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莉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文学史”这种叙述形式得以发生，其先决条件是要厘清“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日本明治时期“文学史”的出现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发生，都与该问题紧密相连，因此，近代意义的“文学”观嬗变可说是近代“文学史”得以出现的关键要素。对于这一点，众多研究皆有提及。用历史发展眼光来看，近代意义的“文学”观嬗变的关键之一就是小说、戏曲、诗歌等“纯文学”内容是否被认为是“文学”的问题。要了解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的著述者们如何对应这一问题，有必要先梳理幕末明治初期的文学观。
文学观的近代嬗变，决定了文学史的叙述内容。对于人类留下的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采用何种方式叙述，即文学史的史述方式的发生显然也是必须探讨的问题。这种史述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叙述范式，它是西方舶来品，因此，明治时期文学史叙述范式的发生与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导入有很大关系。
“文明开化”是明治时期的关键词之一，遍及各个领域。学问领域的“文明开化”其重要一环就是教育界向西方学习。史学领域，福泽渝吉（1835—1901）在明治4 年（1871）编发的《启蒙手习之文》中谈及“历史科目”时指出：
从上述内容，我们了解了明治时期文学史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决定文学史叙述内容的关键即近代文学观的嬗变以及文学史史述范式的由来。那么，明治时期洋学为盛的浪潮中，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文学史的著述热潮呢？
首先，明治时期洋学为盛的浪潮中，对传统学问的回归应该是重要的背景因素之一。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进，教育层面开始意识到片面学习西学的弊端以及传统学问的重要。明治10 年（1877），东京大学创立之际，时任东京大学总理（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加藤弘之（1836—1916）主张设立和汉文学科，他在提交给文部省的报告中写道：
综上可知，明治时期对传统学问的回归、和汉的对立及西方汉学的刺激等因素相互作用下，传统的汉学治学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中国文学史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以上，从文学史的叙述内容、叙述范式以及叙述对象三方面讨论了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发生。当然，历史的发展远非如此简单，诸多要素错综发生，才得以产生20 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高潮。而这一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日本在西方学术思想刺激与影响下，对传统学问的自省以及内部不断调整的努力。自然，近代日本“中国文学史”的发生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中国文学史学科学问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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