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作者收藏的四封约稿信，考察当代文学报刊风尚与当代文学潮流的历史变迁及其互动模式。通过对四封约稿信的解读，并与相关史料进行互证，梳理了作家办刊现象、学者办刊现象、庆祝或纪念的文学、特约稿现象的流变，折射文学环境与报刊生态的转型。在当代文学与报刊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约稿信，文学报刊风格逐渐走向多样化，商业的力量不断壮大，技术对媒介和文学的重塑正处于加速状态。
关键词：约稿信;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报刊
对于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约稿信并不陌生。只要翻阅鲁迅、茅盾、郑振铎、巴金等作家的文集，有不少信件为约稿信。在当下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中，书信渐行渐远，纸质的约稿信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见证。在报刊的工作书信中，约稿信是一种值得高看一眼的史料，因为它能够直接反映报刊的选稿标准、编辑趣味和作者策略。在笔者收藏的近百份约稿信中，一大半是油印或打印的格式化信件，邮寄时填上收件人姓名，或者抬头统一印制为“尊敬的作者”，这类信件敷衍的意味比较浓厚，有点“店大欺客”的味道，所以我不太重视这类约稿信，除了极个别包含特殊形式或特殊内容的信件。一般来说，报刊编辑在约请重点作者的稿件时，约稿信的表述都会比较庄重，表达出对作者的尊重，而且相互之间逐渐建立信任关系，甚至结下深厚的情谊。纸质的约稿信不仅仅是约稿的凭证，还反映了在印刷传媒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中文人的写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在1980年代，电话约稿还极为少见，能够有资格并装得起家庭电话的写作者寥寥可数。到了1990年代以后，电话逐渐普及起来，电话约稿成为一种常态。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与互联网的快速崛起，从手写到打字，从电子邮件、QQ到微博、微信，约稿的形式与通道越来越多，无纸化沟通成为大趋势，纸质的约稿信恍若隔世。本文从笔者个人藏品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四封约稿信，依据这些文字，在扩展的窗口中观察当代中国文学报刊风尚的流变，审视报刊、文人、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考察当代文学报刊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深层互动。
一 作家办刊现象
范敬宜同志：
请原谅我用电脑给你写信，因为右手不太方便，写起来比用电脑吃力。我是徐迟的徒弟，他开始用电脑的时候就劝我用电脑，为的是防止年老了手眼不便。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仙逝，死因人说人异，冯亦代和他比较亲近，他说徐迟之死是电脑中毒，因为徐迟参加国际互联网，可能是在网络上经常阅读什么未来学和世界末日等等，为他的下一个长篇作准备，因而中了毒。我想我大概不会中毒，因为我对未来学没有兴趣。闲话收起，言归正传：
我在北京开会时，袁鹰同志告诉我，说你想认识你的苏州老乡，并愿为《苏州杂志》写点文章。我听了以后大为高兴，叫袁鹰给我一个你家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给你。他老兄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说是没有带在身边，待回去找了给我。北京开作代会开得很紧张，一岔就忘了。回到苏州后文联的吕锦华为我传话，说你很关心苏州，愿为《苏州杂志》写点东西。她已给了你一份《苏州杂志》。我不知道给了你几期杂志，我已关照编辑部，从今年起每期寄赠，请批评指正。
您是地道的苏州人，我是苏州的外来户。我1945年来苏州，就读于苏州中学，48年到解放区，49年又渡江回来，做了八年的新闻记者，后来头脑发热，去当作家，三起两落，文海沉浮。所幸者是转来转去还在苏州，一晃半个世纪。也许是外来户的关系，我对苏州格外钟情。老来为苏州做两件事，一是受市委委托办一份《苏州杂志》，二是为《苏州杂志》开一片《老苏州茶酒楼》，一来为保存和发扬苏州传统的人文文化，二来为保存和发扬苏州传统的饮食文化。办这两件事要众人拾柴，特别期望能得到阁下的支持，为我们写点文章。题材内容不论，只要与苏州有关就可以，我们有点儿门罗主义，与苏州无关的文章基本上是不登的。长短不论，连载也可。我看过你在苏州报纸上写的文章，很欢喜，如果你能为我们写一些有关你家和你的往事，我想读者一定会很欢迎的，我们等待着。
此祝
春节快乐！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陆文夫
上面这封信带原封，用的是印有“苏州杂志社”红色字样的信封，收信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均为手书，右下方还有陆文夫手写的落款，盖的是“邮资已付”的邮戳，邮戳上的邮寄时间为“1997.1.28.18”，并有“江苏苏州凤凰街”字样，北京的收信邮戳盖在信封反面，时间为“1997.1.30.16”。信件正文的文字和标点都保持原样，人称上有“你”和“您”，不太统一，“《老苏州茶酒楼》”用引号比用书名号要更合适一些。当然，这些情况在书信中比较普遍，作家刚刚换笔时，用电脑估计也不是很娴熟。
1997年用电脑写作的作家还不多，当时的电脑还是286、386、486，粗老笨重，速度像蜗牛一样，动不动死机。我1999年博士毕业时，论文手稿还要专门送到打印店打印，打印店用的还是即将被淘汰的四通打字机。2000年前后，作家中掀起一股換笔潮流，陆文夫在他那一辈作家中算得上是先驱，他在信中提到的有关徐迟的话题，也从侧面揭示了写作方式改变带来的复杂效应。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很少人使用手机，平常也不会随身带个电话簿，与打电话相比，写信还有一些残存的优势。记得我1996年到复旦读博士时，每座宿舍楼只有一台电话，宿管阿姨站在楼下喊人接电话的声音声嘶力竭，时常把人吓一跳。直到毕业那一年，每间宿舍才装上插卡电话。这封电脑打字、手写签名的约稿信，在某种意义上是那个媒介转换期的特殊佐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办刊有悠久而辉煌的传统。从现代时期的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郑振铎、叶圣陶、朱自清、巴金、沈从文、丁玲、林语堂、胡风到当代的冯雪峰、赵树理、张天翼、臧克家、韦君宜、张光年、李国文、王蒙、刘心武、北岛、冯德英、冯骥才、韩少功、赵本夫、刘醒龙，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在作品判断和人才发掘方面，确实别具一格。至于陆文夫，作为曾经的“探求者”的一员，对于办刊有一种颇为纠结的情结，在其当年的同人中，方之是《青春》的创办者，叶至诚担任过《雨花》的主编。在《“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中，“探求者”同人追求“探讨人生的精神”，追求“独特的见解和艺术倾向”，要树立“自己的风格”，他们还宣称“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我们也竭诚地寻求同道，但绝不面面照顾。对于来稿，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期望以自己的艺术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①。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陆文夫的办刊实践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创办《苏州杂志》时，陆文夫正好六十岁，老将出马，总算了却一桩人生夙愿。他对期刊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其苦涩的经历成了他办刊实践的精神养料。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在《苏州杂志》的“发刊词”中，陆文夫有这样的表述：“苏州的优势不在于单项冠军，而在于团体总分，文化古城的特点就是文化的各种门类齐全，都有传统，都有积累，都有发展。苏州的文化人就单项而言都堪称专家，总体统而言之是一个庞大的杂家群，办刊物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故而思之再三，决定办一份《苏州杂志》，综合反映苏州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杂志，貌似杂乱无章而自成一章。目前的各种期刊都统称杂志，但真正的雜志却并不多见，苏州可以杂，因为它有那么多的内容可志。《苏州杂志》的诞生，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目前的期刊已多得目不暇接，何况它的封面上没有‘赤膊女人，标题又不‘吓人大怪，不可能畅销，一定要赔本，既无公费可吃，只能靠向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化缘，随缘乐助，功德无量。”②《苏州杂志》的办刊方针是“当代意识，地方特色，文化风貌”，编者初心不改，一直把这一宗旨坚持至今。正因如此，《苏州杂志》成了展示苏州文化的一扇窗口，这扇窗恰如苏州园林里的漏窗或花窗，形状各异，窗洞内装饰着各种别致的漏空图案，漏窗高度与人视线持平，以人性化设计贴近自然和生活，便于游人观赏窗外景观。这些漏窗沟通园林内外，善于借景，典型如狮子林的琴棋书画“四雅”漏窗，与周围的植物和景色相映成趣，增添了文化内涵和幽雅情调。《苏州杂志》刊发的文章都与苏州有关，有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写苏州，有苏州的外来户说苏州，有苏州的外出游子忆苏州，也有苏州的过客看苏州。作者中有不少著名作家和记者，还有从商、从政、赋闲的各界人士。在《苏州杂志十年选》的序言中，陆文夫说：“这对一个刊物来说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造成很多文章只能失之交臂。但是，事物的局限性往往也就是它的独特性，刊物的局限性也就是它的个性，也就是它的特色，没有特色的刊物在当今期刊林立之中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我们坚决不开百货公司，只开一爿苏州文化的专卖店。《苏州杂志》实际上是一份乡土杂志，乡情杂志。异国他乡的苏州人读到《苏州杂志》时，往往是热泪盈眶，这不仅是杂志的魅力，而是他乡的游子对故土的刻骨相思和永远的怀念。《苏州杂志》的主要任务不是让苏州人了解世界，而是让世界了解苏州，让苏州人了解苏州，让他乡的游子怀念苏州，怀念与了解苏州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风貌。”③
作家办刊，风格各异，有甩手不管，有百事包办。而晚年的陆文夫把《苏州杂志》当成了最后的事业。陆文夫作为“苏州的外来户”，写给“地道的苏州人”范敬宜的约稿信，流露出写作者对苏州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而且，陆文夫的文学创作与苏州这座城市有密切关联。其成名作《小巷深处》起笔不凡，从《小贩世家》《围墙》《门铃》《井》到其代表作《美食家》《人之窝》，苏州都是那条串起粒粒珍珠的暗线。他笔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是对苏州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内蕴的见证和注释。他善于通过塑造人物，掀开苏州这座城市的一角，细致地呈现城市文化的褶皱与内衬。不妨来看看《小巷深处》的开篇：“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那不大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婆娑的树影在石子马路上舞动，使街道也布满了朦胧的睡意。城市的东北角，在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有间屋子里的灯还亮着。”从徐文霞到朱自治，这些小人物以小见大，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出城市的沧桑与时代的光影。就小说结构与风格而言，陆文夫的作品精致而富有层次感，深得苏州园林的妙趣。《苏州杂志》和陆文夫的文学作品有一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从2006年开始，杂志的不少栏目都以陆文夫的作品题名为栏目名称，譬如“人与城”“美食家”“小巷深处”“门前的茶馆”“壶中日月”等等。翻阅三十余年的《苏州杂志》，能够更加清晰而深入地把握陆文夫的文化追求，为了办这份杂志他写得越来越少，一直想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最终没有写出来，这份留下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的期刊是对其文学创作的延伸、补充和丰富，为我们理解其作品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路径和更为开阔的视野。
在众多作家主编的刊物中，作家、创作、刊物风格一致的并不多，尤其是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机关刊物，出任主编的作家大都不敢放任个人趣味，期刊取向和个人旨趣可能会有明显反差。陆文夫的文学创作与其办刊实践一样，做足了特色。第二任主编范小青有这样的感喟：“在《苏州杂志》创刊五年的时候，前任主编陆文夫老师曾经写文章《感谢吴中父老》来感谢苏州社会各界对《苏州杂志》的支持，今年是《苏州杂志》创刊二十周年。世事沧桑，人间变幻，从《感谢吴中父老》至今，已经过了十五年，而在十五年后，我们想说的话，仍然是‘感谢吴中父老！”④一份杂志如长长的纽带，能够把爱苏州的人联结起来，让他们感受到共有的精神密码，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正因为看清了世界的无限广阔，陆文夫才毕生钟情苏州，写嵌入自己生命的苏州城与苏州人，挖掘把时代、社会、城市、个人贯通起来的如水的“苏州性”，在苏州的世界里寻找苏州存在于世界的位置和价值。陆文夫突出特色的办刊理念，对于一直盛行同质化现象的当代文学创作界与期刊界来说，都是珍贵的启示。
二 学者办刊现象
何老师：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不知您近来又有什么大作问世？
我刚刚带毕业生外地实习后返校，一个半月跟年轻人在一块，心情愉快些，且养成了早锻炼的习惯，身体好象好了些。
前信我请您写的稿，不知写好了没有？这个刊物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名曰《当代文艺探索》，双月刊，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面向当代，以提高为主，明年初就向全国公开发行（不搞试刊了）。如今以（已）编好第一期，我们期望您的支持，您一定要给稿我们，长短都行。您系统研究过新时期文学，它的经验、教训和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一定有很多想法，是否可以写一篇，我们第二期发。
我回福州后读书读得杂、乱，也只在七月份和九月份共写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有点自珍，待明年上半年发出来后请您指正！
匆匆。敬颂
冬安！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光明
十一月廿日
王光明致何西来的这封信不带原封，写在两页印有“当代文艺探索编辑部”红色字样的信笺上。《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创刊，1987年出版第六期后终刊。由此可以推断此信写作日期为1984年11月20日。经向王光明教授核实，《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对当时已经在诗歌评论领域崭露头角的王光明颇为欣赏，曾经打算把他从福建师大调到福建省文联专门办刊，但时任福建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俞元桂教授惜才，不同意放人。王光明从1981年至1983年在北京大学进修，和北京的文学评论界有较为广泛的交游，作为《当代文艺探索》的编委协助刊物约稿。王光明和何西来交往较深，他写过何西来著作的评论文章，何西来也为他的著作写过序言。
在1980年代，各级文联、作协系统的评论家非常活跃，高校年轻教师调入文联、作协的并不少见。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院批评崛起，逐渐成为文学评论的主导性力量，文联、作协的评论家转向高校成为趋势。王光明协助办刊的实践，算是客串，介入不太深，在当时堪称学者办刊的先行者。如果不是因为这封约稿信，写信的当事人对此也已淡忘。到了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主持人在《主持人的话》里说：“希望能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这一文学史理念和刊发的文章很快就引发学术争鸣，至今余波不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陈思和还撰文阐述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目标：“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⑤
到了1990年代以后，学者办刊的现象日益普遍。从1991年到2000年，陈平原和王守常、汪晖联袂主编《学人》辑刊;汪晖从1996年至2007年主编《读书》;陈思和1998年开始与张新颖、王光东在《当代作家评论》联袂主持“无名论坛”，2003年至2006年主编《上海文学》。在陈思和卸任《上海文学》主编后，笔者曾在复旦光华楼和他进行过一次访谈，当我问“职业编辑与兼职编辑有何不同”时，他有这样的回答：“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应是一个有理想、有自己明确责任感的人，然后才谈得上他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专业编辑与兼职编辑没什么本质不同。对于专业编辑，一方面他是有专业知识的，另一方面从学校的、理想的教育状况来说，会赋予他明确的人生取向，有了这两者，你去从事任何工作，我认为都是有价值的。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做教师，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教师，什么是不好的教师; 我从事文学编辑，也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编辑，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坏编辑。说白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怎样做人的问题，人自己要是有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承担精神的话，那我觉得在任何领域都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去做教育或从事出版业，但是我觉得你在哪一个领域中工作，都只是一个量的问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教育、学术、出版对于我来说，其实有一个轻重的问题，有的方面我强调得多一点，但没有等级的问题。”⑥由此可见，学者办刊将教学科研、学术传播有机融合起来，以专业精神参与媒体运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办刊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越来越多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主办各式各样的学术辑刊，作者、读者、编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学者或研究生。在由文联、作协系统主办的文学评论类刊物中，创刊于2006年的《扬子江评论》（2020年更名为《扬子江文学评论》）、2012年创办的《百家评论》、2016年创办的《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创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其主编或执行主编都由高校学者兼任。丁帆曾担任过《钟山》副主编，从《扬子江评论》到《扬子江文学评论》，他都会为每期刊物写一篇言简意赅的《卷首语》，从2013 年第 5 期至今，他坚持用毛笔书写《卷首语》，这个栏目成为该刊的特色。正如邢丽凤所言：“‘卷首语以浓缩的形式，记录了《扬子江评论》的发展轨迹，并且是这份杂志与当下文学、时代精神进行对话的一个窗口。”⑦何平连续多年在《花城》杂志主持的“花城关注”专栏，在创作界与评论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就文学期刊而言，理论评论类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大都为文学批评家或学者，他们能够更为敏锐、精准地把握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如果编辑缺乏文学理论素养，很难办好文学理论评论类期刊。进入21世纪以后，南大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人文社科核心期刊（AMI）等人文期刊评价数据库的出台与推广，促使文联、作协系统主办的文学理论评论类期刊向学院规则靠拢，与学院体制接轨。学者办刊现象的盛行，其外部推力是文化、出版与学术语境的变化。王春林从山西大学进入《小说评论》编辑部担任主编，恰恰是主办机构依靠专家办刊思路的体现和反映。另一方面，学者更为积极地介入学术生产的全环节，将学术写作与学术策划、学术传播贯通起来，其内在动力是争取学术话语权，使得自己在学术评价体制中摆脱被动的处境，在学术链条中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掌握主动权。
与学者兼职办刊形成联动的是，编辑的学者化成为文学期刊发展的新态势。先后主编《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施战军，其文学批评家的艺术判断，使得他们在遴选作家作品时，往往会包含一种潜在的文学史视野。吴义勤从高校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媒体实践，体现了一种理性观察文学现场的学者情怀，推动了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的良性对话。
三 庆祝或纪念的文学
李瑛同志：
您好！寄來的书和杂志均收，谢谢！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丰功伟绩。为了回顾六十年来党的历史，进行一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在四化大道上奋勇前进。本报将从六月份起陆续刊出纪念稿件。请您在百忙中为我们写一首诗，短一点（一百来行左右），便时我来看您。问小雨好！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祝
撰安！
韩嗣仪
此信用毛笔书写，用纸为印有“光明日报”红色字样的信笺，右下角缺损一小角，无法看清写信日期。笔者同时购得一个印有“光明日报社”红色字样的原封，地址和收件人（北京解放军文艺社李瑛同志）均用毛笔书写，字迹和信札正文应当出自同一人手笔，信封正面盖有“国内邮资已付”的邮戳，寄出时间为“1977.9.26.19”。根据信札正文判断，此封非原封，应当是售出者张冠李戴。从信札内容推测，此信写作时间应为1981年5月之前。
报纸文学副刊作为新闻版面的补充和丰富，其信息偏重文学性和趣味性。与文学期刊相比，报纸副刊更为注重时效性与宣传性。“庆祝或纪念的文学”，既表现出对特殊日子的新闻敏感，又以文学的形式挖掘并传承历史的记忆，在对“历史上的今天”的追溯中叩问现实、展望未来。郭沫若的《新华颂》发表在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首应征国歌歌词的作品颇具代表性，后来有不少文学史家用“新华颂”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歌颂新中国的诗词创作潮流。报刊在组织“庆祝或纪念的文学”版面时，当然希望邀请有代表性的名家，在内容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导向性。对于当代报纸文学副刊而言，散文和诗歌是其主导性文体，受版面容量的限制，小说的发文量极少。民国报纸副刊以长篇小说连载吸引读者，这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媒体格局有密切关联。在当代报纸副刊上刊发的“庆祝或纪念的文学”，偏重抒情与说理，编辑在组版时往往兼顾诗歌、散文和评论，使得版面更为丰富和活泼。譬如1950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诗歌《突飞猛进一周年》、茅盾的文艺短论《争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和臧克家的文学评论《战斗英雄的形象》;1954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周立波的文艺短论《永远和人民同甘共苦》;1979年国庆节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的《国庆三十周年献词》、叶圣陶的《临江仙》和赵清阁的《南歌子》，还有草明的散文《闪光的奖章》。值得注意的是，茅盾的《国庆三十周年献词》、叶圣陶的《临江仙》和赵清阁的《南歌子》都是古体诗词，这在“庆祝或纪念的文学”中颇为常见。
庆祝或纪念什么、怎样庆祝或纪念，这不仅对文学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要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和历史教育。对重要历史事件、重要节日、重要人物的庆祝或纪念，意味着对传统的重复性致敬与确认，是具有庄重的仪式性的文化传承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关于“庆祝或纪念的文学”，迄今为止研究成果较少。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其文学史视野中的审美价值，更应该考察其制度史、思想史层面的影响。
我们研究报纸副刊、文学期刊或其他文学媒介，要把握其特色，就不能忽略这家媒体刊发的“庆祝或纪念的文学”。不少刊物在创刊逢十周年都会推出纪念专号，譬如《收获》2007年第4期就是纪念创刊五十周年特刊，主题为“致敬和传承”，封面采用了和创刊号一样的厚重的紫红色，目录前增加一个印张，刊发老舍、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冰心等老作家的手迹、照片以及他们跟编辑部的往来信件。一家报刊自身的发展历史属于“小传统”，而国家、民族、文学整体的发展历史属于“大传统”，如何让“小传统”融入“大传统”并凸显自身特色，这对编辑来说需要发挥创造性。2008年5月，《诗刊》推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优秀作品选”特大纪念专号，该期刊物选发了从1978年至2008年原刊于《诗刊》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近百位诗人的力作，让读者从诗歌年轮中感受改革开放的鲜活进程。
在各式各样的历史事件、节日与人物中，选择什么来庆祝或纪念，这确实是在考验编者的智慧，而且展示编者和媒体的立场、价值观。“编者的话”或“编者按”往往直接表明编者的意图、趣味与立场，这些材料是研究者判断编辑主张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庆祝或纪念的文学”也是不可忽略的佐证。而且，即使庆祝或纪念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报刊在具体操作中也会彰显各自的风格与个性。
更应该注意的是，不同时代的“庆祝或纪念的文学”，也会打上鲜明的时代色彩。譬如《人民文学》在创刊号就发表了“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小辑，包括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胡风的《鲁迅还活着》、郑振铎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篇章。1976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在头栏位置，重磅推出了“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专辑，包括周建人的《锲而不舍战斗不息——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茅盾的《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黎帆的《永远进击 继续革命——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樊发稼的诗歌《鲁迅的笔》、苏伟光的歌词《鲁迅颂》、黄新波的版画《“怒向刀丛觅小诗”》、郑毓敏等的水粉画《痛斥“四条汉子”》。《人民文学》还刊发过两部鲁迅传记，即1961年第1、2合期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集）》，该剧本由陈白尘执笔，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参与创作;以及1992年第11期发表的唐弢未完成的遗作《在激荡的风云中——〈鲁迅传〉一、二章》。这两个文本的写作方式、写作意图、文体特征都有明显差异，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研究者这样评价《人民文学》创刊以来纪念鲁迅的各类文本：“《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修辞事件。它不是一张历史存单，而是一场流动盛宴。颇具修辞意味的文本还有创作谈、阅读笔记、歌词等;副文本如画像、照片、手迹和书讯等，这些史料共同见证鲁迅研究的在场。”⑧纪念并不仅仅是为了铭记历史，它同时也在书写另一种历史。
四 特約稿
孙友田同志：
大作开采歌（外一首）已经收到了，感谢您对刊物的热情支持。作品正在编辑处理中，一俟决定，当立即与您联系。请勿惦念！
《萌芽》来稿数量激增，为了对于特约作者的稿件能及时处理，请今后您来稿时信封上注明“特约”字样，以资识别。
专此，即致
敬礼
萌芽编辑部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稿件编号为552号，如来信查询，请注明号码）
此信带有原封，信封正面印有“萌芽”绿色字样，正文为铅印件，字体为繁体，信中仅有“孙友田”、“开采歌（外一首）”、“552”为手写填入，收件地址为徐州市贾汪共青团夏桥煤矿委员会，正面的寄件邮戳日期为“65.10.23.19”，反面盖有收件邮戳，随信夹有两张印有“萌芽特约稿”的绿色字样的长方形标签。
笔者还查到诗刊社用毛笔写给孙友田的一封约稿信，信的内容如下：
孙友田同志：
来信收到了，你的诗和上海文学重了一首，考虑问题不大，请你放心！
诗刊明年一月号改在月初出版，十二月初要接连发两期稿，很需要支援。希望你能为一月号写一些稿，一月号以歌颂工农业生产开门红、为新的一年鼓劲的抒情诗为主。盼于十二月初寄些稿来。
诗刊编辑部
十一、十五
此信用纸为八行红框竖线信笺，盖方形“诗刊编辑部”印章。孙友田在《诗刊》1961年第一期发表《矿门口的宣传画（二首）》（包括《煤海金龙》和《大山欢笑》两首短诗），排在三题的位置，该期作品的头题为袁鹰的《唱支迎春歌》，二题为郭沫若的《昆明杂咏》，首栏的作品还有李瑛的《塞北春早（三首）》和纳·赛音朝克图的《奔赴第一线》。1960年的《诗刊》为月刊，一般每月25日出版，第11、12期为合刊，12月20日出版，该期刊有孙友田的《本矿新闻（二首）》。1961年《诗刊》改为双月刊，单月10日出版。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诗刊》编辑部这封约稿信的写作时间可以明确为1960年11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孙友田在《雨花》1961年第一期也發表了《矿门口的宣传画（二首）》（包括《地心激战》和《井口即景》两首短诗）。孙友田在《情系黑土地》一文中提到《大山欢笑》，认为这首诗“表现了徐州煤矿工人劈山探宝的英雄气概和万年煤层苏醒翻身的动人奇迹”，“这首只有20行的短诗，成了我的代表作，诗中的‘我是煤！我要燃烧！被诗评家誉为‘当代矿工的宣言”。⑨
孙友田的煤矿题材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特色和地位。连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提到他：“孙友田（1936年—）这位淮南煤矿的诗人描写了工业战线建设者的形象，从而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⑩必须指出的是，孙友田1957年毕业于淮南煤矿学校，毕业后到徐州贾汪煤矿担任技术员。在“十七年”的文学语境中，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主人翁，工人创作或工业题材创作一直受到重点关注。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之后，工农兵创作在文学期刊占据了主要版面。尤其在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文人创作在文学期刊中屈指可数，《人民文学》的头条位置大都被工农兵作者所占领。拥有“煤炭诗人”称誉的孙友田的来稿被《萌芽》视为“特约稿”，可谓顺理成章。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孙友田的创作：“客观地讲，孙友田比他的煤矿诗更响亮。可以说，孙友田是中国煤矿诗歌的‘同义词，即孙友田就代表煤矿诗，甚至他是煤矿诗的象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孙友田是第一位向诗界展现煤矿朝霞之绚丽壮观景象的歌者。从矿井登上诗坛，他确立了煤炭诗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位置，第一次较为完整鲜明地树立了中国矿工的形象，抒展了矿山的历史巨变、人物风景、劳动斗争生活。”11
文学期刊对来稿进行区分，划分等级，其目的是凸显期刊的立场。不少文学期刊设置过“本刊特稿”“特稿”“特别关注”“特别推荐”“专稿”等栏目，这些栏目推出的作品要么是名家新作，要么有突出的时效性，要么特别符合期刊旨趣。还有一些期刊推出“专号”，那更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集中精力抓重点。譬如《苏联文学》杂志1987年第2期是乌克兰文学专号，编者交代了此中缘由：“我国人民对苏联各民族文学，其中包括乌克兰文学，怀有良好的感情。我们对乌克兰文学并不生疏，不少乌克兰文学的优秀作品在我国都可以读到中文译本。我们《苏联文学》自创刊以来，始终重视对乌克兰文学的介绍。前年八月我刊主编刘宁同志在苏联进行学术考察期间，访问了乌克兰作协，会见了乌克兰著名作家。乌克兰作协的同志们同意向我们推荐一些作家和作品，并于去年托赴苏参加谢甫琴科纪念活动的谭得伶同志把书刊文稿直接带交我刊。对于乌克兰作协的同志们对我刊的支持、关心和深厚情谊，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2该刊1988年第5期也刊出“特约稿”——波兰巴·勃亚洛科佐维奇的《对世界的新观念及其在文学中的艺术体现——兼评苏联二、三十年代文学》。再举一例，为了迎接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推出了“外国妇女文学专辑”，“其中有在我国首次刊登的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爵士乐》（节译 ）和美国西海岸笔会主席伦达·韦伯斯特的长篇小说《母亲之罪》（节译、特约稿）。《世界文学》编辑部李航女士应约寄来了译作《美洲马》”，“编者真切地希望这些译作和论文能对妇女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繁荣，对迎接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一些微薄有益的贡献”。13只要翻阅当代文学期刊文献，不难发现“特约稿”一类的栏目大都被名家锁定，差不多成了“名家专座”。除了某些特殊时段，名家路线在文学期刊界几乎牢不可破。当然，有些刊物唯名家马首是瞻，哪怕是名家的“残次品”也奉若珍宝;有些期刊在推崇名家之余，也会挖掘并培养新人。正因如此，我一直特别看重那些大力扶植新人的期刊与编辑。
有趣的是，“特约稿”的实际效果往往反差鲜明。那些有原创意义的、领先一步的“特约稿”确实能给刊物增色，使得刊物拥有人无我有的独门秘笈，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那些汇入合唱的“特约稿”，不仅无法形成特色，而且使得不少期刊陷入高度同质化的怪圈，一些名家匆忙赶出来的急就章，如同泡沫一样，速效而速朽。因此，“特”必须是个性化的特色，必须有发现和创见，在创作质量和编辑方法上都有创新价值，而不是生怕落后于时代步履的追逐。追赶式的办刊思路一开始就落后了一步，亦步亦趋，很难追上多变的潮流，注定只能成为主潮的回声和背景。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结 语
本文选择四个案例，根据约稿信的写信时间，以逆时顺序排列，讨论文学报刊发展的四个问题。在报刊和文学的河流中逆流而上，我们能够更为分明地感受到媒体风尚和文学风尚的变迁。其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约稿信。“十七年”的文学报刊风格相近，约稿信大同小异，大多为格式化信件。当时的文学期刊大都参照《人民文学》的模板，重视工农兵作者，并不重视个性。与报刊格局形成呼应的是，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种向心格局，文学与政治、社会发展步调一致。1980年代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从已经公开出版的作家文集中可以看出，约稿信花样繁多，个性鲜明，有些手写的约稿信洋洋洒洒数千言，编辑与作家之间除了商谈稿件问题，还会针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学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到了1990年代以后，纸质的约稿信越来越罕见。进入21世纪以后，纸质的约稿信难得一见，编辑约稿通过电话、邮件、手机短信、QQ短信、微信短信等电子形式，这些信息很容易丢失，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留存下来，除了特殊情况，第三方不可能获取。正因如此，纸质约稿信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特定时代文学史与媒介史的历史遗存。其二，文学报刊风格逐渐走向多样化。不管是作家办刊还是学者办刊，编辑队伍的构成不再单调，不同思路的碰撞给报刊带来活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报刊意识到包打天下容易四处漏风，不再片面追求“大而全”，出现了一批像《苏州雜志》一样追求特色的“小而专”的报刊。进入21世纪以后，文学期刊界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是电子文学期刊的涌现，其中多为小众的诗歌或学术刊物，但很快就风流云散。其二是文学期刊的一刊多版，不少文学期刊扩版，在此基础上分化为原创版、选刊版，有一些大型文学双月刊推出“长篇专号”，还有一些文学月刊扩版成半月刊后，寻找合作方联办下半月刊。其三，商业的力量不断壮大。我们考察“十七年”的文学报刊，从内容中很难感受到商业元素的存在，商业力量在当时如同海上冰山，是一种隐性的力量，事实上经济环境依然会制约报刊的发展，譬如1960年就有不少文学期刊因为纸张供应不足而停刊。到了1988年陆文夫创办《苏州杂志》时，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如何面对市场成了媒体从业者无法回避的选择，拒绝“赤膊女人”和“吓人大怪”就得四处化缘，自谋生路。到了1998年，《小说》《峨眉》《漓江》纷纷停刊，纸质文学期刊压力大增。商业杠杆发挥作用的力度与方式，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媒介和文学生产而言，不仅影响其产品结构与办刊定位，而且改变其文化地位与总体趋势。在文学和期刊双重边缘化的大背景下，将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多数都难以生存下来。最近几年，不少省份将重要的文学期刊确定为公益二类机构，政府资助一部分经费提供基本保障，文学期刊还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的文学刊物借助纵向的经费补贴，提高稿费标准，在获取优质稿件资源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其四，技术对媒介和文学的重塑正处于加速状态。网络对媒介格局的颠覆性影响，不仅使得约稿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将纸质书信挤到了历史的边缘，自媒体更是直接取消了约稿这一环节，而且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让纸质报刊与现实、读者的关系日益疏离。在影视和网络媒介的前后夹击之下，纸媒的逐渐边缘化似乎是难以逆转的大势。在这样的语境中，对纸质约稿信的整理与分析，既是向已经逝去的文学岁月和青春记忆的致敬，也是一个成长于纸媒环境的读书人的怀旧仪式。
注释：
①《“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
②陆文夫：《发刊词》，《苏州杂志》1988年创刊号。
③陆文夫：《十年树人》，《苏州杂志十年选》，《苏州杂志》1998年编辑。
④范小青：《二十年》，《二十年选》，《苏州杂志》2008年增刊秋季号。
⑤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⑥黄发有：《传承人文薪火——陈思和访谈录》，《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邢丽凤：《建构批评的自主性——丁帆的〈扬子江评论·卷首语〉及其批评理念》，《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⑧董瑞兰：《〈人民文学〉纪念鲁迅文本的修辞建构》，《百家评论》2020年第2期。
⑨邹徐文主编：《文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⑩〔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俞金戈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0页。
11冉军：《中国煤炭诗史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12《编者的话》，《苏联文学》1987年第2期。
13刘海平：《卷头语》，《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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