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敏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以工业集聚形式实现飞跃发展。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工业要素资源被配置到经济高效益的区域，生产要素从低效地区向高效地区流动，工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我国工业化持续快速发展，工业集聚已成为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也表明，工业集聚的不断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相对粗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资源过度消耗、污染超标排放和生产效率低下。这种模式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水环境恶化。因此，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问题尤为突出。
伴随工业集聚规模的增长和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工业用水需求量与工业废水排放呈现正相关刚性增长趋势。为了实现工业集聚模式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实现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脱钩。因此，正确认识我国工业集聚过程中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现状，准确评估工业集聚对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排放的制约作用，不仅是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粗放型工业经济模式转型的基本内涵。探索工业集聚水平与废水脱钩效应对改善粗放型工业化发展方式，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和保护水环境生态有重要意义。
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机制是复杂性系统工程。很多学者对工业集聚的环境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二者的影响机制与结论多样，但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工业集聚对环境治理有负外部性，随着工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和规模扩大产生的规模不经济，区域环境污染明显恶化。王兵和聂欣对河流水质观测点和开发区的地理位置匹配研究发现，短期内产业集聚会带来规模不经济，污染呈现空间上的集中排放效应，使水质环境恶化。张可和汪东芳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经济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且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存在反向抑制作用。第二，工业集聚对环境也存在正外部性。工业集聚促进技术创新，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同时政府易于集中监管，易形成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优化集聚区域内生产要素空间布局，减少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易于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和节能减排技术推广，节约治污成本，从而改善环境。陆铭和冯皓的研究指出，经济集聚会显著降低单位GDP的污染排放。李勇刚和张鹏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并非加剧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有抑制效应，就正向环境外部效应而言，东部地区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三，基于EKC假说，部分学者认为工业集聚对环境同时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且二者的综合效果决定了工业集聚的环境效用，一方面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加剧环境污染。
学术界对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不确定关系主要表现在二者的非线性关系上。邵帅等认为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正负外部性均衡的状态，经济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明显的“倒N”型曲线关系，即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先后存在一个增排临界点和减排临界点，呈现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趋势。李伟娜等的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存在N型曲线关系，且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集聚处于N型曲线中部阶段，集聚度提高有利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杨仁发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当产业集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
产业集聚规模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减少环境污染排放。李筱乐指出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工业集聚会导致环境污染，而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限值时,工业集聚会改善环境。原毅军和谢荣辉,胡志强等,何文举等,刘满凤和谢晗进, 刘耀彬等,秦炳涛和黄羽迪,以及雷玉桃等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与污染排放存在N型或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既有研究对工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开展了丰富的讨论，但仍存在诸多不足：(1)相关文献多局限于区域范围内工业集聚问题的讨论，其所得结论普适性较差。(2)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着力点集中于空气污染问题，而鲜有关注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污染以及工业耗水的关联。(3)关于工业集聚环境污染效应的研究多基于经验分析，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推导和机制分析，同时实证内容仅仅从线性层面考察二者关联，对于其潜在的非线性关系的讨论则浅尝辄止。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如下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将工业废水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产出密度函数，理论剖析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的非线性关系；
其次，采用工业废水强度对工业废水排放与工业增长的脱钩水平予以表征，提出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脱钩的倒N型曲线关系；
进而，选取27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并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二者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考察，并以工业用水脱钩作为稳健性检验，同时揭示工业集聚引致的工业废水、用水双重脱钩效应；
最后，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考虑，不仅关注工业集聚对本地工业废水脱钩的影响，亦将对周边地区的脱钩影响纳入分析框架。
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学模型，Ushifusa和Tomohara所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在空间维度刻画生产活动集中程度，提供空间生产行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基于此，本文聚焦工业生产及其引致的工业废水排放等非期望产出，构建工业集聚的废水脱钩理论模型。基准产出密度表达式如下
(1)
其中q
表示i
地级市的产出密度水平，Q
和A
分别对应i
地级市的工业产值和行政面积；n
和k
则表示i
地级市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存量；Ω表示希克斯中性参数；
β
(0<β
<1)表示劳动要素投入的单位产出贡献度，α
表示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产出密度的综合贡献度，λ
(λ
>1)表示产出密度系数。基于工业集聚发展与工业废水治理的现实相关性，本文从产出端进行拓展并将工业废水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框架，构建工业集聚的废水脱钩模型
(2)
其中W
表示工业废水排放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前述保持一致。假定资本投入在各地级市之间完全自由流动，即利率(r
)与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持平，则资本投入的密度函数可以表示为(3)
将(3)式代入(2)式中，可以得到
(4)
进一步地，通过对(4)式取对数和化简，可以得到工业废水强度与工业集聚的关系式
(5)
其中
(5)式左端为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反映工业废水强度，即1单位工业生产增加值所产生的废水量。本文采用工业废水强度指标对工业发展的废水脱钩情况予以表征，数值减小的过程亦即工业废水逐渐脱钩的过程。(5)式的右端则主要包括工业集聚、劳动生产率以及常数项部分，从而初步证明工业集聚发展是影响工业废水脱钩的因素之一。
3.1 计量模型设定
既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业集聚、工业废水强度和工业用水强度在空间维度上均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工业集聚与工业水脱钩的动态相关性予以考察，能够兼顾二者的空间溢出特征和时间滞后特征，从而得到更为稳健可靠的实证结果。空间杜宾模型作为空间问题分析的标准框架，综合考察多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同时考虑到工业废水强度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特征，本文将工业废水强度滞后一期项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如(6)式
lnE
=λ
X
+λ
ΣW
×X
+u
+v
+ε
(6)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E
表示地级市工业废水强度，E
-1则表示工业废水强度的一期滞后项；JR
表示工业集聚发展水平，为考察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脱钩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同时将工业集聚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引入模型；W
×JR
表示空间溢出效应;u
和v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
表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影响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因素众多，本文引入控制变量组X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我国276个地级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其中货币数据以2007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处理。为进一步降低数据离散程度，本文对部分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被解释变量：工业废水脱钩(E
)。工业废水脱钩本质上为单位工业生产所引致的废水排放量，本文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增加值比值对其进行直观的反映。核心解释变量：工业集聚程度(JR
)。参考已有的文献，经济集聚常采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进行度量，但上述指标却难以刻画单位空间面积上经济活动的分布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地级市工业增加值与行政面积之比来测度工业集聚程度。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S
)以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工业规模作为工业用水和工业废水排放的决定性因素，其占比越高则工业水耗和废水排放量往往越大；城市化推进(
UB
)能够引致工业生产规模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从而加剧水资源消费和水环境污染；人口规模(
POP
)作为集聚水平的重要体现，能够基于人口密度影响工业集聚水平；经济发展(
GDP
)、环境规制(ER
)、技术进步(TECH
)、固定资产投资(IFA
)以及能源消耗(EC
)，作为经济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可能作用于工业用水。同样的，外资规模(FDI
)可能引致污染型产业承接的“污染天堂”效应，也可能通过引入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清洁生产技术而提高工业废水处理水平和降低工业水耗。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同时列出非空间OLS、非空间普通面板、非空间动态面板和静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结果显示，工业废水强度存在时间滞后和空间溢出的双重特征。时间维度上，工业废水强度的一期滞后项在1%
的水平下通过检验且显著为正，意味着前后两期之间工业废水强度往往具有较强的上升惯性；空间维度上，地区间工业废水强度具有正向的溢出特征，即本地工业废水强度的上升能够引致周边地区工业废水强度同步上升。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非空间OLS非空间普通面板非空间动态面板静态空间杜宾动态空间杜宾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L.E0.0742∗∗∗0.0641∗∗∗W×E0.1859∗∗0.1231∗∗JR-0.1381∗∗∗-0.8756∗∗∗-1.2782∗∗∗-1.0332∗∗∗-0.3227∗∗∗JR20.1052∗∗0.4567∗∗∗0.7318∗∗∗0.5053∗∗∗0.2234∗∗∗JR3-0.0179∗∗-0.0688∗∗∗-0.0358∗∗∗-0.0660∗∗∗-0.0378∗∗∗ER-0.6021∗∗-0.6422∗∗∗-0.5462∗∗∗-0.2543UB1.2446∗∗∗3.5581∗∗∗2.9585∗∗∗4.2604∗∗∗1.6915∗∗∗
续表1
非空间OLS非空间普通面板非空间动态面板静态空间杜宾动态空间杜宾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GDP-2.5123∗∗∗-2.9045∗∗∗-0.2467-3.7369∗∗∗-3.6747∗∗∗FDI0.0636∗0.0675∗0.0814∗∗0.0974∗∗0.0992∗∗EC1.4322∗∗∗0.98970.42211.5407∗∗1.7313∗∗∗IS-0.4563-0.24560.6456-0.9092-0.5390∗IFA-0.01340.07250.02340.1081∗∗0.0409POP-0.00620.08271.1210∗∗0.37700.2191TECH0.3462∗∗∗0.3678∗∗∗-0.1003∗∗∗0.4323∗∗∗0.4111∗∗∗W×JR3.6867∗∗∗2.9101∗∗∗W×JR2-1.9933∗∗-2.0531∗∗W×JR30.26840.2693∗∗常数项1.3145∗∗∗1.09360.18582.2311∗∗∗0.8021∗∗∗F(Wald)[p]13.07[0.00]19.44[0.00]1571.43[0.00]124.47[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GMM估计结果AR(1)和AR(2)显示存在一阶自相关且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同时Sargan结果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下同。
如模型5所示，工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系数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且依次为负、正和负，表明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其他模型亦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检验结果稳健。依据测算结果，第一阶段，当工业集聚水平小于2.23的拐点值时，工业集聚对工业废水强度表现为总体抑制，即工业集聚促进工业废水脱钩。此时对应着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废水强度较低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内区域内的工业密度较低，规模经济效应和设施共享对工业废水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工业集聚水平大于拐点值2.23且小于2.91时，集聚水平对工业废水强度的效应表现为总体促进，即工业集聚抑制工业废水脱钩，此时工业经济活动的快速集中出现了恶性竞争和拥挤效应，从而导致能源过度消耗和相应的污染排放，工业集聚引致的产业规模扩大的水污染排放效应大于工业集聚规模经济与设施共享对工业废水强度的抑制效应。同时，重工业在空间上高度集聚，伴随着粗放式的产能扩张，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污染排放及生态环境恶化。此时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污染处理设备利用及技术进步水平难以抑制工业废水排放规模的扩张。从而使得工业废水排放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而使得工业废水强度明显提升。
当工业集聚水平达到第二个拐点值2.91后，工业集聚的各类正外部性凸显。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节能减排，环境集中监管及各类溢出效应的显现，工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将抑制工业废水强度，即工业集聚促进工业废水脱钩。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当工业生产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达到某一阈值后，工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减少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共享污染处理设施，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进而使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凸显。同时，工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也有利于政府对污染排放的集中监管，企业间污染治理经验与减排技术的相互学习，具有溢出效应。此外，工业集聚还有利于生产和污染治理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专业化分工而有利于污染治理效率提升。
如模型5所示，从工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其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系数均至少在5%
的水平上保持显著，且依次为正值、负值和正值，这表明工业集聚水平对周边地区工业废水强度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对周边地区工业废水强度存在显著的N型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能源消费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近年来能源消耗对工业废水强度有着较高的促增效应而不利于降低废水污染排放。同样地，城市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污染排放也存在促增效应，且城市化的促增效应尤为明显。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水强度有促增效应。技术进步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近年来技术创新并非以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为导向，而是以产能扩大为导向的，这会导致扩大生产规模而不利于废水减排，同时也表明环保工艺及污染减排技术创新力度欠缺，导致技术进步没有产生应有的废水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废水强度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这说明虽然环境规制的强度逐年上升，但各地区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尚不明显。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工业比重的增长对工业废水强度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表明新增工业大多是节能环保、集约高效的企业，高污染企业比重降低。4.2 稳健性检验
尽管工业废水强度能够从废水处理和清洁生产的角度对工业水污染脱钩进行考察，但考虑到工业部门水脱钩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污染脱钩，同时还体现在工业用水总量层面的脱钩，降低工业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依赖程度是工业水脱钩的重要内容。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选用工业用水强度(工业用水总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对工业用水脱钩予以表征，并基于同样的模型估计方法考察工业集聚与工业用水脱钩的关系。显然，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依然支持前文所得到的结论。工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系数依然在1%
的水平下保持显著且分别为负值、正值和负值，即工业用水强度呈现同样的倒N型曲线关系。根据测算结果，当工业集聚程度低于2.11的拐点时，工业集聚对于工业用水脱钩具有正向促增效应；当工业集聚介于2.11和2.95的区间时，工业集聚对于工业用水脱钩表现为消极的抑制效应；
直到工业集聚脱钩突破第二个拐点，工业集聚对工业用水脱钩的促增效应逐渐显现。和前文的结论类似，工业集聚对于周边地区工业用水强度具有先促增、再抑制然后促增的N型曲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集聚对于工业废水脱钩和工业用水脱钩的非线性影响的拐点相对一致，表明工业集聚有助于工业废水和工业用水双重脱钩的同步实现。类似的，工业集聚影响周边地区的工业用水脱钩和废水脱钩的拐点同样保持相对一致。不同的是，相较于工业废水脱钩，工业集聚对于工业用水脱钩的影响更容易达到第一个拐点，达到第二个拐点的难度相对较大。
4.3 异质性分析
在全国城市层面考察工业集聚影响工业废水脱钩和用水脱钩的基础上，考虑到地区间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水脱钩状态的异质特征，本文进一步将城市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工业集聚和工业水脱钩的相关性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东部地区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与全国层面结果保持一致；中部地区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同样具有倒N型关系，但显著性整体水平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仅仅呈现倒N型潜在趋势。分析其可能的原因，东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早，工业集聚水平相对较高，与工业废水脱钩的交互关系亦相对成熟。同时，东部地区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废水处理能力相对较高，集聚发展模式下设备共享、技术溢出以及专业化分工协作进一步强化工业集聚发展的废水脱钩效应。中部地区得益于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工业化加速推进过程中集聚效应初显，对于工业废水脱钩的动态影响亦有所显现，而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加之地广人稀工业集聚化程度较低，难以对工业废水脱钩产生显著影响。针对工业用水脱钩的分样本检验再度佐证上述结论，由东、中、西部工业集聚的工业用水脱钩效应依次衰减。
表2 异质性分析结果
工业废水脱钩工业用水脱钩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L.E0.4216∗∗0.5112∗∗∗0.61060.55310.61090.5922∗∗∗W×E0.0121∗∗0.0412∗∗∗0.03770.0601∗∗0.0388∗0.0321JR-0.5843∗∗∗-0.4116∗-0.1023∗-0.0132∗∗∗-0.0100-0.0061JR21.0115∗∗∗1.0048∗∗0.54230.0039∗∗∗0.0012∗0.0011JR3-0.1221∗∗∗-0.0815∗-1.2224-0.0201∗∗-0.0176∗-0.0075W×JR2.4578∗-3.4677-0.05690.0216∗0.0221-0.0039W×JR2-0.2258∗∗0.33170.5061-0.0136∗∗0.00930.0021W×JR30.1324∗-0.0490-0.72970.0114∗-0.23070.0328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与前文有所不同的是，分样本检验结果中工业集聚与周边地区工业水脱钩的关系并非稳健的N型曲线关系，仅有东部地区工业集聚依然对周边地区工业废水脱钩和用水脱钩具有N型关系。一方面，这揭示出工业集聚的水脱钩空间溢出效应极有可能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之间溢出，这与高污染工业企业由发达地区向相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路径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工业集聚的水脱钩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特征，如东部地区对于周边地区水脱钩最终呈现逐底向下的策略性竞争现象，而中西部地区对于周边地区水脱钩则呈现逐底向上的策略性互补，因此工业绿色转型目标下应注重地区工业集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设计。
4.4 机制分析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业用水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佐证本文结果具有充分稳定性的同时，亦对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脱钩之间的倒N型关系予以一定的解释，即工业用水强度在工业集聚影响工业废水排放脱钩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重点检验工业用水强度是否充当工业集聚影响工业废水脱钩的中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三步法”原则，本文设定如下检验模型
lnE
=(7)
lnE
2=(8)
由表3中的模型10可知，工业用水强度与工业废水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工业用水强度的增加会导致工业废水强度显著提升。其他模型亦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由4.2节可知，工业集聚与工业用水强度存在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由模型10可知，加入工业用水强度后，工业集聚对工业废水强度的影响系数由表1中的-0.3227降为-0.3213，倒N型曲线向右偏移。因此工业用水强度在工业集聚影响工业废水脱钩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中介效应。具体地，工业集聚初期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和设备共享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从而提升工业用水强度。伴随着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集聚效应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逐渐超过其正外部性，从而导致用水效率下降，同时产能扩张导致用水总量持续攀升。步入工业集聚的成熟阶段后，得益于企业间的分工深化、产业间协作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研发等，工业用水效率随之提升。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非空间OLS非空间普通面板非空间动态面板静态空间杜宾动态空间杜宾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L.E0.3789∗∗∗0.3216∗∗∗W×E0.1451∗∗∗0.1221∗∗∗JR-0.1114-0.5432∗∗∗-1.1128∗∗∗-0.3215∗∗-0.3213∗∗∗JR20.03590.4370∗∗0.6129∗∗∗0.3221∗∗∗0.1665∗∗∗JR3-0.0221-0.0471∗∗∗-0.3115∗∗∗-0.1217∗∗∗-0.0432∗∗∗E20.0255∗∗0.1115∗∗0.0411∗∗∗0.0412∗∗∗0.0452∗∗∗W×JR3.0871∗∗2.0523∗W×JR2-1.9134∗∗∗-1.0223∗∗W×JR30.2137∗∗∗0.2210∗∗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F(Wald)[p]20.10[0.00]32.78[0.00]186.21[0.00]21.70[0.00]
本文基于拓展的产出密度模型，将工业废水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生产函数，剖析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及工业用水强度的动态关系，选用2007～2020年27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所构成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工业集聚与工业水耗及水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揭示其非线性关系，得出结论如下：(1)工业废水强度存在时间滞后和空间溢出的双重特征。前后两期之间工业废水强度往往具有较强的上升惯性，同时，本地工业废水强度的上升能够引致周边地区工业废水强度同步上升，地区间逐底向下的策略性竞争效应显著。(2)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存在典型的倒N型曲线关系，即工业集聚对于工业废水脱钩具有“促进-抑制-促进”的动态影响。工业集聚与周边地区的工业废水强度则呈现显著的N型曲线关系，即工业集聚对于周边工业废水脱钩具有“抑制-促进-抑制”的动态影响。东部地区工业集聚对于本地和周边而言分别具有典型的倒N型、N型双重脱钩效应，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相似的潜在空间脱钩趋势但整体并不显著。(3)工业集聚存在工业用水和废水的“双重脱钩”效应，且工业用水强度在工业集聚影响工业废水脱钩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上述研究结论对促进当前我国以工业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发展战略，与水污染减排政策及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有效融合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当前，我国形成了以9个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依托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及内地经济发达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城市群的快速发展除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外，还有利于工业经济活动的聚集。同时，环境污染减排政策与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根据本文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工业集聚水平。针对工业集聚与工业废水强度存在的典型倒N型曲线关系，在工业集聚视角下，我国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减排政策及高质量发展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理想的契合效果。中国应该继续大力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提高工业生产的空间集聚程度，支持各类工业、科技园区及“飞地”经济集聚区的建设，推进新兴低能耗低污染工业发展，优化产出结构，降低污染型产出的比重。加快推进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工业集聚水平提升，充分发挥集聚模式下经济溢出和技术溢出等正外部性，加速工业废水脱钩和工业用水脱钩，从而实现工业发展绿色转型。
(2)加强邻接地区间联动。工业集聚与周边地区的工业废水强度呈现N型曲线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要求邻接地区实现水污染减排及水环境保护联防联控，促进各邻接地级市间的水污染防治政策与水环境保护政策形成协同联动机制。依靠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一体化，构建城市、区域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垂直管理体系与协同网络，明确各级政府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目标，杜绝集体行动困境，避免邻接地级市间逐底竞争。
(3)注意区域间异质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地级市工业集聚程度已经超过了工业集聚产生减排效应的减排临界点。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东部地区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内在的工业废水减排效应将会在空间上愈发明显。因此，东部地区应增强工业集聚区企业的环境规制，对工业集聚企业实现生产经营和污染排放的集中监管与实时监督，以严格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减排增效，实现产业链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推进由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向以“绿色偏向”为特征，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式工业发展模式转型。而中西部地区呈现相似的潜在空间脱钩趋势，应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生产效率提升与绿色创新技术进步并重，缩短增排临界点与减排临界点距离，尽早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工业集聚水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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