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政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生命科学前沿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些技术为人类战胜某些疾病带来了希望，但也有一些技术严重冲击了人类的神圣与尊严，令人忧虑，使人恐慌。如何应对当代生命技术的新挑战，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
生命伦理学自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经历了两波高潮。第一波高潮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主要以在北美发生的围绕着撤离呼吸机、生育控制、试管婴儿、代孕、安乐死、缺陷新生儿的处置、器官移植等一系列判案的背景展开，矛头主要指向传统的生死观。由于医学专家和伦理学等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些新技术与伦理的冲突大多得到解决，其中许多已造福于广大社会公众；
21世纪伊始，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军突起，前沿生命技术朝着更深、更广两个方向前进，出现了诸如异种移植、人兽混合胚胎、基因编辑、人造生命、定制婴儿、芯片植入人脑、大脑深度干预、神经增强等诸多生命技术，这些技术不只像传统医学技术那样将矛头对准疾病，而是更多地将矛头对准人类生命，对准人类身体，大举向人类身体进攻，开启了第二波生命伦理学高潮。这波高潮与第一波高潮的不同，首先在于这波高潮的背景，是由于以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两大技术为支撑的高新技术有了相当雄厚的积累，引发了科学家强烈的征服欲，其目标虽然多种多样，但最为瞩目的是期盼征服人类自然本真，再造生命，人工再造身体，挑战人类的神圣与尊严。这就使得自古以来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深深扎根，为维护社会稳定与有序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人类生命的神圣与尊严观念受到冲击。人类生命自然本真，人类的身体，应否成为技术征服的对象和技术的人造物？这就是当前生命技术前沿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是人类生命神圣与尊严面临的威胁，也是负责任的学者发出守卫人类身体的缘由[1]。
2.1 克隆人
当代人类身体的尊严与神圣面临威胁的警钟，始于1997年2月24日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宣布的多莉绵羊出生的这一事件。1997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正式报道了这一消息，随即引起全世界轰动。随着绵羊的克隆成功，美国科学家用猴胚胎克隆出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的猴子，更加剧了人们对克隆人的担忧，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伤害。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以“深远的伦理道德问题”为由禁止利用联邦政府资金进行克隆人研究；
1997年6月25日，参与克隆多莉羊的科学家拒绝那些想利用同一技术生育同样基因的亲属后代的要求；
1997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禁止克隆人类的议定书；
2000年10月10日，日本内阁批准对从事克隆人行为的人处以罚款和监禁。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中国对克隆人的不宣传、不参与、不允许三不政策；
然而，克隆技术的研究并未止步。1997年7月27日，英国PPL制药公司宣布，他们从同一细胞生产线培育出波利和另外四只小羊；
1998年4月13日，多莉生下第一只小羊；
2002年2月，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科学家克隆了一只小猫；
2002年11月，意大利生育专家塞韦里诺·安落寞蒂诺里博士说，他预期一个妇女将于2003年1月生下一个克隆婴儿。但是，正当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克隆之时，已生存六年的多莉羊于2003年2月1日死亡。鲁道夫·耶尼施教授说，多莉羊的早死是意料之中的，克隆动物就是会早死的，并说应当阻止克隆人。随后不久，2005年3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违背人的尊严和对人的生命造成伤害的决议，给克隆人划了一个句号。
2.2 人兽混合胚胎
近二十多年来，科学家试图探索将拥有人的免疫系统、肾、皮肤和肌肉组织的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上以拯救那些器官衰退的病人，如2022年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系将猪的心脏移植给57岁的病人戴维·贝特，因无法在免疫抑制和控制感染之间保持平衡，该病人在存活两个月后去世，但这些异种移植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可能是因为移植物只是个别器官，对人体的本质和身体整体未有破坏；
然而，科学家们不满足于这类异种移植，他们试图从人兽混合胚胎找出路。所谓人兽混合胚胎就是“将带有人类遗传物的细胞核植入去核的动物卵子中，产生一个胚胎，则称之为人兽混合胚胎。”[2]2004年首次公开报道英国科学家使猪的体内流动人的血液，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宣布认可人类与动物细胞混合制造胚胎用于医学研究，但混合胚胎必须在14天后销毁；
随后这类实验研究陆续出现，发表于2017年1月《细胞》双周刊上的一篇论文，介绍了位于加利福尼亚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关于半人半猪胚胎的研究，这项研究将2 000多个混合体植入母猪体内，有超过150个胚胎发育成了嵌合体，它们主要是猪，人的成分非常小。2019年美国索尔克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培育出人猴嵌合体，尽管他们声称提高了人在这类有机体中的比重，但人们仍然担心，当动物拥有10%或50%的人类细胞时生物会是怎样？如果在母体怀孕期间越早引进人类干细胞，新生物就可能越像人。在一个习惯于人类与动物在道德、法律上泾渭分明的社会中，介于人兽两界之间的生物负有怎样的责任？人类如何与它们相处？因此，一些国家，如英国的干细胞研究人员中存在不进行这类实验的不成文规定，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也建议，将人类干细胞植入类人猿或其他灵长目动物的早期胚胎“目前不应该批准”，“在美国，涉及人类胚胎和囊胚的研究目前没有资格获得联邦资金，数个州明令禁止相关研究”[3]。尽管如此，仍引起人们的担忧。心脏病学家、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丹尼尔·加里宁说：嵌合体研究的快速进展已经引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包括后代看起来更像人还是更像猪，如果嵌合体有人的思想会发生什么，以及人类细胞是否有可能吞噬猪胚胎，带来一种主要是人、小部分是猪的后代。有人认为，人兽混合胚胎可能引发是否会产生“人兽怪胚”、有伤人类的尊严、可能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等伦理社会问题，因而坚持人类和动物的遗传物质之间应该存在一条不该逾越的神圣界线。
2.3 人造生命
进攻人类身体的研究并未止步。早在2007年美国马里兰州的科学家已经合成出世界上首个完全人造的染色体，其中包括微生物生存和繁殖所需要的所有指令，科学希望合成一些其他染色体，这些染色体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物。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杂志宣布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诞生。主持这一研究的美国基因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将这一细胞命名为“辛西娅”。他称“这是世界上首例人工合成的细胞，也是地球上首例能够自我复制的人造物种，而它的母亲是一部计算机”[4]。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此次成功还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工生命诞生，因为人造细胞借用了自然细胞的躯壳，但这一成功为下一步的人工生命成果打开了一扇门。有人从这一成果看到了未来解决食品短缺、能源危机的希望，但更多的人担心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给人类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诸如这种能够自我复制的人造生物可能为“邪恶国家”和恐怖组织或其他违法者用来合成大量生化武器，攻击人类社会；
人造生命的风险还在于可由于不小心流入自然界，从实验室释放大量有害基因，对全球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构成不可预估的危害，造成让人类毁灭的生态危机[4]；
美国公布的人造生命是一种低级的生命体，它是多次洗劫社会的罪魁祸首，如黑死病、伤寒、天花等，都是这些生命体造成的；
由于它们的繁殖力特别强，一旦成灾，令我们防不胜防；
尽管现已公布的人造生命离真正的生命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它的出现，的确把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将人视为可以制造的工具，创造出不需要自然出现的人类身体，模糊了天然生物和人造产品之间的区别，从根本上挑战了人的本质，是对人类身体的神圣与尊严的亵渎。
2.4 三亲婴儿与定制婴儿
与人造生命类似的“创新”还有随后不久的“三亲婴儿”的问世[5]。2015年2月3日，英国下议院拟表决通过“三亲婴儿基因改造”议案，允许使用三个人的DNA培育试管婴儿[6]；
“三亲婴儿”又称线粒体替代术或线粒体置换术，该技术的目的是剔除生育母亲有缺陷的线粒体基因，从而从根源上杜绝患有线粒体遗传性疾病的孩子出生；
2016年10月19日，美国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华裔生殖科学家张进团队宣布世界首例“三亲婴儿”诞生。这名叫阿卜拉希姆·哈桑的婴儿，父母是约旦人，哈桑的母亲携带利氏综合征的基因，对神经系统发育产生致命威胁，他们求助于纽约的新希望生殖医学中心的医生，这家医学中心的医生运用“主核移植”技术，先收集母体与捐赠者的卵细胞，然后分别将两枚卵细胞的细胞核取出，保留母体细胞核并将其注入到捐赠者已去核的细胞浆中，再将新合成的卵子与父亲的精子结合，形成健康的受精卵。这名婴儿因为他同时继承一位父亲和两位母亲的遗传基因，因而称为“三亲婴儿”，尽管第二母亲的基因只占新生儿基因总体的少部分，但这一改变却是永久性的，并将会世代相传，故而一直面临激烈而又广泛的伦理争议。虽然此种技术可能预防并根除致残甚至危及生命的线粒体疾病，但由于目前对线粒体基因的了解很不充分，无法预测拥有“一父两母”的遗传特质的孩子在生理功能和其他生物特征上将会发生什么改变，也难预知此举在遗传学方面可能带来何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将之向临床过渡，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后果：更为人们忧虑的是，热衷于技术创新的技术专家的创新欲望可能导致“设计婴儿”“定制婴儿”“转基因婴儿”的出现，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滑向人工制造婴儿的境地，这将必然挑战社会公平和正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破坏人类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三亲婴儿的合法化已经撕开了制造生命的伦理和法律禁忌，亲代可以利用技术制造，改良子代，子代沦为被制造、被设计的人为产品；
更令人担心的是，沿着三亲婴儿的技术前行，凭借科学技术可以制造、定制‘新人’、改写身体，导致人类物种永久性改变，生命的神圣属性将土崩瓦解。”[1]也正因为这样，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副教授的基因编辑婴儿一事受到国内外科学技术界的批评和指责，并为我国坚决叫停。
2.5 人脑植入芯片
令人忧心的还有人脑植入芯片问题。自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首倡“人工智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有了飞速的进步，其中在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但当前一些科学家正在攻关的人脑植入芯片，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2016年宣布成立的“神经连接”公司(亦即Neuralink公司)于2019年7月披露了一种能让机器解读大脑活动的脑机交互技术。“神经连接”公司说，它的设备拥有大约3 000个手术植入电极，每个电极每次可以监测大约1 000个神经元活动。这种类似于缝纫机的机器人可以瞄准特定的大脑区域，帮助外科医生避开主要血管。这种设备比其他现有设备能更精确地连接人脑和机器，数据则通过专用芯片和软件进行处理[7]。该公司已经在猴子身上进行了试验，公司总裁马克斯·霍达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在一年内可以开始对5名病人展开首次安全研究”，他强调该设备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帮助病人，路还很长[7]。对此，澳大利亚弗洛里神经科学与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安东尼·汉南说，这项先进技术“令人兴奋”，但他同时警告说：实施不必要的侵入性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应当谨慎地对待任何可能使他们解读或控制一个人的想法或行为的技术，他同时担心健康人也使用这项技术；
墨尔本大学的戴维·格雷登说：“我主要担心的是，这种设备如何防止感染沿着导线进入大脑，尽管我们相信他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马斯克本人也承认：“人工智能是关系人类文明存亡的最大威胁，这是汽车事故、飞机坠毁、滥用药物或劣质食品都比不了的威胁。”[8]人脑植入芯片令人深为不安的除安全、隐私权的保护等问题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人脑的直接干预和控制，对人类自主思维和自由意志基本权利的侵犯与剥夺。已故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于2014年与麻省理工学院三位科学家联名发表的《超越我们对超级智能机器的自满》的评论文章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忧虑，霍金甚至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9]。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谷歌公司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麻省理工学院施瓦茨曼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藤洛赫尔三人合著的《人工智能时代与我们人类的威胁》一书曾警告说：“人工智能是我们时代迄今为止最大的敌人”“人工智能的进程如此势不可挡，如此天衣无缝地嵌入人类事务，而且如此不可预知，如果没有一定深谋远虑与妥善管理，它们带来的划时代转型将可能让人类历史走向危险的方向。”[10]为此，一些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发出呼吁并做出明确的约束。如欧盟2021年4月公布了严格管理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认为“人工智能是近代史上意义最重大但在伦理上令人忧虑的一项科学突破”“欧盟委员会现在要为在敏感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定明确规则，个别应用将彻底禁止。如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影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意见或决策”[1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2018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道德伦理宣言》的序言要求：“鉴于全人类固有道德、伦理、尊严及人格之权利，创新、应用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当以此为根本基础。”第六条规定：“无论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能力进化到何种阶段，都不能改变由人类创造的事实，不能将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等同于人类特有的自由意志，模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抹杀人类自身特有的人权属性与价值。”[12]由此可以认为，人脑芯片植入技术严重侵犯了人类尊严，应当属于禁止之列。
“人造物和自然物的区别在于，人造物是由人带出来的，而自然物则是自行带出、自发涌现出来的。”[13]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生物伦理学家弗朗索瓦丝·贝利斯说：“让人们得到更好与制造更好的人是有区别的。”以上这几句话道出了守卫人类的神圣与尊严的真谛。尽管“上帝”造出的人是完美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在生活与工作中，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方面，不时出现各种不同的疾病，使人们遭受痛苦和折磨；
另一方面，原有的体力和脑力在新环境面前也出现了种种难以胜任的情况，人们期盼增强和改善人类的身体能力，包括改善体能和智能。这种不触及“制造人”或对人的根本改造，只是在现有人的身体基础上，利用现已达到的技术，医治种种创伤，让人们“得到”更好，当然是应当允许和支持的。由于这些技术均未消解、动摇人类身体的神圣与尊严，同时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技术和技术操作，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以约束其可越轨的行为，以及呼吁人们建立新的伦理观念等，最终使这些新的生命技术为人们接受并造福于人类；
但是，本文在前面提到的五种技术和这些先后在实践中得到应用的技术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技术企图再造人的身体，或者从根本上改造身体，从而冲击了人类身体的神圣与尊严，因而是应当被禁止的。人类的神圣与尊严的具体标志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本文在前人学术探索的基础上[1]，就当前生命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围绕守卫身体的神圣与尊严，提出四条必须严守和保卫的边界，划定生命技术不可逾越的四条红线。
3.1 守卫人类身体的自然本真
人类身体的自然本真是在近千万年进化过程中，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和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完美结晶，这个自然本真为人类生存和应对各种环境提供了应有的一切，而且这个自然本真仍在适应各种生存环境中不断完善的进程中。正在迅速发展的生命技术中的某些技术把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象性关系展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暴力关系，复制人、组装人、人造人，就是技术施予人体这个自然物的一种暴力，破坏了人类身体的自然本真。如以美国人为首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宣布开启一项为期10年，旨在创造出合成新人类基因组的计划，这一雄心勃勃的提议能使培养出用于移植的人类器官成为可能，并可能有朝一日创造出没有亲生父母的孩子， 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家德鲁·恩迪和西北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劳丽·佐格思撰文批评了这项拟议中的计划，认为这些技术可以在胚胎里改变一个人的特质，如若合成整个基因组，就有可能做出更加广泛的改变。佐格斯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个计划很危险，却没有任何好处。她还对秘密举行的会议提出批评：“举行非公开性质的会议是可以的，但不仅不公开，还神秘兮兮的，这就不符合这个领域的特点。”[14]此外，芯片植入人脑、人造生命等，实际上就是实现非自然化或技术化的人，这些就是直接攻击人类自然本真的技术，因而是不可接受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性。”“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15]
3.2 守卫人类身体思维、意识的大脑主体性和自然本性
人的思维主体性是不能被外来物替代的，人只能由人自己控制、指挥自己，人不能由外界物主使和控制。人类有思想、有意识、会创造、有信仰、具灵性，是宇宙万物之灵；
人类这些特点表明人是有理性的，正是人类的理性开创了当今的世界，使人类逐步摆脱了野蛮、蒙昧的时代，抛弃了曾经束缚自身的种种野性而进入文明社会，并造就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试想，如果人的大脑由外来物、由芯片或机器而不由人的主体意识控制，人的主体性何在？人的主体意识、创造性的思维、感悟、直觉安在？谁来保证设计人的动机正确？机器取代人的大脑，意味着人彻底地沦为工具，沦为被机器差役的木偶；
机器控制一些技术企图用人造物代替人脑，有可能使人类这些本性毁灭，因而是不可接受的。正如《人工智能创新道德伦理宣言》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自主意识和人类的自主意识有着天壤之别。”绝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3.3 守卫身体的人格特征
人格一词的含义可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指人品、品格，这是社会上对人格的一般理解；
二是指权利与义务主体的资格，是法律视角对人格的界定；
三是指人的个性特征，近乎性格的含意。人格作为哲学概念，含义有如下几个特点：(1)它是普遍的、宇宙的、抽象的人格，认定人格是世界的基础或整体；
(2)它具有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等特质；
(3)人格是整个世界的价值体现，整个世界和实在就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人格，即人格就是价值。在人格主义者看来，人格是指我们有思想、情感和意志，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还有种种自我控制的手段，也就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力量。人格主义者伯托西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有感觉、有意识、有记忆、能思考、能行使意志力、有责任心和鉴赏力，人格概念是一个主宰一切的、具有人的类特征的上帝观念的出现。”[16]种种对人格的释义，可概括为一句话：人格就是精神价值，人格特征正是人作为他的特质最集中的表现，因而也就是成为人与一般动物区别的分水岭。目前生命技术关于人兽混合胚胎的探索和研究，尽管这些混合胚胎中兽性细胞所占比重为5%～10%，还未出现非兽非人的怪物，但如果混合胚胎中人兽细胞比重仲伯不分，出现人兽不分的怪物，则是对人类极大的侮辱和玷污。守卫人类的纯真，守卫身体的神圣与尊严，维护人类的人格特征，必须阻止人类身体向兽性退变，拒绝这类技术。
3.4 守卫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神圣与尊严的底线
“人是目的”是康德[17]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重要命题。他说：“在这个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就是目的自身，亦即他永远不能为任何人(甚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在全部被造物中，人所愿意的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
唯有人，以及与他的一起，每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人是目的，意味着人具有最高的理性，正是这种最高的理性使人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使人获得了其他动物没有的自尊、自我意志、意志自由；
“人是目的”的“人”，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既包括自我的目的，也包括他人的目的，而且只有以他人为目的时才能实现自我的目的，以他人为手段实现另一人的目的是有违人是目的的；
目的与手段往往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许多事物既是某种事物的目的但同时也可成为另一事物的手段，而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命题是就最终意义而言，人是最终目的，人所有活动必须最终归结到“人是目的”的定点。“人是目的”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人类如果失去这一理性，不用这种理性指导自身的行动，人类社会将会大乱，人类的行为将会相互对立、彼此碰撞而陷落入杂七杂八的无序中。因此，人类在任何时候只能将“人”作为一切活动(包括所有科学技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将人视为工具直接或间接目的的使用，都是对人类神圣与尊严的最大玷辱。牢记技术只能是合目的手段，将技术当作人类最后追求的目的，将会带来世界性灾难。“鉴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当以此为最终依归，进而促进全人类福祉。”这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道德伦理宣言》为人工智能发展确定的目标，它切实地体现了“人是目的”的宗旨。守卫人类的神圣与尊严，在当前就要守卫“人是目的”的信条。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生命技术对身体的进军是全面的，从基因编辑到定制婴儿，但基本上都是沿着自然人类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向非自然化或技术化的方向前进。有学者将自然的人类文明向技术文明的过渡称之为“类人文明”，称“‘类人文明’这个表述主要指向人类身-心的双重非自然化或技术化，即目前主要由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来实施的人类自然身体的技术化，以及由智能技术(算法)来完成的人类智力和精神的技术。”[18]而这个由技术化的身体和技术化的大脑所构成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同质化、同一化的世界，在这个技术化的世界里，“个体将被极端普遍化，成为虚拟空间中一个无所不在的先验形式因子”，而“这种普遍主义的同化进程将消灭个体性，使个体淹没于虚无，个体若有若无”[18]。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而目前生命技术致力于人类身体和精神的非自然化，必然导致人的社会性的虚无化，而人一旦丧失社会性，也将是人的真实性的丧失。目前生命技术的许多努力，将制造一个同质化、没有个性、没有自主思维、没有独立人格的身体，而这将使人类的神圣与尊严荡然无存。尽管当今制造人类身体、改造生命的一些技术还处于萌芽或开始阶段，本着防患于未然的精神，我们更应当给予关注和重视，更应阻止种种灾难发生的可能。我们应当拒绝那种“先干起来再说”的哲学，应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避免灾难的发生。
在当前向人类生命的技术进军的征途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从根本上改造身体或改进人类身体的自然，以外力的人工(机器、设备等)代替人类机体自身运转，借以实现某种目标，我们可将之称为强干预；
另一种不是从根本上改造或制造人类身体的自然本真，而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克服人类身体在运行中出现的缺陷、不足(如疾病的影响)，或增强人类身体运行的某些体能(如抵抗力、免疫力)，包括身与心两方面的体能，以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可将这种对人的干预称为弱干预。前者和后者相比，前者对人类身体的作用较后者强烈。也有学者将前者命名为恶的医学技术干预，后者被视为善的医学干预[1]。例如，在探索人工智能，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道德增强，改善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进程中，出现了聊天机器人。这种聊天机器人，和那种将计算机芯片植入大脑并告诉人体遵循机器的指令，或者通过设置的人工智能系统，然后命令人脑遵循它发出的指令不同，而是通过人工智能促进信息增强来间接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不是借生物医学手段增强来直接控制或影响道德主体，从而避免了人工智能对隐私的侵犯和对自主性干预的伦理障碍，学界将这种人工智能称为弱人工智能(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谓弱道德人工智能与以往惯常谈论的道德增强手段相比，关键差别在于，传统的道德增强多主张采用生物医学手段增强，直接作用于道德动机，而弱道德人工智能试图通过采用信息增强的方式绕过对于动机的直接影响，希望借此回避对隐私侵犯和自主性损害的伦理隐患。”[19]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则与此不同，它是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动它都能干。Linda Gottfredson教授将这种强人工智能定义为“一种宽泛的心理能力，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操作等。”[20]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人工智能要难得很多，目前的人工智能似未达到这个水平。但是，2022年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德·利普森和他的同事已花了很长时间在实验室中放置一个机器人手臂，在机器人手臂的周围有四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将视频图像传回与机器人相连的深度神经网络——这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在长达3小时内，该机械手臂随机扭动。上述神经网络被输入的有关该手臂运动的信息，并通过目睹手臂移动至何处来观察该手臂如何反应，研究人员将之称为能感知自己身体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利普森承认，这只是一小步，机器人距离有意义的人类自我意识还需要20年～30年的努力。尽管如此，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安德鲁·亨特说：“在这种方法——而不是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可能产生有用的应用。”[21]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出现了能真正感知自身的机器人，出现了能代替人类大脑的机器人，人类将面临何种局面？人将把自身置于何地位？
当前在健康问题方面也出现了强与弱的区别。“不是强迫而是主动赋权，人们通过预防医学、瑜伽、冥想、摄生法、节制饮食等，来改变生活方式，以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我们可以将这种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追求健康中的个体责任的做法视为一种弱纲领的健康主义。”[22]而“健康主义的强纲领可能更接近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的优生学理念，尤其是在利用遗传技术修饰胚胎或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方面，健康主义的强纲领中能导致类似优生学所产生的巨大伦理学争议。”[22]弱纲领的健康主义的主义旨在尊重身体的自然本真，在现有身体自然本真基础上，通过管理饮食、加强运动、去除不良的生活方式，以达到增强健康的目的，而强纲领的健康主义则主张采用更激进的手段，如20世纪初一些欧美国家对那些不宜繁育后代的癫痫病病人、聋哑人、低能者、畸形人、侏儒、精神病病人以及罪犯等，通过立法授权相关机关，对这些人进行强制节育，当时不少外科医生行动起来，对成千上万的人实行了绝育手术；
在纳粹德国，这种所谓全面性的优生运动实际上演变为丧失人性的种族灭绝运动；
如今，强纲领健康主义则主张通过基因编辑等高技术措施，对基因有缺陷的人进行基因编辑，以减少有缺陷人口的出生；
或者通过预防医学对健康高风险人群进行预防性干预，帮助个体减少与健康高风险人群高强度的接触，包括通婚等。但推行这些强纲领健康主义的措施，除必然导致对某些人群的歧视、就职困难等问题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些高技术措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由此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风险，使人类面临新的健康损害，如预防性的健康措施，“可能导致预防的医学化”“对疾病的总体(人口)控制的贡献可能很小”，在“行为上或文化上不充分或不可持续；
也无法预测哪些人从干预中受益”“尤其是目前众多疾病的高风险因素不断扩大，很可能导致‘伪高风险’的现象出现。‘伪高风险’的预防策略涉及面更大，且对人群的风险管控没有任何好处。”[22]
被人们寄予厚望的高科技手段的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也存在强与弱的区分。CRISPR/Cas9技术是一项应用广泛的基因编辑技术，是一种使科学家能够通过消除、代替或添加部分DNA序列来编辑基因组的新技术。这一技术是由加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家杜纳德和她的合作者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病原研究所的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于2012年6月底于《科学》周刊首先提出的，他们因此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并被称赞为是一个划时代的研究，在短短的10年中，CRISPR技术正在迅速改变医学研究人员研究疾病的方式，医生们正在用CRISPR技术对导致遗传疾病的基因进行基因编辑[14]。随着CRISPR技术的不断完善，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可能最终成为治疗各种疾病安全、有效的方法，可用于治疗疾病和预防疾病，可用于增强，还可用于异种移植；
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应用于所有生物体，包括植物、线虫、猴、兔、猪、大鼠和小鼠等；
但CRISPR技术应用存在诸多伦理问题，除安全性是令人最担心的问题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技术在深层的应用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些问题关涉人类命运的前途。鉴于此，2015年12月1日～3日，中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在华盛顿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高峰会议，就此达成了四点共识[23]。这次会议后成立了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Alta Charo 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医学研究所Richard Hynes 教授为共同主任，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科学家、医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参加的“人类基因编辑：科学、医学和伦理学委员会”，2017年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医学院发表了该委员会起草的一份题为《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和治理》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华盛顿会议的共识外，还对体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的目的、效应范围、伦理管理，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争议及其处理，以及基因增强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该委员会建议，目前不应该进行用于治疗或预防疾病目的以外的基因编辑，并且在是否或如何进行这种临床试验之前，公众对此进行讨论是必不可少的[24]。2019年3月英国出版的《自然》周刊，发表了来自7个国家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发出暂停旨在改变人类婴儿遗传特征的基因编辑试验的呼吁，他们对名为CRISPR的强大基因工程技术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不安，这种技术既可以预防先天性遗传疾病，但也可能导致人类物种的永久性改变，并创造出一个改进强化型后代(也称为设计婴儿)的有悖常情的市场。但他们没有呼吁永久性禁止对可遗传性状进行基因编辑[25]。2021年7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全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类基因组领域，我们必须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采用让科学能够促进全球所有人类健康的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在技术和伦理影响都可以得到恰当考量之前”，各国应禁止任何有关所谓生殖基因编辑的进一步研究，编辑会改变人类胚胎的基因组，并可以遗传给后代。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两年的广泛磋商之后，就此发表了两份报告，报告强调了监管和建立数据库以追踪所有形式的基因操纵行为的必要性，并呼吁建立“举报人机制”[26]。由此可以看出，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也存在强弱的差异。那些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基因编辑，因为它只是针对构成致病原因的基因进行修饰，不涉及人体整个基因谱的整体变化，它即使未能达到始初设计的目的，也不会给身体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可视为弱基因编辑；
而那些以生殖和增强为目的基因编辑，它涉及的是人类身体各种性能的增强，因而甚或需要对整个人类基因谱进行调整、修饰、重建，而这种对诸多基因的调整、修饰、重建，大大增加了基因修饰的不确定性，带来很多难以预测的后果，其风险可能大大超过受益；
且即使达到期望的目的，还可能造成基因表达的单一性和人类人格特征的同一性等恶性后果，故可视为强基因编辑。
从以上强弱人工智能、强弱健康主义、强弱基因编辑的几种高新生物技术的情况看，两者有着显著的特点：(1)强高新生命技术是以改造、构建、再生人类身体为手段，以实现谋求身体的某种新功能或完善人体性状、特质为目的；
弱高新生命技术不企图以改造、构建、再生人类身体，而以尊重人类现实自然身体为基础，通过药物、手术、对疾病基因修饰的方法，去除病因，或降低疾病因子对人体的伤害，以去除疾病、增进健康。(2)强高新生命技术的医学干预效果，一般难于立即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因而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可变性，而弱高新生命技术的医学干预效果，一般能较快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其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可变性要少于强高新生命技术，少有不可预见性的后效发生。(3)强高新生命技术的医学干预，常常是对人类自然身体基础性的或机体深层次的医学干预，而人体基础或机体深层次的生命运动的规律许多是我们未知的，有的可能虽有所知但不知所以然，其影响因子错综复杂，很多现象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种情况下的医学干预多是难以预料、不可控的，一旦出现某种变异，几乎是束手无策，常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
而弱高新生命技术的医学干预，因其对身体的干预常是浅层的、局部的，少有根本性和深层的干预，对医学干预进程的变化、可能发生的问题，一般大多能有所预见和能够及时察觉，因而比较容易采取防控措施。(4)强高新生命技术，往往是着眼于对人类基因层面或机体深层采取生物技术的干预，这种干预一般往往必然涉及人类机体长远发育或殃及子孙万代，甚或给种族、民族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
而弱高新生命技术的医学干预，一般是对症治疗，常常是见势不好即止，见好则再坚持一下，直到达到满意的结果，某些可能给病人造成重大灾难性的干预技术，常是在医生的预料中，一般不为医生采用。(5)强高新生命技术，因为涉及对人类身体诸多根本性的医学干预，如定制婴儿、芯片代替人脑、神经增强，强健康纲领、换头术等，必然涉及对人类尊严、生命神圣、子孙后代繁衍等根本性的伦理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涉及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根本，一般不会为社会公众接受，即使对某些技术附加若干限制性条件，也需在社会公众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方能放行；
而弱高新生命技术虽然也面临一些伦理社会问题，但这些伦理社会问题，大多为公平、公正、隐私保密、自由、公平等这类性质的问题，少有对生命神圣与尊严的侵犯和亵渎，而这些社会问题一般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得到解决。从以上强高新生命技术与弱高新生命技术的特点相互比较中可能看出，强高新生命技术中的某些生命技术，如再克隆人、再造人类生命、芯片代替人脑、定制婴儿，与人类生命的神圣与尊严是根本冲突的，这些技术如果得到放行，将是人类灾难的来临，因而应当禁止；
其中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医学应用、神经增强之类的技术，如果在弱的意义上使用，设置若干限制条件，仍是可造福于人民大众的。至于那些弱高新生命技术，尽管技术上存在有待改进之处，而伦理社会问题一般在可控范围，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在发展高新生命技术问题上，我们的最佳选择是：张扬弱高新生命技术，抑制强高新生命技术，这是一条发展高新生命技术善多恶少、避恶趋善的技术发展路线。“鉴于全人类固有道德、伦理、尊严及人格之权利，创新、应用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本当以此为根本基础”，“鉴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当以此为最终依归，进而促进全人类福祉”，《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道德伦理宣言》序言开始的这几句话，虽然是针对人工智能讲的，但同样也适用于所有高新生命技术的创新与开发。在当今全球各国抢占技术高地、不能落后于他人的竞争中，科学家为此所做的努力是十分高贵的，但任何抢占技术高地、争头名、不能落后于他人的目标和口号都不能取代发展技术的这个最高宗旨，都要以这个最终宗旨为归宿。我们应当有抱负，要敢于攀登高峰，但不能狂妄，不能失去理性而贪婪，不能欲望无穷而不在至善处止步，不能心目中只有技术创新而无其他一切，不能沉醉于某种技术的成功不顾及技术可能带来的灾难而不对技术的社会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因谋求创新而不惜践踏、损毁人类身体这个伟大而完美的自然杰作，不能背离增进人类福祉的根本目标。在当今全球奋勇赶超生命科学的情势下，我们要高高举起保卫人类神圣与尊严的旗帜。“人类不知经过了多少万年的进化，从猿到人，才成为现在这样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完整体系。”[27]“人类增强无法做到比自然进化更好，尤其在我们甚至对进化的内在机理都毫无头绪的时候。”[28]我们应当尊重自然，与自然同步发展，也包括人类自身这个自然。人类身体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杰作，我们应当珍惜而不能毁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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