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向东
柳一沙被执行死刑两年了，我答应为他写一本书，至今才迟迟动笔。这事挺折磨人的。二十多年前他残忍地夺去了四条人命，毁掉了两个家庭，却请求我不要把他写成恶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
摆在案头的采访笔记，不知翻阅了多少遍，我似乎闻到了这堆文字里散发出的
霉味，还有梅雨季节带来的不安与躁动。
我是两年多前见到柳一沙的，纯属偶然。当时我去菰城参加一个笔会，和作家朋友们聊天，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柳一沙被警方抓获了，他大概也会在邀请名单里。我马上想到了前些日子网上热炒的“著名作家”柳一沙杀人案。一问，果然，就是这个柳一沙。刚才那位作家朋友还说，柳一沙就关押在菰城看守所。
网传柳一沙是“著名作家”，有些夸大其词了，最多是小有名气。反正在他落网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在座的一位作家是一本文学刊物的主编，曾经和柳一沙有过接触。据他说，他的印象里，柳一沙是个勤奋的人，想不到竟然是隐藏了二十多年的杀人凶手，真是人心难测。这时，同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爆料，柳一沙曾因女儿的医疗事故跟一家医院打官司，专门给他写过求助信。老前辈说：“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不过我还是跟有关部门反映了一下。”
几位作家围绕柳一沙杀人案的话题扯了一些闲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上网查了柳一沙的资料。他跟我同岁，1985年发表处女作，1990年自费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过四个月。1995年底，他在菰城犯下惊天大案。2005年，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出版，还获评省内一个有些含金量的文学奖项。
网上的说法是，柳一沙杀人潜逃后的这二十多年，是在噩梦中度过的。我感到不解，如此心理重负之下，他居然能坚持文学创作，还能获奖，他怎么做到的？
我动了采访柳一沙的心思，不过，他现在已经是死刑犯了，采访他恐怕不那么容易。好在菰城有我一位老战友，现在是一家大型媒体记者部主任，专门跑法治类的新闻，跟公安的相关部门说得上话。于是，我特意去拜访了战友，问他有没有办法。
战友有点儿为难。他在菰城公安局有熟人不假，要是一般的刑事犯，我采访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可柳一沙……其时距柳一沙死刑的二审判决已过去小半年了，按照时间推算，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书差不多该下来了，这时候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看守所方面恐怕不会同意。不过，他还是答应帮我问问。
隔了一天，他告诉我，他跟市局和看守所都联系过了，得到的答复是，要见柳一沙必须征得他本人同意，还要有检察机关的批准。我觉得这事太难为战友了，也就没抱什么希望。老实说，我想见柳一沙的动机很模糊，或许是作为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让我很好奇;或许因为我也是作家，对于身边发生的故事有一种本能的探知欲。
就在即将离开菰城的前一天晚上，战友的电话又来了，说柳一沙同意见我，并且得到了检察机关的批准。我感慨万千，人生真的要有一次当兵的经历，一起扛过枪的战友情，那是什么也换不来的。
菰城的八月天闷热多雨，看守所厚重的铁门，在霏霏细雨中吱吱嘎嘎地打开了。所长和负责监管柳一沙的民警站在大门里侧，衣帽已经被雨水打湿了。
在所长的引领下，我穿过一道道关卡。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我一边走一边東张西望。以前我也去过不少看守所，采访过不少在押犯，但每次进出这类场所，依旧感觉有些忐忑。
按照程序，所长向我介绍了柳一沙的情况，以及会见时的注意事项。他说柳一沙的情绪比较稳定，很配合监管民警的工作，这也是看守所同意让我见他的原因。
“柳一沙尤其在乎自己的作家身份，每当监舍来了新人，都会主动凑上去，转弯抹角地向对方介绍自己是作家。他甚至跟监管民警提出要求，希望看守所购买他的书，每个犯人发一本。”所长边说边摇头，“这个要求，我们实在无法满足。”
对于执行的期限，柳一沙应该也有个估计。这些日子，每当监管民警喊他的编号，他都一个激灵，以为高法的核准书下来了。所长昨天去监室喊柳一沙的时候，见他神色紧张，赶紧解释不是“那事”，柳一沙的表情才松弛下来。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罪不可恕，曾表示只求速死，省得天天受煎熬，这种煎熬甚至比死还难受。尽管如此，求生是人之本性，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他也会紧紧抓住，甚至幻想有奇迹发生。
所长告诉他说有位作家在菰城采访，想跟他见一面。至于见不见，由他自己定。在所长的印象里，柳一沙比较抵触见记者——那些记者在报道中都把他说成是“杀人恶魔”，因此所长特意强调，这位作家不是来采访的，就是随便聊聊。
所长对我说：“柳一沙担心听错了名字，问了我好几遍，确定就是你，很痛快就答应了。看这样子，你名气很大哦？”
我只好说：“可能我这个姓少见，容易记住。”
“你这姓，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你见柳一沙，想问他些什么？最好不要问案子的情况，现在已经……”
我明白所长的意思，案子已经盖棺定论了，再问容易引起柳一沙的情绪波动。“真的就是随便聊聊，没什么具体的方向。”
见面安排在所长的办公室。所长解释，根据规定，会见时他必须在场，全程监控。“这个请你理解，我们必须照规矩来。”
这个我当然理解，同时注意到办公室上方的监控探头。所长的办公桌对着门口，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后，自己搬把椅子坐在一旁。我们的正前方摆放了一把讯问犯人的专用椅子，有点儿像饭店给孩子准备的“婴儿座”。
楼道里传来脚镣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不知是脚镣过于沉重，导致他行动缓慢，还是楼道太长，也或者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总之脚镣声响了半天，柳一沙才出现在门口。
没想到他这么高的个子，估计有一米八几，进门时需要低下头。他站在门口打量我片刻，继而向我走来，同时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我想起所长的叮嘱，示意他坐在办公桌前的专用椅子上，变相地拒绝了和他握手。
他的表情有点儿尴尬，刚刚伸出的双手又缩回去，手铐上的锁链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衣老师，您跟照片一个样子。”
我知道他是没话找话，而我同样不擅长这种场合的开场白，干脆道明来意：“柳一沙，我到菰城采访，听说你在这儿，过来看看你。”
“谢谢衣老师，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很喜欢你的小说，《阳光漂白的河床》、《吹满风的山谷》，还有《电影哦电影》，我都读过。”
这确实让我意外。但马上我就释然了，他知道我要过来，提前做了准备，也许看守所的图书馆里有我的小说吧。
“听说您要来，我昨晚都没睡好，激动的……我喜欢的作家不多，但我是真心喜欢您的小说。”
他的眼窝深陷，有两个乌紫的大眼圈特别明显，乍一看还以为是一副黑框眼镜。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缘故，而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留下的印记。
我一时无话可说，满脑子寻找话题，突然想起所长说过柳一沙很在意自己的作家身份，于是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我听说你也写了不少作品……”
他一下子兴奋起来，谈自己的小说，谈他的创作经历，说他很想写影视剧本。落网之前，有一部电视剧本已经写完五十集了。“我是瞎写，没经验。衣老师的电视剧我看过，特别喜欢。”
他向我请教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这个话题太大了，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完，而且他实在没必要知道影视剧本的写作技巧了。我只好打断他的话，站起身跟他道别：“所长他们都很忙，我就不打搅了。你这里有需要我帮忙的吗？我兜里现金不多，两三千块，都给所长，你想吃什么，就跟所长说。”我又转向所长，“所长您费心，多关照他一下。”
“放心吧衣老师。”所长说。
“衣老师……”柳一沙突然站起来，“我想请你帮个忙。”似乎是觉得自己有点儿冲动，他又赶紧坐下，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椅子的托板上。“请您……给我写本书吧。我的事，可以写一本书。我本想自己写，可现在……”他停顿了一下，“我希望衣老师不要把我写成恶魔，其实我就像做梦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成了杀人犯……”
说实话，这个要求太突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看出了我的犹豫，他急切地说：“如果你答应，我把我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就现在！”
我不知道这合不合规矩，扭头看看所长，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所长微微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跟柳一沙聊了两个多小时……
离开前，我问他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一口气说了这么长时间，他很疲惫，尤其是那些痛苦回忆，似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他的头微微垂着，仿佛脖子已经支撑不住。
半晌，他才费劲儿地抬起头：“您要是有机会见到我儿子，告诉他，要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不容易。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定要上个好大学，现在我不这么想了，上什么大学不重要，但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以后找到工作，要尽量帮助家里，帮助他妈妈……还有，不要仇恨这个社会，我是罪有应得，让他不要像我一样走极端，遇事要冷静……一定要有脑子，有自己的脑子。”
是啊，聪明人未必有自己的脑子。
我答应了他：“你放心，我一定把话带到。我现在在大学教书，你儿子考大学，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谢谢衣老师。我老家南县很漂亮，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神色黯然，“只是，我再也不能回去了……”
“还有吗？”
他想了想：“我有個短篇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您看……”
可惜，我没记住那篇小说的名字。
监管民警站在门口，准备把柳一沙带回监室。柳一沙颇有些留恋：“衣老师，我真想跟您学写电视剧，可惜……”
可惜，他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了。我无言以对，只有默默点点头。
他又想跟我握手，犹豫片刻，还是把手缩了回去，转身走向门口，脚镣拖在地板上哗啦啦作响。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身朝我走来，边走边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衣老师，我总觉得应该跟您握握手。”
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我问所长：“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我的手机不能带进监区，所长让民警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不过，按照规定，这张合影不能给我，只能留在看守所。
从看守所出来，外面依旧细雨蒙蒙。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想拨开二十多年来的重重迷雾，探寻建国以来菰城第一大案的细枝末叶。我推迟了离开菰城的时间，委托战友帮我联系参与侦破柳一沙一案的民警，还有那些与案件相关的人——如果能联系上的话，我想跟他们聊聊。此外，柳一沙落网时，战友所在的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他们收集的资料，对我来说都很珍贵。
这次采访用了一个多月。采访结束不久，柳一沙被执行死刑。
2017年6月初的某个上午，一个注定改变菰城公安历史的上午。
虽然才9点多钟，但江南6月的天气潮湿闷热，让人喘不上气来。菰城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六七百名警察全副武装，雄赳赳地排列成几个方阵。广场前方竖着三块高大的牌匾，上面分别写着——侦查破案大会战、基础防控大比拼、信息应用大练兵。
在“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的口号声中，姜晔走上主席台，他身边还有副局长崔和平和贺国庆。姜晔向全体民警敬礼，台下瞬间鸦雀无声。
姜晔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其实骨子里是个硬汉，处事果断，敢于亮剑。他时年四十六岁，在菰城市公安局长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多，算是年轻干部。以他这两年的辉煌战绩，只要不出大的纰漏，回省厅任职副厅长顺理成章。
在民警们看来，这次搞的三“大”行动，其实是姜局长的收官之作，也可以说是“作秀”，轰轰烈烈地给自己在菰城的任期画上句号。
市局政治部主任田波是现场主持，按照动员大会的流程，田波对这次三“大”行动的重要意义做了阐述，说得很简短，尽量把时间留给姜晔，请他发布动员令。台下的民警们暗暗运气，准备在姜晔发布慷慨激昂的动员令后，高喊“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服务人民、敢打胜仗”的口号。
姜晔把田波给他准备好的讲稿推到一边，看都没看一眼，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A4纸。他神色凝重地扫视台下的一个个警察方阵，然后将这张纸展开。全场肃然，几百双眼睛紧紧盯着姜晔和他手中的A4纸，空气中的潮热变得更加粘稠，大院外面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显得更加刺耳。
姜晔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似乎每一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同志们，我手中的这张纸上，是菰城市公安局多年未破的四十六起命案积案，涉及五十二条人命，很多命案尘封了二十多年。这里面就包括建国以来菰城市发生的最大命案，也是我省第二大悬案——‘沈记旅馆杀人案’。这四十六起未破的命案积案，是我们菰城警察欠菰城人民的一笔债，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啦！我们这次要借助三‘大’行动，破积案、破命案，给菰城人民一个交代！”
已经挤到嗓子眼的口号没喊出来，台下的民警们有点儿蒙圈。原本以为是一次轻松的“作秀”，突然间变成了沉重的“还债”，不用问，今年的假期没了，而且三“大”行动必定让他们脱一层皮。大家搞不明白，眼看任期要结束了，姜局长为什么成心给自己找事？
田波也蒙了，脑子里冒出四个字：姜局疯了！
两位副局长崔和平和贺国庆，目视前方，神色严峻，看似在专心开会，可田波猜得到，他俩心里肯定也跟自己一样在翻江倒海。
田波心思缜密，过目不忘，只要他扫过一眼的东西，基本就印在脑海里了。他盯着姜局长手里的这张A4纸，觉得特别眼熟。紧接着，他想起两年前的某一天，他帮姜晔到办公室拿钥匙，在办公桌上曾见过这张纸。当时他没往深处想，如今看来，重启命案积案侦破不是姜晔一时心血来潮。
他着实替姜晔捏了一把汗。这些积案如果能破，前几任局长早就解决了，哪轮得到你来抢功？尤其是菰城市第一大命案“沈记旅馆杀人案”，一案四命，二十多年间先后多次重启，都铩羽而归，是很多老刑侦心中永远的遗憾，是菰城民警谁都不想触碰的伤疤，更是见不得人的“家丑”。重启命案积案的侦破，姜晔等于是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落深渊，在菰城这两年多的打拼，也就打水漂了。
动员大会结束后，田波跟姜晔回到办公室，忍不住说：“姜局，为什么要去碰这些案子？这都是烫手的山芋啊！”
姜晔的职务是菰城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按照政府部门的习惯叫法，田波应该称呼他“姜市长”，但姜晔不喜欢这种叫法，说自己的主要职务是公安局长，于是下属都称呼他“姜局”。姜晔说：“会上我不是讲明白了吗？到该还债的时候了。”
“这又不是您欠下的债，哪有新官还旧债的？”
“老百姓可不管是谁欠下的债，只认你身上的警服。在他们眼里，这些案子一天不破，菰城警察就是无能，一代代菰城警察就要背负骂名！”
“道理我都明白，可您在菰城已经功成名就了，马上要离开菰城了，我担心……”
姜晔不假思索地打断田波的话：“功成名就？功在哪里？名在哪里？这么多命案积案没破，敢说有功？我憋了两年多了，现在终于可以腾出手来……”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进来的是崔和平和贺国庆两位副局长，大概他们在门口听到了姜晔的话，两人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老崔，老贺，坐下说话。”崔和平和贺国庆都是局里的老人，不在正式场合，姜晔平时都是这么称呼他们。
两人对视一眼，崔和平说：“姜局，我们想跟你交流一下想法。过去那些命案积案，确实很棘手，好几起案件我都参与了侦破，尤其是‘沈记旅馆杀人案’，几次重启侦破，最终都偃旗息鼓了，你有把握破案吗？”
“怎么？你们是不赞同重启侦破？”姜晔反问。
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贺国庆轻轻叹了口气：“姜局，不瞒您说，我做梦都想把这个案子破了。李昂局长临终前，反复叮嘱我们几个专案组成员，别忘了这个案子，否则他死不瞑目……只是我担心，如果这次还是破不了案，可能会影响你今后的发展。”
起风了，窗外香樟树的叶子摇得哗哗响。
姜晔推开窗户，深深吸了口氣。他家乡的老宅后就有一棵香樟树，陪伴着姜晔一年年长大，香樟树的叶子散发的幽香，是姜晔最喜欢的味道。数不清的夜晚，他就这样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香樟树，想着这个城市的万家团圆，想那些尘封多年的命案积案……
姜晔转过身：“你们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到桐树镇检查工作，群众怎么说我们的？”
三个人都愣怔了一下，一时无语。
姜晔到菰城市上任后，曾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到各地熟悉情况。桐树镇在菰城的最北边，风景优美，民风剽悍。去之前，姜晔特意了解过当地的情况，可还是被当地人来了个下马威。
桐树镇有全国有名的童装批发城，各地来采购的人熙熙攘攘，狭窄的街道堵塞严重，街道两边到处是商铺乱搭乱建的棚子。姜晔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些棚子不仅影响交通，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很容易就会火烧连营。
在菰城，公安局长也算是个人物了。姜晔在当地派出所长的引领下沿街走访调查，许多路人都凑上来围观。看到姜晔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们不免有些失望。这么个白面书生能当公安局长？看来上面又在糊弄菰城老百姓了。
姜晔在一处违建前停下脚步，提醒商铺老板，说这样乱搭乱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老板把这些棚子尽快拆除。不料，商铺里冒出一位老爷子，根本不买公安局长的账：“放着大事不抓，专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谁来当局长都一样，都是软蟹子、窝囊蛋，整天跟老百姓耍横，有本事，把‘沈记旅馆杀人案’破了！二十多年了，警察连根鸡毛都没抓住，有什么可牛的！”
老爷子话音刚落，周边就有人跟着起哄。派出所长脸上挂不住了，新上任的局长第一次下来检查工作，被自己辖区的群众当众羞辱，他这个所长当得太没水平了。所长当场就要发作，被姜晔用眼神制止。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姜晔神色淡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其实他心里特别难受。在省厅工作多年，他自然清楚菰城“沈记旅馆杀人案”。老爷子骂得有理，这么多年过去了，菰城警方没给百姓一个满意的说法。
从桐树镇回到市局，姜晔当即把刑侦支队挂账的命案积案梳理了一遍，制作了一张表格，把没有侦破的命案积案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下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只要拉开抽屉，就能看到它。
这张A4纸就这样在他心里生了根，一天天顽强生长着。他恨不得立即重启命案积案的侦破工作，然而由于各种因素，菰城的社会治安状况很不乐观，旧案未破，新案又来，经常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公安疲于应付。
姜晔到任后，像个老中医似的，很快摸清了菰城的病根所在，确定了工作的主要方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从公安工作的基础抓起，在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大胆推进警务改革，打造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菰城模式”。不到三年时间，菰城的社会治安风清气正，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度下降。姜晔觉得，重启“沈记旅馆杀人案”侦破工作的时机到了。
经过仔细酝酿，姜晔提出了“侦查破案大会战、基础防控大比拼、信息应用大练兵”，借助三“大”行动，拉开了破积案、破命案的序幕。
不过，究竟能不能侦破那些尘封多年的命案积案，尤其是“沈记旅馆杀人案”，姜晔确实没有十分把握。他跟崔和平和贺国庆坦诚地说：“‘命案必破’并不是说当天就破，也不是明天或者明年必破，哪怕在我任期内不能破，至少也要将侦破进程向前推进一步。这个信心我有。现在我们公安机关的科技力量，是二十年前不能比的，很多过去挂账的案子，现在不是都破了吗？我就不信……”
姜晔的话被座机铃声打断了。来电话的是省公安厅退休的老领导：“听说你要重启‘沈记旅馆杀人案’的侦破？”
好家伙，消息这么快就传到老领导那里了？姜晔捂住话筒，转头看了看屋子里的其他三位。那三位也是面面相觑。
姜晔试探着说：“老领导，这么快您就听说了？我正想跟您汇报一下……”
“汇报什么？你是觉得在任期间没出事，心里痒痒是吧？还剩下一年半载的，你折腾什么？搞大比武大会战，你就好好搞，扯上那些命案积案干什么？显你能耐，显你本事大？”
老领导连珠炮一般的训斥，让姜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也不能一直不说话，他斟酌着措辞：“感谢老领导的关心，您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是要认真考虑，这么大的事情，不要冲动。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给我汇报想法！”不等姜晔再说什么，老领导就挂断了电话。
姜晔拿着话筒掂了掂，似乎在掂量老领导话的分量，半晌无语。老领导声音洪亮，在场的三个人都听见了。田波冲崔和平和贺国庆递个眼神，三人一起退出了办公室。
刚出门，田波就舒了口气，小声说：“上面都过问了，姜局不会重启侦破那些命案了吧？”
崔和平和贺国庆同时叹了口气，好像觉得他的话很幼稚。两人什么也没说，走了。
窗外是白花花的阳光，姜晔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碎的汗珠，这才想起进屋后一直没开空调。他打开空调，又用电热壶煮上一壶水。
已经是午饭时间了，楼道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还有民警们说笑的声音，不知是谁哼哼着时下流行的歌：“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姜晔似乎受了感染，喃喃自语：“时间都去哪儿了……”
水开了，水壶发出“滴滴”的鸣叫。姜晔从沉思中醒来，泡了一杯茶，坐在办公桌前。田波轻轻敲门，喊他去吃午饭。姜晔没一点儿胃口：“你去吃吧，我一会儿出门，有点儿事要办。”
田波信以为真，去食堂的路上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叮嘱司机原地待命。司机在车上等了一个小时，实在等急了，打电话给田波：“姜局什么时候出门啊？”
田波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犯糊涂了，姜局没事，就是没心情吃饭。他赶紧拿了几包泡面和两罐饮料去慰问司机。
姜晔依旧坐在办公桌后，眼睛看着天花板。他现在想的不是要不要重启那些命案积案，而是如何回复老领导。老领导退休后，从不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这次也是真着急了，担心他破不了案，下不了台。他不能驳老领导的面子。
想了半天，姜晔也没想出妙招来，干脆不去想了，闭上眼睛，想迷瞪个午觉。迷糊了十几分钟，又被敲门声惊醒。睁开眼瞅了瞅手表，刚好到下午上班的时间。
来人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痕迹专家冯柏林和刑侦一大队教导员顾泽。姜晔招呼他们坐下，可两人站在姜晔的办公桌前，齐刷刷地摇了摇头。
冯柏林比姜晔年长十岁，在刑侦支队负责刑事技术，是菰城市公安局最权威的痕迹专家。他跟姜晔很多地方相像，比如说话慢条斯理，作风务实严谨，做事一丝不苟。顾泽比姜晔小一岁，是个直脾气。沈记旅馆案发时，他入警才两个多月，就因为这个案子，他从繁华分局调到了市局刑侦支队。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从小民警变成了老民警，这个案子却一直悬着。
姜晔猜到了他们的来意：“看你们两个心事重重的，怎么啦？”
冯柏林语气焦灼：“姜局，我和顾泽是来请战的，如果重启‘沈记旅馆杀人案’的侦破，我们要进专案组！”
姜晔心里一震，嘴上却只是“哦”了一聲。
顾泽跟着说：“为了李局，我们也要进专案组，这口气我憋了十好几年了，快憋死我了。”
“李局临终的时候还不忘叮嘱我们，一定想办法破了这个案子……”冯柏林说着，眼圈红了。
冯柏林说的李局，是多年前菰城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李昂，才五十岁就在岗位上病逝了。姜晔到菰城上任之初，冯柏林就提议重启“沈记旅馆杀人案”的侦破。当时姜晔说自己刚来，要先熟悉一下情况。过了半年，冯柏林旧事重提。姜晔的回复是，他会认真考虑。大概冯柏林认为姜晔是在推脱，从那之后，不管在什么场合照面，除非有工作要汇报，他总是躲着姜晔走，绝不多说一句话。
此刻，姜晔的内心也是波澜起伏。四十六起未破的命案积案，是多少菰城群众的血泪，又是多少菰城警察的遗憾！
面对情绪激动的冯柏林和顾泽，姜晔只说了四个字，说得很慢：“等我通知。”
冯柏林庄重地举手敬礼。平时一向沉稳的他，在离开姜晔办公室的时候，几次都没拉开门把手——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了。
老领导要求姜晔认真考虑三天再给他回复。姜晔在市委连着开了两天会，没腾出脑子思考这件事。第三天下午，老家一位亲戚给他打电话，说来菰城办点儿事，住在南湖宾馆，想见他一面。姜晔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住在乡下，多亏这位亲戚照顾，好不容易到菰城来一趟，他理应热情招待。
下班后，他换了便装，没通知田波和司机，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南湖宾馆。”
姜晔不是本地人，说话听口音就能听出来。司机问：“来出差还是来旅游？”
出租车司机多数都是话篓子，喜欢跟乘客聊天。姜晔很少有机会坐出租车，遇到爱聊天的司机，也有了聊天的兴致。“旅游的。师傅，你们这里哪儿好玩？”
“好玩的地方多着呢。”
“安全吗？小偷多不多？”
“小偷？你要在我们这儿抓个小偷，那可就中大奖了。”
“那……当地人欺客吗？”
“怎么欺客？我们这儿谁要打架，一伸手警察就罚你五千，打架成本太高了。”
“你们这儿的警察这么狠？”
“不狠行吗？地里不长庄稼就长草，警察不狠坏人就狠。”
姜晔感觉心里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话很有哲理啊。
遇到红灯，司机停下车，从后视镜中打量姜晔。姜晔担心他认出自己，毕竟他经常在电视新闻里露面，于是侧过头，假装看窗外的风景。不知何时，天空已经乌云密布，有隆隆的雷声传来，行人都慌慌张张地赶路。
司机接着前面的话题说：“我们菰城警察跟老百姓关系很好，公安局长每周五在网上办公，你可以跟局长随便聊。”
姜晔到菰城上任后，在网上开通了一个“局长热线”，每周五上午在网上回答群众的问题。开始挺热闹的，最近一年淡了。“局长热线”门庭冷落，也意味着老百姓没什么问题要跟局长反映，有些人甚至只是打个招呼，扯几句闲篇。这是菰城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一种认可。
快到南湖宾馆的时候，密集的雨点已经落了下来。宾馆门前车辆落客的地方有一个宽大的顶棚，被避雨的行人挤满了。姜晔下了出租车，快走几步，跑到宾馆门口的避雨处。转瞬间暴雨如注，避雨的行人越来越多，门口挤不下，姜晔被人流裹挟着进了宾馆大堂。
大堂经理和前台服务员快步迎了过来，姜晔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要阻止行人进入，没想到，他们却麻利地将其他三扇玻璃大门全部打开，招呼行人有序入内，甚至宠物狗都放行了。穿雨衣的、打雨伞的男女老少都拥挤在大堂里，洁净的地面上转眼就满是泥水。
看着眼前这一幕，姜晔突然意识到生活在这个城市是多么幸福。不去当那个副厅长又能怎么样？在这里干到退休又有什么不好？
他想起刚才出租车司机的话，“地里不长庄稼就长草，警察不狠坏人就狠。”这话说得太对了。局长、市长、厅长，不过是个标签，自己真正的身份就是一名警察，自从入职的那一天起，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就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
姜晔走到大堂的角落里给田波打电话，让他通知副局长贺国庆和崔和平，还有刑侦支队政委冯柏林、刑侦一大队教导员顾泽等有关人员，今晚到市局开会，他要听取“沈记旅馆杀人案”的情况汇报。
接着，他又拨通了老领导的号码。他要告诉老领导，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重启命案积案的侦破。不抓老鼠的猫，肯定不是好猫。这个道理老领导一定明白，也一定会支持自己的。
姜晔在南湖宾馆跟老领导通话的时候，柳一沙正在伏案编辑育才中学新一期的校报。
夏日天长，傍晚7点多了，楼顶还残留着夕阳的余晖。空气中的潮热渐渐退去，清凉的风从远处山谷吹来，带着若有若无的百花香气，这是一天里最美最惬意的时光。
柳一沙走出育才中学，在附近的小飯摊随便对付了一顿晚饭，去了自己开办的作文补习班。他不是育才中学的在编教师，两年前被学校聘来任校刊主编。虽然不要求坐班，但他每天都去学校，学校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兼作校刊编辑部，有事就处理事，没事他就坐在电脑前写作。
当校刊主编收入不高，不过好歹也有几千块钱，至少能保证他衣食不愁，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招收作文补习班的学生。他的作文补习班已经开办十多年了，分小学、初中、高中班，周二、周四晚上是小学班，周末是初中和高中班。
今天是周四，柳一沙给小学班的孩子们讲的题目是“作文事件的陌生性”。他先读了几篇写“我的父亲”的人物作文，其中的事件都是司空见惯的。柳一沙告诉孩子们，要写好父亲这个人物，选取的事件一定要具有陌生性。如果你父亲是个农民，你选取的事件最好跟种地没关系，比如写他如何造飞机，如何进城做了回城里人，这些都会打动读者，读起来让人有新鲜感。
柳一沙这样说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年轻过。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是一成不变地扛起锄头下地。即使如此辛劳，家里还是拿不出多余的钱粮。幼时的柳一沙为了得到父亲的关注，打碎了家里唯一的水缸。看着一地的碎片和横流的水，父亲扛着锄头站在大门口，半晌没有一句话，掩盖在皱纹下的脸看不出喜怒哀乐，让柳一沙压抑了很久。
后面的事柳一沙忘记了。长大后他问过母亲，那次父亲打自己了吗？母亲叹了口气：“都穷成那样了，哪有力气打孩子……”
贫穷对于一个家庭的腐蚀是巨大的，柳一沙长大后，骨子里泯灭不了的永远是对金钱深切的渴望和内心深处的自卑。
课堂上，柳一沙列举了几个写父亲的例子，选取的都是“出人意料”的事件。有个调皮的孩子突然问了一句：“老师，我写我爸爸杀人行吗？”
一句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柳一沙没笑，眯起眼睛盯着那个孩子，腮边的肌肉下意识地抽搐着。他感觉这是对他的冒犯。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柳一沙变得特别迷信，任何与“杀人”二字沾边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冥冥中对自己的提醒，抑或威胁。
柳一沙的嘴唇翕动了几下，终于吐出两个字：“混蛋！”
有个调皮的孩子突然问了一句：“老师，我写我爸爸杀人行吗？”
教室里霎时安静下来，孩子们紧张地盯着一向和气的柳老师，大气不敢出。以前上作文课，柳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天马行空地想象，鼓励大家提很奇葩的问题，比这种玩笑过分多了，他都没生过气，没想到，这次居然发这么大的火。
眼前的孩子们一片噤若寒蝉，柳一沙猛地醒过神来，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让你们写陌生的事件，不是胡说八道。”
尽管努力掩饰，可接下来的课，他还是讲不下去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再一次攫住了他。他知道，这个晚上又毁了。
柳一沙是个很会克制自己情绪的人，但他今天没控制好，这个口无遮拦的孩子无意中戳到了他的痛处。其实这些年来，柳一沙自我感觉，他的心已经逐渐放下了。比如，看到警车不躲藏了，陌生人看自己一眼不心惊肉跳了，晚上被人追杀的噩梦也做得少了，最重要的是，心中那只“鬼”好久没有出来了……换了以往，一个调皮孩子的玩笑话，不至于让他如此失态，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这种变化，还要从甘肃的“白银案”说起。
去年8月末的一天上午，柳一沙像往常一样来到育华中学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准备继续写电视剧本《合欢树下》。这是根据他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他认识的几位作家当编剧挣了大钱，很让他羡慕，他也尝试着剧本创作，折腾了几次，一直没什么响动。他的长篇小说《合欢树下》并没有影视公司看好，他想改编成剧本四处兜售一下，万一被哪家影视公司看中，少说也能卖个百八十万。
柳一沙每天做着这样的美梦，夜以继日地写，五十集电视剧本已经接近尾声了。可今天刚打开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弹出一条新闻——“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潜逃二十八年的凶手落网”。
柳一沙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点开新闻一看，原来“白银案”的转折点，是凶手的一个远房亲戚因违法犯罪被采集血样，甘肃警方通过家族基因查到了城河村的高氏家族，然后顺藤摸瓜抓获了高某。
窗外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街道上往来穿梭的汽车鸣笛声，马路对面小吃攤的吆喝声……所有声音突然消失了，整个世界瞬间就安静下来，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他清晰地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在奔流。
他在网上搜索“白银案”破获的前前后后，大致弄明白了通过家族基因追踪凶手的原理，越明白，越绝望。即使他隐藏得再深，只要柳姓家族有人犯案，被警方采集到血样，自己的生命密码随时都会被解锁。
看完那些网页，他全身的力气都消失了，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皮囊，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发呆。下课铃声响了，柳一沙才如梦初醒，他狠狠捶了自己的大腿一下，钻心的疼痛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
夜里，柳一沙回到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再次被绝望笼罩。在梦里，他依旧无处可逃。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每次惊醒，都如同死而复生。
这么多年来，他已经把那个夜晚深埋在记忆的尘埃里，可“白银案”逼迫他重新梳理那晚的一切细节，回忆他是否在作案现场留下了可以采集的痕迹，哪怕是一根头发、一滴汗水。毫无疑问，这种回忆是没有结果的，只能增加他的恐惧和焦躁。所谓的遗忘，其实不堪一击，一片树叶的掉落，都能把假象打碎，让他的心灵回归最初的逃亡状态。
他在漫漫长夜中挣扎、沉沦，跟着心中的“鬼”行走在地狱的边缘。他想逃离那个现场，可又力不从心。
“不是我杀的！”他再次惊醒时，汗水已经把床单浸透了。他哆嗦着打开床对面的书柜，里面供着一尊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
柳一沙匍匐在地，像个虔诚的信徒，不停地跪拜磕头，一遍遍向神像表白，自己没有杀人，自己是个好人，不关他的事，都是他的同伙王佳亮干的。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强行接受，一切都是幻觉，他没杀过人。但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
这几年，他的生活已趋于平稳，命运似乎冲他露出了笑脸，有时他甚至忘掉了自己是个杀人犯。而“白银案”的告破让他明白过来，该还的总归要还，该承受的折磨一样也少不了。
一夜无眠，柳一沙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从那个逃亡的夜晚开始，他就不停地问自己：“我真的杀过人？我为什么要杀人呢？”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事实上，在周围人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老实人，妻子王淑兰甚至认为他老实得有点儿窝囊。
柳一沙出生在南县农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个作家梦，希望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印成书，让全天下的人都能读到，跟他共鸣。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理想，他读了很多书，投了很多稿件出去。做这些的时候，他的功课却落下了。没人告诉他现实是怎样的，闭塞的村庄让他看不到世界的真正模样，最终高考落榜，他才尝到了现实的铁腥味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农民身份注定他只能回到村子里面扛起锄头，跟黄土地打交道。尽管如此，柳一沙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他跟几位文学爱好者创办了文学刊物《清江》。清江穿南县而过，滋养了柳一沙的文学才情，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有描写清江的文字。他笔下的清江，与其说是一条江，不如说是他的文学生命。只要它还在流淌，他的理想就不会破灭。
柳一沙希望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经常在路边大排档跟几位文友饮酒畅谈，点评时下热门的作品，把那些看不顺眼的作家狂喷一通，恨不得立即取而代之。他们用梦幻涂抹未来五彩缤纷的蓝图，然而很快，他们就面临着窘迫的现实。
办刊物需要资金，也需要时间，仅仅空有一腔热情是没用的。刊物办了一年多，还是散伙了。不只柳一沙，所有人都要吃饭，饿着肚子谈文学，文学也显得垂头丧气。
柳一沙一米八几的身高，却受不了农田里的苦累，也不甘心让雄心壮志消散，于是动起了小心思，想在村子里开一个照相馆。那个年月，一般人家很少有照相机，他居住的村子离县城远，交通也不方便，村子里的人想拍张照片，费时又费力。同时，改革开放的气息在农村也能渐渐感受到了，农村年轻人的眼界也渐渐开阔了，也需要浪漫了，他们在乡间小路、花前月下留影，在小河沟旁哼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他就是瞅准了这一点。他要做这个时代的先锋，用一台相机改变自己与黄土为伍的命运。
买一台照相机至少需要四五百块钱，他知道父母肯定不会支持他。他把目光转向了山林。当时农村刚实行承包责任制，土地都分到了农民手里，集体的山林没人过问。柳一沙瞅见了漏洞，他偷偷上山伐树，不管树木年轮疏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按需采伐。就这样，他专挑好木材，发了一笔小财，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照相机，开了个十几平米的小照相馆。
其实，大多数时间他并不在照相馆里，而是背着照相机四处晃荡。起初，的确有几个赶时髦的青年请他去溪边或者向日葵旁拍照，也有上了岁数的村民去照相馆拍纪念照，虽然生意不算兴隆，勉强也能温饱。然而没过几年，他的照相馆维持不下去了。本来农村照相的人就少，加上率先富起来的农户也能买得起照相机了，而且有了交通工具，可以去县城了，柳一沙这位乡村“摄影师”就被冷落在一边。
经营照相馆这几年，柳一沙也没有忘记看书写作，创作了一批自以为不错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可投给几家文学刊物后，都如石沉大海。有一次他跟几个文友喝酒聊天，沮丧地说：“以后不写中篇小说了，邮资涨了，稿纸又贵。过去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只要四五分钱，前几天我寄出去不到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就花了一块两毛四。小说写得再好，没有认识的编辑，谁来关注你？”
一位文友随口说：“咱们这儿不是也有一位出名的作家嘛，可惜只知道他住在省城，联系不上，否则，也能请他给推荐一下。”
柳一沙心里一动，他早就听说过这位老乡作家，如果能得到他的引荐，就太幸运了。他是个有心人，经多方打听，终于得到了老乡作家的住址。
初秋的一天下午，一个衣着寒酸的年轻人，骑着同样寒酸的破旧自行车，带着自己两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在林间山路上颠簸。他要去县城坐汽车，然后去省城，拜访那位老乡作家。这个年轻人就是柳一沙。虽然他跟那位作家素昧平生，可毕竟是老乡，人家多少要给点儿面子。
这是他第一次到省城，從长途车上下来，茫然四顾，分辨不清东西南北。穿行在繁华的大街小巷，他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打听了多少次，最后终于找到了省城二里街文园，那里集中居住着全省的文坛大佬。
多年以后，柳一沙经常想起他初到省城的情景，想起那个骑着破旧自行车穿行在陌生街巷里的年轻人，想起那个揣着写在废纸上的小说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个噩梦般的夜晚以后，再想起这段金光闪闪的日子，恍若隔世。
那个为文学痴狂的年轻人是自己吗？文学不是教人向善的吗？不是人世间的良心吗？怎么到了他这里，却变成了虚伪的存在？
老乡作家住在一幢红砖楼房的一层，门前有个种着花花草草的小院子。风尘仆仆的柳一沙忐忑不安地敲开了门。老乡作家面容和蔼，穿白色短袖衫，听眼前这个电线杆似的小伙子讲明来意，热情地把他让进屋，给他泡茶，给他端水果。柳一沙心里踏实了。
柳一沙早期的作品展示的是农村底层小人物的艰辛与奋斗，还有他们内心的煎熬与挣扎，现实感强。这些都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老乡作家粗粗浏览了一下柳一沙的几篇作品，看到那些描写南县风土人情的文字，顿生乡愁，说柳一沙的小说具有乡土气息，真诚而朴实。“好几篇，我一下子看不完。这样吧，你把稿子留下来，我会认真看的，看后跟你联系。”
柳一沙离开的时候，老乡作家特意送了他几本稿纸。那时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方格稿纸是很好的礼物，尤其是印有“省作家协会”字样的稿纸，更显珍贵。
一个多月后，柳一沙收到了老乡作家一封很长的来信：“看到你的作品，大致也可推测出你的处境和思想情感。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你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写作，是很同情又很赞赏的。从作品看，你是个有才气的年轻人，将来经过努力，很可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作家……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有艺术感觉，这从你某些作品的片段篇章中可以发现，而艺术感觉对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了……”
这封信给了柳一沙莫大的鼓励，他有空就拿出来看看，有时候一天能看十几遍。此后，他写作更加勤奋，遇到困惑就给老乡作家写信，每次都能收到老乡作家的回复，而且回信热情洋溢。有高人指点，柳一沙的水平提高很快，陆续在当地的小报刊和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
一年后，南县成立文联，专门邀请老乡作家去指导工作。老乡作家在文联成立大会上没有见到柳一沙，特意问了文化馆的领导，希望他们好好培养这棵文学苗子。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让一向自卑的柳一沙觉得很有面子。
第二年，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学创作研修班开班，在老乡作家的推荐下，柳一沙前往鲁院进修。去鲁院之前，他特意去拜访了老乡作家。这次再去，他已经不是原先那个羞怯的乡下青年，变得自信了。
“我真是遇见贵人了。”柳一沙不止一次对朋友们说。内心深处，他对这位老乡作家既感激又尊敬，很想写出点儿名堂来，回报自己的恩人。在鲁院上学的这一年，柳一沙珍惜每一分钟的时光，北京的著名景点都没去看过，别人出去玩，他在房间里写作;别人喝酒碰杯，他在房间里写作。如果说除了写作以外他还做了什么，那就是跟当时的一流作家合影了。这些合影是他的荣耀，他需要这样的激励。
柳一沙没有工作单位，在鲁院读书的学费是亲友帮着凑的。毕业时，他已身无分文，只能求老家的朋友寄来五十块钱，买了返乡的车票。
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在文学最高学府深造，回到南县那个小地方，应该能在文联或文化馆谋个职位，哪怕是临时工，至少可以解决吃穿问题。结果，又被现实打脸，文联和文化馆都没有他的位置。
一天晚上，柳一沙和几个朋友在清江边一家小餐馆吃饭，多喝了几杯，忍不住宣泄心中的不满：“总有一天，我要出人头地，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瞪大眼珠子！”
尽管柳一沙只发表过一些豆腐块文章，但在农村绝对算是文化人，而且他长得又高又帅，上门给他说亲的人不少，但都被他拒绝了。
贫困让柳一沙的父亲过早衰老。他一生的最大心愿，就是给柳一沙娶上媳妇。他不喜欢柳一沙看书写作，认为那是在瞎胡闹。他希望柳一沙能下田劳动，跟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安心过眼下的日子。只要看到柳一沙在屋里爬格子，他就在窗外一声声叹气，弄得柳一沙心烦意乱。
眼看着他年龄越来越大，同龄人都抱上娃了，而他还是整天闷在家里，父母以为这孩子魔怔了。问他想娶个什么样的女孩儿，他不吭声，觉得父母不会懂他。其实他不是不想找，只是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有共同语言。他和什么样的人有共同语言呢？大概是文学女青年吧。
本村女孩儿米娜就是个文学女青年。米娜是他的初中同学，喜欢读他写的文章，他每写一篇，米娜就是第一个读者。柳一沙喜欢听米娜解读自己的小说，有些解读，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柳一沙在心里把她视作未来的妻子，他以为这种状态是一辈子的，从没想到有一天两人会分开。可柳一沙的家底子太薄了，薄到米娜的父母根本不用正眼瞧他，怎么会同意女儿嫁到这么贫穷的家里去？
而米娜就是个普通的乡村女孩儿，哪有什么力量去对抗世俗？最终，米娜嫁到了很远的地方。她出嫁那天，漫天大雪把村子变成了童话世界。人踩在雪地里，就像踩在棉花堆上，绵软得想躺下。柳一沙坐在院子里那把破木椅上一动不动，任凭自己变成了一个雪人。母亲的哀求，父亲的怒骂，他都听而不闻。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冻结记忆，不再痛苦。
敲锣打鼓声逐渐消失在远方，他忽然开口对父亲说：“你说得对，写写画画顶个屁用，都不能留住个媳妇。”
父亲大喜，以为柳一沙开窍了，以后会老老实实跟他下地除草，上山砍柴。但柳一沙的下一句话差点儿把他气个半死。柳一沙接着说：“我偏要用写写画画出人头地，这辈子我就认这一项了！”
柳一沙的话音调不高，却震碎了一地雪花。父亲恨恨地说：“娶不上媳妇活该！谁家姑娘嫁给你，那是遭天谴了。”
话虽如此，柳一沙的忧郁气质对白纸一样的乡村姑娘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这天柳一沙在田里铲埂皮，休息的时候坐在地头读一本诗集，母亲从村里匆匆赶来，说二婶来家里说媒。邻村有个叫王淑兰的姑娘，拒绝了许多人的提亲，放出话来说，就想嫁给柳一沙。
“这个姑娘不错，能干活儿。”母亲说。
柳一沙有些心烦：“她看中我什么了？”
是啊，到如今这也是一个谜。美丽单纯的王淑兰到底看上了柳一沙什么？性情孤傲的柳一沙在农村是个另类，也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王淑兰吧。
母亲也说不出姑娘到底看出自己儿子有啥优点，只是翻来覆去说：“她能干活儿能吃苦，这样的你不要，你还想要啥？”
见柳一沙不为所动，母亲竟蹲在地头哭起来。在柳一沙心目中，母亲是个坚强的人，日子那么困难，她也从来没落过泪，只会跟父亲一起默默干活儿。今天因为自己的婚事，母亲不顾体面，哭成这个样子，柳一沙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任性了。“行了行了，我去见她就是了，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跟谁过不是一辈子！”
回村的路上，母亲依旧边走边抽泣。望着她衰老而疲惫的背影，柳一沙知道，米娜将永远成为过去。他的生命中将迎来一个陌生姑娘，姑娘的名字叫王淑兰，他们会结婚生子，搭伙过日子。但这一切与爱情无关，他的爱情早已冻结在那把被大雪掩埋的破木椅上了。
柳一沙跟王淑兰见过一次面，父母就开始筹备婚礼。家里没钱，就跟亲友借，总算凑齐了彩礼。定下婚期，母亲曾担心地问柳一沙，是不是真心看中了王淑兰。柳一沙寡淡地说：“跟谁结婚都那样，没什么真心不真心。”
柳一沙觉得自己和王淑兰的婚姻更像一个牌位，摆放在村人的面前，以期他们不再对柳家、对他另眼相看。当然，这个牌位也能让父母安心。
婚礼那天，柳一沙只求赶紧熬过去，他好继续写小说、看书。可越是这样想，越是横生枝节，在喜宴上，新娘的弟弟被柳一沙的村人打了。
新娘出嫁，娘家弟弟陪送，俗称“送客的”，是很重要的客人。王淑兰的弟弟和几位来送客的亲友，为了一点儿小事跟村里人发生了争执，最后发展到动手，被村里几个年轻人围殴。大喜的日子，就算送客的亲友有错在先，不懂规矩，也要给主家面子，把送客的打了，不等于打了主家的脸吗？在农村，这是大忌。
柳家的親友不乐意，要去找打人者讨说法，却被柳一沙拦住了。“算了算了，我今天结婚，别跟他们生那个闲气，没意思。”
柳一沙的态度让新娘王淑兰愣住了，看着人高马大的，怎么这么窝囊？大喜的日子被人欺负了，就算你脾气好，也要出面说句话吧？心里虽然不快，王淑兰还是忍住了，没有表现出来，依旧强装笑脸招呼客人。
好不容易等客人散去，婚房里就剩下小夫妻俩。新婚之夜，柳一沙给王淑兰讲了大半夜他的人生理想。“男人嘛，就要挣钱养活老婆孩子。我现在没钱，但我会挣到钱的，让你过上好日子。”
柳一沙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心一直不死，给王淑兰画了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大饼。王淑兰跟大多数农村女孩儿一样，不虚荣不慕强，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她说自己没有太大奢望，只要生活顺心，有吃有穿就行了。柳一沙对妻子有些失望，怎么能没有理想抱负呢？“一个人的出身可以卑微，但不能自卑，要有鸿鹄之志。你信不信，我肯定会写出名气，有名就有钱，就有一切。”
王淑兰已经很疲倦了，为了满足柳一沙的虚荣心，也为了早点儿休息，于是说：“你别成了大作家，把我踢了。”
柳一沙听得出来王淑兰话里的敷衍，她内心并不相信自己能成为大作家。他不可避免地又想起了米娜。
现实就是这样一次次抽柳一沙的耳光，而柳一沙只能一次次忍气吞声地接受。“总有一天，我要连本带利收回来！”这是他一直存在心里的话。
婚后第二年，女儿降生了。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女儿生下来眼睛就有毛病。夫妻俩带着女儿去上海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结论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症”，眼睛最大只能睁到1厘米长、02厘米宽，是少见的胎疾，医生建议等孩子三五岁时再进行眼部整容治疗。
王淑兰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她哭着跟柳一沙一遍遍求证：“能治好吗？能治好吗？”
柳一沙强忍内心的焦虑，宽慰她说：“又不是心肝肺有毛病，怕什么？大不了以后做个整容手术。”
尽管兜里没几个钱，但来一次上海不容易，他要带女儿去动物园。王淑兰怕花钱，说反正以后还要来上海治病，下次再说吧。可柳一沙说什么也要带孩子去：“少吃两顿饭，也要让女儿见见世面，你不去，我带她去。”
王淑兰留在了小旅馆里。柳一沙带着女儿去了动物园，看女儿兴奋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然知道王淑兰不是不想一起来，只是为了省一个人的门票。他在心里发狠，以后一定要挣大钱，让女儿看看外面的世界。
成为了丈夫和父亲，柳一沙身上的责任重了。他要挣钱养这个家，要挣钱让老婆孩子过上书中写的那种好日子。
柳一沙婚后不久，母亲去世了，女儿出生后，父亲又病逝了。当初为了给他办婚事，家里欠下了不少钱，父亲走后，这笔钱要他来还。可他那点儿稿费，还不够塞牙缝的。他只好跟其他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越借越多，到后来朋友们都躲着他走。
女儿出生的第二年，柳一沙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短篇小说《江边的少年》在一本省级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少年，为考不上大学而烦恼，暗恋隔壁“染了金色头发，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的女孩儿。小说是虚构的，柳一沙家隔壁并没有“染了金色头发”的女孩儿，但村里却有他喜欢过的米娜，文中那份对前途的焦虑与无奈，也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本文学刊物，在全国也有影响，柳一沙是当时南县作家中第一个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收到样刊的那天晚上，柳一沙对王淑兰说：“我现在是省级作家了。”
王淑兰只有苦笑。写作投稿这些事她不懂，她只知道下力气干活能挣来钱，地里打粮食也能挣来钱。
柳一沙也没奢望王淑兰能懂这些，等娘儿俩睡着后，他一个人坐在台灯下，把《江边的少年》重新读了一遍。印成铅字的作品，完全不是写在稿纸上的感受，能让人感到文字的庄严和神圣，作者也跟着变得高大起来。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是一份巨大的成功，这份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自然，文学圈内的朋友对柳一沙也另眼相看了。柳一沙很想借此东风，再上一个台阶。然而毕竟是小圈子，除了几个文友在意你，别人不会把你当盘菜，哪怕是在王淑兰眼里，柳一沙还是原来的柳一沙。写作可以成名，可以挣钱，但眼下的柳一沙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过了半年，生活又回到了原处，仍旧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并没有因为《江边的少年》的发表有所改变。除了更加拼命地写作，柳一沙依旧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天深夜，王淑兰醒来，发现楼上灯光还亮着，又上去催他睡觉。这不是王淑兰第一回深夜催他，每次催他，他从不回话，也不理睬她。多数情况下，看他不吭声，她就走了。可这次王淑兰没完没了：“省点儿力气吧，不要作家当不成，还把身体搞垮了。”
此时，柳一沙刚刚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正兴奋着，想找个人谈谈，消化一下激情，于是就让王淑兰坐在身边，给她讲小说内容。他说得很激动，王淑兰却听得寡味，连连打哈欠，不等他讲完，王淑兰实在忍不住了：“困死了，我先下楼睡觉去了。”
王淑兰踢踢踏踏下楼了，柳一沙坐在那里发呆。妻子不懂文学，也就不懂他此时的这份心境。如果米娜在身边就好了。自从她结婚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很多个夜晚，临睡前他都期待能梦到米娜，可惜，一次也没有。
柳一沙每天埋头写作，很少打理农活儿，地里的事，全靠妻子一个人泥里水里折腾。尽管她拼命下苦力，也就是勉强过活，每年连土地税都交不上，没办法，只能跟朋友借。
说到借钱，有一个人物就该出场了。他叫王佳亮，比柳一沙年长十一岁，跟柳一沙一个村，曾经是生产队记工分的会计。小时候，柳一沙喜欢读书，但家里穷，父母怕耗费灯油，吃饭都是黑着灯。因为点灯看课外书，柳一沙经常挨父母的责骂。王佳亮知道后，就让柳一沙去他家看书。王佳亮自己也喜欢看书，平时说话跟一般农民不一样，经常蹦出一些新鲜词汇。柳一沙结婚后，不喜欢下农田，怕父母和妻子唠叨，经常躲在王佳亮家写作。很多人都嘲笑柳一沙不务正业，只有王佳亮坚定地支持他。
王佳亮离婚后，跟岳父岳母家断了联系，儿子既沒有舅舅又没有姨了，就让儿子认柳一沙做舅舅。这样一来，两人的关系更密切了。
王佳亮脑子比较灵活，很早就到外面打工挣钱，经济条件比较好。柳一沙找他借钱，王佳亮每次都不会拒绝。不仅因为柳一沙是自己儿子的“舅舅”，更主要的是他觉得柳一沙有才华，早晚有一天会飞黄腾达。然而，今天借钱交土地税，明天借钱给孩子买药，借的次数多了，拖欠的时间久了，王佳亮也难免有意见。
柳一沙女儿三岁时，又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了，费用大约五千块。对于柳一沙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他只能再次去找王佳亮。
王佳亮的弟弟在上海做生意，他去上海跟着弟弟打工，两三个月才回老家一次，柳一沙找他也不容易。这天，柳一沙得知王佳亮回来了，赶忙上门求助。这一次，王佳亮直白地表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你这样借来借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柳一沙脸一红，遮遮掩掩地拿出了发表他的小说《江边的少年》的文学刊物给王佳亮看，王佳亮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不过，五千块钱不是小数目，我也没有呀。”王佳亮想了想，忽然压低声音，“桐树镇那边有钱的老板很多，我们可以去敲一杠子，至少弄个三五万。”
王佳亮在桐树镇打了两年工，见过太多有钱的老板。桐树镇被誉为“中国童装城”，其时每年有五六亿件童装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是私营经济的热土，很多人揣着梦想到这里淘金。王佳亮告诉柳一沙，买家跟店家交易时，都是用成捆的现金，逮住机会，一次就够了。
“怎么能去抢呢！”柳一沙心里哆嗦了一下，慌忙摇头。
一路慌慌张张回到家，柳一沙的心还是跳得咚咚响，脑子里像泼了浆糊一样乱作一团，眼前时而出现成捆的现金，耳边时而响起警笛的鸣叫。吃饭时，王淑兰看出他不对劲，问他怎么了。他敷衍说：“没借到钱，心里不舒服。”
女儿还不懂得大人的烦恼，吃得正香，脸上身上沾了好多米粒。看到爸爸妈妈都瞅自己，她咧开嘴笑起来。柳一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把碗一推，站起来就往外走。人家的女儿能漂漂亮亮地活，漂漂亮亮地过日子，为什么我柳一沙的女儿就不配有这些！
王淑兰没有问他去哪里，他也没吭声，闷头去了王佳亮家。站在王佳亮家门口，他犹豫了一下，想起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咬着牙推门进去了。
王佳亮也在吃饭，示意柳一沙自己找凳子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还是那句话，去那里搞个三五万不成问题，女儿治眼睛的钱不就有了吗？我是在帮你。”
王佳亮说得胸有成竹，柳一沙心里逐渐安稳下来。别说三五万了，哪怕有一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眼前又浮现出成捆的现金。从小到大，他就没亲眼见过成捆的现金，这个诱惑对他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女儿也能过上好日子了！
柳一沙仿佛被迷住了魂魄，以至于后面王佳亮说什么他听什么。
王佳亮觉得两个人力量不够，跟柳一沙说：“你再喊个人一起去。”
这种事可不能让外人知道。柳一沙想起自己一个远亲表弟，就把他喊上了。柳一沙和表弟连路费都没有，表弟只好卖了一袋粮食，才有了车票钱。
三个人结伴去了桐树镇，满大街寻找“猎物”。魔堡公主街、蓝色维尼街……这些街道两侧的门店都展示着五颜六色的童装，他们像走进了童话世界，看得眼花缭乱。然而，他们在繁华的街道上转悠了半天，也没遇见拿着成捆现金交易的老板，实际情况并不像王佳亮说得那么夸张。
街面上没有机会，他们就去比较大的童装批发店撞运气，可还是一无所获。时间拖得越长，柳一沙的表弟越是紧张，第二天下午就提出要回家。这种事，只要有一个人退出，行动就必须终止，三人只好返回南县。
一分钱没捞回来，还赔进了路费，柳一沙心里很恼火，女儿治病的钱没着落，恰巧又赶上交公粮，上哪儿找钱？想找王佳亮商量，可王佳亮已经到上海打工去了，柳一沙只能给他打电话诉苦。
“你来上海吧。”王佳亮说。
柳一沙以为王佳亮拉他去上海打工，然而去了上海才知道，王佳亮想和他再去一次桐树镇。“再搞一次，碰碰运气。”王佳亮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仿佛那些钱正在向他们招手。
柳一沙郑重点头：“你说搞，就搞！”
1995年11月27日下午，柳一沙和王佳亮乘坐长途车到达桐树镇，住进了沈记旅馆。这家旅馆一楼是餐厅，二楼和三楼是客房，客房并不多，总共也就六七间。他们之所以选择小旅店，当然是图便宜，更重要的原因，是不需要身份证。
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服务员丁筱问他们是哪里人，王佳亮抢先说：“我们是衢州的。”
听口音，这两个人明明不是衢州的呀。丁筱诧异地打量他们，刚想开口问，王佳亮不耐烦地说：“还有饭吗？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丁筱也就不多问了，赶紧把菜单递过去。小旅馆的住宿费很便宜，主要靠饭菜挣点儿钱。
王佳亮点了一盘辣子鸡块和一盘凉菜，要了一瓶柳一沙最喜欢的古井贡酒，去了二楼203房间。丁筱瞅着他们上楼的背影，寻思他们怎么可能是衢州的，咋听着像南县的呢？
203房间有三张床，其中两张床正对门口竖放着，当中有一張小书桌。另一张床放在门后靠墙边的位置上，单独有一个床头柜。桐庐一位姓毛的商人本来要的是这个靠墙边的床位，沈老板告诉他，三楼几个房间的客人都是桐庐人，不如跟楼上一位山东客人交换房间，上去跟同乡住。姓毛的商人每次到桐树镇都住沈记旅馆，跟沈老板熟了，听沈老板这么说，自然乐意。而那位山东客人则搬到了203房间门后靠墙边的床位。
这看似不经意的交换，就像奈何桥的两头，把他们两人的命运划分出了生与死。
半小时后，饭菜做好了，丁筱端到203房间，顺带着给他们拿了两个杯子，都是茶杯，一个是玻璃的，一个是白瓷的。丁筱放杯子的时候，特意留心了一下他们的口音，没错，就是自己老家的味儿。
王佳亮跟柳一沙喝酒的时候，瞅了同屋的山东客人一眼，客气地说：“兄弟，一起来呗。”
山东客人长得很壮实，一米八几的个头儿。“谢谢二位好意，我吃过了，你们喝。”
不过，都在一个房间，即便不一起喝酒，聊上几句也是很自然的。王佳亮拐弯抹角打听到山东客人给桐树镇一家童装厂供原料，这次是来收货款的。他和柳一沙对视一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山东人身上肯定有钱。
等山东客人出门后，王佳亮把酒杯往床头柜上一蹾：“省力气了，不用到处找机会了，就干他！”
柳一沙也兴奋起来，拿起酒瓶给两个杯子倒满：“成败在此一举，干了！”
这样说的时候，柳一沙仿佛看到女儿的眼睛治好了，变漂亮了，王淑兰也不再唠叨自己无能了。他和王佳亮边喝酒边策划行动方案，不知不觉就把一瓶酒喝完了。
当晚相安无事。第二天上午，王佳亮和柳一沙去街上找顺手的家伙。两人转悠了半天，王佳亮在一家小五金店买了一把铁榔头。柳一沙忍不住说：“弄把刀子比画一下，就把钱诈出来了，买这家伙干啥用？”
“你懂什么？干这种事，枪不如刀，刀不如斧，斧不如锤。”
柳一沙恍然。在王佳亮面前，他有时觉得自己就是小学生，什么都不懂。按照昨晚的计划，他们准备趁山东客人睡熟时将他捆绑起来，嘴里塞上毛巾，逼他交出钱财。毛巾是王佳亮带来的，尼龙绳是就地取材，从破渔网上拽下来的。
的确，柳一沙起初并没想杀人，但事态的发展又是他无法掌控的。从他下决心和王佳亮合伙作案的那一刻，结局似乎已经注定。
在街上晃悠到下午两三点钟，柳一沙和王佳亮回到了沈记旅馆。推门进屋，看到房间内有两个警察。柳一沙吓了一跳，心想还没动手，怎么就招来警察了？他看了看王佳亮，王佳亮却像没事人一样跟警察打招呼，殷勤地递上香烟，警察拒绝了。不过，他们同时也了解到，原来警察是来抓赌的。上午，三楼几个桐庐商人打纸牌赌博被人举报了，派出所民警来处理，203房间客人都不在，就临时用来讯问了。
一个警察问话，另一个警察做笔录，其间，沈老板和老板娘也进屋来打探情况。王佳亮坐在床边旁观，偶尔还跟警察聊几句。再次递上香烟，这回警察没拒绝，同时也拿出自己的香烟请他抽，屋子里一时烟雾缭绕。
柳一沙就不那么淡定了，面对警察，他老是感觉心慌，在床上半躺半靠假寐。警察做完笔录离去时，已经下午四五点钟了。王佳亮看了柳一沙一眼，知道他没睡着，可还是问了句：“睡着了？”
柳一沙睁了一下眼睛，又闭上了，没有接话。距离动手的时间越近，他越不安。
傍晚时分，山东客人回来了，大概走了不少路，看起来很疲惫，进屋就一头倒在床上。王佳亮给柳一沙使了个眼色，柳一沙就跟他聊起了天，问他是山东哪里人。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有位女同学跟山东客人是一个地方的，讲过一些家乡的风土人情，柳一沙随口一说，山东客人立刻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把自己老家的地址和电话都告诉了他，请他有机会去玩。
山东客人的豪爽和真诚，让柳一沙挺感动，觉得不应该对他下手。趁着山东客人去卫生间的空当儿，他悄悄对王佳亮说：“算了，换个人吧。”
王佳亮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柳一沙跟山东客人聊到11点多，山东客人实在困了，又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关灯上床休息。
黑暗中，柳一沙和王佳亮都睁着眼耗时间，等待山东客人进入梦乡。半小时后，山东客人打起了呼噜。柳一沙半坐起身看王佳亮，王佳亮摆摆手，指了指楼上，意思是时机不到，楼上还有说话走动的声音。柳一沙又躺下了。
两个人本是躺在床上装睡，柳一沙竟然真的睡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王佳亮推醒。懵懂中，看到昏暗中王佳亮手握铁榔头，满脸杀气，他一时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直到王佳亮轻手轻脚走到山东客人的床头，抡起榔头毫不犹豫地砸向对方头部，他才猛然清醒过来！他们在搞钱，他要给女儿治眼睛！他要带给她好日子，城里孩子过的那种日子！
王佳亮手中的榔头砸在山东客人头上，一下，又一下。山东客人沉闷地哼一声，身体猛烈地抽搐起来。柳一沙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脑袋里，两个太阳穴突突地跳。紧接著，王佳亮把榔头递到他手里，他慌张得不知该如何是好。王佳亮在他耳边厉声说：“莫迟疑，搞钱要紧！”
“钱”这个字现在变成了榔头，从柳一沙的耳朵锤进了心里，让他变得铁石心肠。他一咬牙，抡起榔头，目光中满是因恐惧而生出的愤恨。看到山东客人彻底不动了，这种愤恨转化为了兴奋——掌控他人生命的兴奋，还有对近在咫尺的成捆钞票的兴奋。
很多年过去了，柳一沙经常想起这一幕，想起王佳亮在他耳边说的“莫迟疑，搞钱要紧”。他觉得这句话就是“蛊”，瞬间激发出了他内心深处因贫穷而生出的“恶”，这“恶”让他变成了魔鬼，张开獠牙，瞬间吞噬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柳一沙扔下手中的榔头，跟王佳亮一起疯狂地翻找山东客人的衣服和手提包。这一刻，他们忘掉了律法，甚至忘掉了恐惧，脑海里只剩下对金钱的贪婪。可这个血腥的晚上注定一无所获，他们只从山东客人的衣服里找到十五块钱。
判断失误。看着惨烈的现场，两人面面相觑。山东客人已经去厂家取款了，怎么才这点儿钱？既然手上已经沾了血，就拿着这十五块钱逃走也太亏了。王佳亮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丢给柳一沙，快速出门。柳一沙心领神会，在门后躲了起来。
他们房间的斜对面就是沈老板住的房间，王佳亮过去敲响了房门。“老板，我们走了，结账。”
柳一沙双手扯紧了墨绿色的尼龙绳，专注地倾听外面的动静。沈老板屋内传来响动，片刻，门开了，沈老板晃着肥胖的身子走了出来。楼道里光线昏暗，王佳亮示意沈老板到他住的房间结账。
睡意蒙眬的沈老板走在王佳亮前面，刚刚进入203，柳一沙两手扯着绳子扑了上去。沈老板意识到不对头，转身要跑，被王佳亮断了退路。柳一沙用尼龙绳勒住沈老板的脖子，把他摁倒在床上。这本是设计好对付山东客人的办法，却用在沈老板身上了。
沈老板看到山东客人的尸体，顿时魂飞魄散：“别……别动手，有事好好商量……”
王佳亮一声低喝：“别出声，出声弄死你！钱放在哪儿？”
沈老板浑身哆嗦：“我儿子每天晚上来旅馆取现金，旅馆里真的没钱……”
话音未落，王佳亮就把毛巾塞进他嘴里，用拳头疯狂击打他的头部。可不管怎么殴打，沈老板就是说没钱。王佳亮打累了，坐在床上喘粗气。看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沈老板，悔恨和慌乱涌上了柳一沙的心头，钱没拿到，事情却越搞越大了。
听着沈老板若有若无的呻吟，两人都意识到没退路了。事已至此，他俩的行动已经不受大脑控制，像失控的列车冲向深渊。王佳亮扯住沈老板脖子上的尼龙绳，冲柳一沙努努嘴，柳一沙忙拽住尼龙绳的另一端，两人同时用力，直到沈老板彻底不动了，他们才松开手。
沈老板手腕上的表、手指上的金戒指，都被王佳亮撸了下来。但这点儿收获远远不能让他们满足。“一不做二不休！”王佳亮丢下这句话，抓起铁榔头冲出门去。柳一沙愣了一下，紧随其后。
沈老板的屋子亮起了灯光，老板娘大概听到了动静，想起身去看一眼，刚坐起来，王佳亮就拎着榔头冲进来了。她还没来得及喊出声，被王佳亮一榔头敲死在床上。王佳亮随手把榔头递给柳一沙，腾出手翻箱倒柜寻找钱财。
就在这时候，老板娘的被窝里忽然探出一个脑袋。神经紧绷的柳一沙想都没想，上去就是一榔头，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待他看清倒在老板娘身上的居然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儿，顿时目瞪口呆。榔头敲在男孩儿的头上，就像敲在一个柚子上。从此，这种感觉一直纠缠着他……
柳一沙和王佳亮翻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百块钱，算上从山东客人身上搜出的十五块钱，他们杀了四个人，总共得到一百一十五块钱、一枚金戒指和一块手表。
王佳亮气喘吁吁地掏出一支烟递给柳一沙，柳一沙没接，他有点儿走神了。钱呢？钱在哪里？做下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搞到钱，难道女儿的眼睛没救了吗？为了平复情绪，他抓起桌上一个苹果使劲儿啃了几口。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吃东西？王佳亮拽了他一把：“还吃，快走吧！”
柳一沙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夜长梦多，再折腾下去，恐怕真走不了了。他扔掉苹果，和王佳亮一起，趁着夜色从旅馆后门仓惶离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