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全胜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2249)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日益重视法治建设，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普法教育。“在全社会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1]。社会主义普法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外化为自觉的守法行动，不断提高人们的法治素养，促进普法教育的实践创新，并通过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努力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内涵。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党领导下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强调的是法治教育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价值理念，属于意识形态。但两者在文化功能和价值属性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
(一)理论功能方面的契合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普法教育的目的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服务，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贡献力量。全面实施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需要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有合理的政治体制做支撑，需要正确的法治观念做理论前提，需要切实的法治实践行动作为基础。落实普法教育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的视阈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是文化治理的方向和原则”[2]。国家要普及法治文化，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法治文明程度，要宣传法律的重要性，努力推进法治建设，让人民具备法治理念，自觉推崇法律和遵守法律。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吸收现代法治文明理念，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需要与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相互促进，达成“神”与“形”的紧密结合。“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
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为生”[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世界各国意识形态日益交融，价值观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核心价值观的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就要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普法教育过程中，法律常识与法律知识的相继出现，叙说了法律理性人的塑造、普及法律与接受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事实”[4]。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服务于私有制和私人权利，与资本主义普法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经济建设，也要进行法治建设，推动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让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关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关切。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能够提高人们对法治的信仰，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法治的要求，两者功能的契合可以极大地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普法教育融合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教育，能够有效推进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建设，强化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普及现代法治理念是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步骤，不仅体现了国家文明程度，也表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我国应当顺应现代文明趋势，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新时代推进政党法治建设应确立依法保障权利、依法规范权力的立规理念，形成保障权利规范权力的法规体系、政治生活、权力配置方式和政治文化”[5]。我国的普法教育应该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适当汲取其他国家(地区)法治教育中的经验教训，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价值相结合，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价值目标，也是世界人民价值目标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要求，也是法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落实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既要加大宣传力度，也要尊重公民个人意志，尤其是要注重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素养，提高公民的法治文化水平和法治认知程度。
(二)价值立场方面的契合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相同的价值立场，都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国家制度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显著区别，两者的性质和立场完全不同。“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发展目标，彰显了社会核心理念，确立了公民基本遵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筑牢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
助力实现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推动社会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促使个人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普法教育的价值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普法教育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普法教育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要求，不能简单化、庸俗化，降低法治精神的层次；
要与提升全民道德水准结合起来，尊重人性，助推全社会法律素质的提升。落实普法教育要利用以案说法、情景互动等喜闻乐见、潜移默化的形式加强公德教育，避免教育手段单一化、教学内容教条化；
落实普法教育要营造公正友善、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避免公民的从众心理，以达到培养“个体人”，激发人自律的教育目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重要前提；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政治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愿景目标”[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助推普法教育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彰显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灵魂，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向新的征程。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坚持人民至上立场，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塑造人的内心达到社会良善。法律是外在的强制，人的自由意志不希望有任何外在约束。为了打破法律这种外在约束，人会通过犯罪蔑视和否定法律的约束。犯罪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犯罪都具有法益侵害性，犯罪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侵害国家、社会或个人法益，不仅对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公民的人身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而且损害了法的权威。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化为行动直接否定法，法也可以按照自由意志的特殊性对其进行否定，惩罚个体意志的不合法性。个人自由意志和法的冲突并非是绝对的，而是通常处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我们可以通过普法教育将法律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意识。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体现。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让法治建设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特性，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伦理道德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构成要素，伦理和谐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我们需要通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除人们对伦理道德的错误认知，提高道德的实用性，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长期基础工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希望工程”[8]。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有着独特的内涵，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汲取了其他国家(地区)法治教育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是传统思想教育的延续，而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只有将公平价值贯穿于法律制定到运行的各个环节，才能树立起公民的法律认同感，才能提高普法教育的实效性”[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能决定普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普法教育要接受党的领导，不断提高人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法治建设，不断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接轨世界法治文明。因此，功能和价值方面的契合，让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紧密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相互促进，形成互补关系。但在不同阶段，两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别。
(一)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不是纯粹的客观过程，而是体现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指导。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不断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是人们的道德理念经过协商后形成的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促进人们形成好的法治理念。“法律常识是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10]。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是好的，还是善的，能够有效保护法益，消除犯罪，体现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民主、诚信等价值。这样的法律能够真正保护个人权利，从而被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可。法律应当体现时代的真正精神，彰显社会公众的共识，将现代法治理念铭刻在人们心中，顺应现代文明的潮流。我国普法教育在宣传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和现代文明理念的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导向，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达成共识。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克服一切异化现象。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要实现人的最高本质。普法教育的根本着眼点是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目标是培养有法治思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进而提升全民族的法治文化水平和法治认知程度。普法教育要尊重人的个性，抛弃传统的灌输模式，真正达到人性化的教育。实现这样的普法教育必须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从现实的活动的人出发，采用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努力传授现代法治文明理念，培养人们的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加强人们对法治的信仰，提高政府法治治理能力。普法教育要打造立体的法治教育课程，探索多样的法治教育实践方式。政府要加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提供广阔的法治实践平台；
改进法治教育工作方式，营造优良的法治教育环境；
发挥法治实施环节的引领作用，彰显公平正义的伦理取向。普法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国家普法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坚持普法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提高普法教育和科技的融合度。最重要的，普法教育要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内容和方法创意，其价值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维护普法教育行业自律，强化对普法教育产业的辅导和保护，保护知识产权；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并实施有效的绩效评估体制。普法教育要体现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多重目标，不断优化普法教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法治教育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将普法教育定位于国家与社会公共服务，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大量的扶持和帮助，注重普法教育人才的培养，并推出一定的保护政策。总之，普法教育的一系列举措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
(二)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能够推进法治建设，践行核心价值观，推动核心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内心。随着社会发展，法律规范未变，但法律的社会功能已发生变化，法治教育也要做到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实践性的，是宣传核心价值观的活动，要随着实践不断变化，融入人们的生活，化为人们自觉的精神追求和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需要一定的载体来展现其价值和意义，而普法教育能够很好地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提升全民族法治素养，需要通过在法学一级学科下建立法治教育二级学科、建立司法机关主导的普法教育执行机制、开展‘一体化分层式’法治教育等重构中国法治教育”[11]。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加强法治理论的创新，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法治建设，让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利用学校、政府机关等单位的作用，营造全方位的和谐环境，培养全体社会成员的法治理念，结合加强道德教育，扩大法治教育路径，实现社会的法治化，进而推动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环节，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深入人民的内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12]。普法教育是为了让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的主体既包括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崇法治、学习法律、遵守法律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成为遵法守法的模范，团结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普法教育。国家要不断加大普法力度，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尊崇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普法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社会层面价值取向来讲，法治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法治，社会就会陷入僵化和动荡；
离开了法治，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应该立足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行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创新。国家通过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努力推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努力推进依法治国，有效地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德治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在法治不能起作用的领域，德治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调节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主张以德治国，至今德治在某些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德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它强调通过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来强化公民的个人自律。有良好道德素质的公民能为法治提供基础和前提条件。德治不是强制性的，对于无视道德意识的人难以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对于不顾社会舆论和个人廉耻的人只能通过法治来限制和打击其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法治与德治的高度统一。相较于法治，德治是更高的要求，它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引导社会积极向善，为法治创造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法治本土化的决定性因素，带领国家战胜国内外复杂形势的严峻挑战持续推进法治建设；
人民本位是法治本土化的推动力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依靠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建设始终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法治建设的共同属性，能够推动普法教育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精神引领、制度约束、行为规范等方式来不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党的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将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强调德治对法治的补充作用”[13]，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普法教育中也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使人民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教育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尊法、自觉守法。
普法教育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基本理念，但也应当明确强调人的自由意识要接受法律的限制。如果人的自由意识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普法教育要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努力实现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结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在群体中生活，在争取个人权利时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共同富裕需要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实现，需要生产力不断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良好的法治做为保障。良好的法治能够清晰地界定权利和义务，保障人们有积极的创造性，不断创造出更先进的科技，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为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我们要通过加强普法教育，不断推动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创新，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高度统一、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培养公民的法治品格，建立现代化的法治制度。“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对法律人品格培养的缺失，有必要通过建构法学学生多元知识结构体系及培养全面的精神品质来加以补充完善，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法治梦”[14]。普法教育有利于扶持正气，压制邪气，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气，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民众的思想品格，从而全面提升民众的道德素质。在普法教育中积极倡导核心价值观，需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人坚持一种尊生尽性致中和的精神。这是一种本源性的、合乎天道人性的中国精神魂魄，体现了“和谐”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种精神需要被司法者和执法者继承和发扬。执法者要具有清晰的法治思维、优秀的法律素养，公正地作出司法裁决，有效地架起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要奉行公正、平等、正义等理念，在恪守法律的基础上展现出人文关怀。公民要自觉守法，尊重法律的权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解决各类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普法教育要顺应网络时代的新要求，创建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以达到普法的效果。“‘反哺式’普法传播是网络时代重要的普法传播形式。‘反哺式’普法传播互动性强，更贴近公众生活”[15]。通过“反哺式”普法教育，可以推进创建法治家庭，培育法治家风，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凝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彰显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普法教育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性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发生矛盾时，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应当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调整，让两者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一)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同步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着理论功能和价值立场的契合性，也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同步的地方。物质生产决定法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面向未来的普法教育，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打造一套完整科学的普法教育指数”[16]。法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往往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法律条文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进步不断变化的，而法治精神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不同步会使法治精神和法律条文产生一定的不协调，因而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国家行为，是党领导人民对当代中国精神的凝练和总结，寄托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应然目标；
而普法教育是现实的实践，是不断进行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是实然目标。两者存在不同步的情况，所以发展有时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
我国的法治教育更多是由政府主导的。以前，学校里的法治教育多为应试教育，导致人们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学习而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并不深刻。新时代的普法教育需要与国家的总体战略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文明建设的需求。“新时代普法宣传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治国建设进程要求相匹配，要满足群众法治供给侧需求”[17]。我国目前对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有待提高。尤其在高等教育中，法治教育更多被当作人文学科受到轻视，教学量和教学内容也经常被压缩。对此，需要从国家层面提高法治教育的地位，提升核心价值教育的普及率。可以利用我国传统儒家道德的精华提升普法教育的接受度。如传统的存养思想的一些目标就能和普法教育相结合。法治也是为了人的生命更好地存养。生命的存养有身与心两个方面。养身追求健康长寿，古人将养生之道归结为养备、动时，即不仅具备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在吃饱穿暖之后要进行适当的运动，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在儒家看来，滥用、误用物质资料、盲目运动不仅不能保健，反而损害健康。因此，要知道养身的道理，懂得根据人身体运转的规律，科学合理地利用生活资料，进行各种健康活动。“知道”才可谓善养。养心强调人要寡欲，不应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奢靡生活；
养心还需行义，只有行事符合道义才能使人心中坦荡，更好地感受身心快乐。中正平和则对应君子与事理间的关系，以及君子外部表现与内心感触间的关系，强调君子在为人处世时应当持中，且品性温文尔雅，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适时适度地锻炼身体，更要懂得身体保养的基本原则，减少欲求。如果一个人的个性过于张扬，必然在交际中与人多有摩擦，不仅不利于团结他人、融入集体，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自己。普法教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立场统一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和核心价值观坚持的都是人民立场。普法教育要采用多样的实践形式，多样化地推进，使国家、社会、学校、个人之间协作配合。国家要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提供宏观保障；
政府要大力推广法治教育，培养公民的法治品格，净化社会风气；
学校要采用多种方式向学生教授法律知识，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完善新时期普法教育的基本原则，探索出创新公民普法教育的若干路径，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8]。普法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在全社会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观念，推动社会管理走上法治化轨道，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学校普法教育要从入学抓起，注重培养学生爱党、爱国、诚信、敬业等优秀品质；
国家普法教育要培养公民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提高全民族的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性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统一的体系。“立体普法观的塑造，应当在高站位的基础上，追求高目标和成效的高质量；
应当从普法主体、普法内容、普法方式角度拓展普法工作的宽度；
应当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普法工作得到长期有效的坚持”[19]。我们要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体现时代精神，指引国家走向正确方向，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断推动法治建设实践。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复杂世界环境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时代化，不断推进法治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普法教育要将目标、历史传承、现实实际、主体选择等结合起来，采用现代化方式和技术，让法治理念更好地深入人们心中；
普法教育要将传统文化教育和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结合，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方式，以全球视野推动治理变革；
普法教育应该引导人们把职业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让劳动变成社会公众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人自我实现的手段。“注重知识教育与观念教育的结合，以完善独立人格为切入点开展教育，充分认识当前大学生法治观的基本特征，以及渐进地培育大学生的法治信仰，是我们应有的姿态”[20]。社会主义普法教育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结合，维护国家利益，进而推动个人获得全面发展。普法教育要实现个人的法律社会化和伦理道德化，加强依法治理，培养社会合格公民。普法教育与政治体制、传统文化、经济能力等密切相关，应该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发挥多方因素整体作用，全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法教育涉及多个门类和多种学科，需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艺术学等专业理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顺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下普法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多变”。
总之，社会主义普法教育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领导，顺应现代法治文明，推动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普及现代法治理念，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