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璟 周红莉
在党的百年征程中，我们通过不断地尝试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报纸在这段征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本研究从整体化考量出发，以《人民日报》 自1947年到2022年的新年献词为研究对象，探寻其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主张，将我党的办报实践作为我党执政理念的发展轨迹并围绕以上研究目的对此展开政治修辞分析。
（一）运动主张的前提：从消除阶级矛盾到聚焦经济需求
修辞是通过创造话语来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话语产生的原因是特定情境的需要。[1]“修辞话语因修辞情景而产生”[2]。修辞情景是修辞话语产生的基础， 表明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修辞行为的根本动机， 通过政治行为主体对所面临的客观现实的再造和命名， 这种具象化的表达使得政治行为合法化过程变得易于接受和理解。换言之，修辞情境是对修辞行为所处背景的重现，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3]自1947年至今，《人民日报》 新年献词的修辞行为经历了不同历史背景的逻辑演变， 报纸将修辞情境呈现放在了新年献词最重要的位置， 从早期的阶级矛盾， 到现在的经济需求， 这些都成为触发各个时期不一样修辞行为的逻辑起点。
在《人民日报》早期各种新年献词的论述中，阶级矛盾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形势。在早期新年献词中，一般用“敌人”“侵略”“反动”“帝国主义” 等词汇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当时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和修辞出现的背景。
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消除， 以及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秩序，随之而来需要对其所归属的话语体系、传播策略进行相应调整。消除贫困与经济发展需求成为新世纪的修辞逻辑起点。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成为人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我们所面临的情境是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是经济体制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亟须改革。在1997年的新年献词[4]里用“攻坚”将经济体制改革隐喻为人民群众战斗的对象，“攻” 字呈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程度，需要团结一致。二是国际局势， 新世纪的新年献词几乎都将国际局势列为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主要根源。利用持久战、挑战、磨难等词语来表述激烈的国际竞争，如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明显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困难”[5]，国际形势在新世纪的新年献词中出现频率非常之高，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总方略的科学性和一致性。三是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承认了新时期较之旧时期的巨大进步性。如2014年新年献词中“经过几代人浴血奋战和艰苦打拼，今天的中国才重新回到一个较为有利的起点，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6]此类展现新时期进步性的修辞情境描述非常多，此类情境旨在提升人民群众面对新困境时的凝聚力， 告诉读者只要团结一致， 面对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成功。
（二）运动主张的要义：从启迪民智到改革发展
报纸在报道过程中， 一直需要将解码者放置在中心位置，也即读者。解码者的接受态度变化则伴随着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等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更改修辞情境是为更好地抵达解码者， 希冀解码者正向解码。根据分析发现，自1949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年献词的核心主张经历了从启迪民智到改革发展，启迪民智是《人民日报》早期办报的重要主张。例如在新年献词中认为要从根本意识上引导人民群众反对政治阴谋，还从理论、组织以及行动层面指导人民群众。同时还注重报纸与人民群众的共情互动。这种共情互动被称为“我们”，“让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巩固和扩大我们的胜利而勇敢地奋斗吧！ 我们的事业是先进的，正义的，是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7]这段献词将“我们”指涉人民群众以及全世界人民， 这样的词语建构牢固树立了人民群众在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主人翁角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智启发这一核心要义得以实现，如何凝聚民智，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成为这一情境下的旨归。此时的改革发展主要体现在民族复兴、任务导向、党带民动这三个方面。“要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唯有改革一途”“倒退回去，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旧躯壳中，只能使中华民族重归贫弱，难以振兴”。任务导向是对不同时期、阶段的改革内容进行细分和拆解，着重回答“是什么” 问题， 在新年献词的题目表述中最为突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让今天的改革为明天铺路”等。党带民动即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投入到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回答“怎么做”问题。“我们搞改革，无论是搞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搞政治体制改革，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8]“广大群众追随党、拥护党、监督党、鞭策党，团结一心克时艰”。[9]
构建完修辞情境， 政治修辞对象的情绪已经被调动，政治主体在成功获得其情感支持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对“自我”身份进行阐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社会运动以及伴随社会运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从报纸发起那一刻就深入民心， 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而运动主张也不是凭空出现，恰恰是因为合理的修辞需求得以出现， 被赋予了功能性和目标化的需求。比如利用反问句、祈使句等方式达到说服目的，也就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过修辞的助力，产生更好的说服效果，以达到运动目标的有效实现。归纳起来，实则为以政治语言为载体，通过信息的交流和传递进行说服， 并提供政治主体身份的理论依据，从而证明政治主体统治的正当性，将自己的价值观与理论规范转换为社会共识， 使主客体双方的矛盾和利益一致化，最终实现政治权利的合法化。
（一）身份转换：从被压迫的底层人民到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初期，修辞风格较为激进，传递出人民是处于被压迫的底层， 只有将启发民智和改革的任务与每一个中国人相关联， 才能真正实现 “站起来”的民族夙愿。
在新时期， 改革发展这一运动主张的核心要义需要落到了每个人身上，“刚刚过去的2014年，亿万中华儿女在经济新常态下激扬中国梦，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崭新答卷”。[10]将国家的改革发展隐喻为家庭关系中的“携手共进”，人民群众成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儿女，国家发展实则为“家庭进步”，在这样的情感逻辑下延伸出来的“共同富裕”具有了合法性，人民群众真正具有了主人翁地位。同时，将“梦想”与“中国梦”相联接，建构同质话语，在共同梦想的情境下，“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将这些美好的期待化为现实，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辛勤付出”。[11]将国家发展的梦想具体到人民群众的小康梦， 赋予教育、工作等具体情境中具体的“中国梦”实践，从目标上给予了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
（二）扩大主体范畴：“共同体”建构
通过分析发现， 运动的发起者尽可能将运动者的参与范畴扩大， 同时这种参与范畴远远超出运动发起者本身的阶级立场。比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为了捍卫国家权益、维护世界和平所进行的各种运动，用“儿女”“工友”“农友”尽可能地将所有能够囊括的力量纳入阵营。同时，突出“共同体”。《人民日报》新年献词就“我们是谁”“我们的路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任务”以及“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不同”等基本问题的描述，构建了完整的身份逻辑，并将这种“自我”身份与公众共享，建立看待不同问题的统一视角。接下来政治行为主体需要对其观点的合理性进行深度阐释和劝说， 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够实现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 从而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支持。
另外， 在新年献词中还明确提出民众参与运动的根本指向。比如党的十八大以后，将“我们”“自己”与“中国梦”相关联，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如“13 亿人拥抱属于自己的‘中国梦’”“中国人用自己的汗水，浇筑起通往中国梦的路基”“但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信心”。同时通过抚慰与刺激受众情绪的途径赋予这种政治联结以激情，文本中排比、重复、强调等修辞手法的使用，激励受众置身于政治主体构建的修辞情境中，支持修辞主体的事业、实现其政治说服的目的。
从思想层面的“梦想”到实际行动上的“奋斗”，此时， 民族复兴的传播到了最重要的一步。具体来说，“梦想”是为改革发展的主张找到立足点。从新年献词的政治修辞话语描述中可以发现政治主体为梦想提供路径，而真正拥有梦想、创造梦想、实现梦想的行动主体则是广大人民群众，每个人都在为梦想奋斗中实现自我。新年献词在对于“梦想”到“改革”的具体论述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明确“梦想”作为改革的精神导向。通过报刊文本对“梦想”的构建，勾勒出可供想象、有能力追求的目标，激励民众不断地改造和超越现实。二是“梦想”为改革积蓄力量。“梦想”作为同一指向的目标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而这种共识为中国改革进程提供了动力。“梦想”被认为是“奋斗”的前提，而人民的“梦想”则涉及国家改革发展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平凡的梦想汇聚起来，便是个人的命运、社会的脉动、国家的方向”，更是对应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奋斗”即强调人民要立即行动起来，其主要指向“发展”的主张。在两者的关系搭建上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强调上下一心的凝聚力，如“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揭示在整个奋斗发展的征程中，党和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为了实现共享的政治前景而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其次，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和精神。文本中 “顽强奋斗”“艰苦奋斗”“团结奋斗”“英勇奋斗”“努力奋斗” 等词组的强调，确立了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的精神指引。同时，对于奋斗目标的分级则给予了清晰的路线指引， 如大到百年奋斗目标，小到本年度本阶段的发展目标。最后，奋斗是实现发展的最终方式。如提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时指出，“这不是一条平坦大道， 必须长期艰苦奋斗，需要全民族奋斗，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奋斗”，并且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是奋斗史，既有“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英勇奋斗”也有“改革和建设的艰苦奋斗”。而“新时代的新辉煌”也只有靠“奋斗”才能创造和实现。
本文从《人民日报》新年献词的语言修辞视角，试图从两个层面进行回应， 一是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二是如何实现这些主张。在《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中，随着不同的修辞情境，提出了不同的修辞主张。办报早期在阶级矛盾这一修辞情境下提出启发民智的运动主张，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矛盾的修辞情境下提出改革发展的运动主张。与此同时，运动参与者认为各个时期运动主张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媒体对修辞情境建构，更主要的是依靠人民群众思想层面的“梦想”和实际行动的“奋斗”，前者是对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待与展望，后者则落脚到当下具体的行动中去。
在运动修辞的视角下可以看到《人民日报》新年献词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从早期报纸的分析来看，编辑会花费大量笔墨来渲染情境， 包括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其次，能够达到效能最大化。在这里，报纸利用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诉诸信誉，也就是让受众感知到传播者是在为其着想。启发民智和改革发展是人民群众的自身需求，并非集体化、功利化。而为梦想奋斗并非为了他者，而是为了人民群众自身。最后，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新时期，《人民日报》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维护群众利益，人民当家作主，彰显人民的报刊这一核心要义，也为新年献词的修辞逻辑找到了立足点，即“改革”与“发展”是属于人民的集体诉求，“梦想”与“奋斗”不仅仅关乎国家，更关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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