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型时期的中共党史学科在理论和方法、党史研究、史料积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化趋向，为党史学“走向成熟，建立了一个比较丰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共党史学；理论；史料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3-0145-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学随之进入成型时期（1949.10～1966.5年）。这一时期党史学的发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学的复兴并“逐步走向成熟，建立了一个比较丰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对成型时期中共党史学进行考察，反思其得失，对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1949年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所谓“科学的历史观点”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建国初期，先后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运动，这些运动自身存在缺陷，但是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使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接受历史唯物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问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陆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的编辑出版，以及阐述这些经典著作文章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通过学习，党史研究者普遍自觉地运用历史的观点，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进步、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观点解释中国革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二）毛泽东相关论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理论依据
延安整风是以回顾和反思党史为开端的，其间，毛泽东在中共党史学理论方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文章对党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等党史学体系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作了阐述。毛泽东还根据斗争目标、党的政治路线的变化把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大革命的准备阶段（1911—1924年）；大革命时期（1925—1927年）；内战时期（1928—1937年）；抗日时期（1937—1945年）。建国以后，党史研究基本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的。
（三）初步形成稳定的中共党史研究群体
大革命时期，肖楚女、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革命史，在黄埔军校开设“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课程。十年内战期间，在中央苏区党校设有“中国问题”课程，讲述中国近代革命史，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前途等革命基本问题，到抗战时期仍然是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等学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1948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华北大学开设了“社会发展史、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党的政策”四门课，这是第一次明确以“党的历史”名称开设课程。华北大学迁入北平以后“党的历史”这门课被保留下来了。1958年，在毛泽东号召下各地编写地方党史和中共党史讲义，并陆续地把中国革命史改为中共党史课，作为高校必修的马列主义课程。同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7年，党史教师1 348人，1965年达到2 240人[1]125，出现了一批以胡华、何干之、王实为代表的著名党史、革命史专家。稳定的党史研究群体的出现，有利于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研究成果
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宣传党的历史、加强党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研究的内容有所扩大，深度有所加强。编写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讲义和专著，影响较大的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50年3月）、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王实等人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1958年7月）、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1957—1958年）、李新等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59—1962年）。此外，还有司缓延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等断代史。这时期也出现不少有一定水准的论文，不过，这些论文大多阐释毛泽东著作，这与当时兴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有很大关系。即使是对中国革命的某一问题的探讨，也多从宏观方面着眼。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大张旗鼓宣传党的历史、政策、方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适应了这一需求，这两本书发行数百万册，是建国以后较早的有很大影响的两本党史书，对以后的党史著述的体系、体制、理论分析等方面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胡乔木参加过四十年代大量的党的决议的起草和党的历史文献编写工作，对党的历史比较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中共党史事件、人物评价有独到见解，对党史理论问题也有个人发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毕竟是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完成的，这三十年历史，难以把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上深入研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批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全国各地报纸转载，内容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大量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以论代史的倾向很明显。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除篇幅较大能够更多地引用一些资料外，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后的党史著述中拔高毛泽东、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论断，以论带史的现象愈演愈烈。如，王实等人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引用毛泽东论断的篇幅占全书的四之一。
总的来说，这时期的党史研究著述的特点有：1）对党史具体问题研究上有发展。如在历史分期上有所突破，《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对胡乔木、胡华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分期体系有所突破；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由原来的单纯政治、军事研究到重视经济问题研究再到思想文化等方面，这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反映，也是学术化的要求。2）有些问题分析能够做到一分为二。何干之在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运动时，肯定工人阶级的同时，指出工人阶级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有些史实、人物的评价则有违史实。3）开始使用注释。以往的党史著作中很少使用注释，而李新等人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大量引用历史资料，使用了许多研究性、资料性的注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反映出其资料性和研究性的特点。4）党史工作者重视中国革命的规律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初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
三、党史史料的搜集整理
资料建设全面展开是党史成型时期最具学术价值的活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对搜集党史资料非常重视，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征集革命历史档案、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资料，并建立国家到地方各级档案馆和党史资料征集机构。1959年，国家档案馆保存有800多万件档案和100多万册有关党史、国家史方面的图书资料。出版的重要文献有：1957年中宣部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内容包括1921—1945年间的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135篇，还出版了《党史资料》20册。出版了一些共产党人或与共产党历史密切相关的文集，如《李大钊选集》、《毛泽东选集》、《孙中山选集》、《瞿秋白文集》、《廖仲凯选集》、《宋庆龄选集》等，为当时党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出现了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文革”爆发前的17年里，出版的革命回忆约500多种，发表的回忆录文章2 000余篇，回忆录的题材广泛[1][2]。影响较大的有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大量影印资料的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青年》、《向导》、《解放》等47种革命期刊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六种共产党报纸先后影印出版[2]。不过，已整理出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并没有对社会开放，一般人是很难看到的。“文革”期间党史资料建设完全停顿，大量的党史资料遭到批判、封存，盛行的是林彪、“四人帮”为打倒老干部而炮制的假资料。
四、存在问题
（一）过早地教科书化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缺乏大量基本史实研究的前提下，中共党史过早地教科书化，这些教科书不是建立在大量细致入微的研究的基础上的，教科书化形成的框架使研究者一时难以突破，也给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形成以及进一步深化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3]。
（二）政治性强
和延安时期相比，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党史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更加明显。党史研究重点集中在领导人的著作、讲话、及党的会议，把领导人的著作和会议串联起来加以注解，丰富多彩的中共党史变成了冷冰冰的政治信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特别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使用了大量颂扬性的文字，淡化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作用，以至一些说法有悖史实。强烈的政治性特征使党史研究视野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范式。对中共党史学“政治理论”学科定性，也给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突破带来了困难。过度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史”的性质，影响了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大量引用共产党领袖的论述来说明历史问题，导致以论带史
某一事件的正确与否不是拿出足够的史料来证明，而是以党的领袖和党的决议作为是非曲直的标准。以领袖人物结论代替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独立思考与判断，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四）党史研究明显表现出服务于政治倾向，内容也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改变
如，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的党史讲义对“百团大战”一般予以肯定的评价。但是由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教科书甚至较有影响的现代史著作对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多避而不谈。“文革”期间，则把它说成是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119-120.
[3]张静如，等.中共党史研究十十年的发展[J].北京党史研究，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