民者的骚扰，甚至造成十九世纪中后期西南边疆危机。锡良督滇之前，在四川总督任上依靠军事力量成功处理川边危机即巴塘事件，调任云贵总督后，他深知军事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滇省最终练成新军一镇。锡良还组建铁路巡防队保护滇越铁路安全；
组建边防队，维护边疆地区治安。
其次，有利于改善滇省民生。锡良来滇的第一个重大新政措施就是开办赈务，他积极赈灾，减免灾区赋税，以此减轻民困。除此之外，锡良还在云南大力开展禁烟运动，他多次下令各州府严禁种烟，向清廷上奏缩短禁烟期限，进一步扫清烟毒对于民众的伤害。
最后，促进了滇省社会经济及教育文化的发展。锡良高度重视云南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他积极整顿云南混乱不堪的矿务，提高铜矿价格；
参与整顿云南盐务，稳定盐价，严惩不法盐商、盐官；
对于云南落后的交通环境，他积极促成滇越铁路的修建，还提出修建滇蜀铁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修建）；
云南近代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他扩充云南机器局，向国外购买新式机器等，以此加强工业基础。在教育方面，锡良在滇不仅重用教育人才、筹集经费，还兴建各类新式学校，促进云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注释：
① 锡良.滇督内来往电稿[Z]//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第9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235、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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