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晓伟 张 凯 刘 悦
（1.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2.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烟台 264011；
3.蚌埠学院，蚌埠 233030）
面对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时，人们会产生应激状态，对意外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彭聃龄，2001）。有研究表明，危机产生的负面情绪（焦虑、恐惧、悲伤等）会引起人们做出负面的决策（Lerner，Li，Valdesolo，&Kassam，2015）。危机会让人的生命和利益处于危险的境地，由此带来的死亡凸显会造成人们决策失误（Salisbury&Nenkov，2016），导致人们的决策水平降低（Knecht & Frazier， 2015；
Mumford，Friedrich，Caughron，&Byrne，2007）。新冠疫情暴发后居家隔离改变了大学生原有的校园学习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家庭环境中个人私密空间的缺失可能引发亲子关系矛盾，这些变化会加剧疫情带来的应激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因此，研究公共危机对大学生决策的影响很有必要。
1.1 公共危机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跨期决策是人们对不同时间点付出成本和获得收益之间的权衡（Loewenstein &Elster，1992；
Loewenstein，Read，& Baumeister，2003）。跨期决策常包含一个马上得到的小利益（smaller&sooner，SS）与长时间后得到的大利益（larger& later，LL）之间的权衡。在跨期决策中选择大而远的选项（LL）表明个体更具耐心，眼光长远；
选择小而近的选项（SS）则表明个体更具冲动性，缺乏耐心。在跨期决策中，人们常将未来收益折算成现在收益并与近期收益进行比较（Liang & Liu，2011），这称为时间折扣或者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时间折扣越大，说明人们越偏好立即满足，时间折扣越小，则说明越偏好长远。
有研究表明消极情绪会增大时间折扣（蒋元萍，孙红月，2019；
Guan，Cheng，Fan，& Li，2015），处于消极情绪中人们更容易冲动（Guan，et al.，2015；
Jia，2016），悲伤情绪会导致人们的短视行为（Lerner，Li，&Weber，2013），恐惧让人更倾向于SS 选项（佘升翔，陈阳，陈璟，杨帆，2017）。情绪调节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在消极情绪状态下会努力采取行动以提升情绪体验（Andrade，2005），所以更容易诱发即时奖励的偏好，例如吸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普遍出现各种消极情绪，例如焦虑、抑郁、悲伤、恐惧等（Torales et al.，2020；
甄瑞，周宵，2020；
胡燕，许川勇，王若彤等，2021）。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居家隔离等措施给大学生生活学习带来巨大变化，导致抑郁等消极情绪，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大学生返回校园之后，生活学习基本恢复正常，消极情绪也会有所缓解。苏斌原等人（2020）的研究也发现，随着疫情的逐渐缓解，民众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得到缓解，但总体心理应激水平显著高于非疫情时期的基线水平。因此，我们推测，在新冠肺炎暴发初期，大学生跨期决策的时间折扣可能会提高，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时间折扣会有所降低，但仍高于疫情暴发前的基线水平。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比，疫情暴发初期大学生在跨期决策中的时间折扣显著提高，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时间折扣会变小，但仍高于疫情暴发前的基线水平。
1.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有研究通过分析推特上的推文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美国民众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与资源丰富社区的个体相比，资源匮乏社区的个体更关心个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而较少关注一般公共卫生问题（Su et al.，2021）。针对我国青少年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低社会经济地位与疫情暴发后青少年更高的焦虑和孤独发生率相关（杨晓尘等，2021）。据此，公共危机对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影响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class）是一种用来反映个体在社会层级阶梯中相对位置高低的社会分类，包括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他（她）所占有的客观社会资源，及其主观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杨沈龙，郭永玉，胡小勇，舒首立，李静，2016；
Bjornsdottir & Rule，2017）。Kraus 和Stephens（2012）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行为有更好的预测力。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拥有更多物质资源（例如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教育程度等）和社会资源（例如朋友、人脉等）。资源上的不平等会使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形成不同的自我、行为和思维模式（Stephens，Markus，& Phillips，2014）。生命史理论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对环境的敏感性不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对环境中的威胁更敏感（Varnum & Kitayama，2017）。
Griskevicius 和 Tybur 等（2011）研究发现，死亡威胁会促使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采取更快的生命史策略，更愿意冒险去获得当下利益；
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来说，死亡威胁会促使其采取更慢的生命史策略，更看重未来。在面对危机时，资源丰富的人会更冷静并偏好长远，而资源匮乏的人则更冲动，导致短视偏好（Griskevicius，et al.，2013；
Liu，Feng，Suo，Lee，&Li，2012）。据此可推测，面对危机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对于跨期决策的偏好也不同。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会调节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公共危机不会显著影响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的跨期决策，而会使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跨期决策中更偏好SS。
为了检验两个假设，研究1 通过现场准实验，比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大学生的跨期决策时间折扣，来考察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研究2 通过实验室实验，考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2.1 被试
招募某大学157 名本科生，其中男生28 人，女生129 人，平均年龄18.76 岁确（SD=1.60 岁）。在疫情暴发后，有5 人表示不愿继续参与研究，故剔除。有效被试共有152 名，其中男生27 人，女生125 人，平均年龄18.66 岁（SD=1.02 岁）。根据G*Power 3.1 的计算在统计检验力1-β=0.95，α=0.05，中等效应量f=0.25 的前提下，进行单因素重复度量的方差分析需要的被试量为43。
2.2 研究设计
采用准实验设计，在疫情暴发前、疫情暴发后和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三次测量大学生的跨期决策。采用Kirby 等人（1999）提出的跨期决策测量问卷，被试需在9 种立即获得但是较小的奖励（SS）和延迟获得但是较大的奖励（LL）中做出选择（例如，现在获得385 元人民币和61 天后获得525 元人民币）。因变量为跨期决策的时间折扣（k值）。时间折扣的计算分为两步：首先根据Kirby 等人（1999），分别找到出现转折点的两个题目（最后一个选择SS 选项的k 值和最开始选择LL 选项的k 值），然后求出这两个题目所代表的k 值的几何平均数，得到该被试的k 值，并进行自然对数转换。
2.3 研究程序
2019 年9 月（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暴发）我们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跨期决策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当时收集的数据作为基线数据。在此次跨期决策的测量中，被试来到实验室，主试向被试宣读实验指导语，确保被试明晰要求后开始测验。在疫情暴发后（具体时间为2020 年3 月），邀请他们再次参与问卷调查。同意参加第二次问卷调查的被试在问卷星上完成问卷。在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具体时间为2020 年9月），我们再次找到之前的被试，在征得同意后采用纸质问卷，现场对被试进行了第三次测量。三次测量问卷内容完全一致。
2.4 结果
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跨期决策的影响，对疫情前、中、后被试的时间折扣率进行单因素的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 次 测 量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1，151）=131.51，p<0.001，BF＞100。在疫情暴发前人们的时间折扣率（M=-6.15，SD=1.55）要显著低于疫情初期的折扣率（M=-3.55，SD=1.54），p<0.001，d=1.68；
疫情得到控制后，人们的时间折扣率（M=-4.99，SD=0.85）要显著低于疫情暴发初期的折扣率（M=-3.55，SD=1.54），p<0.001，d=1.16；
但仍显著高于疫情暴发前人们的时间折扣率（M=-6.15，SD=1.55），p<0.001，d=0.93。
3.1 被试
从某大学本科生中选取102 名被试参与实验，其中男生32 人，女生70 人，平均年龄18.54 岁，SD=0.89。根据G*Power 3.1的计算在统计检验力1-β=0.80，双侧检验α=0.05，效应量f=0.40 的前提下，进行两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需要的被试量为73。
3.2 实验设计
采用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低）×2（公共危机情境：有/无）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其中自变量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共危机情境，因变量为跨期决策任务。
3.2.1 公共危机情境的启动
公共危机情境材料采用Griskevicius等人编写，汪佳瑛等人翻译的研究材料（Griskevicius，Tybur，Delton，& Robertson，2011；
汪佳瑛，陈斌斌，2016）。公共危机启动的材料题目是“雾霾导致死亡率提高”，内容是关于近年我国雾霾导致疾病患病率增大，肺癌致死率连年上升。控制材料题目是“木星大气层中的浮质具有全球变暖效应”，内容是关于木星研究的一项新发现。两份材料均按照新华网的格式编排，让被试认为是新华网的科学报道，以增加材料可信性。两份材料长度相同。
为评估公共危机情境材料的启动是否有效，另外选取60 名被试，其中男生24人，女生36 人，平均年龄19.27 岁（SD=0.94岁）。采用Griskevicius 等人（2011）设计的共5 道题目，分别测量危险感、不安全感、不可预测感、不确定感，以及一般的情绪唤醒程度，例如“这篇文章使你感觉环境变得更加危险的程度是多少”，采用7 点量表，1代表完全没有，7 代表非常强烈。结果显示，危机情境启动组的危险感、不安全感、不可预测感、不确定感均显著高于控制组，而情绪唤醒程度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结果如表1 所示，说明本研究中采用的危机情境材料达到了预期的状态，而没有影响总体情绪的唤醒程度，操纵是有效的。
表1 危机材料启动效果（n=60）
3.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启动
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Piff et al.，2012），通过让被试想象自己和社会最高/低层的个体进行比较，以启动其主观低/高社会经济地位感受。为启动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要求被试将自己和社会阶梯最底端的人（收入、受教育水平最低，工作上最不受尊敬的人）进行比较，并想象与他们进行交流，说出自己与他们的具体差别；
为启动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要求被试和社会阶梯最顶端的人（收入、受教育水平最高，工作上最受尊敬的人）进行比较，并想象与他们进行交流，说出自己与他们的具体差别。为了检验启动操作是否有效，要求被试完成MacArthur 社会阶梯量表（Goodman et al.，2001），结果显示，与阶梯最底端比较组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5.44，SD=1.30）显著高于与阶梯最顶端比较组（M=4.02，SD=1.33），t（100）=5.44，p<0.001，d=1.08，说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启动有效。
3.2.3 跨期决策的测量
跨期决策的任务采用江程铭等人（2016）开发的双选范式来测量，通过让大学生在“现在工作，月收入3000 元”和“一年后工作，月收入4500 元”之间进行选择，在7 点量表上进行作答，得分越高代表被试越偏好LL，即长远利益的选择。
3.3 实验程序
被试来到实验室，首先分别启动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然后分别阅读危机情境材料和控制材料，最后完成跨期决策测量。
3.4 实验结果
2（社会经济地位启动：高/低）×2（危机情境：有/无）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效应不显著，F（1，98）=2.99，p=0.087，危机情境的主效应不显著，F（1，98）=0.06，p=0.803， 社会经济地位和危机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1，98）=8.21，p=0.005，=0.08，BF=0.17。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简单效应，结果发现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危机组（M=3.70，SD=1.77）比控制组（M=4.80，SD=1.68）更偏好近期获得 较 小 利 益 的 选 项，F （1，98）=4.947，p=0.028；
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被试，控 制 组（M=4.84，SD=1.78） 与 危 机 组（M=5.32，SD=1.87）跨期决策偏好差异不显著，F（1，98）=3.36，p=0.07。结果如图1 所示。
图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公共危机情境的交互作用（误差线表示一个标准误）
4.1 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
研究1 比较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大学生的跨期决策偏好，发现疫情对大学生的跨期决策带来负面影响，疫情后的时间折扣显著高于疫情暴发前，眼光更短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跨期决策中的时间折扣率又开始变小，眼光变长远，支持假设1。实验结果与前人对跨期决策的有关研究一致，即危机会导致人们短视偏好（蒋元萍，孙红月，2019；
Guan，et al.，2015；
Lerner，et al.，2013；
佘升翔 等，2017）。研究2 结果发现，危机情景对跨期选择偏好的主效应不显著，这与研究1 中发现的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两个研究中的危机情景不同，研究1 中是新冠肺炎疫情，研究2 中是雾霾天导致死亡率提高，二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更大，对跨期选择的影响也更大。
4.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公共危机对跨期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2 的结果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而言，公共危机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跨期决策；
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大学生而言，公共危机会使他们在跨期决策中更偏好选择近期小利益（SS）。研究显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在危机中会更冲动（Mishra，Barclay，&Sparks，2016）。因此，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在面对危机时对于跨期决策的偏好也有不同。
以往较少有研究考察公共危机对跨期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大学生在跨期决策中的时间折扣率会显著增大，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时间折扣率又显著降低，说明像疫情这样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会影响人们的跨期决策，拓展了跨期决策领域的研究。另外，以往虽有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跨期决策的影响，但较少涉及社会经济地位在公共危机影响跨期决策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出发，考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在公共危机情景中的跨期决策，结果发现，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大学生的跨期决策较少受到公共危机的影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在危机情景下更偏好短视，丰富了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跨期决策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大学生的跨期决策，但未深入考察其中介机制。疫情给人们带来死亡威胁，增加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死亡威胁和环境不可预测性可能使人们在跨期决策中偏好SS，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
（1）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比，疫情暴发后大学生在跨期决策中的时间折扣显著提高，当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时间折扣又变小，但仍然高于疫情暴发前的基线水平。
（2）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公共危机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而言，公共危机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跨期决策；
对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大学生而言，公共危机会使他们在跨期决策中更偏好小而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