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 要 张子宜早年积极投身革命并深受基督教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为他创办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奠定了基础。孤儿教养院从筹备之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经历了西安围城之困，陕西三年大灾荒，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诸多不幸，但张子宜各处募捐，苦心经营，孤儿院的房屋建筑及各项设备都是在热心人士的捐助下建设而成。根据民国社会团体法规孤儿院设立组织，成立董事会并选举院长管理一切院务，制定孤儿院章程和各种规则及办事细则。
关键词 创办动机 成立过程 建筑与设备 组织体系
中图分类号 K82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8-15
Abstract Zhang Ziyi was active in the revolution 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thus had a strong patriotic feeling，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Xi"an orphanag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paratory perio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orphanage experienced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iege of Xi "an， the three years of great famine in Shaanxi， the anti- Japan war，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so on， but Zhang Ziyi was collecting all kinds of donations， and the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of the orphanage were built with the donations of charitable people. According to social organization regu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orphanage established an organization， set up a board of directors， elected a dean to manage the orphanage， formulate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orphanage and all kinds of operational rules.
Keyword motive of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building and equip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一、創办历程：西安市孤儿教养院
谈起西安市孤儿教养院，不得不提起其创办人张子宜，名典尧，字子宜。清末时（1881）生于西安市兴平县南韩村（今兴平县南位乡南韩村），家中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张子宜自幼聪明，但幼年丧父，较早辍学，为了生活到商店当学徒，贴补家用。早年，张子宜投身革命，因张子宜在学徒期间聪明好学，被兴平钱庄推选为经理和商会理事。张子宜的前半生，以一位革命者而著称。其后半生，1922年，西安孤儿教养院成立之后，张子宜一直担任院长，直到1950年辞去职务。张子宜以一位慈善家而著名。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是今陕西省第二社会福利院与陕西省儿童福利院的前身，西安市孤儿教养院从筹备至新中国成立，先后经历了西安围城之困，陕西三年大灾荒，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诸多不幸。解放后，西安市孤儿教养院交由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西安人民育幼院”。张子宜仍为院长。
1.创办的动机。张子宜积极投身革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07年张子宜加入同盟会，并作为西路各县联络人之一而负责陕西西边各县同盟会会员的联络工作。1909年协助张渊主持西边大学前身学校之一的西安中等实业学校，并以此校作为同盟会的活动地点从事推动社会进步活动。1911年，在辛亥革命起义前夕，他受同盟会指示，准备兴平方面的起义，并在西安起义后率先响应，被公推为兴平民团团长。1912年，革命党人受到新成立的军政府一些人的排斥，张子宜辞职。1914年陆建章主政陕西，派兵大批残杀二次革命党人，1916年2月，张子宜因反对袁世凯驱逐陆建章的起义，被逮捕押于陆军监狱。张子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为日后创办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奠定了一定的政治条件。
张子宜信奉基督教，并积极投入到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张子宜结合社会背景及教会实际，于1913年发起成立了“西安市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倡导独立自主，在教会管辖权、传教权及牧养权上割断了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关系，“三自爱运动”要求传教士放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脱离西方教会组织，不仅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热情，也体现了他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具有挑战与变革社会秩序的勇气和信心。张子宜创办基督教自立会的经历为后来创办孤儿教养院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信心为事业之母，忍耐为成功之基。”这是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得以创建的精神动力。张子宜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在监狱期间每日通过阅读《圣经》来安稳自己的内心。作为重犯，他靠着祈祷，增强信心和内在的力量，以此减少了不少痛苦，他在神面前虔诚祷告，深刻省察自己，并向神发誓立志：“若我罪应被斩，请神救我灵魂，万一生还，终身愿为神用。”[1]2同时被押30余人，仅张子宜一人被释放，张子宜认为这是“神之救恩，可谓有愿偿”。张子宜的这次入狱并能幸免释放，对他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他后来举办慈善事业、努力服务社会的动力和转折点。
2.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筹备与成立。1920年3月②，张子宜代表西安青年会赴天津出席青年会第八次全国大会。会议结束后前去北平详细参观龙泉寺孤儿院，张子宜对于该孤儿院的设施与经营很是赞赏。回到陕西后，恰逢连年歉收，西安市沿街乞讨的儿童比比皆是，正所谓“鸠形鹄面，异常可怜，若不设法救济，将来不死于饥寒，即入于下流！”②张子宜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触目惊心，下定决心设立孤儿院收养流浪的儿童。但因没有固定地址与粮款，多数亲朋好友均表示反对。后来张子宜回想起“一个出世的老和尚，且能办成那样完善的孤儿院，我为什么不能的？于是他就下了个“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决心，不避艰难，不惮劳苦，总要组成一个西安孤儿教养院”②。
张子宜东西奔波，各方呼吁，联络热心慈幼事业的人士，共同发起，着手筹备。当时有唐慕汾、高少农、王仲和、关瑞庭、俞绍儒、俞嗣如、孙奉堂、杨叔吉、关少庵、高价人等诸位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首先表示赞成，并愿担任筹备的责任②。1921年4月6日借用西安中华基督教会的地方召开筹备会议，并拟订章程着手进行；之后又开筹备会数次，但因为没有合适的建院地址，又未筹到大宗款项，未能即刻成立。孟津生邀请陆少文帮助，将西安旧满城内所购的土地，捐赠20亩作为院址③，这才动工建筑，积极筹备。后来又有郭希仁、董雨麓、石雨琴等诸位先后加入并鼎力相助，于1922年9月9日宣告成立，命名为“西安孤儿教养院”[2]3。
西安孤儿教养院建立之初的各方面条件非常简陋。仅有初级小学一年级和织蔑工一种，大小房屋22间，收容孤儿26名，聘请职员23人。以后每年添设孤儿，陆续建筑房屋。又添设初小二、三、四年级以及栽绒、制鞋等工。一直到1925年12月底，孤儿人数已达127名，房屋也加增到63间。从建院至今共用款项25000余元[2]4。这四年间，由于陕西时局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灾荒等各方面的原因，孤儿教养院的募捐万分艰难。因孤儿收容人数的增加急需建设房屋而建筑经费不足，张子宜亲自率领孤儿在满城旧房遗址内搬运破砖旧瓦修建房屋；有时粮款告急以至于无法维持，张子宜率领孤儿在各商店逐一募捐，惨淡经营维持孤儿的日常生活。
二、惨淡经营：孤儿教养院经历西安围城之困与三年大灾荒
1926年3月至11月，镇嵩军进攻西安，杨虎城、李虎成等部率领的靖国军奋力抗敌，这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二虎守长安”。1926年3月22日炮火连天，陕军未能抵抗住镇嵩军的进攻，退守城内。当日孤儿教养院2名孤儿被流弹袭击，幸运的是孤儿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儿童救护经验，2名孤儿因及时得到救助均保住了性命。此时，孤儿教养院的人数已经达到130余名，存储的粮食有10石。在镇嵩军围困西安城期间，来自各方难民流离失所，来自本省者居多，西安城热心慈善的贤达人士设立多处难民住所以安置各方难民，但难民多有恐慌情绪，而且越来越严重。考虑到难民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张子宜带领孤儿院的新剧团与新乐队，亲自奔赴西安城内各处难民住所奏乐演剧以安慰难民。同年5月，孤儿院初小四年级毕业，准备增设高级部，但教室不够使用，张子宜四处筹款并动工建筑，带领院内孤儿搬砖运瓦，一个月之内教室建成。6月，西安城内的麦子每斗已涨到3—4元，孤儿院的粮食已告急，张子宜东募西借并赎买杂粮以用作食料。此时孤儿院内的一切工作还能继续照常维持。7月，西安城内的麦子已经涨到每斗10多元，杂糧也较之前涨价数倍。此时孤儿院各方呼吁募捐款项，赎买麸子、油渣、枣、蔬菜等充饥。8月，城内食粮短缺，横尸遍野，死伤无数。张子宜因悲痛而奋勇，率领孤儿院教职员及孤儿到处掩埋尸体，此时孤儿院内的工作已有停顿的趋势，食料十分缺乏，所存的少许麸子、油渣又被兵丁搜夺数次。到了9月，西安城内麦子每斗卖到百元，孤儿院的状况已窘迫不堪，张子宜千方百计筹借了少数款项，赎买发霉的油渣数十块，每日分派职员率领孤儿寻剜野菜以充饥。到了10月，西安城内已处于寂寞惶恐的状态，孤儿院的一切工作已经完全停止，孤儿们已经饥饿难忍，处于生死边缘。直至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这才得以生还[2]4-6。
1928年夏季庄稼陕西省全省歉收，秋季因为天气干旱，秋苗多半枯死。1929年不仅夏季没有收成，秋苗又未能播种，灾区内的民众痛苦不堪。更不幸的是到了1929年冬季，大雪连续下了2个多月，地上积雪数尺厚，气候异常寒冷，空前未有。无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皆被冻死，灾民因缺乏食物，又没有燃料，饥寒而死多达数十万人。到1930年夏季又几乎没有收成，庆幸的是秋苗颇为茂盛，当西安城内的百姓憧憬秋收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7月蝗虫遍野，陕西地区普遍遭受蝗灾，秋苗无收。这样的大灾也是百年不遇。这三年灾害期间，西安城内沿街索讨者孤贫儿童触目皆是，陕西省西部地区各县灾荒尤重，赤地千里，人烟寥寥，饿毙逃亡，十室九空。
经历西安围城之困后，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的经费筹集已非常困难。忽然又遇空前大灾荒，原有的孤儿已经发生恐慌，而新要求入院的孤儿又络绎不绝，一方面孤儿院已无力收容新增的孤儿，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绝。在这万难之际，张子宜还是决定收容前来投奔的孤儿。值此之际，张子宜又承蒙北平孝惠学社唐慕汾、饶聘卿二人提供的补助费用，孤儿院收容女孩百余名。1927年2月至1930年12月，孤儿院内的男女孤儿已增加到400余人。每月所需的款项高达2400余元。张子宜向社会各界募捐，包括北平孝惠学社、陕西华洋义赈会、上海基督教协进会、陕西省赈务会华北慈善联合会、陕西省民政厅、中国济生会及各长官各慈善家，这才得以勉强维持，度过此次灾难[2]7。
三年大灾期间，因孤儿增多，宿舍工厂均不能满足孤儿的最低生存所需，社会各界慈善人士如冯焕章、于右任、朱子桥、唐慕汾、宋明轩等捐款捐房，继续建筑宿舍40余间，加上之前所建筑的房屋，共计138间，这才基本满足孤儿的最低所需，但孤儿食堂仍没有房屋，同时也没有款项用以建筑[2]8。然而不幸的是，张子宜苦心经营，奔走各方募捐，终因操劳过度，积劳咯血，身体日渐消瘦，于1929年夏患肺结核病（晚期）。张子宜在养病期间虽然不能外出，但孤儿院内的日常工作仍然细心计划，督促院内的各项事务继续进行。在教育方面，分设九个班级上课。在工业方面，又增加纺织缝衣等工种，职员也增加到20余人[2]8。
三、迁址新建：孤儿教养院历经抗战与解放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抗战形成大后方，各省携妻子儿女来此逃难者络绎不绝，孤儿教养院整批收容者3次，加上平时入院的孤儿多达400余人。张子宜曾去张学良公馆求见宋美龄，向其陈述孤儿院房屋不敷应用。宋美龄问明情况后，找秘书付给一张能建10间两层楼房费用的支票。张子宜“乘胜前进”，又向张学良求救，张学良笑答：“我不敢同夫人相比，盖6间楼房吧！”当即也给了一张支票，张子宜用这两笔钱，很快地在孤儿院的北大院建造了一座10间、一座6间的两层楼房。
1939年，日本飞机不时轰炸西安，张子宜将孤儿院迁到长安县翠华山脚下太乙宫，西安原址只设了一个办事处，委任长子张卜五负责，边子福为办事员，为育幼院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经收房、地租。1945年日本投降，胜利在即。然而内战爆发，物价膨胀，孤儿院艰难维持。直至1947年，即孤儿院成立25周年，孤儿院院址有两处，原址供应所需，太乙宫实施教养。
25年来，孤儿院的日常经营无不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孤儿院内的设备，力求完善；对于幼童教养，力求科学化；对于幼童健康，力求智体两育，均衡发展。然而社会各界对孤儿院存有非议，经查实孤儿院在城内的地基由社会各界慈善人士公私捐赠，在太乙宫由军政院捐款，孤儿院自行购买土地以建筑。孤儿院的两地房舍，经25年来陆续建筑，在孤儿收容方面均有详细的统计，各方面的收支均有详细报告，改名也有政府的命令，主管机关及院董事会均对孤儿院各项院务详细了解。只因为孤儿院的各项院务未能大力宣传，这才有社会各界的误解，因此孤儿院决定于1947年以后拟出育幼月刊，力求报告院务，主要目的是“尚乞各界人士随时予以指正，即本院百拜以求之者也”[2]3。
四、孤儿院的建筑及设备
1.孤儿院房屋建筑。孤儿院成立初期，曾有陆少文捐赠西安尚仁路民乐园北地基20亩，修建房屋10余间④，因连年灾荒以至于收养的孤儿逐渐增多，1926年孤儿院在西安围城之际也未停止修建工程，截至1931年孤儿院共建筑房屋364间，楼房12间。1932年杨虎城将军的太夫人捐助500元，并募捐1000多大洋，修建千惠堂楼房。1933年，井岳秀捐助国币1500元，共建筑房屋2座（共10间）以用作制皮鞋工厂⑤。此后又有傅学文女士慷慨捐赠国币1130元，又代表孤儿院募捐国币1070元，建成东院南楼共6间以用作纺纱、刺绣的上课场所⑥。
1934年秋，韩参谋长威西以太夫人祝嘏的费用1000元捐助孤儿院，建筑房屋6大间，命名为慈阴堂以作为总理纪念室及男女二年级教室⑥。同年双十节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张学良、铁道部钱慕霖次长以及陇海路局等先后到孤儿院参观，共捐国币3800元，修建楼房10大间。1935年冬天，鄂县王志成代表上海无名氏捐助国币10000元，用以修建门市房屋作为本院的基金，孤儿院于1936年开始动工修建，连同陕西省银行贷款15000元国币，并出售东大街大差市房6间两院共得10600元，共修成尚仁路市房12院，除第一院安间门而外，其余平均每院3间，又修崇悌路市房30间，崇信路市房11间，人工和材料等共计花费国币37526.595元，所欠款项共计1926.595元，该房屋修建竣工后登报公布以便于社会各界众所周知[3]12。
1937年抗战期间，孤儿院收容大量难童，此时慈幼协会抢救战区儿童专员赵畏天驻扎在孤儿院，每次从河南救助的男女兒童多达上百人，都收养在孤儿院。然而由于孤儿院收入有限且负债累累，如陕西省银行贷款及其他挪借的款项本息孤儿院已无法偿还，加之银行不停地催还本息，孤儿院迫不得已，经董事会决议将孤儿院尚仁路以北的市房两院出售国币11万元用于清偿陕西银行的贷款。
1939年日本轰炸西安，孤儿院接到疏散的明令后迁到南乡新开门村，租赁房屋以供儿童教养，但因儿童四处流散无法实施教养工作，孤儿院名誉董事于右任主张建立新址以确保抗战期间孤儿的安全，并代表银行和行政院拨款50000元用以购买翠华山下的太乙宫东地基60多亩作为孤儿院新址，并于1939年9月动工建筑，先建筑草屋数十间，同年12月孤儿院全体教职人员和孤儿搬入新址，一方面对孤儿实行教养，一方面东院全体师生继续参加建筑工作，因为期间各种困难，直到1941年底将所有房屋建成，共计砖瓦房3间，办公室5房9间，教室24间，水磨一座，工厂宿舍所用的瓦草房131间，围墙200余丈高，石子路百余丈。太乙宫新院址建设前后共支出国币100000多元。然而因抗战胜利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孤儿院日常经费开支入不敷出，非常拮据。然而，又因房屋不足，小型草瓦房仍不断在建筑中，1946年终因资金无法维持，决定将城内旧址开办民生市场以招入摊位收取租金，用以修补太乙宫孤儿院新址建筑。1946年秋，陕西境内各处水旱成灾，加之内战爆发，难童无疑增加许多。孤儿院的宗旨在于救济难童，不能以经费不足而将难童拒之门外，张子宜考虑再三与商贩商量将摊位费由每月27000元增加到50000元，所增费用尽量用来收容社会各界送来的男女难童，并打算近期再修建瓦房6间[3]12。
2.孤儿院设备。孤儿院内的一切设备不敢自称完善，但凡是所需要的东西，孤儿院差不多置办了大部分，在教学方面，教室9座，所有的桌凳、黑板、标本、图画均已满足孤儿教学的基本需要；在生产方面，孤儿院有工厂5座，所有应用的家具与机器，也备置了许多；在生活方面，寝室9座，所用的床凳、柜箱、盆架、被褥均按照人数预备齐全；在体育运动方面，篮球、网球、木马、杠架、双杠、压板、秋千、足球等设施都备有；在农业方面，所需用的水车、大车、土车、碾子、磨子、牲口、农具等均已粗备；其他如养病室、诊治室、新剧台、会议室、招待室、各组股办公室等办公场所均能满足基本所需。此外又修筑小花园5处以供给孤儿玩赏，以上所列设备约需15000余大洋。
五、孤儿院组织体系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由各界热心慈善的人士自愿组成，孤儿院的一切组织，都是根据民国社会团体法规所设立。孤儿院设有董事部，董事十二人，分别是俞嗣如、石雨琴、朱运生、丁午稿（义籍）、王仲和、路睿生（英籍）、路禾、定慧、王怡然、关瑞庭、李芝亭、张子宜等⑦，董事长一人，由董事部选举产生；院长一人，由董事部选任，管理一切院务；院内分事务、教务、训育、工农等四组[4]1，每组设主任一人，由院长聘任。具体如下：
事务组分会计股、文牍股、庶务股、收发股、注册股、营业股、被服股；教育组分教务股、训育股、体育股、图书馆；训育组分训练股、齐务股、卫生股；工农组分工务股、农林股。按照孤儿院组织管理规定，以上各股各设股员一人以及助理股员若干人处理事务，并聘请专门技师数人教授各种工艺，至于各级教员，或由职员兼任，或另行聘请[5]3。
孤儿院从成立之初至1947年（建院25周年）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章程》，分为总纲、孤儿出入院、董事、职员、经费、会议、附则等七章，分别对孤儿院的办院宗旨、孤儿出入院的管理、董事的选举及职责、职员任命与职责、经费的来源及支出以及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等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另一个重要的规章制度是《本院办事细则》，该细则对孤儿院的事务、教务、工农、训育等一切院务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力争孤儿院的一切院务做到有据可依，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便于组织管理。此外，孤儿院的具体管理规则多达数十项，具体包括民生市场管理规则、教室规则、体育规则、儿童膳食规则、寝室规则、职员食堂规则、纺线工场规则、织布工场规则、栽绒工场规则、布鞋工场规则、麻鞋工场规则、缝纫工场规则、成品销售处规则等。
注释
①原名西安孤儿教养院，1935年6月奉令（陕西省政府府设四救字第一四七六号代电）改为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本文沿用“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的称谓，简称“孤儿院”。
②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D]：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1937.6）：1-2. 另有一说法，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3页）记载，张子宜于民国八年（即1919年）因事情经北平参观龙泉寺孤儿院。具体参观龙泉寺孤儿院的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③院址为今西安市解放路中段，包括今天东二路至东四路之间，共120亩地。
④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D]，1933：1.另有一说法，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11页）记载，当时所建房屋为31间。孤儿院建院之初到底所建房屋多少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⑤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D]，1933：1.另有一说法，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12页）记载，“民国廿二年井崧先生捐助国币1500元，增修5间安架房两座”。具体数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⑥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D]，1933：1-2.另有一说法，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12页）记载，“前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夫人傅学文女士捐助国币1130元，又代募国币1070元，建东院南楼房六间”。具体数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⑦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D]，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1937.6）：3.另据《西安市孤儿教养院第十二周年纪念报告书》（第1页）记载：“院内分事务，教育，工农各组，每组设主任一人，由院长聘请之。”，未提及“教育”这一组，而是提及“教务、训育”两组，另据《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4页）记载：“院内分庶务、教务、训育、工农四组，每组设主任一人，由院长聘请之。”
参考文献
[1][3][4][5]西安市私立子宜育幼院.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D]，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1947.10）.
[2]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西安孤儿教养院之过去与将来[D]，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1937.6）：3-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民国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研究”（2015R041）；陜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民国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及经验借鉴”（16JK1800）。
★作者简介：文姚丽，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教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史、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以及公益慈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