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会以各种复杂而缜密的数据论证70亿人与地球承载力的关系，如果我们更简单地看，如此众多人口的生存，以及更体面的生活——以咖啡和珠宝为例，地球压力的现实图景或许超过你的想象。
珠宝的欲望
2011年，瑞士巴塞尔一年一度的钟表展和珠宝展。全世界的珠宝商都会聚在此，会场内社会名流频繁出没。珠宝是名利场的必备品。每当在咖啡馆或餐厅小憩，总会看到成群结队从以色列来的犹太珠宝商，戴着传统的黑帽子，坐在不远处。钻石是犹太人的传统买卖。犹太人以民族、宗教与家族所构成的紧密个人联系网络，让钻石交易仍然保持着隐秘性。在钻石垄断巨头戴比尔斯的全球网络中，钻石从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和巴西被开采出来，途经欧洲的钻石切割中心，最终抵达美国和日本的零售商。这张巨大的网络，包括矿区、切割工艺专家、银行家、渠道代理人、珠宝制造商、各级批发商等。而途经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钻石切割厂，是联结伦敦和纽约的一条重要渠道。
上世纪70年代，钻石价格迅速上涨，促使特拉维夫与戴比尔斯展开争夺。以色列人扣下本该运往纽约的钻石，并开始建立自己的钻石储备库。他们出两倍的高价购买戴比尔斯发往安特卫普和纽约的未开箱货物，还以利比里亚的“洲际旅馆”为据点，直接从非洲的走私贩手中购买钻石原材料。以色列政府与银行大力相助。银行提供八成贷款，利息仅为6％，远远低于以色列国内的通胀率。到1978年，以色列银行为钻石贸易提供的贷款达8.5亿美元，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1977年年底，戴比尔斯发现，以色列人囤积了600万克拉的钻石，并以每月50万克拉的速度增长。纽约钻石供应量相应减少，钻石价格顺势再攀。
犹太人囤积钻石的重要原因：当时以色列货币大幅贬值。他们认为，钻石具有保值功能。历史上，钻石并非最有价值的宝石。在古埃及人那里，彩色玻璃比钻石更加珍贵。只需简要回顾钻石近现代的历史，就会知道，这非同寻常。
19世纪末，人们只在印度的少数河床和巴西雨林里发现过少量钻石，全世界一年的宝石钻石产量不过几磅。到1870年，在非洲奥兰治河附近发现了大型钻石矿，成吨的钻石被开采出来时，突然间市场上钻石供应爆满。组织开发南非钻石矿的英国金融家们忽然意识到，他们的投资面临危险：钻石本身内在价值很小，必须依赖于钻石本身的稀缺性来维持价格。金融家们害怕，如果南非再开采出新钻石矿，钻石将堕落成一般的宝石。1902年，南非钻石巨头、曾任金伯利市市长的厄尔内斯特·奥本海默曾说：“常识教会我们，提升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变得稀缺，就是减少产量。”所以，钻石生意成功的秘诀在于，对钻石产量的足够控制力和延续钻石稀缺的幻象。戴比尔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都成功地控制了钻石的产量和定价权。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当以色列囤积的钻石达到600万克拉时，几乎对戴比尔斯构成了威胁。
定价权之外，钻石更伟大的创意是，它创造出了将原本微不足道的碳晶体转化为世所公认的财富、权力和浪漫的象征。为了做到这一点，戴比尔斯必须创造和控制需求。它的市场营销引导人们接受這样一种观点：钻石是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钻戒才首次作为一种“传统”，诞生于西方文化中。当时，年轻的作家弗朗西斯·吉格瑞(FrancesGerety)为它创作出一句经典广告语，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一“恒久远”的神话，就此赋予钻石强烈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让持有它的人，永远都不会出售他手中的钻石。30年代末，仅仅3年间，戴比尔斯的钻石销售额就增长了55％。1939年，仅有10％的美国女性拥有订婚钻戒。到了20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超过80％。玛莉莲·梦露主演的《君子好逑》和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芙尼早餐》，对钻石作为消费文化的推广功不可没。对钻石的痴情，玛莉莲·梦露有歌一首——《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她唱道：“亲吻或许甜蜜，但不能用来付房租，或帮你买车。男人会变得无情，就像女人会变老，我们最终都会失去魅力。但钻石，无论平切还是圆割，都不会失去光芒。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蒂芙尼!卡地亚!”戴比尔斯甚至动用了英国皇室。公司一本备忘录谈道：“因为英国在钻石行业中有如此重大的利益，女王夫妇可以通过佩戴钻戒而非其他珠宝来为英国工业打气助威。”伊丽莎白女王随后踏上了南非之旅，访问了几家钻石矿藏，接受了奥本海默献上的钻石。与所有由资本精心营造出的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消费品一样，钻石代表着很多东西：美丽、高贵、时尚、地位、品位、财富、权力、自我表达，以及虚荣。
事实上，钻石和汽车一样，是消费品，批量生产的钻石也非投资品。但对定价权的控制，以及对急速扩张的消费的控制，让钻石价格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不断攀升，哪怕是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囤积属性与黄金完全不同的钻石。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开始购买钻石对抗变化无常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彼时，钻石已成携带价值的便利载体。如一位纽约钻石经销商所说：“钻石并非真的像黄金或白银那样的商品。你不可能从珠宝商那儿买一块宝石，然后以相同的价格卖回去。珠宝商不会放弃他的利润。但钻石肯定是移动价值的最好方式。我知道一个伊朗人，在伊朗革命期间，只有须臾时间离开伊朗。他没有时间出售房子，也没有时间去银行。但他携带了价值30万美元的钻石离开。”安特卫普钻石协会的成员马克·凡·博克斯特尔如此评价：“钻石是一种货币形式，它们可以用来抵押国际贷款、还债、贿赂和购买军火。很多时候，它们比钱好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就是一个洗钱者将非法现金换成钻石，然后带往世界各地的“洗钱圣地”。控制产量的定律，在空前巨大的消费市场面前，已经过时了。奥本哈默加入戴比尔斯，努力提高效率和产量。到2000年，戴比尔斯的钻石产量为3610万克拉，2002年增到4022万克拉，2004年上升至4701万克拉。而此时，它所控制的市场份额已经从80％-90％跌至40％。钻石已无需依靠垄断定价来维持身价了。
现在，我们常读到类似这样的话：“钻石正成为越来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我很难判别，这句话表明了钻石被快速开采殆尽，还仅是另一个钻石商的营销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钻石的开采量已巨大。厄尔内斯特·奥本海默爵士用尽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所有关系，把新发现的几个钻石矿纳入戴比尔斯的版图，其继任者哈里·奥本海默通过秘密谈判，把社会主义苏联也拉进钻石卡特尔的势力范围。上世纪70年代末，在西澳大利亚的阿盖尔地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该矿的年产量可达
5000万克拉，超过了戴比尔斯旗下所有矿山的总产量，由澳大利亚最大的采矿公司力拓和必和必拓控制。与此同时，非洲的国有钻石开采公司也成长为有力的竞争者。随着宝石需求的上升，过去的小规模手工挖掘，也早已被大型钻石矿的重型设备、采矿技术和临床采矿法所取代。
对环境的忧虑随之蔓延。据比利时安特卫普的钻石协会估计，找到1克拉钻石，要处理大约250吨的岩石、沙和沙砾。1克拉相当于1/5克，250吨则等于2.5亿克。筛选一个钻石需要大量的水，而在缺水的非洲，水愈加珍贵。宝石的开采则往往靠近河流，水污染威胁着供水。产于缅甸的红宝石，通常需要剥去厚达15英尺的覆盖层，才能达到含宝石的砾石层。然后，才能真正进行采矿。DIAZ Fine珠宝公司的一位创始人曾这样说：“我们的全球环境和消费文化在退步。产品有着漂亮的包装、介绍和展示，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想过，生产这些商品，提取和加工要消耗掉多少原材料。我们很少考虑它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很难精确地评估当—颗钻石经过切割、抛光，再摆放到高档零售商店出售时，最后会破坏掉多少资源。光彩耀人的钻石优雅地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你很难想象，它是怎样从—个钻石矿场被开采出来的。在塞拉利昂，血钻助长了战争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任意开采钻石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块块伤疤。”
在钻石和矿业大国南非，生态灾难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多年开采，给南非留下的是5900多座废弃矿山。这些矿山的生态和环境被破坏，还未得到恢复。南非水利与环境部部长布耶卢瓦·松吉卡曾表示，在豪登省、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州等地，由于矿井不当开采，出现严重酸性矿井水问题，给市民的健康和生活造成危害。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面临的酸性矿井水威胁最为严重。南非水利与环境部的勘测数据显示，目前酸性矿井水水位在约翰内斯堡地表以下约600米处，但正以每天0.6米至0.9米的速度上升。如不及时采取措施，18个月后，酸性矿井水有可能会涌上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由于南非矿井废水排放处理不当，造成矿井附近水库水质变差和用水紧缺，南非的70多个水库还面临富营养化带来的危害。南非健康问题专家则表示，由于南非矿业过度开采，而且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整治矿山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以致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为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南非人的癌症发病率与矿业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有关系。恢复一座矿山的生态环境，又谈何容易。
在博茨瓦纳，钻石的开采导致丛林原住民被强制搬迁。这些部落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当地政府施压说：因为原住民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已经不适宜社会发展，他们的存在也并不利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政府开始驱逐他们，切断供水，增加赋税，甚至还有罚款、殴打和酷刑。后来，随着丑闻扩大，一些曾经为戴比尔斯的钻石产品做过广告的国际名模，也开始掉头支持对迁居行为的抗议。
另一种昂贵的首饰——黄金，其璀璨的光芒背后，亦有黑暗的一面。要打造一个配钻石的简单金戒指，需要5万吨水，并产生20吨废矿。从矿石中提炼出黄金的比率约为十万分之一；这意味着，每生产1盎司黄金，会产生79吨废矿。你手里的金戒指和金手镯，要经过多少道程序，才能到达你手上?我们今天存储和使用的黄金，有2/3来自新采的矿。其中又有2/3是从巨大的露天矿提炼出来的。露天采矿留下的大坑，有的从外太空都能看到地球上的凹痕。露天采矿还会留下大量的废石，含有剧毒和酸。废矿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毒性比电池酸还强。
采出的矿石，先要打碎，再喷上一种叫氰化物的化学品，将黄金从矿石中过滤出来。有些矿每天使用的氰化物就达数吨。它有剧毒，米粒大小的氰化物就能致命。当黄金被提炼出来后，渗透氰化物的废矿通常被废弃。为了采集到足够打一只金手镯的黄金，会产生近20吨废矿。废矿含有什么?有毒废弃物。金属采矿是美国有毒废弃物排放的领头大户。2001年，金属采矿制造了1300吨有毒废弃物，达到美国所有行业产生的毒物的46％，其中包括96％的砷排放和76％的铅排放。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冶炼。这个过程中，通过密集的高温，将纯度不高的黄金移除。冶金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也是主要的污染源。經过纯化的黄金就可以买卖了。80％的黄金用于首饰制作，余下的20％主要是投资者和电器制造商购买。接下来就是首饰的设计和制作了。这是首饰生产链上利润最高的生意，其价值可达所含黄金的4倍甚至更多。但很少有珠宝商能告诉你，成品中黄金的来源。这个行业还没能成为在商业道德上可靠的行业。
1984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克泰迪河畔的奥克泰迪矿，开始为澳大利亚的BHP矿产公司生产铜矿和金矿。奥克泰迪的尾矿坝在一次大规模的塌方中被损坏。BHP的做法是，说服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允许它直接向河流倾倒废矿。现在，这座矿每天向河流排放8万吨矿石和12万吨废弃的岩石。如果排放以这样的数量进行下去，按照当时的开采计划，到2010年矿山关闭时，奥克泰迪河的总沉淀已达17.2亿吨，相当于4712个帝国大厦的重量。有毒金属倾倒在河中，造成的结果是：大规模、无休止的洪水，大片的森林被淹没；几乎所有的鱼都中了毒，一些鱼类已经濒危。199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仅仅当年，就有176平方公里的森林遭到破坏，相当于3个曼哈顿的面积。这里曾经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也消失了。过去种植的棕榈树和主粮作物也都死去了。没有了粮食，3万到5万居民不得不迁出这片区域。一位人类学家专门用一个新词来形容奥克泰迪的情形——生态灭绝。2000年，世界银行公开建议，应该关闭该矿。就连BHP的高管也开始怀疑，采这座矿到底值不值得，称它为一个“环境的深渊”，认为它本不该被建起来。2002年，BHP将该项目52％的股份交给了当地一家政府控制的企业，作为对未来法律赔偿的赔款。政府现在每年疏通河道里的2000万吨沉淀物，洪水慢慢消退，植被慢慢复苏。但仍有6600平方公里的植被难以恢复。
对黄金首饰消费的狂热，驱动了在世界各地寻找和开采黄金的热情。这些开采甚至在一些受到保护的国家公园附近进行。这些年来，生态受到黄金开采破坏的国家公园包括刚果的霍加皮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卡胡兹一别加国家公园、巴西的东南大西洋森林保护区、科特迪瓦国家公园、厄瓜多尔的桑盖国家公园、印尼的劳伦茨国家公园、秘鲁的瓦斯卡兰国家公园和乌干达的布恩迪国家公园。
在中国，新近日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推动着珠宝玉器的消费热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价格一路飙升。21世纪以来，我国的珠宝首饰贸易额
已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新疆和田羊脂玉，更受到国人追捧。
需求立即刺激了开采。曾经温润平坦美丽的白玉河，近年来正逐步变为喧嚣的大型工地，玉龙喀什河为致富付出了极大代价。随着来挖玉的人越来越多，和田的村庄将大片大片的荒地以极低的价格(刚开始是20元，亩)卖给挖玉人。2008年，和田县计划拍卖1244.4亩仔玉开采地。结果是，在玉龙喀什河上游，布雅公路22公里处，原本平坦的河床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遥相呼应的山包，到处都是大型挖掘机翻滚过的痕迹。最疯狂的时候，玉龙喀什河同时有两三千台挖掘机在轰鸣。地区水利局的相关文件中表明，大型机械严重的乱采滥挖现象致使河道及两岸千疮百孔，水土流失严重，对两岸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改变了河床主流，增加了防洪的难度和任务。当漫天黄沙、天上下土成为和田人习以为常的天气时，没有人把这种天气和滥采联系到一起。和田已成为全国受浮尘困扰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是，人们并不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几年前，和田的人均GDP还排在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末一位，在全新疆是最穷的地方。现在，和田人的腰包正在鼓起来。他们更看重的是和田玉带来的财富。
咖啡的诱惑
咖啡，这种充满香气的黑色液体，被称为“市民社会的血液”，在现代文明的血管里流动。它年产700万吨，年零售额约700亿美元，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交易商品。这种苦涩又酸甜的饮料，是世界上被最广泛的地区消费的饮料之一。
鲍勃·迪伦有首歌，叫《再来一杯咖啡》。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这首歌的旋律如在哭墙前的祈祷，充满犹太人的忧伤。与钻石一样，咖啡与犹太人也有不解之缘。17世纪，第一代资本主义商人，其中多数是犹太人，开始以雄厚的财力开拓市场。咖啡从一开始就离不开资本。咖啡树从播种到采摘需要5年，个体农户无法栽种。都是在大种植园经济形态下种植的。咖啡味道苦涩，并非一喝就会喜欢上它。对咖啡的嗜好，需要培育。当时，从事咖啡贸易的商人基本上同时也经营咖啡屋，培养用户。咖啡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一般人不知道如何做咖啡；做好了的咖啡不能久放，一般15分钟以后就变了味，所以得现做现喝。因此才有了咖啡馆这门生意。咖啡馆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犹太人不仅追求利润，还能够创造利润。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市场，而是能够创造产生利润所需要的一切，核心是，创造孕育利润的生活方式。直到现代的各种餐饮业中，最需要花费内外装潢费用的就是咖啡屋。一位英国作家描写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家庭的逃亡，仍不忘这样一个细节：桌上精美瓷器里带着余温的咖啡。
原产非洲埃塞俄比亚、最初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咖啡，被商人传播到了全世界。从东非流向北非，再从北非转进西亚，接下来进军欧洲：1652年伦敦，1666年阿姆斯特丹，1671年巴黎，1683年维也纳，1686年纽伦堡、雷根斯堡、布拉格，1687年汉堡、莱比锡都出现了最早的咖啡屋。但是咖啡的产量并没有增加。也门的咖啡产量在最多的年份也没有超过1万吨，而消费则迅速上升。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前，这种供应短缺除了刺激价格上涨之外，不会带来生产的增加。庞大的消费量和稀少的产量，使得咖啡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行当。
18世纪左右，消费主义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被人们视为必需品的物品清单大大扩展。到了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工人已经把咖啡和糖一起列为他们亟须得到的必需品了。咖啡曾经是上层精英的昂贵药用饮品，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人每年消费的咖啡竟已达250万磅，糖已达650万磅。咖啡馆不仅供应咖啡，还提供策划革命、谈论生意、阅读和闲聊的场所，更明显地具备了消费主义的特征。到了20世纪50年代，咖啡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必备饮品，而咖啡先加糖还是先加奶，也成了区分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印记。也是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过去的奢侈品正在变成大众的必需品，比如，烟丝、化妆品、装饰扣、廉价的珠宝和时装。咖啡已经变成一种与所有阶层的嗜好有关的消费品。此时，在殖民体系下，咖啡已经在斯里兰卡、爪哇、苏门答腊、东帝汶和巴厘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到了19世纪末，像雀巢这样的资本主义食品巨头们，已经建立了世界咖啡产销的供應链，将巴西、墨西哥、印度、越南、卢旺达、海地等国家都纳入了种植园体系。消费的增长，最初通过咖啡种植的地理扩张得到满足。
那时，咖啡种植仍然是传统的荫蔽种植方式。传统的荫蔽种植咖啡农场，其结构就像一片森林。一层又一层。常常果树和硬木树层层叠叠，还有生长在树顶的植物，如兰花，以及周围的灌木丛。阳光透过层层的树叶，只星星点点地照在喜阴的咖啡上；绿叶也为咖啡遮挡风雨。那是一派田园风光的景象，森林中与灌木丛中容纳了极其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有一个统计，你能够在这片景象中找到40多种物种。这些树维护了土壤的质量。当地农民按照传统种植的方法，把咖啡堆积起来，让其变成浆状的肥料，其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肥料和药剂。农民们也很聪明地在咖啡树荫下种植香蕉和水果树等，以此来增加家庭的额外收入和提供日常食物。你甚至不需要除草剂。生态系统以自然的方式周而复始，使土壤始终保持着肥力。
直到30多年前，一种新的种植方法——日照咖啡被开发和推广。这是“绿色革命”的一部分。1953年，美国科学家诺曼·柏洛格在墨西哥的研究所研究培育出了产量比普通小麦多5倍的高产小麦。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研究成果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从而掀起了一场以高产量品种的农作物为主轴的农业技术革命。它的主旨，是通过大规模灌溉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相关技术，大规模地推广产量高、适应性广的优良小麦和水稻品种。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粮食产量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展。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鼓励咖啡农种植日照咖啡。新的种植方式使产量大大增加，是过去的3倍。通过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咖啡变得耐晒了，生长周期提速了，除草剂和杀菌剂的适用范围也大大增加。在很多咖啡园，原来的种植结构被破坏掉了，变为单一咖啡作物。大力推进农改的国际金主，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银行等，都有这样一个观念：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膨胀，所以要增产。绿色革命的成果常被描述为：墨西哥，一个40年代仍需进口一半以上自用粮食的国家，在1964年已可以出口50万吨小麦；印度在1966年收成了1700万吨小麦，好过了过去最好年产的1400万吨。暴增的产量让人们手足无措，以至旁遮普的所有学校都被迫暂时关闭，教室被移作大丰收季的应急仓库。
对绿色革命的反思很快就开始了。
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印度，自90年代以后，这些神奇种子的魔力已经耗尽。不管是米或小麦的增产率，都已开始低于人口的增长率，年增产率跌到0.5％左右。化肥与人之间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使用了化肥的农作物在加快生长速度的同时，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却变低了，为此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以致最后对人体产生危害。土壤的肥力也受到破坏，农药越用越多，但单位产量越来越少。采用了日光种植法的咖啡园，生态环境都遭到了破坏。随着科技的发展，咖啡行业还开始发展种植咖啡杂交防晒品种，其种植量占了世界将近70％的咖啡生产。结果导致了热带雨林渐渐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防晒品种咖啡林，大大破坏了原始的生态环境。大量投入化肥和农药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并渗入到当地的水源，水源也遭到了污染。像砍伐森林、农药污染、毁坏栖息地、破坏土壤和水源等环境恶化问题，对现代咖啡农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扩大产量，意味着更低廉的成本价格，咖啡农的收入更加无以为继。拉吉·帕特尔在他的《粮食战争》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乌干达咖啡种植农自我剥削的食物生产链，他们种的咖啡以每公斤14美分的价格卖给本地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以每公斤19美分的价格转卖给咖啡加工厂。然后，加工过的咖啡每公斤加价5美分，装袋，以每公斤2美分的运费运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这时，咖啡的价格已达每公斤26美分。运输咖啡只是咖啡在进入烘烤器之前的一系列复杂程序的一个环节，还有挑选、分级、确认等环节，然后才被送到咖啡烤烘机跟前。等到咖啡终于到達伦敦雀巢咖啡加工设备跟前的时候，咖啡的成本已升至每公斤1.64美元。而当咖啡运出加工厂时，每袋咖啡的成本远远超过种植成本价的10倍之多。当咖啡终于被磨碎的时候，价格升至每公斤26.4美元，这是乌干达种植园咖啡价格的200倍左右。
咖啡公司有新办法创造利润。1969年，一家咖啡公司在日本第一次推出了速溶罐装咖啡。5年后，可口可乐推出了乔治亚咖啡——种罐装的咖啡甜饮料，在《飘》的电影中还插入了一条商业广告。这种灌装饮料很快走俏。到1975年，日本人每年消耗200万罐，全日本的咖啡销售额一年就膨胀了100万美元。在欧洲，速溶咖啡也占据了18％的市场。作为世界饮料，咖啡的年消费量达到了4000亿杯。
当咖啡农快要破产时，雀巢的利润却有增无减。2010年，雀巢所有部门和地区的盈利都实现了增长，净利润比2009年增长了两倍多，为342.3亿瑞士法郎(约合464.1亿美元)，销售额小幅增长至1097.2亿瑞士法郎。由于雀巢在市场上占支配地位，它可以规定它与种植商、加工商、进出口商的合作方式，咖啡农只能任由盘剥。一些想要提高成本价的咖啡农面临着来自食品公司的巨大压力。埃塞俄比亚农民曾想把自己命名的咖啡——斯丹摩(Sidamo)、哈拉尔(Harar)、耶加雪菲(Yirgacheffe)注册为商标，把市场份额提高25％。但此举几乎一出台就遭到星巴克的反对，因为年营业额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年财政收入3/4的星巴克，不想把市场份额拱手让出。增收无望、只能在维持生存的边缘挣扎的农民，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来维护和修复他们脚下所赖以生存和朝夕相伴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森林遭到砍伐，土壤遭到农药的破坏。它们的价值，则被遥远的资本所攫取。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正是世界对咖啡的需要，刺激了印尼咖啡业的兴隆。印尼一半的咖啡产量出自楠榜省。咖啡业的兴起使得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别处的居民都聚集到楠榜省，来淘“咖啡金”。他们还将目标投向了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估测，在保护区内有4万公顷土地被开垦种了咖啡，而当地的农民为了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咖啡，已经向苏门答腊岛上大片的原始热带雨林下手了。他们伐木造田不但使古老的树木减少，还威胁到长久以来以雨林为家的许多珍稀的物种。砍伐行为再继续，该雨林里80头绝顶稀少的亚洲多毛犀牛将濒临危险。
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本是亚太地区最质朴的生态系统。这片几乎从没有印下人类足迹的原始丛林，面积达250多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印尼政府在此设立了3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科学家们在探险中发现，原始雨林中竟然隐藏着至少40多种未发现的新物种和珍稀物种，有许多种新鸟类、青蛙、蝴蝶和棕榈树，它们显然还保持着原始面貌。可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遗产的印尼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却正在遭受最严重的砍伐和破坏。当地咖啡出口业的蒸蒸日上，诱使农民非法砍树木种咖啡。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测，苏门答腊岛三大国家公园之一的Bukit Barisan Selatan热带雨林占地34万公顷，如今大约20％的树木已经被砍伐殆尽，由当地人开垦。虽然不合法，但农民们深谙如何一点一点地、不易被人察觉地扩大种植土地边界之道。贿赂也不罕见。其结果是，栖息在雨林中的一些印尼独有的动物，比如亚洲虎、濒临灭绝的双角多毛犀(又称苏门答腊犀)以及大象，将因为世界对咖啡因的渴望在1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
但事实上，卖咖啡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收入，仅仅只能维持他们的温饱而已。咖啡原材料供大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让咖啡成了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而贫困的农民，则寄希望于种植更多的咖啡豆，以期提高收入。咖啡农的生存与环境进入恶性循环。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3期。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