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伟
创作者为心中的块垒而创作，并不是为了提交一部经典作品；
即使当初他们预感自己的创作将是伟大的，这也并非他们投入创作的原生动因或动力。但是，文学和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创作都在既有经典的丛林里发生，任何有雄心的创作都不可能不面对既有的经典；
那么，一个明智的创作者在学习和冒犯经典的同时，是不是还应当了解文学汰存与经典裁量的真相及乖谬呢？
一般而言，每个时代都有当期社会主导者认可的文学经典，每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或族群）都有属于本阶层共赏的文学经典，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主张的文学经典——作为读者的作家也不例外。这是谈论文学经典时容易看到和确认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事实到了当代，呈显日趋多元复杂的态势。
什么是文学经典？现在人们脱口而出的是卡尔维诺的那句名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作为经典的定义，专业人士公认这是一个好说法。所以好，除了对于经典的内在品质的揭示，还直截了当地明确了经典与读者的关系——实际上确立了整体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汰取资格与裁量权。“整体读者”是作家的困难和研究者的麻烦，但它是谈论经典的起点。
一部经典作品的“一切东西”为什么在读者那里“不会耗尽”？
当然是它的品质或文学性决定的。文学不是简单输出知识、观念和思想的载体，文学力图以具有概括性的具体形象抵达人性与人生的深部，反映生活的深刻意蕴，让读者在阅读中恢复对生活的感觉，感受陌生、具体、鲜活的事物，在感受的过程获得审美愉悦。这便是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在这里，“那个东西”便是卡尔维诺的“一切东西”。关键在于作品内涵与读者感受：作品以形象诉诸感觉，阅读感受即目的。形象不同于抽象，一旦由“画工”转为“化工”（李贽说法），可以大于思维，可以变幻意味，可以意味无穷；
而感受不同于理性认知或被动接受，作为感受主体的读者动用的是感觉（六感），感觉不是闭环状，是开放、无界、蔓延和延展的，正好呼应艺术形象。
假定一部作品属于经典，其表现人性与人生的深刻性便带有普适性和普世性，因而得以长久映照现实生活；
而且，在阅读中，其艺术形象不再只是作者起初预设的意涵，会让读者的感受发生无限量的化学反应：首先，不同的读者感受不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次，即使是同一读者，如果在不同时期阅读，由于心智心性心境的变化，也会读出不同的意味，正所谓常读常新或者“旧书不厌百回读”；
之后，时代更替了，经典仍然“映照”生活，又在新生读者的心中发热放光。
——原来是经典的“文学性”在读者那里“不会耗尽”。
至此，忽然有一些问题接连冒出来：谁对整体读者的文学阅读做过“市调”？谁在没有做“市调”的情况下言说和裁量经典？这种言说和裁量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这种言说和裁量与整体读者究竟会发生什么关系？……有趣的是，在这些问题含糊不清或者尚未运用科学方法加以解决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经典，历来都有产生，迄今已然汗牛充栋。而且，我们几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大多数既有经典符合关于经典的“公约”的圭臬。
也好，问题的研究倒是方便起来。当我们直接检视这些既有的经典时，即刻就能抓住经典的两个“卓越回应”：一是卓越回应时代生活，一是卓越回应过往的文学（包括经典）。
在回应时代生活方面，前面说过创作者心中的块垒是文学创作的动因和动力，但块垒只是关于生活的积淀与发酵，其文学效能取决于“积淀与发酵”的广度和深度。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对时代生活做了回应，而在于回应达到的程度——文学之高下云泥在此。以这个为理据，文学对生活的回应其实是文学性的实现：文学性注定以人、人民、人类的生存（存在）为中心，以人性、性格、命运及其环境为关切——以形象化、个性化的语言为形式与内容，以生动、神奇、美妙的形象（意象）为形式与内容，以新颖、独特、迷人的叙事（包括故事、情节、细节、结构、节奏、色调）为形式与内容，以情感、趣味、理性的有机融合为形式与内容——从而生发艺术力量。所谓艺术力量，对作品而言是指艺术表现力，对阅读则是艺术感染力，“二力”实为一体两说，一部作品兼而有之，才称得上经典作品，才会产生经典效应。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在莎翁之前有人写过演过，莎翁再写再演，之前的那些作品全都被淘汰了；
塞万提斯之前有人写过类似堂吉诃德的故事，读者唯独钟爱塞氏《堂吉诃德》；
多数读者只知道歌德的《浮士德》，从来不曾听说歌德之前还有多种浮士德版本：为什么？因为文学性的超越，而且后来没有同类作品可以与之匹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学高峰，一茬又一茬地“收割”阅读者。所以，与其说经典是对生活的卓越回应，不如说经典是文学性达到了某种顶峰。但此处必须马上交待：一部经典作品，其创作主体秉持至真、至善、至理、至美的艺术理想，在创作中，必然规约文本的真、善、理、美的向度；
如此，文学性与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包蕴了思想精神和文学伦理。阅读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感染读者的东西无外乎文本溢出的情感、趣味和理性——而情、趣、理既属于思想精神范畴，也是文学伦理的遵循。本质上讲，文学没有没有文学性的思想内容，也没有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性。这应当是文学的元义，也应当成为考察文学回应生活的最根本的方法论。
所谓经典对过往文学的卓越回应，是指新的伟大作品在回应时代生活时取得了新的艺术成果，但强调的则是新的伟大作品在回应时代生活时不同于（或超越）过往文学的艺术突围。所有伟大创作都会自觉回应过往的文学——不单是学习、借鉴与继承过往的文学（包括经典），更重要的是在学习、借鉴与继承的基础上，让创作的核心部分规避过往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有所冒犯和扬弃，从而奉出不一样的新文学。人类迄今“公约”的文学经典中，没有一部后来的经典跟它之前的任何一部经典相似或相同，其不同，不只是时代、人物、故事和叙事手法不同，根本在于作品意蕴和美学不同——不如此，后来的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只能是唯一的。文学创作常有盲目庆祝的案例：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及圈子里的朋友即刻欢呼杰作问世，但其实成就不高，不过是对过往文学（包括经典）直接或间接的因袭，本身跟经典无缘。倒不是说这样的作品不可以去写，问题是我们在谈论经典，经典的大殿没有给出这样的席位。这是没法调和的。因此，有人说过“女人是鲜花”，自第二个人起，再这么说或者像这么说都是平庸的，明摆着是朝向经典而背离经典的追随。经典是独行兽，卓尔不群地冒犯一切。这一点，对于创作的雄心是挑战，也是启示。否则，文学就成了可爱的自嗨或自慰的繁荣。
接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既有的经典并不是单一品种的收集和堆积，更像是一个品种多元的建制。其中，有山峦也有河海，有老虎也有杜鹃，有写实也有幻象，有大块头也有小个子，有血与火也有风与月；
有硬核叙事也有唯美书写……有各种各样的高级的文学性。它是生活诉求对文学的投射，是文学回应生活时的发现与发明，是趣味多样化的阅读选择的结果。以作品内容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至少有以下八种：一是终极呈现人的问题，如《圣经》《神曲》《浮士德》；
二是宏阔再现社会生活，如《红楼梦》《双城记》《战争与和平》；
三是深刻揭示时代人性，如《阿Q正传》《高老头》《鼠疫》；
四是生动表现人生困境，如《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变形记》；
五是深入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如《离骚》《尤里西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六是精妙表达情感风物，如《诗经》《项脊轩志》《雪国》；
七是“越界”观照人类社会，如《西游记》《瓦尔登湖》《时间机器》；
八是作为历史的书写，如《斯巴达克斯》《三国演义》《创业史》。当然不止这八种，而这八种肯定还可以更科学地细分。但这里不过是要尽快得出结论：一切既有经典都在回应特定时代生活时做出了最好的艺术反映或表现，是文学在科学、哲学、神学之外对人类文明所做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奉献；
同时，也折射了人类生活与人类文明对文学的期许、汰取和认领。人类生活持续运行，人类对于文学的诉求和对经典的需要将持续下去——这不单是少数吃文学饭的人的意志。
但事情似乎愈发麻烦起来：以上讨论不仅没有让文学汰存与经典裁量变得泾渭分明，反而把问题带入了浑浊动荡的河流。
从历史看，不同时代的同一国家（种族）、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的文学经典实际上不大一样；
而且，这种“不大一样”是在排除文学阅读障碍和图书发行利益等因素的前提下，面对共有共知的文学作品时——发生的。为什么面对相同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汰取？原来文学汰取的“通标”几乎难以达成，除去极少数全世界“公约”的经典，更多的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受到时代和地域(国家)背景的“整体性”制约，不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经济、制度、政治、教育各自汇合起来，形成不同的复杂的审美取向和文学选录动机，从而完成了文学汰存与经典裁量——其中，包括短期内（甚至百年内）强力干预、一锤定音的短命的经典。无论如何，最后汰取的关键先生还是整体读者。
不过，整体读者向来不是清一色的纯读者，还需要进一步细分和定性。以现在的情形，除非人工智能介入，单靠人力没法全面准确了解和细述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每一类读者；
可以明确的是，越是大国的读者，越是近期的读者，成分越是复杂。就当下而言，我们的读者大体可分为五类：1、大众读者；
2、大学生读者；
3、专业读者；
4、文学机构负责人读者；
5、上层建筑读者。显然，此五类读者的任何一类也不是清其一色的，还可以再分下去——但用“此五类”说明问题已经够了。接下来，只要指出五类读者各自的整体特征和彼此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文学汰取和经典裁量的逻辑及复杂性。
——大众读者至少占整体读者数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是文学传播的主要对象和文学消费的基本主体。他们的生存与生活情况各不相同，智识和志趣千差万异，通常因了原生的文学爱好与品味，加之个体的人生关切，自由顺意地选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阅读多么低俗，恰恰相反，他们原生的文学诉求与趣味正符合文学的发生；
而且，由于他们是文学阅读者乃至社会人群的绝对多数，让文学保有了广大的原生态——原生态才是文学性生长的温床，才是文学性发热放光的去处。只是，他们的原生诉求与趣味极容易朝两个方向滑坡：一是趋向浅快愉悦的阅读，更喜欢煽情离奇的“爽文”,从而为那些不太可能（或极少）成为经典的“流行文学”提供市场,并持续沉迷其中；
二是“群众”性，他们原生的文学诉求与趣味固然是良性因子，但因为缺乏眼界且美学根须单薄，往往更容易被意见导引，更容易跟风，更容易接受和捍卫，而有时许多荒谬的“导引”偏偏嗓门最为响亮。这类读者从来没有关于文学经典的直接裁量权，他们的趣味和选择被专业人士用作文学汰取和经典裁量的参考因素，他们成了研究问题的对象。尽管“群众”中不乏高人，但文学阅读毕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
——大学生读者在这里专指文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文学专业大学生毕业后一部分人将成为专业读者；
其他专业大学生和中小学学生的文学阅读是业余的，姑且作为大众读者中的特殊群体）。这类读者是专业读者的新生代，他们进入了文学体制，但很大程度属于被动接受文学或文学经典的群体。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文学学习有限，他们在知识、情感与理性方面还处于空仓期，急于迎接或躺平等候文学作品的填充，多数人不会质疑、否定、反驳、抵制教科书里专业表述或罗列的经典，而甘愿（或者顺应地）被填充、被传播、被指导、被教化，并不知不觉地建立与之合拍的文学观念。如此，教科书选用的文学表述与文学经典便成为了教育的百年大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假如某个时期的教科书里的表述不恰当，或陈旧，或偏颇，或忽略，或违背时宜，或结构不健全，就会导致文学文明的滞迟，就是对文明发展的亏欠；
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出现个别另辟蹊径的天才学生，不排除仍有少数眼界高远的文学教师，但“个别”与“少数”于事无补，改变不了学生阅读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实际上成了文学经典的裁量者的种植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专业读者包括文学专业研究生、文学（语文）教师、文学编辑、文学研究者、评论家和作家。这类读者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有（应该有）较完整的文学史与文学原理的知识，一般看重文学性，能自觉辨识和捍卫文学性。他们对文学的汰取和经典的裁量，其初心总是好的，眼光应当被尊重，取舍值得认真对待和讨论。但是，专业人士中的一部分人的小专业知识与经验特别容易生成窄化与保守的文学观念。这些读者作为裁量者的弱点伴随他们的文学师承和个人职业生涯而来：由于专事细分的专业，往往容易淡漠或忽视专业之外的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文学、美学、哲学、人性以及社会生活演进，放弃大量新信息新知识，因而缺乏完备的思想资源和统筹裁量经典的睿见；
相反，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在互证中不断滋养发育，以至于个人化的文学观念日趋顽强，不少人走在自己的窄道上，固执地发出反弹琵琶的声调，其实对于评判和裁量经典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部分人在阅读选择、知识传授、选用稿件、评价作品、编修文学史、埋头文学创作时，视野不是更宽阔，而是更独特更褊狭，难免得珠失玑，有所偏废。本来，这也是文学常态，观点不同可以通过“百家争鸣”寻求真理，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只可惜，很多时候“争鸣”悄然“和谐”，文学专业开始在小把戏中“内卷”。实际上，多数专业读者已把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权让渡出去，受让者是少数专业“更对口”、著作更多、地位更高、行走更广的专家，他们成为了代表专业领域裁量经典的法定人士——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文学机构负责人读者是有一定处置权的读者。文学机构是指与文学相关的报刊、出版社、研究所、文学院（系）以及省市作家协会；
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文学专业的佼佼者，一般愿意尊重文学性并怀有文学使命，但他们的“位置与责任”决定他们同时还有非文学性的本职责任，比如完成某种文学任务和实现文学效益。按理，文学性并不天然排斥文学任务和效益，倒是可以与之互补相生并实现恰当的共赢；
可惜实际情形复杂而不确定，气氛总是紧张的，他们虽然没有忘记文学性和文学使命，也不怠慢过往的经典（因为那些经典并不妨碍现实），但也有人宁愿规避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这种务虚的努力，全心投入眼下急务——如果在急务中得以兼顾“汰取”与“裁量”便是一箭双雕。但一些机构在推出作品和鼓励创作时，“急于近功”，搞成直奔主题，弄得文学走样，看似业绩不菲，实则无效；
另一方面，一些实体机构在经营上“急于近利”，用心跟风，忽视艺术品质，虽偶有斩获，实则耽误文学和文学市场的未来，失去长远效益。而一旦急功近利，接下来的动作便是话题噱头、宣传炒作、打榜颁奖，硬生生在上级和读者的心目中快速整出几部大作或畅销书，然后，挑选其中的作品“落实”到选集和文学报告里。他们当然期待“急功近利”碰巧催生出佳作，而开明的负责人读者一直在期待中。
——上层建筑读者代表社会制度的文学意志与文学取向。所有国家都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自然是阅读和关注文学的，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范畴，中外古今历来高度重视。我国目前的文艺（文学）方向是“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并倡导“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我们还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推介《红楼梦》，偏爱李贺李商隐，是一位创作了经典诗词的杰出诗人。一般而言，国家的文学方针与理念是基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必然成为文学汰取和经典裁量的总尺度。当然，上层建筑通常并不直接对文学经典做出具体裁定。许多国家对文学艺术采取“自由创作”“主题倡导”加“负面清单”的制度机制。我们的文学是有组织的事业，关键在于文学机构对于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要特别预防个别人和中间环节把经念歪，并及时纠偏，从而确保建构真正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和人类文明需要的文学经典体系。
以上就是整体读者的基本情形。
麻烦在于：由于五类读者的交织与叠加，亦即各种文学取向与选择的交织与叠加，在社会面，实际存在着大量“小众经典”，其总量几乎是一个无底数；
如果对这个“无底数”不及时做进一步汰取和裁量，后果可能是经典失范和经典丧失———总不能人人都说我喜欢的就是经典吧。可是，文学经典既不能由强人或高人来指定，也不适合采用“定额”加“普选”的方式来解决：文学毕竟是大众和历史的，即便强人和高人指定的经典，也难免经典的文学性不会落空，历史一直在证明指定的经典往往被大众和历史遗弃，或者被纠正——而真正的高人也不会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
如若“普选”，其结果则多半是流行的平庸之作占领“定额”，因为它们的读者总是人数更多。
何以让文学汰存与经典裁量符合文学文明与人类文明？
日常里，这个疑难似乎并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一方面，因为文学汰存与经典裁量是长线的事儿，是整体读者的志趣，没有个体必须为之担责；
从根本上讲，任何个人都不具有担责的资格。另一方面，文学受到社会的重视与管理，不是荒原上任意生长或自生自灭的花草，也不会像物质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社会对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安排了通路与程序，包括发表、出版、发行、再版、评价、传播、研讨、选编、修史等环节，一切皆由专业机构中的专业人士与负责人来操作和掌控；
而实际上，掌控者得以在专业精神与位置责任之间飘逸、坚守、沟通、迎合、兼顾，回应各种显在诉求和潜在需求……做出没有刚性责任的汰取与裁定，即便弄过了，也没什么职责大事，看起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正常运行。
但社会却是有态度的，普通读者对经典这回事要么无感要么不满。无感是因为文学消费不是刚需；
不满，则因为文学也是实用的，比如对语文范文和课外阅读文本的选定不予认同。事实上，社会有理由对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的操作者和掌控者寄予期待。而且，人们不会忘记历史教训，比如1966年至1976年期间，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文学汰取与裁定得逞后，给文学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同时，还有经典再发现的可能，比如《金瓶梅》。
现在，社会平稳发展，互联网发达，网上的文学发表与阅读方兴未艾，数量远超纸媒时代，虽然网络文学良莠不齐，但毕竟是“齐放”局面，且不时弥补线下“躺平”的“争鸣”，渐显文学民主之势；
如此，网上文学为文学观察带来了直接而广阔的视域，有利于读者彼此探望、发现、咨询和沟通，从资讯利用上讲，可以帮助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可以支持或矫正既有的经典体系。但是，如果海量信息不能加以科学利用，文学的汰取与裁量就显得更加急迫，难度也更大。
近年来，“经典化”的呼吁频率很高，正反映了现实的焦虑。但是经典化实在不应当是一项急于求成的工程。纵观文学史，经典化不过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的追求。现下，文学作品从编辑到发表，到广告推广（如访谈、见面会），到评论研讨，再到打榜、排名、评奖等等，其中除了功利部分，也有经典化诚意，只要实事求是、适可而止也算合理，也会有所作为；
只是，实际中，尽管用尽了好词，打了榜，颁了奖，却不能将作品封为经典，很多作品很快就会被读者读垮。以大概率论，一部不错的作品自诞生起，大约要过去七八十年后方能评定高下和裁量其是否属于经典；
因为，七八十年后至少是第四代读者，届时的汰取与裁量将消除诸多干预与牵扯。总之，经典是“化”不了的，不必为眼下画饼充饥或画梅止渴。
所以，经典的裁量权还得交给时间。
透过时间，可以看见中外文学经典逶迤而来的阵容。以中国“四大名著”为例，起初在明朝时叫“四大奇书”，指《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待《红楼梦》问世，替换了《金瓶梅》；
由明至清，并无“四大名著”之说，一度推举“六大名著”，即后期的“四大奇书”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再后来，淘汰《聊》《儒》，才有跟“四大奇书”书同而名不同的“四大名著”；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从“四大”和“六大”中踢出的《金》《聊》《儒》也是经典。而在这段压缩的表述中，经典的裁量已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时间的表情是铁面无私，它永不停顿，一直在吸纳、消化、积淀、汰洗世间的全部事物与意趣，确认真正的文学性：时间让伟大作品澄出经典品质，比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
时间持续坐实经典的魅力，比《堂吉诃德》与《浮士德》；
时间也把名噪一时的大作打入冷宫，比如萨德的《贞女的厄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时间是各类读者的磨合剂与协调师，也让读者一茬接一茬进步——只有时间，才能最后给文学作品定案和翻案。
但时间的深刻性在文学的背后。随着时间流走，生活前行，科技进步，文明增长，社会发展，自然发声，观念更新，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变化……文学在不断回应生活时，也不断改变自身和拓展、修正、改变、颠覆读者的审美取向与眼光，尤其是——必然呼唤和催生文学汰取与经典裁量的新尺度。与此同时，文学文本对于阅读而言已经万倍过剩，眼下，任何人工的文学汰取和经典裁量都难免有遗珠之憾，而与之相关的争议越来越多却越来越让人不以为意。这么看，时间也给文学汰存和经典裁量带来了两个破坏因素：一是美学与尺度的波动，一是数量过大的灾难。时间竟是时间的掘墓者。
令人慌乱的是，人类已经在时间里听到人工智能的脚步，当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代——到来后，机器人可以把所有事情（包括文学的汰取）办得更好，那时，人类生活与人类文明是什么样子？文学的生产与阅读是什么样子？现在的预料多半无效。可以肯定的，是人类面临着颠覆性的未来——而且未来并不遥远。我们现在对经典的裁定，依凭的仍是传统经验，很像是在既有格局的最后时刻办一场华丽夜宴，并试图树立告别的丰碑。
一切都将改变。世界变了，文学经典会不变吗？
那么，也就是说，在文明的现阶段，时间正在破坏时间；
在巨变的时刻，老时间对文学的汰取和经典的裁量也越来越不靠谱，越来越失灵，越来越容易把读者带上紊乱的节奏。这真是令人忧伤。然而，即使人工智能超人类智能的时代到来，也不意味着文学的终极灭绝；
只要人在，人就需要文学，文学就需要文学性，文学性仍将决定文学的高下。既如此，要紧的是从沮丧中振作起来，拥抱时代生活，满怀热情地感受现实，然后继续检视人类文明与文学文明的空白，不断——试图——以经典去填补它。积极现实主义是面对未来的唯一可选的姿态。至于到了人工智能超人类智能的时代，那也是人类的幸运，人类可以跟机器人合谋，通过人工智能及时建构文学经典的体系。
还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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