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洁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大部署，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这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不断丰富和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一个系统、开放、科学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对于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以及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具有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
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吸收和弘扬了中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总结和借鉴了其他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成功经验，并使其更加契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与对外交往的新理念、新战略和新部署。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吸收和弘扬了中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思想精华
在中国古代，一般用“天下”“城邦”“邦国”等词语来代称“国家”，因此，中华传统文化鲜少运用“国家安全”这个词汇，但是有关“国家安全”的理念及实践却是非常丰富的，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未雨绸缪的治理意识。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有备无患，这是中国历史上明智之君以及有识之士对国家安全问题达成的基本共识，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等，就充分彰显了古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这些已经成为了我国传统军事文化乃至治国文化中的瑰宝和优秀基因，经过历朝历代传承，至今依然熠熠发光。
二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的治理举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安全主张，对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占有主导地位，如“国家大计所重者，莫过于武备”“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等。另一方面，仁义礼信、制度秩序等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惟仁义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士，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等。
三是民为邦本的治理战略。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民是统治者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者，如“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因此，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经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如“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孟子更是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唐太宗充分吸取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把统治者比喻为“舟”，把人民比喻为“水”，一直遵循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理，深刻揭示了人民对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同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现实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同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新形势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运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但有关国家安全思想的阐述却是十分丰富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可见，资产阶级时代的变化之多、变化之快、变化之深更加凸显了安全的重要性。随后，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详细论述了国家主权安全、政权安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维护政权安全的重要性，“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P95)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明确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权威用得太少，从而论证了权威对于维护政治统治安全的重要性，“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3](P277)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并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许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署。列宁认为，即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既要加强军队建设、随时准备战斗，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打好基础。他曾强调，“我们不应该放松我们的作战准备，但是同时要坚决把苏维埃共和国转上经济建设的新轨道。”[4]
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与创新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中应运而生的。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是中国共产党首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不懈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建设了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结束了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改变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不仅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大影响力。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总结和借鉴了其他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成功经验
国家安全问题虽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最早出现在1943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此后，国家安全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并成为国际政治交往中的常用概念。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大部分国家都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不受侵犯与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定义是非常清晰明确的，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但随着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发展，西方国家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趋势。
一是国家安全的重心开始由领土和主权等传统领域向经济、文化、能源、信息等非传统领域拓展。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单边行为，与其他国家无关，主要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因此，大部分国家都竭尽全力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企图通过威慑与遏制他国发展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造成了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甚至使世界各国陷入安全困境或安全两难。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极度缺乏安全感，纷纷寻求新的维护国家安全之路。同时，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以及经济发展加速，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文化、能源、信息等非传统领域的共同安全问题。面对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难题，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观念，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由此，传统国家安全观开始向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深化和拓展。一方面，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国家自己的事情，而且也与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是以他国安全为前提条件的，离不开他国的支持与合作；
另一方面，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这个单一领域，而是依赖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能源、信息、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综合体。因此，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要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重要保障，而且还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在社会各领域的合作。
二是国家安全的重心开始由“国家安全”向“人类安全”转移。在国家安全的传统释义中，国家安全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免受侵犯、威胁。很显然，“国家”就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冷战结束后，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但地缘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显露，传统国家安全观已然不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因此，人们开始革新传统国家安全观，将关注点由国家领土与主权安全向人的生命安全转移。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并把“人类安全”大致分为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七大类。该报告认为，人们长期以来将“安全”狭隘地理解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忽视了普通老百姓在疾病、失业、饥饿、灾害等非战争方面的个人安全需求，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应以国内冲突而不是国际冲突为重点。随后，加拿大、挪威等国家明确提出，“人类安全”就是“人的安全”。日本也建议把“人类安全”作为联合国的新战略。从总体上来说，国家安全重心由“国家安全”向“人类安全”的转移对于促进时代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后来也逐渐成为了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背离人道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威胁他国国家安全的“正当”理由，这是阻碍当今世界和平与全球化发展的最大隐患。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什么是国家安全”及“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等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一个系统、开放、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理论形态，彰显了习近平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宽广博大的政治胸怀、敢于担当的政治责任。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先进理念
人民立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根本在于其价值理念不同。西方国家安全观以资本为宗旨，资本是维护西方国家安全的根本力量，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西方国家安全观的价值追求。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一种与西方国家安全观根本不同的国家安全新理念。
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力量。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历史事实、运用历史思维充分肯定了人民的主动精神，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国家安全是历史进步的产物，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自然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这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历史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社会现实，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首要条件，充分肯定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5](P19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发出“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的伟大号召。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危险年代”，反对霸权主义是摆在国家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世纪之交的挑战与机遇，江泽民强调世界各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合作，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始终代表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团结各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深刻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6](P5)可见，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共同努力，国家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实现人民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安全放在心上，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进行了无数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5](P18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实现与和平解放后的绥远(现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合作，毛泽东与绥远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谈话，明确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
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7]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决策，邓小平牢牢把握时代主题、顺应世界潮流，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8]。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明确提出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9]。面对新世纪新形势，胡锦涛强调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10]。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要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6](P4)。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深刻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否则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11]习近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关涉国家安全的各领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新的科学体系，彰显了鲜明的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这也是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原则。
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当前现实问题，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有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既要重视国内安全，又要重视国外安全，两者相互融合，没有绝对的界限；
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两者相互交织，内涵与外延得以拓展。各领域安全之间联动效应明显，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领域内出现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尤其是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必须从政治上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6](P172)。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顶层设计、整体谋划，高度重视各领域安全之间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着力于“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6](P5)。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善于抓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一些基础领域、重大领域或者涉及范围广阔的领域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危险，因此，“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6](P12)。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国际政治形势复杂等严峻形势，特别是俄乌战争带来的一系列消极连锁反应，习近平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再次强调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12]。
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于未来发展需求，坚持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深刻吸取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反复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6](P5)。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安全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课题，因为一旦产生安全问题，我们的生产、生活、生存就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应该把安全问题摆在首位。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安全也很难有保障。一直以来，发展是我们党和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质的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取得翻天覆地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彪炳史册。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位居世界前列，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但是，肯定不能说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就不需要发展了，相反，过去、现在甚至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发展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别表现在区域与城乡、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要充分挖掘发展效能，实现从高数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注意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高效率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人类发展和安全规律的新认识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形态。自奴隶社会诞生国家以来，也先后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与观点，即奴隶社会的国家安全观、封建社会的国家安全观、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安全观、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安全观。纵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安全观，虽然它们是具有不同内涵的国家安全观，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安全观，它不仅仅损害本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秉承零和博弈思维、推行霸权主义、强行侵略他国利益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显然，资本主义国家安全观已经不可能适应21世纪的时代发展需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于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坚持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协同发展，坚持应对风险与防范风险的同步推进，是借鉴人类发展经验、遵循人类发展规律、适应人类发展需求的国家安全观的新形态。
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协同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等全球性挑战不仅仅存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独立应对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6](P240)面对这样的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我们的身体和思维必须同步前进，不能身体生活在21世纪的新时代，但思维还停留在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因此我们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6](P5)。
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应对风险与防范风险的同步推进。“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习近平全面汲收人类发展智慧，准确把握人类安全规律，深刻认识到风险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一旦没有及时遏制，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深入进行，我国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些风险既有来自社会发展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树立忧患意识，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掌握主动权、主导权，充分做好随时应对任何形式风险挑战的准备；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掌握斗争本领，增强斗争能力，敢于且善于与各种各样的风险作斗争并赢得斗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风险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6](P15)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局势提供了理论武器，为有效破解时代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为顺利化解国际冲突提供了行动方案，是中国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治理之问”的现实方略。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把握世界局势提供了理论武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站在关切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从维护人类命运整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出发提出的新的重要论述，是当今世界人们把握世界局势、顺应世界潮流、掌握人类命运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只有简短的八个字，但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蕴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冷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虽然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冲突与对抗，但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深入人心，更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二是全球化与多极化仍然是时代趋势。冷战结束后，加强经济建设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中心工作。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各行各业的分工日益明确、精细、多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与依存度随之上升，各国的经济、科技等综合实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使原来一元化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并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三是合作与共赢成为各国实现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付，数百年来世界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争权夺利的方式已不再适应多元化世界格局的发展要求，制度化、规则化、合作化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形式。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破解时代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所谓时代难题，它既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是处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它既具有民族性、个性化，又具有世界性、共同性。也就是说，要破解时代难题，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既需要最大限度地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又需要最大程度地沟通、协商与合作。因此，习近平认为，破解时代难题要以各国和各地区的充分发展为基础。世界各国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结合本地区的民族特点，尊重依托本地区的多样性，挖掘本地区的发展潜力，发扬本地区的发展优势，稳定本地区的发展态势，强大本地区的发展实力，为建立良好的周边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创造良好的条件。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就是要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努力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创造稳定和谐的国内环境，从而为建立一个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周边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破解时代难题要以各国和各地区的精诚合作为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不仅存在于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存在于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能源等非传统领域，甚至有些时代难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并不单纯隶属于某一个领域，它所涉及的主体也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比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它不仅仅是我们国家要面对的挑战与威胁，更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与威胁，单靠我们国家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6](P225)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化解国际冲突提供了行动方案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愈发彰显多样化、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交往主体、交往领域、交往手段等多个层面。这种国际交往，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难免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甚至产生国际冲突。习近平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一是习近平明确指出了国际冲突的客观存在性，“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6](P226)，这是正视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前提。二是要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6](P232)，要为解决国际冲突创造一个良好氛围。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专属于自己国家的历史特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只有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最了解、最熟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只有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最有权力、最有能力来解决自身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因此，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别国不能随意插手他国事务。三是要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这是化解国际冲突的重要准绳和重要保障。习近平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冲突与对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法律，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没有得到有效尊重与落实。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映国际关系多元化现实的国际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各国要遵守国际法律，不能反对、歪曲国际法律，更不能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四是要尽量采取对话沟通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6](P231)，这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佳方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当今世界虽然仍然存在局部地区动荡甚至战乱的问题，但处于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践行者、维护者和促进者，遇到矛盾与冲突时，要尽力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对话协商，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永恒主题。当今世界多极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虽深入发展，但地方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地区冲突仍不断发生，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这些都已成为了各国共同面对的世界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袖手旁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各国的发展理念也应随之而变才能不落后于时代，不被时代抛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观完全顺应了时代潮流，把握了时代大势，回应了人民期待，必将在世界发展中彰显其强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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