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泓 贺谭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随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的提出，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受到热烈讨论。国家“十四五”规划继续强调网络空间治理，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成为了重点议题，这同样指向了基于网络空间的参与式档案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建构。
在实践中，网络信息存档的“参与式”特质日趋显著，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以同新浪的合作为探索性起点；
全球互联网信息保存联盟（IIPC）的重大事件网络信息存档项目得益于各国与地区图书馆、档案馆的合作。这些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实践，有待从经验与问题的角度予以综合分析，为尚在探索中的基于网络空间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框架提供参考。
诸多学者也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一是从网络信息存档的价值与复杂性确认了参与档案管理的必要性［1-4］；
二是由档案工作者作为专业导师同社会协作共建社会化的档案管理机制的相关构想，并探讨参与式档案管理的表现［5-7］；
三是以网络信息存档为重点，从档案机构、组织与个人等信息形成主体、网络服务提供商等角度提出参与的内容与要点。［8-14］理论探索同样显示出，参与式档案管理需要在理论与方法层面作出更为系统的建构，这有待针对发展中的参与式网络信息存档展开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对参与式网络信息存档实践展开调查与梳理，从全球视角探讨参与式档案管理实践在网络空间中的基本表现与现有局限，以此提出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启示。
1.1 参与式网络信息存档实践概览
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可主要分为两大类：
（1）以形成者为中心的实践
形成者，尤其是机构形成者对其所形成的网络信息有管理职责，且有利用需求。对处于档案管理环节前端的形成者而言，关键是明确档案管理需求，即管理对象和方式、协作参与者和方式。在这其中，档案管理专业机构的指导与监督同样重要。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例，美国文件与档案署（NARA）制定了《网页文件管理指南》《社交媒体文件管理指南》《记录你的公共服务》《电子文件管理的联邦统一业务框架——面向社交媒体的应用案例》以及通用的电子文件与档案管理制度，农业部、住建部、国务院、退伍军人事务部、总务管理局、海军、史密森学会、环保部、美国海岸警卫队等已逐步明确政府网页与社交媒体信息存档的方法、工具与路径等。［15］
用户，作为形成者也逐步同网络平台一同优化有关档案管理的要求，在用户协议上明确信息的所有权、迁移方法等涉及档案方面的要求，并在平台上予以实现。例如，美国联邦机构依据NARA的《公告 2014-02》同所采用的社交媒体平台签订合同。同时，形成者亦采用各种第三方工具实现档案管理。例如，Archive Social作为美国使用率最高的社交网络类信息托管商业平台，为超过1800家政府机构提供个性化档案管理服务，可全天自动持续捕获Twitter、Youtube等8个网络平台的信息。［16］
（2）以记忆机构为中心的实践
以档案馆、图书馆等为代表的记忆机构将保管记录性遗产作为职责，网络信息存档成为其重要工作内容。依据保管范围，实践分为两类：
一是以政务类信息为主。这类模式只捕获政务机构等形成的公务类网络信息，其实践者主要是官方档案馆。例如，北卡罗来纳州档案馆长期捕获政府网页与政务社交媒体信息。［17］
二是社会各方面形成的网络信息。典型代表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档案项目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目。201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新浪签订协议，新浪微博上各类主体已经公开发布的博文，都将被采集和保存。［18］面对海量信息，记忆机构的自主捕获逐渐开始借助网络平台的支持。例如，Twitter通过社交媒体数据聚合公司Gnip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接收Twitter信息。［19］同时，记忆机构之间的协作与公众的支持同样重要。以IIPC为例，其成员机构已覆盖45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网络信息存档的实践方法、工具与标准。它发起的8个全员协作存档的主题项目，均鼓励社会各方可提交其认为需要被存档的网络信息的地址。［20］
1.2 网络信息存档实践显示的参与式档案管理内容
（1）向社会面拓展的档案管理对象
官方机构同社会互动的记录逐步纳入到机构形成者或档案馆的档案信息资源中。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实践项目就保存了更加丰富的社会面形成的信息。同时，即便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只由机构本身或档案馆保存官方机构形成的网络信息，但其在相关政策中依旧明确也需考虑与社会的互动信息。此外，非官方机构主导形成的网络信息得到存档的现象也逐步增加。例如，包含网络信息在内的个人数字存档在多个国家与地区已有长足探索。
（2）以协作为前提的多元管理主体
多元管理主体的协作是共性：一是实施存档行为的主体在性质上是多元的，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亦是重要组成。例如，2020年2月起就有网络用户通过Github平台使用开源工具组织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网络信息存档工作，两个月间就有79个存档项目得到建立，且项目组织方来自各行各业。二是管理主体以协作为前提，即任一存档方均无法单独完成其任务，形成者的授权与需求确认、记忆机构的专业指导、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配合等缺一不可，社会第三方的参与也有助于应对复杂资源与技术挑战。
（3）多样并存的存档方法
一方面，由于主体多元，存档方法同样根据其性质、立场、目标、能力及资源等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同为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目前只涵盖政府机构所发布的信息而不包含转发或评论的部分，且不捕获Facebook的信息［21］；
美国则要求捕获各类平台上所形成的信息且包含评论。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文化与技术变化频繁，存档方法即便对某一存档主体而言也是动态变化的。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对Twitter平台的存档策略，从初期的保存所有账户文本的信息转变为选择特定账户保存所有形式的信息。
（4）社会化趋势的存档模式
一方面，社会第三方的参与显著。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技术公司的工具与方法辅助、学术团体的专业方法参考以及直接成为社会性的记忆机构等多种方式并存。以互联网档案馆为例，其在Andrew W. Mellon基金会的支持下，现已保存6250亿个网页、700万个视频以及400万张图片，并为诸多网络信息存档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存储服务，兼具公益与商业属性。［22］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方式采纳社会第三方的辅助，形成各式的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当前，同平台缔结契约、采用外包服务、引入公益性专业与资源支持以及面向社会展开众包探索等模式均得到初步探索。
2.1 网络信息存档实践的不足
一是有限的参与规模。相比于网络用户，有意识、有行动的存档群体比例较低。全球范围内以信息保存为职责的记忆机构也未全都开展广泛的网络信息存档活动。
二是不足的参与质量。第一，不同的参与主体对存档要求及对应职责的理解不同，专业度受限。例如，Facebook专门开发了档案管理的模块，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均有专门规定，但同专业存档亦有较大差距，如可供用户迁移至线下的信息缺失完整元数据。第二，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有限。目前能充分面向社会提供课程、咨询、工具等服务的记忆机构仍较为有限。第三，参与行动的持续性不足。这尤其体现于社会第三方，例如，GitHub上的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信息存档项目基本都在一年后处于停滞状态。
三是成效待升级。一方面，各实践项目公开可利用的档案信息资源数量有限。多数社交媒体信息存档项目捕获并公开的资源从几百至几万条信息不等，这同每日形成的以亿计的信息相比比例极低。另一方面，档案管理质量同样受限于任务难度、管理主体的能力或资源。例如，英国国家档案馆面对Facebook的技术与平台制度限制，选择放弃捕获，且捕获的Twitter、YouTube等平台的信息不含转发与评论信息，同时，尚未实现向开发利用的有效延伸；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档案库由于技术整合难度、资源限制以及可能造成的伦理法理风险，明确指出无法对社会全面开放使用。
2.2 参与式档案管理构建的局限
实践所呈现的不足很大程度在于参与式档案管理在认知、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体系尚未充分建构，网络信息存档同样因此难以界定所存档的信息对象、应设定的档案管理要求以及存档涉及的档案方法。具体表现为：
（1）有待拓展的档案管理认知
第一，随着向社会面拓展的网络原生信息日趋显著地融入档案范畴，在网络空间新建的信息情境中，档案有着怎样的特征，并且要如何体现档案管理有待深化。例如，存档是将具备档案性质的信息有序化且移交的过程，这其中显示的是信息所立足时空边界的变化、信息性质的转变、线性的过程性活动。面向网络空间非线性、去中心、碎片化、网络交叠的特性，存档的时间节点、移交等在网络空间中难以明确与实现。
彩超是一种安全可靠的诊断方法，适用于任何年龄段患者。彩超不同于X射线，对人体没有辐射作用。而且，彩超的优势是扫描速度很快，成像清晰度高，操作简便快捷。另外，多普勒彩色超声可以动态反映甲状腺的情况，图像非常清晰可靠。多普勒超声仪能够进行自由旋转，可以提供多角度最佳诊断图像。另外还具有切断功能可以对观察到的图像利用三维技术进行图像重建。彩超诊断甲状腺炎主要是根据结节的特征进行诊断，例如结节大小、边界、钙化情况等，超声显示甲状腺呈现弥漫性、结节性肿大症状[5]，病情继续发展后难以将颈前肌群与包膜线有效区分，出现高低回声反差。
第二，面对以协作为前提的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多样并存的存档方法，档案管理的求同存异如何界定。一是面向不同主体的存档需求，提出怎样的可相互理解的档案管理要求与方法；
二是不同主体相互参与作用的实践模式中，其相互之间的边界、交集、差异等尚未在协作框架之下充分明晰。
（2）尚需系统建构的参与内涵
第一，从概念认知上来看，当前主要依托公众参与、开放政府、众包、协同创新等话语来说明参与的内涵，多元主体协作是要义。档案语境中的参与欠缺理论阐释，其界定更多通过档案领域内有哪些公众参与的行动类型进行归纳，这更限制了对多元主体参与的阐释，且参与中涉及什么要素、这些要素的内涵与形态是什么等的认知不足。同时，参与同网络空间的关联也主要在工具层面，即通过网络空间提供的工具如何实现参与式的档案管理活动。
第二，没有充分融合现有理论来探索参与式的档案管理方法。例如，参与所涉及的自组织规律没有充分挖掘与应用，而他组织的介入也没有通过相应成果进行充分设计，导致存档过程中信息形成者、记忆机构、网络服务提供商、政策法规制定者的协同机制建设不充分。
参与式档案管理有着丰富的构建空间以引领档案理论、方法以及实践的创新。网络信息存档实践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数据，基于前文指出的建构局限，结合自组织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建构空间由此可体现为如下方面：
3.1 档案管理：凸显档案化理念
第一，由网络的时间维度弱化档案管理的“节点式”要求，重构档案管理的时空观。一方面，档案管理不用完全执着于管理环节各节点，而是将档案管理要求前置于平台并贯通于信息的全生命周期，从而确保信息随着生命周期发展至需要保存时，能够通过档案化手段在每个时空点得到可信属性的保障。例如，网络信息存档尽管有一定的捕获频率，但所呈现的是相对随机的保管结果，本质上留存的只是在不断流动的信息池中“截获”的部分资源，没有实现对整体或重点网络信息的档案管理方法覆盖。另一方面，网络信息从其创建与传播到转变为档案的空间界限亦要弱化，或者从线的界限变化为过渡式的面或立体空间的界限带。依据档案化的思想，即使只有一秒的保存需要，那也可具备档案的性质，这在网络空间提升了时空密度的前提下更具契合度。
3.2 参与：立足社会化的拓展
第一，社会网络与个体的相互建构。多元主体的参与方式多样且其内涵及形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进有着一定的共识，这是个体性与社会网络性的互动表达：一是参与主体及其行动方式不同，微观层面来看，档案管理活动的参与是“个体性”的碎片表达。无论是官方档案馆发布众包任务、其他社会性的组织和私人档案馆号召成员自治，还是个人自主存档或社会其他方寻获参与空间，均是不同主体作为“个体”的参与，参与中的贡献也不同。在这其中，个体参与应有自主性，面向是否参与、为何参与、参与程度、参与形式等有充分选择权与执行权。这些个体无论是作为发起方还是部分行动方，均有“主动权”，是他们档案管理立场、意识、能力、资源等要素的综合展示。二是不同个体的参与存在关联，共同形成对网络空间整体档案管理的社会网络映射连接。换言之，参与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多方要素产生关联，因此才能实现档案管理活动的有效推进或是成效的集成。无论是作为发起方或是贡献方（发起方本身也要贡献），参与可以是对某一主体的档案管理活动的参加，亦可是对网络空间整体档案管理活动的参与，这些个体的档案管理对象、目标、方式等会由于信息所依托的社会活动而产生关联，在协作和冲突中达成档案管理成效。
第二，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对照融合。为了将不同时空、社会情境、立场和表达方式的档案管理参与进行社会化自主普及与关联，依托社会治理的方法支持，所建构的应是整体的参与系统。基于自组织而有效融合他组织的治理框架建设是档案管理可立足网络空间整体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条件。在社会治理理论与方法的引导下：一方面，自组织的力量与规律应被充分理解、认可、尊重以及应用，以此明晰参与的复杂性所在并应势认识与利用自组织的良性驱动策略。参与的要义是自主，更是网络空间发起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档案管理活动作为网络空间建设的组成内容需要全方位融合自组织的特质。因而，在从理论与方法上构建参与体系的全过程中，自组织的内涵与形态、自组织的特性、自组织的活动规律、自组织的主体机制、有序的“混乱”等应当用于帮助认识、理解以及建构基于网络空间的参与式档案管理。例如，从信息行为的角度去调查与分析个人档案管理网络信息的意愿、动机、具体行为以及个人行为如何变成群体或组织行动，是理解参与在网络空间档案管理不可忽视的要点。
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在自组织基础上融合他组织的力量同样要得到参照，显示在档案管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是立场、资源、能力、行动的协同衔接，这主要是凸显官方机构的作用：一是引导。依托政府、权力机关、记忆机构等官方主体提供顶层的指引和指导极为必要。例如，家庭建档在我国的运作方式可以提供参考，即档案局（馆）深入基层的普及、示范、辅助可以用于个人网络信息档案管理的素养培育与行动普及化中，且档案或信息管理机构应加入网络平台信息管理标准规范的制定过程中。二是规范。结合现有的档案管理行动与前沿动向，为如何参与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实现档案管理成果关联以及协作，提供充分的规则依据。例如，众包的任务选取、发布、分工、实施、质量审核、成果认定、知识产权确认等需要档案制度与工具的精细配套。三是保障。在公共服务的范畴内为多元主体参与档案管理提供平台建设、组织保障、资金保障以及政策供给等方面的支持。
于我国而言，多元主体参与式档案管理从《档案法》到档案事业发展战略所提及的档案治理、全民建档、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等方面可汲取深厚的实践基础。在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社会化参与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布局中，如档案治理体系建设中强调鼓励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各项活动、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定位为全面记录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档案利用与安全体系建设凸显各方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显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相应地，我国在网络档案管理方面将进一步承接国家层面鼓励社会化参与的导向，依托基于网络空间的参与式档案管理积极推进服务于人民的档案事业发展。本文由网络信息存档实践出发，从档案管理对象、主体、方法等方面，对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基本表现进行梳理，并由网络信息存档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发现参与式档案管理尚存的建构局限，由此展望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建构空间。因之，本文的分析立足全球视角，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结合我国情境，进一步阐释参与式档案管理的对应认知、方法、实践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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