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彩云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犯罪数量激增，给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面对急剧增多的罪犯，传统的监禁刑由于其封闭模式以及高额成本，改造质量并不理想，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效果欠佳[1]，罪犯的重犯率较高。由此，我国开始探索行刑社会化，即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中，对符合条件的罪犯进行改造，既达到服刑和惩罚的目的，又有益于其更好地回归社会。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78万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对象411万人，近些年每年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0余万人[2]。然而，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社区矫正对象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会遭遇诸多的不确定而面临种种挑战，这极易导致他们产生社会疏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程度不仅关乎其个体的发展，更关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疏离与社会融入相对，是衡量社区矫正对象重返社会的重要标志。已有研究关注到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问题[3-5]，认为来自外界的排斥阻碍了社区矫正对象融入社会[6-8]，社会支持在其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9-11]。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他者视角进行考察，缺乏从社区矫正对象自身感知到的歧视水平来评估其受到的排斥，并且较少探讨个体和外界环境多维力量对其社会疏离的作用机理，这无疑忽视了他们在回归社会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事实上，只有重塑社区矫正对象的主体性并始终在场，才能将社区矫正的效能发挥到最大。社区矫正对象较之普通人，更易感知到来自他人的歧视，而歧视会给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带来消极影响[12-14]。就业排斥、异样眼光会引发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他们往往难以在“服刑人员”和“社区成员”的双重身份之间实现有效的认同整合[15]。同时，社会支持也可以作为保护性因素改善社区矫正对象重返社会的结果[16]，从而增进这一群体的身心健康，降低社会疏离的程度，促进其社会融入。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将厘清社会疏离、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等概念。其次，基于现有文献，分析和总结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与社会疏离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进展，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最后，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视角，探究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即基于Bootstrap方法的回归分析，探究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从而为提供精准的服务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社会疏离与歧视知觉
社会疏离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护理学家Biordi提出，是指个体脱离自己所在的组织，而这种“脱离”既可以是主动地离开，也可以是被动地失去。因此，社会疏离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遭到他人的消极对待以及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由此产生的孤独、无助等消极情绪状态和冷漠、拒绝等消极行为[17-18]。研究个体的社会疏离状况，不仅要关注其主观感受，也要关注个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因此，社会疏离不仅包括潜意识的心理排斥，也包括有意识的主动背离。目前有关社会疏离的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残疾人、流动儿童等群体，尚未发现关于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研究，但是存在部分间接的研究。有学者将经济来源、社会交往两个客观指标以及社区归属感、社会融入意愿与社会歧视感三个主观指标用来测量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合程度[5]，发现社会融入压力不仅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精神健康存在直接影响，也通过社会支持、矫正态度等不同路径产生间接影响[4]。社会融入与社会疏离是相对的，这些研究虽不能直接揭示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状况，却可以作为本研究的重要基石。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19]。社区矫正对象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大多数用人单位将他们作为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而加以区别对待，被排除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
在社会网络中由于受到身份地位、经济限制、面子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社会排斥[15]，其结果减缓了他们回归社会的进程[20]。歧视知觉是从被歧视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呈现他们的心理感受。在现实生活中，歧视行为大多以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直接、公开的歧视行为较少，很难进行客观测量，这也致使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歧视知觉[21]。而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特殊群体对外界环境的态度极为敏感，对歧视的知觉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回避，容易引发其社会疏离的产生。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被歧视感越强，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程度越严重。
(二) 身份认同整合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犯罪终止理论(Theory of Criminal Desistance)认为个体停止犯罪行为的过程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改变这些确定的因素，可以促使和维持犯罪行为终止[22]。其中，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就业、教育等，内部因素则涉及自我调节、长期目标、情绪状况等[23]。二者作为保护性因素存在，可以减轻风险因素的影响，降低再犯的可能性[24]。由此，研究认为内在的身份认同整合与外在的社会支持可能成为保护性因素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重返社会。
1.身份认同整合。社区矫正对象作为具有二重身份的个体，其身份认同整合状况关乎他们融入社会的程度。身份认同作为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是自我概念中极其重要的方面[25]，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
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26]。因此，身份认同涉及个体对其身份的认知、伴随的情感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身份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通过比较来获得这种意义[27]。而身份认同整合(Identity Integration)是指具有多重不同身份认同者如何看待他们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的个体差异[28]。社区矫正对象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同时具有“服刑人员”和“社区成员”双重身份，其身份认同不是唯一的。他们的自我认知、行为表现既要回应社区矫正制度的约束，也要符合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规范，往往难以在两种身份之间维持均衡以形成和谐统一的自我，这就会导致角色矛盾和身份冲突的产生[15]。因此，需要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二重身份进行整合与平衡，增强个体的转化能力。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分类会引发群体间歧视，面对歧视弱势群体会摒弃消极的自我形象，向积极的群体(身份)认同发展[29]。而歧视知觉可能会对个体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威胁，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和心理表现[30-31]。对于社区矫正对象来说，他们也会因外界的歧视(包括就业排斥、异样眼光等)产生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15]，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歧视知觉通过影响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认同整合，进而影响其社会疏离，即被歧视感越强，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认同整合越差，对社会的疏离越严重。
2.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源于“社会病原学”，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来，是和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有形或无形资源[32]。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当个体面临压力时，社会支持起到缓冲压力的作用，即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33]。这一理论模型得到实证研究的验证，发现随着歧视知觉水平的增加，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会有所降低[34]。此时，歧视就是一个严重的压力事件。同时，歧视知觉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文化适应或城市适应[21,35]。此外，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矫正对象再社会化的关键因素[36-38]，家人[39]、同伴[40-41]、社工[42-43]都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而来自他们的支持可以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率。反之，如果社区矫正对象得到的社会支持不足，那么他们就容易产生严重的社会疏离感或疏离行为，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歧视知觉通过影响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其社会疏离，即被歧视感越强，社区矫正对象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弱，对社会的疏离越严重。
与此同时，社会认同发展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Four-Stage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FMSIDI)认为，认同整合是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威胁感受和地位或权力的不对称是其抑制因素，积极应对和社会支持则是促进因素[44]。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认同整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5]，社会支持和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和城市适应的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35]。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歧视知觉通过社会支持影响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认同整合，即被歧视感越强，社区矫正对象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弱，其身份认同整合越差，进而导致社会疏离。
纵观以往研究，在社区矫正领域，社会支持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之相反，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疏离尚未被作为重要变量引入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中，而这些问题却是社区矫正对象亟待被关注和解决的。社区矫正对象作为有过罪错的人，外界对他们的包容度并不高，社会普遍对其存在刻板印象、标签化乃至污名化。外界的歧视与排斥时常发生在他们身上，目前多数研究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外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偏见和歧视方面，而关于他们自身对歧视的内在知觉及这种歧视知觉对其社会疏离的作用机制研究不足。因此，本研究基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视角，展开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对其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为2019年社区矫正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结果。该调查对S市13个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普查，调查内容包括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信息、接受社区矫正情况、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心理感受等多个方面。调查共完成社区矫正对象个人问卷4034份，有效问卷3581份，有效回收率为88.8%。该数据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社会疏离。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遭到他人的消极对待，未能与外界进行良好的互动，而产生的自动疏远和隔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18]。将其分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消极行为，以及个体在其中产生的消极感受。具体操作化为两个维度，即社交回避和孤独感。其中，社交回避参考Watson等人于1969年编制的社交回避量表，具体题项包括“我尽量避免迫使我参加交际应酬的情形”等，采用五级计分方式，1代表“非常不符合”到5代表“完全符合”；
孤独感借鉴Russell等人于1988年编制的孤独感量表，具体题项有“我常感到缺少伙伴”等，同样采用五点计分，1代表“很不符合”到5代表“非常符合”。总得分越高，社会疏离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26和0.966，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14。
2.核心解释变量：歧视知觉。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因其所属群体的成员身份而受到不公平的负面或伤害性对待[19]。根据刘霞等人的“个体歧视知觉”量表修订而成，将这个概念具体操作化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维度，通过“周围人和我说话的口气让我不愉快”等问题进行测量。分为“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赋值为0—3，得分越高，歧视知觉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此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38。
3.中介变量：身份认同整合与社会支持。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46]。对于社区矫正对象来说，他们的身份认同整合指的是在遵守法律及矫正规定的范围内弱化其服刑人员的身份意识，在服刑人员和社会成员的双重身份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参与社会生活，实现社会融入。根据杨彩云等人于2021年编制的“社区矫正对象身份认同整合量表(IISCI)”[47]，将身份认同整合划分为身份归属、身份评估、身份适应三个维度。题项包括“我诚心接受社区矫正”“我感觉自己徘徊在服刑人员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之间，无所适从”等问题，采用五级计分法，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身份认同整合状况越好。在本研究中，此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67。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对于这个概念的测量采用Zimet等编制、姜乾金等引进并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题项包括“在需要时，我能够从家庭获得感情上的帮助和支持”等，采用七级计分法，分为“极不同意”“很不同意”“稍不同意”“中立”“稍同意”“很同意”“极同意”，分别赋值为1-7。得分越高，社区矫正对象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多。在本研究中，此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37。
4.控制变量。依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籍情况、经济压力、有无工作视作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女=0、男=1”；
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非在婚=0、在婚=1”；
户籍情况为虚拟变量，“外地户口=0、本地户口=1”；
有无工作为虚拟变量，“无=0、有=1”。
(三) 模型构建
鉴于本文被解释变量社会疏离的两个指标均为数值型变量，因此采用OLS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β10+β11X+ε1
(1)
M1=β20+β21X+ε2
(2)
M2=β30+β31X+β32M1+ε3
(3)
Y=β40+β41X+β42M1+β43M2+ε4
(4)
其中，Y为社会疏离，X为歧视知觉，M1为社会支持，M2为身份认同整合,β10,β11,β20,…,β43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ε1,…,ε4是随机误差项。为避免出现统计偏差，研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对所有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所有VIF值都在1—2之间，小于5的临界值，因而模型纳入的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适合进一步进行回归模型检验。
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社会疏离影响机制的考察。本文运用Bootstrap法，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检验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探究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形成的具体路径。该方法不涉及总体分布及其参数，利用样本所推导的经验分布代替总体分布，比逐步法、Sobel法等传统方法得到的置信区间更精确，有更高的检验力[48]。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个人基本情况看，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8岁；
男性多于女性，大约为女性的3.5倍；
有50.6%的受访者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教育；
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在婚状态；
本地户籍占大多数；
多数受访者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35.63%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可见，该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男性较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婚居多、本地户籍居多、经济条件欠佳。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社会疏离、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以及社会支持四个方面来看，社交回避和孤独感的平均得分均处于3—4分之间，表明社区矫正对象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疏离，他们的社会融入不理想；
歧视知觉均值为0.84，说明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歧视的存在，且群体歧视知觉比个体歧视知觉的程度更高；
身份认同整合的均值为3.89，社区矫正对象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危机；
多数社区矫正对象能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其中感知到的家庭支持最强。
(二) 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为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OLS回归结果。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影响，而模型2则在此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被歧视感越强，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程度越严重。同时，性别(b=-2.278，p<0.001)、年龄(b=-0.043，p<0.05)、文化程度(b=-0.470，p<0.01)、身体健康状况(b=-1.516，p<0.001)、经济压力(b=1.130，p<0.001)、有无工作(b=-1.379，p<0.01)均对社会疏离有显著影响，说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程度更严重；
经济压力越大社会疏离程度越严重；
相较于失业者，有工作的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程度更弱，且随着受教育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疏离程度会有所下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显著性水平和影响方向未发生变化，且R2值不断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有所提高，说明该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表2 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影响的OLS回归结果
模型3以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身份认同整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歧视知觉(b=-0.295，p<0.001)和社会支持(b=0.210，p<0.001)均对身份认同整合有显著影响。不同于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对身份认同整合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社区矫正对象领悟到的支持越强，其身份认同整合状况越好。模型4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社会支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歧视知觉(b=-0.449，p<0.001)对社会支持存在抑制作用，说明社区矫正对象的被歧视感越强，他们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弱。
模型5将歧视知觉、社会支持、身份认同整合同时加入方程中，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对社会疏离的独立影响显著。其中，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对社会疏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 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的作用机制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可知，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影响显著，且存在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对身份认同整合的影响以及歧视知觉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同时将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均纳入模型后，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边际效应从1.182降低到0.740。由此观测，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的过程中存在中介作用。
为验证这一因果链条是否成立，研究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分析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的作用机制。通过重复抽取5000次样本对三个模型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社会疏离”“歧视知觉→社会支持→社会疏离”“歧视知觉→社会支持→身份认同整合→社会疏离”。表3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呈现了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影响路径。首先，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均不包含0(LLCI=0.206，ULCI=0.277；
LLCI=0.098，ULCI=0.155；
LLCI=0.062，ULCI=0.093)，说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其次，在控制了中介变量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后，解释变量歧视知觉对被解释变量社会疏离的结果显示其区间不含0(LLCI=0.689，ULCI=0.791)，可见歧视知觉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大小为0.740。因此，歧视知觉既对社会疏离存在直接作用，也通过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产生间接影响，且二者共同构成了“歧视知觉→社会支持→身份认同整合→社会疏离”这一链式中介效应路径。而三条中介路径的相对中介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100%)有所差别，分别为20.39%、10.49%、6.51%。模型如图1所示。
表3 中介效应Bootstrap分析结果
图1 社区矫正对象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的路径图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信度，研究采用分样本回归以及遗漏变量检验的方式对前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全样本按照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样本，按照户口分为本地和外地样本，并加入矫正期限和入矫时长等可能的遗漏变量。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方向不变，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实了本研究的结果是稳健的。
研究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疏离，而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都不同程度地对其产生影响。其中，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对社会疏离的作用过程并不完全是直接的，还通过身份认同整合、社会支持间接地发生作用。即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之间起到自我转化和外在保护的作用，这进一步深化了犯罪终止理论。
第一，自身的文化程度、身体素质与经济条件均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具有抑制作用，即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与经济条件越好，其社会疏离越不严重。这一发现和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3，20]。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可以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增强自信，经济条件可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因此，拥有较高文化素养、身体素质以及经济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更益于实现社会融入。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更能敏锐感知歧视，导致其社会疏离程度更高，这与Fields和Abrams的研究结果一致[49]。在社区矫正中，男性和女性矫正对象所面临的压力和障碍是有差异的，男性往往比女性更易融入社会。社会大众对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对女性过错者的包容度要明显低于男性[50]。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更加在意外界的看法，她们更常受到来自熟人、朋友，尤其是家人的指责，这也导致其心理负担过大，难以重新适应社会。
第二，社区矫正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被歧视感，且感知到的歧视越多，社会疏离程度越严重。个体对歧视的感知容易引起他们的社会疏离行为及心理，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相似[17，5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界对该群体的态度，不利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社区矫正对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会不断地修正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并基于对他人传达的符号的解读来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因此，当社区矫正对象在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周围人的异样眼光、神情或是行为时，他们会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歧视与偏见，并将其内化为消极的自我认知，从这些符号中感知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是“低人一等”的，甚至是被排斥的，进而有意识地回避日常的社交活动，也不太愿意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分享给他人，造成孤独感加剧。
第三，身份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相较于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社区矫正对象身份认同整合对社会疏离的影响明显更强。一方面，社区矫正对象感受到的歧视越严重，“服刑人员”身份感越强，社交回避和孤独感越强烈；
感受到的歧视越不严重，“社区成员”身份感越强，社交回避和孤独感越不明显。这一研究发现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致。身份认同整合高的个体能够把多重身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并对其心理健康[52-53]、社会融入[15，54]、社会适应[55-56]等产生重要影响。
相反，如果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份认同整合水平低，两种身份的冲突就会凸显，引发行为上的社交回避和心理上的孤独感。然而，社区矫正对象并非是自我放弃的，即使曾经犯过错，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期待改变，而个体自我的调整是关键的一步。因此，面对社会互动中的消极符号(歧视)，社区矫正对象会进行适时的自我调适，摒弃“服刑人员”这个消极的自我形象，向着积极的群体(身份)认同发展就成了重要的途径。
第四，社区矫正对象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其歧视知觉和社会疏离起到保护作用。家庭是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57-59]。社区矫正对象感受到的歧视越严重，他们的社会支持感就越弱，社交回避和孤独感越强烈；
反之，感受到的歧视越不严重，他们的社会支持感越强，社交回避和孤独感越不明显。这一研究发现与社会支持的压力缓冲器原理一致。社会支持对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具有缓冲作用[60]，能够缓解外界不利因素对个体的影响[61]。对于社区矫正对象而言，歧视是重要的压力源，这种压力给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外部的资源缓冲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无论是家人或朋友给予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慰藉，还是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专业服务和适应性帮扶，都有利于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生活的信心，促使他们在困境中积极主动调整心态与他人交往，建立和谐的关系，以消解自身的负性情绪，进而提高社会适应的能力，重新融入社会。
第五，歧视知觉通过社会支持—身份认同整合中介链间接影响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疏离。即社区矫正对象的歧视知觉不仅单独通过身份认同整合或社会支持对社会疏离产生间接影响，且通过“歧视知觉—社会支持—身份认同整合—社会疏离”这一链式中介路径发挥作用。这和已有研究结论一致[35，45]。这一发现进一步升华了社会认同发展与整合的四阶段模型。根据FMSIDI模型，威胁感受(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认同整合[44]，该观点得到了印证，即两者都会对认同整合产生独立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上，研究结果还发现威胁感受(歧视知觉)会通过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认同整合。即外部环境的支持缓和了互动中歧视对个体内在认同的影响，进而促进其适应社会。
总之，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分别在歧视知觉与社会疏离之间起到内在转化和外在保护的作用。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从个体内部因素入手，还要将其置于外部环境中进行理解。而外界环境对社区矫正对象群体的歧视往往不是个体所能完全改变的。在无法完全消除歧视的情境下，可以通过提高身份认同整合，增强有益的社会支持来缓解社区矫正对象的孤独感和社交回避行为。一方面，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对象的主体作用，提升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整合。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正政策解读，使社区矫正对象既认识到社区矫正的限制也认识到相对的自由，既遵守矫正规定又尽可能积极开展工作和生活，重新实现社会融入。另一方面，通过去标签化的社区服务、增能型的适应性帮扶及多方资源的整合，增强外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益支持。为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人际交往等提供帮助，引导和协助他们发生积极转变，使社会支持在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发挥激发、强化和维持的作用[62]。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基于截面数据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加强追踪研究，以剖析社区矫正对象在入矫初期、中期、解矫前后整个动态过程中社会疏离的持续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只关注了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对歧视知觉影响社会疏离的中介作用，未能检验其他可能的中间机制，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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