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勤，周姗姗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比重不断上升。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OFDI占全世界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比重仅为16%；
201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
在2017年全球外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这一比重依然高达29%[1]。OFDI促进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进而影响双边的贸易流向。贸易流向不仅体现一国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还体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国际贸易不仅是一国对另外一国的单向贸易，还是互利共惠的双向贸易，表现为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垂直双向贸易和水平双向贸易。21世纪以来，中国的OFDI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随着中国OFDI的持续增加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慌。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只是时间问题，更有甚者基于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意味着西方的失败和衰退，并由此提出“中国威胁论”[2]。那么，中国OFDI是否仅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有利，是否会带来东道国的贸易流向失衡？
学术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或补充关系，OFDI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OFDI对贸易的拉动作用，增加东道国与OFDI来源国之间的贸易需求，促进东道国的贸易增长[3]；
间接影响表现为贸易的创造效应或互补效应，具体表现为OFDI改善双边贸易结构，优化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失衡，平衡世界贸易流向[4]。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OFDI与贸易流向的研究主要涉及：一是从政治、制度、资本、技术等要素视角研究中国OFDI[5]，以及构建贸易流向的度量方式[6]；
二是OFDI与贸易流向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OFDI对贸易流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7]。
已有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缺乏中国OFDI与贸易流向特征关系的专门研究成果。基于此，选取2003—2018年全球206个国家的贸易流量数据，测算各国贸易流向特征，并结合中国OFDI数据考察中国OFDI与东道国贸易流向特征的关系。
(一)中国OFDI对东道国对外贸易流向的影响
学术界较为关注O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目前大多学者主要从单边贸易与双边贸易视角考察O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首先，无论是从东道国方面还是从母国方面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都会对双方的单边贸易产生影响。从东道国方面来看，OFDI流入通过促进东道国商品出口来提升出口需求，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东道国的出口规模，扩大东道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8]，并通过正向溢出效应为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工业生产和商品出口创造条件[9]，加强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10]。从母国角度来看，OFDI能够促进母国的私人企业向东道国出口，且投资存在显著贸易创造效应[11]，更能正向促进资源丰富国家的母国进出口贸易，加强OFDI母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12]。其次，从双边贸易角度来看，OFDI可以拉动东道国的消费者需求和最终产品消费市场，提升东道国的进口需求，也为母国提供了更多出口机会[13]，实现母国和东道国的双赢局面。
相关研究也发现，随着中国OFDI不断深化，中国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存在一定的营商环境偏好，即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越好，越容易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14]，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就越多，越能改善母国的对外贸易关系[15]。这种贸易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中国OFDI促进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也拉动了东道国对母国的出口需求，即促进东道国与母国的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更为健全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为东道国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企业流入，为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改善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
H1：中国OFDI可以促进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同时也可以促进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异质性
OFDI会因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处区位、政府政策等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的投资特征。东道国在经济层面的差异性(包括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以及交通设施便利化等方面的差异)是影响OFDI企业决策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发现，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差异更为显著[16]。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增多，其产能利用率也明显提高[17]，东道国的竞争力和贸易流动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18]，营商环境大大改善，吸引了更多中国OFDI，促进了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影响与中国的贸易流向[19]。也有研究表明，在投资区位选择方面，中国企业更侧重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资源禀赋等因素[20]。由此，提出相应的假说2：
H2：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流向。
(三)中国O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流向的作用机制
企业OFDI可以提升东道国的投资潜力和对外开放水平，进而促进东道国与母国、东道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流向。在全球资源流动日益频繁的趋势下，东道国在营商环境、自然禀赋和人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点考虑因素[21]。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东道国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投资优势，为东道国吸引外资流入和经济增长起显著的促进作用[22]。中国持续增长的OFDI已成为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重要载体[23]，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企业通过OFDI改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环境，提升东道国的投资潜力，进而加强其与母国的贸易关系[24]；
中国OFDI为东道国提供了新的资本和技术，这些资本和技术使东道国的投资潜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5]，进而改善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OFDI缓解东道国资金不足的困境，拉动东道国国内外需求，提升东道国的贸易潜力，提升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中国O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进而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和进口增长，提升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会加强东道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3：中国OFDI通过提高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潜力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影响东道国与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流向。
(一)计量模型
为探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对外贸易流向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TTFit=α+βlnofdiit+Xγ+μi+vt+ζit
(1)
式中：t表示年份；
i表示国别；
TTF表示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流向；
后文用TTF_w表示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的贸易流向，用以考察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流向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在东道国的贸易水平；
X表示影响东道国贸易流向的其他因素，下文将详细介绍；
μi、vt分别表示不随国家和时间变化的因素；
ζit为随机扰动项。α、β、γ为待估系数。若β为正，说明中国OFDI提升了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流向。
被解释变量是贸易流向(TTF)，是根据国际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法国)官网(CEPII)提供的2003—2018年206个国家的世界贸易矩阵测算。借鉴Fontagné等[26]的研究，通过世界贸易流向特征数据库识别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owt)、双向贸易(twt)、水平型双向贸易(twh)、垂直型双向贸易(twv)价值。变量设定时，将东道国对外贸易流向数据分为与中国的贸易流向、与中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流向两类。将东道国与中国贸易流向的四种特征定义为与中国单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owt)、与中国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t)、与中国水平型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h)、与中国垂直型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v)；
将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四种贸易流向特征定义为与世界其他国家单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owtw)、与世界其他国家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tw)、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型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hw)、与世界其他国家垂直型双向贸易的自然对数(lntwvw)。
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中国OFDI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OFDI流量和OFDI存量。投资过程并不是静态的，且通常呈现出连续投资或撤资的动态特征，故OFDI流量数据存在负数的可能，不利于对数化处理。因此，选取中国OFDI存量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以每100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和互联网使用比例来衡量通信技术水平(internet)，以中国与东道国球面距离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地理距离(lngeodis)，以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工业化水平(lnman)，以一国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受教育水平(lnedu)，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城市化水平(lnurb)。
(二)数据来源
中国OFDI存量数据(不包括港澳台)来自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贸易流向数据来自世界贸易流向数据库；
地理距离数据根据两国政治中心的经纬度计算；
其余控制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剔除存在数据与年份缺失的国家，最终得到1308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贸易流向的影响
表2报道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双向贸易影响的估计结果。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分别控制国家固定效应或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同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贸易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系数差异较大，这表明东道国与中国的单向贸易受国家变化因素和时间变化因素影响较明显。
表2 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贸易流向的影响
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向贸易的影响结果，与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贸易的影响结果基本一致，即中国OFDI显著促进了东道国与中国的双向贸易。对比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贸易影响系数小于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的双向贸易系数。可见，中国OFDI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东道国也有利，能实现共赢目标；
而且中国OFDI对东道国双向贸易的影响大于中国OFDI对东道国单向贸易的影响，表明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好处大于对中国的好处。
(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流向的影响
东道国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改进了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流向，实现了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赢。但是，这种局面是否是牺牲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贸易换来的？为了验证这一可能是否成立，继续考察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从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单向贸易影响的估计系数来看，在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或者加入国家固定效应，或者同时加入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中国OFDI增加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均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均受到时间和国家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OFDI的系数变化较大。
表3 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流向的影响
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双向贸易影响的评估系数显著为正，而且系数也表现出较大变化。对比模型3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双向贸易影响更大。可见，中国OFDI不仅可以改变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流向，还可以改变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流向。因此，中国OFDI并不会导致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流向失衡，而是打破了东道国与中国以及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其原因可能是，中国OFDI在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了帮助，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和贸易环境，促进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而改变东道国对外贸易流向。H1得以验证。
(三)内生性问题
中国OFDI与东道国的贸易流向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第一，世界贸易流向的度量指标来自CEPII贸易单位价值(TUV)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国的海关数据库。世界各国统计制度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统计存在偏误。此外，《公报》中的OFDI存量数据是由各企业提供给统计部门的，虚报或者漏报的情况不可避免。中国OFDI与贸易流向数据可能存在度量误差。第二，虽然控制了影响世界贸易流向的诸多因素，但限于数据可得性，并不能控制所有因素，模型的R2约为0.6，故模型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第三，中国OFDI会影响东道国的贸易流向，事实上贸易流向也会影响中国OFDI。原因在于：企业倾向于选择熟悉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具有贸易往来(或者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更可能成为企业的OFDI目的地。因此，中国OFDI与东道国的贸易流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而互为因果也是导致内生性问题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采用中国与东道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长短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具体地，计算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与建交年份的差值并取自然对数(lnbuild)作为测量中国OFDI的工具变量。中国与东道国建交时间越长，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就越多。可见，建交时间长短是影响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重要因素。但两国建交对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流向并无直接影响。因此，中国与东道国建交时间长短是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基于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可知，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工具变量通过了检验，F检验值大于10，通过工具变量检验。建交时间长短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建交时间越长，中国OFDI存量越多。在第二阶段估计中，模型2和模型3检验中国OFDI的拟合值对东道国与中国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的系数显著为正，对东道国与中国双向贸易的影响系数大于单向贸易的影响系数，且大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说明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后，中国OFDI会促进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流向，而且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向贸易的影响大于对单向贸易的影响，说明中国OFDI会带来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双赢。后两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双向贸易的影响小于对单向贸易的影响。与上文的估计结果对比，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更高，这说明在没有处理潜在内生性的情况下，结果可能被低估。至此，H1再次得以验证。
表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一)异质性双向贸易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异质性双向贸易的影响，还需对双向贸易的异质性进行检验。世界贸易流向特征数据库，将双向贸易划分为水平型双向贸易(lntwh)和垂直型双向贸易(lntwv)，前者表示同类商品相同属性的不同组合导致产品具有差异性，后者是指产品差异与收入水平相关的产品档次上的差异。表5报道了异质性双向贸易的估计结果。从前两列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的水平型和垂直型双向贸易均在10%水平不显著。从后两列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型双向贸易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垂直型双向贸易的影响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正，可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垂直型双向贸易具有显著影响。
表5 异质性双向贸易分析
(二)“一带一路”国家异质性分析
自“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后，先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了双边、多边协定，这些国家的贸易得到了发展。也有部分海外媒体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主要目的是将中国的产品卖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否仅仅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受益？难道说，中国OFDI只会促进东道国与中国的单向贸易，而不会促进东道国与中国的双向贸易？表6报道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的影响。从结果来看，不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对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单向贸易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向贸易均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单向贸易没有差异，不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模型3和模型7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中国OFDI侧重基础建设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能吸引进口贸易，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单向贸易增加。而中国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较少，故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非“一带一路”国家单向贸易影响不显著。模型4和模型8的结果显示，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双向贸易影响系数均为正，但也不显著。由此，H2得以部分验证。可见，中国OFDI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单向贸易，而且促进了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单向贸易，还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双向贸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而且还促进了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
表6 异质性分析
(三)机制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OFDI对东道国贸易流向的影响机制，选择对外开放度和外商投资潜力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对外开放度(lnopen)用贸易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的平均值来测度，数据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外商投资潜力水平(lnpotfdi)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国际收支的比例来测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将对外开放度和外商投资潜力水平样本与前文的研究数据进行匹配，有效配对样本量为1199。
中国OFDI对东道国贸易流向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7。在模型1与模型7中，中国OFDI(lno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在模型2中，lnofdi系数仍显著为正，但与模型1相比存在一定的下降，而此时东道国外商投资潜力(lnpot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在模型8中，中国OFDI(lnofdi)对东道国贸易开放度(lnopen)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在模型3中，中国OFDI(lnofdi)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但与模型1相比有一定的下降，而此时东道国贸易开放度(lnopen)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表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4、7和5的结果说明外商投资潜力(lnpotfdi)在中国OFDI(ln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的双向贸易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模型4、8和6的结果说明贸易开放度(lnopen)在中国OFDI(ln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的双向贸易影响不具有中介效应。
基于2003—2018年中国OFDI和世界贸易流向特征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流向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OFDI存量不仅促进了东道国与中国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还促进了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单向贸易和双向贸易；
选择建交时间作为中国OFDI存量的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这一结论表明，中国OFDI不仅让中国获利，还让东道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获利，即中国OFDI并不会导致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流向失衡，即“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不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存量会促进东道国与中国、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垂直双向贸易增加，但对水平双向贸易无显著影响。第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不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单向贸易具有促进作用，还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单向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即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偏好的说法不成立。第四，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潜力水平和对外开放度是中国OFDI影响东道国贸易流向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研究结论让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为反驳西方媒体提供了实证依据。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带来的福利。第二，应该继续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到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以改善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提升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商投资潜力，最终促进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吸引中国OFDI，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其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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