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莉
自17世纪末以来，众多的中文书籍被旅居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译为法文或其他欧洲语言。在所有这些译著中，多数为哲学与历史类图书。在整个18世纪，仅有两部中国小说被译为法语。第一部是由中国人黄嘉略（Arcade Huang，1679—1716）①根据许明龙先生的考证，黄嘉略本名黄日升，因学界已接受其教名“嘉略”，故不再改动。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翻译的《玉娇梨》，他在旅居法国期间，成为法国汉学家弗雷莱（Nicolas Fréret，1688—1749）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重要通信联系人。不过，他仅翻译了几个篇章，便因弗雷莱的劝告而搁笔。②据许明龙先生的研究，黄嘉略“刚刚译完第三回，弗雷莱就发现这部小说单调沉闷，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书中的几位文人除了游园赏花，就是吟诗唱和，根本不可能引起法国读者的兴趣，于是建议黄嘉略停止翻译，免得浪费时间和精力”（《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126—127页）。《玉娇梨》的完整译本出现于19世纪，先后由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翻译，分别出版于1826年和1864年。该译文的手稿现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另一部被译为法文的小说是《好逑传》，成书于明末清初，并广为流传。小说由“名教中人”编次。《好逑传》是18世纪被完整翻译为法文并在法国出版的唯一一部中国小说。然而，该书并不是由中文译为法文，而是根据英文版转译的。
该小说英文版由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编辑，并于1761年在伦敦出版，但译者姓名并未在图书扉页予以注明，仅用三个星号代替。在前言中，珀西对该文本的来源做出了简要说明：“以下译文的手稿是在一位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员工的文件资料中找到的，这位员工在广东待了很长时间。”③Thomas Percy, “Préface,” Hau-Kiou-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Traduite de l’anglois, par M***. Lyon: Chez Benoit Duplain,1766, tome 1, p. i.随后，他在脚注中补充道：“手稿写于1719年，这是他旅居中国的最后一年。他死于1736年。”④Ibid.
从编者所写序言中，我们得知《好逑传》于18世纪初被译为英文，译者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懂中文，且能进行中文图书的翻译。但这位译者究竟是谁？直至译著出版数年后，珀西才发出声明：是一位名叫杰姆斯·威金森（James Wilkinson）的译者翻译了该小说。①范存忠：《珀西的〈好逑传〉及其它》，《外国语》1989年第5期，第42页。
该译本由四卷组成，前三卷为英文，最后一卷原为葡萄牙文，后由编者珀西将其译为英文，于1761年完整出版。很快，法文版、德文版与荷兰文版相继问世。②谭渊：《〈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第48页。
《好逑传》的法文版由马克 - 安东尼·鄂都（Marc-Antoine Eidous，1724—1790）翻译，于1766年在里昂出版。除英译本开头的题词与文后的索引之外，鄂都几乎翻译了英文译本中的所有篇章。法译本同英译本一样，由四卷组成，除小说的翻译之外，还包括一出中国戏曲的情节概要、中国谚语合集与中国诗词节选。除针对译文所添加的个别注释之外，鄂都没有为译本增添其他内容。序言与“告读者”均出自珀西之手。
尽管18世纪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并未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好逑传》这部中国小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好逑传》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全然不受关注。恰恰相反，这部作品在法国传播颇广，因为连声称自己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历史学家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它。③Gabriel Bonnot de Mably, Doutes proposés auх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La Haye: Chez Nyon et Veuve Durand, 1768, p. 151.此外，《好逑传》法译本与英译本问世后，法国的许多文学期刊为其撰写书评。在《科学与艺术丛刊》（В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х-arts）、《百科全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欧洲文学报》（Gazette littéraire de l’Europe）、《文学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与《学者报，兼法国与英国最佳刊物节选》（Journal des savants, avec des eхtraits）（以下简称“《学者报节选》”）中，共有6篇谈及该小说的文章，其中书评3篇，最新出版物信息1篇，涉及其他主题的文章2篇。《科学与艺术丛刊》中的出版物信息与《百科全书报》中的书评是根据1761年英译本而写，其余文章则以1766年的法译本为文本依据。
《好逑传》在伦敦出版时曾引发许多文人关于其真实性的质疑，④范存忠：《珀西的〈好逑传〉及其它》，第42页。然而在这些法国刊物中，期刊编者却毫无例外地认为《好逑传》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此处“真正的”是指这部文学作品并非如克莱特（Thomas-Simon Gueullette，1683—1766）的《达官冯皇奇遇记：中国故事》（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 chinois，1723）或阿尔让斯侯爵（Boyer d’Argens，1704—1771）的《中国信札》（Lettres chinoises，1740）一样，是由欧洲作家写作的中国题材作品，《好逑传》是由中国文人写作的中国故事。
1761年，《科学与艺术丛刊》发表了来自英国的《文学新闻》（“Nouvelles littéraires”），其中简短地提及《好逑传》：“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部真正的中国作品。我们相信其真实性……”⑤“Nouvelles littéraires. Grande-Bretagne,” В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et des beauх-arts, par Chais et de Joncourt. La Haye: Gosse,1761, tome 16, première partie, p. 464.
1770年的《学者报节选》中写道：“我们在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中看到……”⑥“Neuvième lettre. S’opposer aux progrès du mal,” Journal des savants, avec des eхtraits des meilleurs journauх de France et d’Angleterre. Amsterdam, août 1770, p. 239.
《欧洲文学报》的编者持同样观点：“这部作品具有真正的中国作品所拥有的一切特点。”⑦“Extrait de Hau-Kiou-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Gazette littéraire de l’Europe 2. Amsterdam, sep 1767, p. 133.
格里姆（Friedrich Melchior Grimm，1723—1807）在1766年的《文学通信》中写道：“刚刚出现了一本完整的中国小说，具有一切真实的特点。”①Grimm, “De la Chine et des Chinois à propos des voyages d’Anson et de John Bell et d’un roman Hau Kiou Choan, traduit du chinois en anglais et de l’anglais par Eidous,”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par Grimm, etc., publiée en manuscrit de 1753 à 1793, éd. Tourneux. Paris: Garnier, 1877, t. vii, p. 116.
《好逑传》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故事。男主人公铁中玉，集诚实、正直、勇敢、正义于一身。女主人公水冰心，美丽忠贞、冰雪聪明，纨绔子弟过其祖垂涎其美色，决意不计代价娶回府中，水冰心数次识破其诡计并成功逃脱。当过其祖假传圣旨，将水冰心骗至府外，意欲拦路抢亲时，恰逢铁中玉路过，救下水冰心。此后，二人又多次联手挫败过其祖的阴谋。最终，文中小人遭到严惩，水冰心与铁中玉终成眷属。
不同刊物对小说情节的概括各不相同，《文学通信》仅仅介绍了小说的三位主人公铁中玉、水冰心与过其祖，之后便转入对小说的主观评价。②《文学通信》中对小说主人公的介绍如下：“匡扶正义的铁中玉算是个中国的堂吉诃德，您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式的英雄主义是什么样子；
小说的女主人公水冰心是个迷人的姑娘，除了贞洁等女性特有的美德之外，她还有着聪慧、狡黠的一面，我不会责备过其祖疯狂地爱慕、追求她，但他不该为得到水冰心而不择手段。”（Ibid., p. 117.）最忠实于原文情节的概述当属《欧洲文学报》中的书评，其对小说内容的概述按照故事情节展开的顺序进行，在谈及某位主人公时先评其人，后述其事，时而夹杂个人评论。比如，小说第四回“过公子痴心捉月”中，过其祖趁水冰心前往南庄母亲坟上祭扫之时，安排家仆伺机而动，意欲强娶，不料被水冰心识破，巧施妙计在轿中放入石块，自己逃脱。书评作者写道：“这种机巧似乎是中国人最欣赏的事情之一。”与前两份刊物相比，《百科全书报》的概述则不尽全面：“这部中国小说的情节与大部分同类图书的情节类似。一位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贵公子，热烈地爱着一位美丽迷人的少女。他的爱情之途因一位强大对手的介入而变得坎坷。我们在文中可看到奇遇、打斗、赌气、和解，最后，坚贞的爱人终成眷属。”③“Hau Kiou Choaan; Оr, The Pleasing History,”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Liège, fév 1762, tome II, Première Partie, p. 102.
这样的介绍很容易使欧洲读者联想到爱情小说。事实上，这部作品虽可划入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但主要情节与同类小说有所不同，侠义之情胜过男女之爱，又被归为“世情小说”或“风俗小说”。且根据编者“名教中人”这一笔名及其所写序言，亦可看出该书重在教化以正民风。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再版《好逑传》时在前言中所写：“《叙》中所反映的‘德流荇菜，方享人生之福；
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以及落款中暗喻‘宣化’‘维风’‘好德’，与书中一再宣扬的‘名教’，息息相关。”④（清）名教中人：《好逑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页。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自始至终未有一言涉及男女之爱，他们最终的结合也是其美德的见证。正如《欧洲文学报》的编者所指出的那样：“很显然，中国的男女大防禁绝了那些男女献媚或表达强烈爱意的言语。”⑤“Extrait de Hau-Kiou-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op. cit., p. 135.《好逑传》中真正的恋爱情节自然不如《百科全书报》的概括博人眼球，后者的情节概述方式更多地是为吸引法国读者的眼光。
不论叙述故事情节的方式如何，法国期刊编者对故事的一致评价为：平淡、乏味。《科学与艺术丛刊》的编者说：“我们一边读这本小说，一边打着哈欠。”⑥“Nouvelles littéraires. Grande-Bretagne,” op. cit., p. 464.在《百科全书报》中，我们可以读到类似的评论：“这就是本书的深意所在：它不饰细节描写；
对于我们来说，它所具有的价值大概仅仅是作为一本中国小说的独特性了。”⑦“Hau-Kiou-Choaan; Оr, The Pleasing History,” op. cit., p. 102.格里姆于1766年写道：“这本小说极有意义。这当然不是因为它的文采，因为压根儿就没有。”⑧Grimm, op. cit., pp. 116-117.
《好逑传》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艺术价值在于它不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它“惟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这部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色是通过情节的展开生动地刻画了水冰心、铁中玉等人的侠义性格，但正如宋常立在《试论〈好逑传〉》中所指出的，这部小说的一大缺点便是后文情节对话中所夹杂的大量封建道德的说教，弱化了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的优势，使文本较为平淡、乏味。①宋常立：《试论〈好逑传〉》，《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第232—242页。《好逑传》中男女主人公含而不露的感情，以及说教大于诉情的写作手法，注定了这部小说难以在情感上打动西方读者。正如《百科全书报》在《好逑传》书评末尾所总结的那样：“《好逑传》不能取悦我们欧洲的女士们，因为她们无法在其中找到一部法国小说所具有的个性与活力……”②“Hau-Kiou-Choaan; Оr, The Pleasing History,” op. cit., p. 109.
《好逑传》留给法国读者“平淡、乏味”的印象固然离不开这部小说本身艺术创作方面的特点与不足，但译者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好逑传》给予法国文学期刊作者的平庸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小说的翻译与编辑。威金森将这部小说的译介当作语言翻译练习来做，甚或从未想过要将其出版。③Percy, “Préface,” op. cit., p. xvj.他几乎删除了每章开头的所有诗词，正文的翻译也并不总是准确无误。有学者指出，威金森断句能力有限，因此译文中的情节叙述与原文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④范存忠：《珀西的〈好逑传〉及其它》，第43页。此外，为避免欧洲读者生厌，珀西擅自将原稿中大段涉及德行的讨论予以删减。《好逑传》法语译文的不足也为部分法国文人所指出，格里姆在《文学通信》中便说“鄂都先生用极为拙劣的法语将这部小说翻译过来”⑤Grimm, op. cit., p. 116.。《好逑传》的西传，经过威金森并不完善的英译、珀西的删改以及鄂都拙劣的法译，导致小说的法译本平庸至极，不仅情节的叙述时有错误出现，而且无法恰当传递原文的文辞。
法国文人对《好逑传》艺术价值的贬低与17世纪以来在法国所流传的对于中国的溢美之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小说情节之平淡、叙事之乏味，期刊编者们倾向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文艺几乎未得到发展”，“中国作者在表情达意方面没有丝毫力度，思想方面无任何精妙之处，措辞方面无任何变化”。⑥“Hau-Kiou-Choaan; Оr, The Pleasing History,” op. cit., pp. 102-103.应当承认，《好逑传》并不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杰作，鲁迅先生曾说此书在海外的名气甚至大于国内。然而，该书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列入“十才子书”，说明此书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且在同时期文学作品中质量已属上乘。
法国文人对《好逑传》美学价值的判断以法译本或英译本为主要依据，受译文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影响较大。而以《好逑传》为出发点对中国文学、文艺进行总体评价则显得过于武断。首先，18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纯文学作品极少，由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s de la Chine，1735）中仅收录了《赵氏孤儿》的节译、《诗经》以及《今古奇观》中的部分篇章，且其中对中国文学的介绍不够全面，仅涉及诗词、史书以及短篇故事。期刊作者对中国小说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概括与总结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对中国文学缺乏深入了解。
此外，欧洲文人在评价《好逑传》时，不可避免地以欧洲标准进行评判。《百科全书报》的书评作者写道：“文学艺术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发展；
……这个民族……没有优秀的作家；
他们不懂文风的修饰，不懂华丽词章的优雅，不懂说服的艺术……”⑦Ibid.短短几句评价表明作者在评价中国文学时并未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文风修辞”“华丽词章”“说服艺术”明显是欧洲古典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也致使他们对《好逑传》美学价值的评判有失偏颇。
尽管在期刊作者眼中，中国小说的叙事与文采几无可取之处，但他们却认可《好逑传》的重要价值，因为这部小说通过原文情节的铺陈与珀西所添加的注释，展示了一幅相对真实的中国社会图景。《欧洲文学报》的撰稿人在书评中写道：“……它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中国风俗画卷；
珀西为小说所添加的丰富的注释以及逸闻趣事令这部作品尤为珍贵，这些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简史。”①“Extrait de Hau-Kiou-Choaan, Histoire chinoise,” op. cit., pp. 135-136.在这篇长达23页的书评中，涉及中国风俗的注释引用便达20页之多。
法国文人眼中这幅相对真实的中国画卷不仅给了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中国习俗的机会，也引发了对在法国广泛流传的“中国幻景”与“中国热”的深入思考。在《文学通信》中，格里姆根据安森（George Anson，1697—1762）游记、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游记以及小说《好逑传》写了一篇《谈谈中国与中国人》（“De la Chine et des Chinois à propos des voyages d’Anson et de John Bell et d’un romanHau Kiou Choan, traduit du chinois en anglais et de l’anglais par Eidous”），文中首先谈及同时代法国较为极端的“中国热”现象，格里姆以两位英国人的游记为基础，提出：因传教士或冒险家的见闻不完全可靠，因此人们应采取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来看待那些远方的文明。他认为：“为了能够核实有关中国的一些情况，在无法亲眼看到并予以检验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拥有更多的该民族的文学作品。”②Grimm, op. cit., p. 116.《好逑传》恰好为格里姆深入了解中国及其百姓打开了一个窗口。
格里姆撰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介绍小说故事本身，在简单介绍了两位主角后，他未叙述故事情节，便总结道：“……当您读过此书，您再行断定中国政府之仁爱以及中国风俗之高尚吧，您会懂得，我们这些可怜的欧洲同胞是否该容忍别人将这样的人视作我们的榜样。”③Ibid., p. 117.
格里姆的话既是建议，也是结论，其中流露出他对中国的看法：较之于耶稣会传教士必然美化过的中国形象，这部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刻画更为可信。小说中的描述也大体印证了他对这个所谓的“智慧民族”的质疑。尽管在他看来，这部小说的翻译质量令人不敢恭维，④“鄂都先生刚刚用极为拙劣的法语，就像他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这部小说翻译过来。”Ibid., p. 116.小说本身大概也平淡乏味，但这仍然不妨碍人们透过小说看清中国的社会风俗。他在文中写道：“……不论书籍优劣，对于认识一国的风俗与公众精神而言，他们相差无几。”⑤Ibid., p. 117.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也引《好逑传》为例，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在其1772年为《文学通信》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中国人》（“Sur les Chinois”）的文章中，他写道：“如果中国小说所刻画的中国人性格相对真实，那么在中国，唯一的司法便是正直，官员是最大的骗子，法官是世上最不公正的法官。”⑥Diderot, Fragments politiques échappés du portefeuille d’un philosophe. éd. Gianluigi Goggi. Paris: Hermann, 2011, p. 157. 此文最初于1772年发表于《文学通信》中，但Tourneux主编的版本中并未收录。
历史学家马布利于1768年发表了《向经济学家 - 哲学家提出的关于〈政治社会的自然与根本秩序〉的质疑》（Doutes proposés auх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全书由10封书信组成，其中第四、第五封信专门针对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所写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e”）一文。尽管对中国并无多少了解，马布利依然在文中提到了《好逑传》，并写道：“不久前，新出了一部中国小说；
书中大概是描写了中华民族的风俗，有人向我保证说里面讲的只不过是官员的贪污舞弊与种种见不得光的卑劣行径。我很容易相信这些……”⑦Mably, op. cit., p. 151.
小说中所呈现的中国官场与社会的阴暗面，连同小说艺术创作方面的不足，引发了部分期刊作者对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的质疑。《百科全书报》的编者在《好逑传》书评中，试图解释中国人才华平平的原因：“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人才能方面的平庸来源于这种卑下的畏惧，源于对新事物的敬而远之，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①“Hau-Kiou-Choaan; Оr, The Pleasing History,” op. cit., p. 103.
《百科全书报》采纳了珀西在序言中的观点，认为阻止中国科学文艺进步的主要原因是“卑下的畏惧”。这一对“畏惧”的批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孟德斯鸠的观点——“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度，其基本原则是恐惧。”②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éd. R. Derathé. Paris: Garnier Frères, 1973, t. I, p. 140.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1763年的《百科全书报》中：
许多人将中国百姓看作成群的奴才，个别作者说他们仅仅因为畏惧而服从。旅行者们［指耶稣会士］反而声称所有中国百姓只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谨慎、开明、灵巧，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一位帝王，这位帝王手下的臣子爱着百姓。这些旅行者极有可能被蒙蔽了，或者是他们在刻意欺骗我们。③“Anecdote sur le tribunal historique de la Chine,”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1763, tome II, Deuxième Partie, pp. 115-116.
文学期刊作者以及其他作家、思想家对中国风俗的质疑、批判，以及进而对中国政体是否优越的质疑，都说明他们相信《好逑传》中所展现的中国社会境况。这种信任恰好与法国文人学者对《好逑传》这部中国小说真实性的认可相呼应。他们因相信小说确为中国人所写，而倾向于相信书中呈现的社会风俗。此外，18世纪在欧洲出版的介绍或描写中国的书籍大多出自西方传教士或旅居中国的商人之手，他们虽曾在中国长期居住或短暂旅居，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了解有一定局限，正如珀西在《好逑传》英译本序言中所写：“当这些作家们致力于详细描写他们的性格时，因缺失了生命、精神与表情，他们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毫无生气的画面。要形成正确的观点，就得看到目标物行动”④Percy, “Préface,” op. cit., pp. x-xj.，“只有土生土长的本国人才能了解他们风俗的全部体系”⑤Ibid., p. xiij.。而且，由于传教需要、自身立场、在中国的优厚待遇或不公遭遇，都导致传教士或商人对中国形象的描绘难以做到非常客观。虽然除传教士与商人的游记、书信之外，18世纪的法国还有大量的中国典籍的法译本，但他们提供的更多是对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解，书中理论性的箴言以及史实偏多，而基本不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因此，《好逑传》在展现中国民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作为第一部完整译为法语且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小说，《好逑传》使18世纪法国文人学者得到了了解中国叙事文学与写作方式的机会。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风俗的了解，他们看到了一个由中国文人描绘的中国社会，这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好逑传》在法国学界所引发的思考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中国作者的小说创作手法与叙事方式；
其二，小说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与风俗。小说叙事的平淡、译文的粗糙以及法国受众的审美使法国文人得出了中国文人无才华、无思想，中国文学几乎未曾发展等结论。故事情节的展开，铁中玉和水冰心的经历，以及书中个别人物的作恶多端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民风腐化堕落的一面。他们对《好逑传》价值的估量，对小说的欣赏或批评，以及对中国民风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与珀西出版此书时所写的序言有一定关系。正是珀西建议通过《好逑传》发现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手法以及中国的民风习俗，也是他以西方审美标准，指出这部小说在叙事与文采方面的不足，并予以批判，进而将其归咎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对文人思想的压制。他在序言中写道：
他［指珀西自己］出版此书的意图并不是要别人欣赏此书的创作，而是将其当作中国文学的样品，请专业的批评家们去决定它的价值。读者还应该在未来的某一天，将此书作为中国人风俗的忠实画卷，这一庞大民族的家族与政治管理都得到了恰当而准确的展现。这一切只有中国当地人能够真正地了解。①Percy, “Préface,” op. cit., p. ix.
除此之外，珀西还非常重视小说中宣称或表现出的道德准则，他编辑出版《好逑传》的目的之一与名教中人编次该书的目的有相合之处。正如他在英译本题词中所说：“若此书没有道德上的倾向，没有鼓励美德、挫败罪恶的意图，我就不该向夫人您推荐。”②Thomas Percy, “Dedication,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Countess of Sussex,” Hau-Kiou-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Vol. 1, 1761, pp. i-ij.很显然，该小说英译本的出版有淳化当时英国社会风俗、批判诲淫诲盗的小说、推崇小说道德价值的目的。
然而，《好逑传》的道德价值却几乎被法国文人所忽视，他们更看重英译本封面上所指出的知识价值。封面上印有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一句话：“了解中国最好的途径是通过中国自身进行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信，在了解这个民族的天分与风俗方面不会出错。杜赫德，第二卷，第258页。”③Ibid., page de titre. 这句题词仅出现在英译本封面上，法译本封面并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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