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菲
（安徽开放大学，安徽合肥，230061）
在清代女性文坛上，沈善宝无疑可算得上其中翘楚。沈善宝（1808--1862），字湘佩，号西湖散人，浙江钱塘人。她是道咸时期著名才媛、女诗人，在诗词丹青及文学理论等方面均颇有建树。有《鸿雪楼诗集》（15卷）、《鸿雪楼词》（1卷）、《名媛诗话》（12卷并续集3卷）以及《鸿雪楼外集》（1卷）传世。时有文坛宗主和红闺诗领袖之誉。纵观沈善宝的一生，她早年生活在故乡浙江（中有数年因父宦居江西），道光十七年（1837）秋，年29岁时北上入京，次年嫁给安徽武凌云。寓京17年后，于咸丰四年（1854）春随夫宦赴晋，同治元年（1862）返京后去世。她的人生轨迹也就因此可分为：浙江、北京及山西三个时期。其中她在北京生活的17年不仅是其人生最安定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位女诗人文学活动最为精彩的阶段。在此期间，她积极地结交各方才媛，与京中名媛如顾春等人结“秋红吟社”，广开绛帐教授女弟子，尤其是《名媛诗话》的编撰，奠定了她在清道咸年间女性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通过对沈善宝北京时期文学活动的分析，不仅可领略清道咸时期京城才媛文化交游活动大体风貌，还可探究其中更深层次的才媛文化现象、社会心理和时代特色。
沈善宝一生著作等身，文学活动是她生命的重要构成。除了日常文学阅读及诗词创作外。她在北京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构成如下：
（一）广泛的文学交游与唱和
沈湘佩为人性豪侠，喜交游，在江南时已负才名。到京后很快便融入京城闺秀文化圈，与北京当地才媛及外地来京的才媛纷纷结交唱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道光十九年（1839）秋，沈善宝与顾春、项屏山、许延礽、钱伯芳结“秋红吟社”。其后诗社规模逐渐扩大，吸引更多满汉才媛加入，像栋阿武庄、栋阿珍庄、富察蕊仙、许延锦等。社中成员定期聚会赋诗，命题唱和。诗社活动大多被记录在《名媛诗话》中。例如：“初集咏牵牛花，用《鹊桥仙》调。”（《名媛诗话》卷八）[1]493“壬寅上巳后七日，太清集同人赏海棠,前数日狂风大作，园中花已零落，诸君即分咏盆中海棠。”（《名媛诗话》卷八）[1]480这在顾春的《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集》中也有不少记载。被顾春标注社中课题的就有《高山流水·听琴》《寻辽后梳妆台故址》《塞上秋·雁来红》等十余首。除了秋红吟社一众才媛外，沈善宝还和潘素心、张孟缇、丁步珊等多名外地来京才媛往来交流频繁。对远在江南的闺友像吴藻、鲍玉士等也是时常鸿雁传书。尤其是她编《名媛诗话》时更是积极结交各地才媛，或托人引见，或书函相访。据不完全统计，沈善宝北京时期结识过的各地才媛当不下百人。此外，她和多位在京的男性文人如李云舫、鄂恒、王子鸿、许乃普等亦有文学唱和。
（二）编写《名媛诗话》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卷十一中写道：“余自壬寅春送李太夫人归里……遂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编为《诗话》。于丙午冬落成十一卷，复辑题壁、方外、乩仙、朝鲜诸作为末卷，共成十二卷。”[1]547其中道明《名媛诗话》（十二卷）的编写时间为壬寅年至丙午年即1842—1846年。时沈生活在北京。另从《名媛诗话》续集三卷的上卷中出现的时间“乙巳（1845）冬初”“丁未（1847）春”“戊申（1848）饯春日”[1]568、569、575来看，记录的也是沈在京的活动。“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说明诗话的采编工作是沈善宝在已掌握的闺秀诗文集的基础上，依靠其闺中影响力和庞大的交友圈广泛收集而来。在沈的征召下，“各相知皆以零珠碎玉见投”。（《名媛诗话》卷七）[1]468例如：梅竹卿出其姊看云子《看云阁诗并自序》，嘱余采入诗话。（《名媛诗话》卷十一）[1]536伯芳又出其从姊孟端诗一册。（《名媛诗话》卷十）[1]513师蕙芳出其姊遗作。云姜出其姑曲阜孔夫人诗稿。潘素心出其祖姑、侄女之作……从而形成一项才媛集体参与的文学活动。而且沈善宝还主动向才媛们索诗。例如她向邱云漪索诗，向项屏山索其妹祖香诗稿。向福山王筠香去函索稿，被王婉拒后仍将对方回札录入诗话中。整个编写工作历时数年，集搜寻、采编、诗评、校对为一体，沈湘佩为此付出大量心血。这也成为其文学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收女弟子讲诗授学
沈善宝在北京还有一项重要的文学活动就是广收女弟子。因为沈强大的诗名和闺阁影响力。慕名作她女弟子的有百余人[2]535。像俞漱珊、完颜佛芸保、周莲甫等都是她直接授诗。她在《名媛诗话》中也有记录：“（余漱珊、宗穆君）二人青年向学，笔致翩跹，见余执弟子礼甚恭……他日青出于蓝，亦可知也。”（《名媛诗话》卷八）[1]490“穆君以芍药词来相质，余亦赋四章”。（《名媛诗话》卷八）[1]491“安邱李琬遇，常问字于余”。（《名媛诗话》卷九）[1]506她还为学生完颜佛芸保写诗道：“学力再精进，沧海讵可量。愿结忘年交，同游翰墨场。”（《鸿雪楼诗选初集》卷十一）[3]15青年才媛也以拜入她的门下为荣。像她的女弟子韩淑珍就有诗云：“得亲绛帐三生幸,闺阁高才第一人。”（《名媛诗话》续集上）[1]575
在她同时代才媛作女师的并非新鲜事。例如杭州张净因、徽州汪嫈和桐城钟文贞等都收过女弟子。但像沈这样广开绛帐的实属罕见，完全可以与随园主人袁枚比肩。同时此举也进一步将沈推向当时闺阁文坛的巅峰。
（一）展现了清道咸时期京城才媛文化交游活动大体风貌
由于沈善宝的才学、个性及闺阁影响力，她在京拥有十分庞大的交游圈。她和闺友们游娱唱和，集会结社，书画题赠，拜访交流。像与诸才媛结“秋红吟社”，尺五庄观荷，绿净山房赏菊饮宴，天游阁赏花赋诗，吟冰盏，游净业湖、翠微山，与顾春、许云林、张孟缇相互题赠，作序写跋。与郭润玉、邱云漪、陈慕青把晤言欢，小诗赠答等等。通过湘佩的文化往来活动可以领略到当时京师闺秀圈文化活动的大致风貌。尤其是她在《名媛诗话》中的记载，仿佛为我们展开一幅幅生动的闺阁才媛活动画卷。甚至可以凭此勾勒出当时在京生活的知识女性文化图谱。其中有几点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一是满汉才媛，南北才媛的文化交流互动。
据《名媛诗话》记载，沈善宝在京结交的满族才媛有：顾春、栋阿武庄、栋阿珍庄、西林霞仙、完颜佛芸保、富察华萼、费莫门富察太夫人。
汉族才媛主要有：来自浙江的潘素心、许延礽、许延锦、钱伯芳、项屏山、余庭璧、陈素安、张佩吉、朱小茝、韩淑珍；
江苏的张孟缇、丁步珊、恽岫云、梅竹卿；
湖南的郭润玉、张兰芬；
江西的陈慕青、贵州的邱云漪、山西的温如玉、山东的史太夫人；
湖北的余淑苹、陈敦蕙；
陕西的师惠芳等。
这里满族才媛顾春、栋阿姐妹、富察蕊仙与沈善宝、钱伯芳、项屏山等汉族才女都是秋红吟社成员。她们的社中课题有时还会请潘素心前辈点评。余庭璧和陈素安与顾春也往来频繁，吟和唱酬。完颜佛芸保是沈善宝的弟子，还参与了《名媛诗话》的校对工作。沈善宝自义母史太夫人认识费莫门富察太夫人后，时常得到照拂，与其也有文学交流。
相同的文学爱好及文化品位将满汉才媛、南北才媛联系到一起。从中既可见汉文化强大的同化作用，又可见才媛的文学交游突破了民族、亲族及地域、地方文化（如方言）的限制，在清代中后期获得新发展。
二是外地闺秀尤其是各地随宦才媛的入京，极大地活跃和壮大了北京的才媛群体。
女眷因家中男性为官而随之迁居异地的随宦是中国数千年官僚制度下的常见现象。在随宦女眷中不乏饱读诗书的才媛。沈善宝在京结交的外地才媛除了钱伯芳和许延锦是嫁入京城的外，几乎都是随宦入京。就连沈善宝自己也是随夫宦居京十数年之久。随宦无疑增加了闺秀们步出深闺及游历交往的机会，对她们开拓眼界及文学创作也大有裨益。而北京作为皇城和官僚行政系统的中心，随宦人数更多也更具吸引力，从而也就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媛提供见面结交机会。
由于沈本身是浙江人，所以与她来往密切的外地闺秀多来自江浙一带。而明清时期江浙女性文学为全国之最，这一点已为学术界公认。随着一批江浙才媛的入京，她们将文学活动场地从江南故土也迁入京城。再加上其他地区才媛的到来，为京城闺秀圈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丰富和活跃了北京的才媛文化活动。
（二）体现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才媛文化的认可以及才媛对自身的肯定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记录了她本人和当时众多才媛的文学活动。其中可见相当的自由度。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一切很难实现。
首先是统治者对女性才学的肯定。满清入关后，由于统治阶级自己积极吸收和学习汉文化，整个社会也充满浓厚的读书治学之风。这就给予闺秀们相对有利的文化环境。而且统治者对女性文才也颇为欣赏。像汉族女诗人桑静庵的诗集就在康雍年间被征入皇宫，当时有诗道：“辇下新诗传咏絮,闺中细楷羡簪花。”[4]450乾隆帝亦曾高度评价满族才媛堃秀的诗歌是“彤管芳规在，千秋耀简编”。（《国朝闺秀正始集》卷六）[5]62
其次是男性文人的支持。自明至清，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文人提倡和助力女性文学。著名的有冯梦龙、谭元春、叶绍袁、钱谦益、袁枚、陈文述、毛奇龄、阮元等。像沈善宝自幼受到父亲沈学琳的文学启蒙，后师从谭柳源、陈箫楼、张理庵等多位男性文人。又是陈文述的碧城女弟子，并受李怡堂、姚树堂等多位义父及义兄李云舫的扶助，婚后与丈夫武凌云也时有唱和。其好友女词人顾春，诗词本就学自丈夫奕绘。钱伯芳和许延锦是阮元儿媳，阮门八才女为后世称颂。沈在《名媛诗话》中还提到像陈箫楼对女弟子徐蓝珍的赞赏。许听樵数次将浙江才媛郑莲孙的吟稿带到京城给她采入诗话。梅庵太史蔡寿祺曾辑《国朝闺秀百家诗钞》，以篆卿（蔡寿祺妻）殿后。（《名媛诗话》卷九）[1]503……可以说男性文人的支持对才媛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教义在清代已日益不被社会主流文化或者说是社会中上层（才媛们大多来自书香和官宦之家）所接受。否则也不会有”超轶前代，数逾三千”[6]5这样的女性文学盛况。与沈善宝同期稍后的安徽才媛方毓昭在诗集自序中写父亲教自己吟咏时说道：“汝从事诵读，未谙女红，若不专心，则一无所长，不免为人所窃笑。”[7]315这正说明了当时社会认可的女子才能中已包含了诗词诵读，甚至可以与传统的女红并称了。
当然，这种女才是在不违背传统女德的前提下，也就是才媛须德才兼备。《名媛诗话》中记录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沈善宝出嫁后，富察太夫人训云：“尔今作妇，非在家时比，尤须孝贤勤俭，勿恃才华而生傲慢。”后闻宝处上下皆无闲言。太夫人见而喜，曰：“尔能孝慈，无负我心，甚慰。”（《名媛诗话》卷七）[1]470而且，沈在编写诗话时对节妇烈女也格外关注，褒扬有加。
在被社会主流文化认可的同时，才媛的自信和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张扬。恰如沈善宝在诗话的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自得与豪气：“余有《秋怀》十五律，颇为一时传诵。”（《名媛诗话》卷二）[1]375“余即援笔率书……诗成，交相称赏。”（《名媛诗话》卷六）[1]452“他日造诣精进，树帜吟坛，足张吾军矣。”（《名媛诗话》卷九）[1]500
沈善宝在北京时期的文学活动像与众才媛的交游唱和，诗话采编，广开绛帐，以及才媛们对诗话编写的积极参与乃至诗话中记录的众多闺秀的文学创作均体现出才媛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尤其是才媛结交中的主动性和群聚性。例如沈入京后不久就去拜谒潘素心，“即蒙刮目，奖许过当。一诗脱稿，随录示之”。（《名媛诗话》卷七）[1]462又“蓉江陈慕青……宦隐天津门。丙午春来都过访，唱和颇欢”。（《名媛诗话》卷十一）[1]541“云间丁步珊，与余神交七载，方得一晤。而七载之中音问不绝，此唱彼和”。（《名媛诗话》卷七）[1]460例子不胜枚举。群聚性主要体现在沈善宝和顾春、钱伯芳、许云林姐妹等人结诗社，聚会游娱，定期酬唱。才媛间的交往之所以会有积极主动与聚群的特点，既有闺阁情谊，才媛间的惺惺相惜与同类归属感，更有对自身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女权思想产生于五四时期，其实这些女性意识早在封建社会后期就已经开始萌芽。沈善宝就是一力证。正如她在诗中所言“弱息尤能明大义，女儿亦是万夫雄。”（《吊岳武穆王》）[3]30再如她刚抵京的豪语：“不惮驰驱赴帝京，要将文字动公卿。”（《抵都口占》）[3]5她在京的交游、结社、授徒、编书，无不彰显出女性的自我意识。而且沈善宝对那些见识卓越，行为超群的女性尤为关注。例如常作经世政论的顾若璞、丁连璧、张孟缇，手刃仇人的毕著，熟谙兵法的曹蔚如，领兵杀敌的女将许氏等等。
（三）透出与近代文学接轨的时代气息
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序幕。沈在京生活的1837-1854年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时期。一方面依旧是近古文学的主体，而另一方面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近代文学也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湘佩的文学活动中也透露出与近代文学接轨的时代气息。最典型的是她和张孟缇共同创作的《念奴娇》词，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情怀。其在《名媛诗话》卷八中也记录了这次联袂填词的活动：“壬寅荷花生日，余过澹菊轩，时孟缇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出其近作《念奴娇》半阕云，后半未成，属余足之。余即续就。”[1]487全词如下：
良辰易误，尽风风雨雨，送将春去。兰蕙 忍教摧折，尽剩有，漫空飞絮。塞雁惊弦，蜀鹃啼血，总是伤心处。已悲衰谢，那堪更听鼙鼓！（张孟缇）
闻说照海妖氛，沿江毒雾，战舰横瓜步。铜炮铁轮，虽猛捷，岂少水犀强弩。壮士冲冠，书生投笔，谈笑擒夷虏。妙高台畔，蛾眉曾佐神武。（沈善宝）[1]487
壬寅荷花生日为1842年农历六月廿四日。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前夕。英国舰队进逼南京、镇江，清军败退，形势严峻。居住京师的两位女诗人，在获悉战事后，联袂创作了这首《念奴娇》。从全词看，沈善宝的气势明显在张孟缇之上，且带有明显的论战反帝情怀。施淑仪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九中评论此事说：“其眷怀时局似此，求之当时闺阁中所仅见。”[8]512-513
沈在诗话中还记录了其他才媛的反帝爱国诗篇。例如陈静宜的《闻粤中有警寄外》：“处贱无奇策，依人岂善谋。”《秋日寄外京师》：“仍见传烽来海徼（原注：英夷尚未平靖），枉劳拔剑起蒿莱。”（《名媛诗话》卷九）[1]505再如久居北京的潘素心曾作《辛丑初冬病愈，感时示儿辈》八首示沈。中有“故里传风鹤（时夷逆据宁波），松楸恐未安。”（《名媛诗话》卷七）[1]462之句。时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攻陷宁波。潘论时事甚激烈慷慨，沈善宝写诗赞其“娥眉独报英雄志，国事关心白发催。”[3]9还有像韩淑珍《画香楼稿》中《金氏节孝诗》序云：“道光壬寅（1842）五月，英夷寇宝山，分道陷上海、镇江，复竄入江宁。”（《名媛诗话》续集上）[1]575后金氏一门遇盗投江而死。沈善宝评道：“余闻英夷入侵，大江南北盗贼因之蜂起，百姓流离，其中死节、死难者甚重。”（《名媛诗话》续集上）[1]575直见英军入侵带给国人的苦难。此外沈善宝在写好友温润清时，较详细地记录了她在壬寅年（1842）随宦自京赴黔途中“以夷警迁避和州……而夷警日逼，江南北皆震恐。向之避和者又纷纷他徙”。（《名媛诗话》卷七）[1]468最后温润清因旅途劳累，烽火惊忧客死舟中。作者记叙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北京作为清时都城，政治、文化中心，无疑为沈善宝的才华提供了更大的施展舞台和空间。她一生中最著名的文学活动和成就便出自其北京时期。北京，开阔了她的视野闻见，拉近了时事政治，增加了她和各地才媛的交流机会，也扩大了这位传奇女诗人的知名度，将她推向闺阁领袖、吟坛宗主的地位。完全可以说北京成就了沈善宝。北京相对于沈善宝就不仅是个地域空间上简单概念，而是体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坐标所在。同时，沈善宝的北京时期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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