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光 陈玲玉
（作者单位：1.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
2.广西合浦县特殊教育学校）
多数情况下，战争题材的电影在制作上都强调宏大叙事、大场面拍摄，通过强大的电影工业加持，给观众带来视听上的震撼，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有一部分战争题材的影片反其道而行之，以别出心裁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准确的镜头语言打动观众。《狙击手》无论是体量上，还是制作水准上，都不能称之为战争大片，然而正如张艺谋导演所主张的那样：不要宏大叙事，要切片；
充分发挥长处，强化叙事魅力，让观众喘不过气来[1]。导演最终如愿完成自己的艺术构思，虽然在票房上比同期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稍逊一筹，但影片以中国式的叙事手法打破了国产电影在主旋律创作上的固有模式，具有独到的创新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2]电影作为当下表达媒介中直接、有效且传播速度快的代表，必然成为书写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的良好选择。那么，如何用电影艺术去创新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如何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主旋律电影在讲故事时如何与中国传统特色文化进一步结合，便成为业内最为关注的问题。而《狙击手》无疑在故事、人物以及电影的视听方面都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
张艺谋、张末执导的《狙击手》是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影片，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战”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拯救我方情报人员而与美军精英狙击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一般来说，战争题材电影因其讲述一个宏大主题的故事，所以多数情况下要求剧作从宏观层面进行描写，把涉及战争的所有主体都交代清楚。《狙击手》在对影片主题的处理方式上与其他影片不同，它巧妙的地方在于关注战争中具体的个体，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勾勒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之处，“用狙击手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方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讲一组人物，讲这个普通战场上的角落，以小见大，一叶知秋，去表现这个伟大战争的全貌”[3]。正是《狙击手》这种删繁就简、回归战场中的人的创作方式，增强了影片的故事张力，突显情节的跌宕起伏，对战争现场的表现独树一帜。在交代故事背景的过程中，《狙击手》构建的情节十分紧凑，不到十分钟就将故事的情境交代清楚：刘文武作为志愿军中的神枪手，是美军约翰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于是美军用侦察兵亮亮做诱饵，设计活捉刘文武，双方在这样一个闭合的叙事时空里开始了斗智斗勇的殊死博弈。
这样的故事设定，正如叔本华在他的论述里提到“隔断”概念，要将其所审视的对象从世界发展的洪流中提取出来[4]，这意味着要理解一个时代就要把它阻断并对其进行剖析。《狙击手》把故事聚焦于双方的对峙，通过展现高压之下敌我双方不同的行为模式，对朝鲜战争进行多个层面的切片分析。
第一层切片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上的差异性。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刘文武所在的五班正在雪地里进行伏击，他们衣着简陋，手里拿的狙击枪竟然连高倍镜都没有，全班只能靠班长那副已经用了很久的望远镜进行瞄准。设备落后只是志愿军与美军总体差异的一处细微体现，正如纪录片《抗美援朝》里记录的那样，我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后勤通信都远远落后于美军，可以说《狙击手》是用故事片的创作手法，在很少量的特写镜头里准确地表达出我军在装备上的劣势，这样的装备在战场上处于下风，按照常理来说是很难打败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的，但随着影片第二层切片的展开，我军战胜美军的“秘籍”揭晓了。
第二层切片反映的是敌我不同的价值取向。抗美援朝本质上是我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时性决策。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为了战火不燃烧到国内，顶着巨大的压力出兵朝鲜争取胜利，因此对于前方作战的战士来说，支撑他们的信念正是能够早日迎接和平的到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刘文武直到牺牲时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要把战友安全地带回家乡，而美军约翰心里想的却是要用欺骗的手段获取军功，也就是说，战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赢得名利的途径。通过这样的对比，敌我双方的价值观念高下立判。所谓“正义之师，无往不胜”，对于和平的追求是我军能够在艰难条件下取得如此重大胜利的根本。当十几亿的中国人为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奋斗的时候，这股力量是磅礴而无坚不摧的。刘文武和他所在的班、连集中展现了这一力量，他们背后是无数中国人民和正义人士的支持，这是他们能够战胜强大联军的重要原因。
第三层切片是对作战双方战友之间情感的比较。影片把对于这一部分的描写放在了最后的生死时刻。“人物的内在品质真正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而人物将如何应对这一事件，则诠释并界定了他的性格”[5]，人物真正的性格特征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对身边人的感情和态度。刘文武作为五班的班长，班里的战士对他来说既是同志也是兄弟，他们都是刘文武从村里带来参军的亲人，是生死与共的手足，因此五班的战士在面对生死考验时想到的都是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比如，为了掩护战友而牺牲的胖子，为了救出亮亮最后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班长刘文武，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先人后己的大无畏精神。反观美国军队，约翰对其手下大打出手，不让手下坏了他的计划而失去成为英雄升职加薪的机会。
以上三方面由五班这一集体集中体现出来，代表着中国人民崇高爱国情感的他们在电影里得到了具体而清晰的展现。影片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限定在两片高地上的狙击战斗，用并置的对比镜头聚焦对战双方，通过激烈的交战将人物所代表的价值、情感和精神呈现出来，确实是一种良好的讲述战争电影的方式。
正如上文所言，人物是整部电影的核心与灵魂，《狙击手》在人物塑造上着重刻画了刘文武、陈大永、胖子等具有代表性的志愿军形象。刘文武是志愿军智慧和勇气的象征，是人物群像中的第一层象征，他代表着我军成熟的军事领袖形象，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影片对于刘文武英雄形象的塑造着墨不多，主要是通过影片开场时刘文武在遭遇阻击战的意外事件，来表现刘文武的沉着冷静和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最终他把战友从敌人的枪口下抢救了下来。尽管影片没有强调刘文武的枪法为何如此高超，但通过之后他与战士的闲聊可以得知，这样精湛的枪法是刘文武在无数次战斗中习得的，影片轻描淡写地把背景故事寓于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反常规的表达方式。
对于刘文武作为普遍人的一面，影片主要通过他同战友的感情互动来体现。比如，刘文武对于年轻战士陈大永的教导和培养，就很能体现这一点。陈大永作为新兵，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刘文武每次都训斥他“不准哭”，更用心教育他关键时刻手要快、要狠，在陈大永受挫沮丧时，刘文武又不断鼓舞他、激励他。通过寥寥几幕，观众就能发现刘文武对战友的关怀和如兄如父般的教导。此外，刘文武人物形象的饱满性还体现在他的细微习惯中，如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行为带着点霸道的作风，这些都是《狙击手》在人物性格设置上的一些独特之处。
如果说刘文武是我军成熟杰出战士的代表，那么陈大永则是我军新一代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战士的代表。《狙击手》除了情节紧凑、故事切口小以外，在人物的设计上也很巧妙，它使用了“双重男主”的模式，对升华影片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影片是‘双男主戏’……‘同一时间’完成了‘牺牲主题’和‘成长主题’的合一，完成了一个英雄的‘成长叙述’。”[6]可以说，陈大永既是英雄刘文武的延续，更是对英雄的补充。
作为朝鲜战场上一名普通的战士，陈大永有着不够成熟的一面。他遇到事情头脑不够冷静，情绪容易激动，用班长刘文武的话来说就是“爱哭鼻子”。陈大永也因为自己性格上的问题在战场上犯下了错误，致使一位战友因为他的错误指挥而丧命。刘文武意识到陈大永身上的问题，为了使其能够在残酷的战场上成长起来，多次给予他鼓励，如“你眼神好，只要手够快，将是一名厉害的狙击手”。最后，班长刘文武的牺牲换来了这名年轻战士的成长。可以看到，在后面的战斗中，陈大永完成了自我成长，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士兵，完成了班长和班上其他成员没有完成的任务。
《狙击手》除了塑造了刘文武和陈大永这两个主要人物以外，也简练地描写了胖子、孙喜、高军等一批年轻战士，他们就如同无数抗美援朝的革命先烈一样，既是普通人，也是伟大的革命战士，他们都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从而回到家乡。导演从具体战士的个性中提炼出整个朝鲜战场中战斗英雄的共性，而这正是《狙击手》所要表达的大主题：和平与归乡。
“只要这些人没有失去知觉，他们就会通过摄影机的镜头来观看和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7]因此，电影的美除了需要塑造出可感的人物外，也需要通过直观的视觉美让观众置身于故事所营造出来的时空，同时更需要观众能够在电影结束后产生意犹未尽的审美体验。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体验到故事里的时空感，《狙击手》摒弃了传统的场面渲染手法，着眼于在一片茫茫大雪中营造出战场肃杀的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既包括手持拍摄的手法所带来的现场感，也包括人物调动时产生的真实感。例如，战斗开始前，影片就通过刘文武的望远镜视角将观众的注意力锁定于故事的空间上，同时较少使用剪切，避免视点跳跃削弱空间的真实感。再如，影片对胖子牺牲这一重要的场景，全程采用中景构图的手持拍摄手法，镜头一直跟随着胖子一步一步走向亮亮的背影，他扛着防护子弹的铁板也因为构图的角度与手持拍摄的原因让人产生一种负重感，而这种感受却是胖子这位战士此时真实的经历。
电影评论家巴赞在其著作《电影是什么》里明确指出空间的真实性需要依靠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来实现，从而使影片获得一种“完整电影”的真实感[8]。然而，在《狙击手》里，影片并没有完全遵循长镜头的时空写实性，而是通过情感的真实性去调度镜头，通过对镜头的运用激发观众对于朝鲜战场最真实的体验。比如，在我方战士与美军对战的场景里，镜头不断在双方的视角里对切，进而使战场的紧张氛围达到最高，甚至还有镜头跟随子弹的视角进而带领观众亲身感受战场的残酷。《狙击手》对于战场完整场面的纪实也是有十分精彩的场景描写的，如在拯救亮亮的那场戏里，镜头以长镜头为主，从而拉长了观众感知焦灼的时间。
《狙击手》并没有一味地坚持完整场景的呈现，还采取了其他表现手法。例如，影片进行到激烈的对攻战时明显加快了镜头的速度，多以短促的特写去呈现对战双方的斗智斗勇，配之以并列蒙太奇对比呈现战场的残酷。
仅有真实感还远远不能说影片实现了审美的升华，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刻是在整个五班只剩下陈大永一名战士的时候，陈大永对前来营救的连长说五班没了，连长却对着整个连喊五班战士的名字，一些战士渐渐明白了连长的意思，他们面对着镜头接二连三地喊“到”。通过三次点名，《狙击手》将电影营造的真实空间拉入精神的不朽空间。也就是说，五班虽然牺牲了，但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他是永垂不朽的朝鲜志愿军，其精神将获得永恒的力量。
“故事为王”是近些年国产电影在内容上的极大转变，《狙击手》固然在情节的推进、逻辑的缜密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影片无论是步步为营的故事设计，还是返璞归真式的拍摄手法，都填补了主旋律电影对于具体战斗描写细节较少的空白，也为国产电影在战争类型上的创新提供了参考，而它“以小见大”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让观众体验到了先烈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说，《狙击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实践，为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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