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Silver Thiago Silva Patrick Adler 著 庞亚婷 译
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城乡变革引发了场景及其研究的深度变革。本文阐述了场景变化研究的多模型分析方法，即场景变化的“4D”模型：发展模式、分化模式、扩散模式和防御模式。各模式基于自身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传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场景变化过程。在总结美国场景及舒适物主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变化模式的数据和分析得到了场景变化的初步结论。本文旨在提出场景演进模式研究的新路径，通过清晰的研究案例和研究方向说明思考和数据收集的方法，论证导致场景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其发生的原因何在，以及变化将朝向何方。
全球城市和社群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催生了社会研究的场景视角［1］［2］［3］，尽管变化的具体形式和速度各有不同，但其主题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化和消费重要性的持续上升，舒适物在定义城市和社区的意义、机会和价值方面的作用亦与日俱增［4］［5］［6］。市场更多地倾向于为消费者提供休闲服务，而美学和设计也渗透到了几乎所有产品的方方面面。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在内的多元文化消费都在持续发展［7］（P343-366）。人们对居住地、邻里关系的选择与公园、餐厅、咖啡厅、娱乐场馆、运动场所、特色商店等文化舒适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家办公方式的转变也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为个人及家庭带来了新的自由，人们可以根据一个地方能够为其提供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住所的选择，并拥有了除周末和夜晚活动之外、从新的有利角度去重新想象自己社区的机会。因此，作为冲突、争论、认同和组织的目标和焦点，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于生活方式问题［8］［9］。场景研究者的众多论著及相关工作记录了全球许多城市在这些方面的变化［10］［11］［12］［13］［14］［15］［16］［17］。
我们与国际合作者在广泛的对话中发展了场景理论，并使这些研究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清晰易懂。一般而言，场景理论认为，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和社群最好的描述方式是场景而非景观，包括：物理环境与美学（如建筑、绿化等）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整体风格和场景，居住和工作场所及经常出入于其中的人们（包括其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人们所参加的活动（例如在公园中吹萨克斯或跳舞、在咖啡店喝咖啡、打理公共花园等），以及这些活动所激发的价值和象征意义（如自我表达、地方真实性、社区睦邻性及华丽戏剧性）。
尽管我们和其他学者曾在多处具体阐释过这些想法［18］［19］［20］，其核心思想是统一的。我们将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如传统主义、族群、合法性或领袖魅力）、标准的地方量度（如种族构成、收入、年龄或选举）与较新的概念（如迷人、越轨、自我表达、戏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其目标并非要替代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而是进行新旧理论的叠加与组合，正如世界本身的变化也来自将新的或小的活动和价值融入过去的更大形制之中。
以往众多研究从通识的角度对场景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讨论。例如，认为“后工业”“消费社会”这样的概念指出了在工业主义或面向生产者的社会安排之外的“其他东西”，却并未对“其他东西”的具体指涉做出分析。因此，场景理论旨在通过概念界定、方法论和量化研究对所谓的“其他东西”做出实质和内容上的补足。场景理论认为，“后工业”或“消费社会”意指的“其他东西”不是一般的消费，而是具体的消费实践，它随着消费重要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精细化和专门化；
也不是在工厂和车间之外的通用理念，而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它着重分析设计、美学、消费、舒适物和场景显著性的增加对工作、居住以及政治重构产生的影响。
尽管场景的概念和研究诞生于对重要社会变革的学理分析，但在实践中却鲜有场景研究者去验证场景变化的原因和方式。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场景研究都是共时性的，他们试图在一个单一的时间点上对多个地方的场景类型进行描述。尽管一个地区的场景类型往往与当地经济、居住模式和政治取向的变化相联系，但在这类研究中，场景本身被假定为是相对稳定的［1］（P313-353）。这种为了使研究便捷化的稳定性假设是根据以下理由提出的：首先，场景理论发展早期的数据可及性。当时，舒适物数据很难得到，且一般为时点数据（对时段数据的汇总往往费时费力）。其次，随着数据和相关概念的量级增长，结合手头的基础同步数据和地域间差异数据，我们倾向于确证特定区域的场景，并使得不同区域间具有可比性。尽管在人群、区域、活动、价值和他们的子集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其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场景研究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而克拉克（Terry Clark）则在更早时期就开始了对果汁吧和剧团等舒适物的城市发展潜力研究［21］（P357-378）。此类研究都证明，目前已经可以获取较长时序的关键数据集，而其中部分数据也将用于下文对场景变化模型的研究。虽然这些数据并未达到传统经济学意义上对时间序列的要求，但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对后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仍处于不断积累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初级阶段。因此，本文迈出了场景变化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并结合数据和例证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们在研究中努力避免将场景的变化降至单一维度，而是去寻求多维交叠的变化过程。根据现有场景理论研究，我们试图建立能够解释以下问题的模型：为什么地方（如物理环境、舒适物的构成与设计）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那里的人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他们的活动会发生变化？以及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幸运的是，在社会学及相关研究中有丰富的变化理论成果可供借鉴；
与我们的一些研究相类似，我们不一定要做全新的研究。但是，当把各种变化理论相互结合并佐以恰当的数据时，就为变化研究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整体视角，这与我们进行场景静态化研究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方法是统一的。
我们在下文阐述了场景变化多元路径的基本原理，即场景变化的“4D”模型：发展模式（development）、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防御模式（defense）和扩散模式（diffusion）。在分析美国场景和舒适物主流趋势的基础上，我们阐述了每种变化模式的核心概念，并分析了各模型的数据和方法实证研究方式，主要目的是指出场景如何变化及为何变化的潜在研究方向，且对推进场景变化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类型提出了建议。
在《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1］（下文简称《场景》）和其他论著中，我们主要依据时点数据进行研究，首尔咖啡馆数量的增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对“邮政编码商业模式”数据库（在《场景》中被译为BIZZIP）的数字化和年度报告的公开，绘制数百种机构的总体轨迹成为可能，而其中许多机构在定义当地场景方面具有明显的文化意义。
图1显示了1998-2016年特定舒适物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以及美国平均水平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纽约的艺术品经销机构急剧增长，与全国其他地方缓慢而稳定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全美国范围内的美术学校数量大幅增长，美容用品店和美甲店数量也在美国各地迅速增加。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餐厅的平均数量增加超过2倍。家居和园林设计机构快速增长，全国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景观服务机构从4个增加到5.5个，而这类机构在芝加哥则增加到超过8个。与儿童和家庭有关的舒适物数量（具体表现为日托中心和家庭服装店）也涨势明显。尽管宗教组织目前出现世俗化趋势，但其数量在包括纽约在内的城市中仍稳步增长。独立艺术家和人权组织在洛杉矶急剧增加，而社会倡导组织则主要集聚于纽约和芝加哥。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文化、美学、设计、教育、体育、娱乐等领域的设施和活动在美国社区中的规模持续扩大充实，在地景观也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场景。
图2进一步加入三个城市在特定场景维度的标准分变化趋势，以表示这些城市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得分。其核心信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这些场景标准分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总结150个舒适物变化的整体意义，而非图1中展现的少数舒适物。虽然个别舒适物的具体细节也很重要，但在场景测量中的综合意义变得更加明显。
第二，具体来说，无论是单独还是作为一个群体，图2均表现了三个城市在场景维度的连续性和变化趋势。尽管2010年后三个城市在自我表达的维度得分都增长迅速，其中洛杉矶在促进个人自我表达方面尤为突出［6］（P97-114）。此外，芝加哥在美国主要城市中以保持较强的睦邻性脱颖而出，而洛杉矶和纽约在该维度得分则有所下降。同时，三个城市的爱炫性和迷人性得分均有增长，其中纽约增幅最大，其迷人性得分于2007年后超过了洛杉矶。三个城市虽然在企业性维度的得分相对高于美国其他地区，但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得分总体下降，只有纽约的得分在2007年后出现了反弹。
图2 1998-2016年特定场景维度趋势图
场景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地图进行地理分布的可视化。以自我表达维度为例，图3显示了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1998-2016年在该维度的得分差异。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街区自我表达得分增速最快，在此期间艺术家大量涌入该区域；
同时，布鲁克林区的其他街区和曼哈顿上城在该维度的得分也增速较快。洛杉矶市中部地区是全城自我表达维度得分增速最快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回声公园和银湖区等新兴的艺术家街区。芝加哥市自我表达维度得分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较低，大部分发生于西环区、近北区、南环区附近，囊括了芝加哥的民族—种族社群。最大的增长出现在舒适物较少的小区域，这些区域新成立了一些美术和文化机构。
图3 1998-2016年三个大城市自我表达维度变化趋势地图
以上呈现的变化及其类似趋势因其可比性而具备了分析价值。如果不能将各城市的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我们将无法知道究竟看到了什么。上升、下降、高低、稳定和波动的意义都来自比较，除非有办法与他者进行共时性、与自者进行历时性比较，否则我们亦无法获知所面对的事物，这是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库利（Charles Cooley）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埃米尔·杜克海姆）所形成的社会学经典思想。因此，场景研究始终坚持收集数据并进行广泛比较的重要性，其目的并非仅关注于海量的数据，而是因为比较是智慧和自我理解的开端。绘制比较趋势图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在其基础上去构建变化模式。因此，我们不需要重新创造方法，而应是调整一般社会学变化模型以使其适应场景研究。以下几个模型为例，可分析其在关键的新旧场景数据上的应用。
（一）发展模式（Development）
场景变革的第一个核心模式是发展模式。这是将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简单概念。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认为，社会随着发展将打破传统主义和社群主义，而变得更加城市化、理性、富有魅力和自我表达。紧凑的小型社会和大城市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前者以深厚的传统性和强烈的睦邻性为标志，而后者则以大公司、科研中心、时尚和艺术机构为主导。
在滕尼斯之后，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学者沿袭了这一传统。马斯洛强调了个人发展将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呈现为线性路径，认为该路径从追求营养和个人安全等基本需求上升到社会需求（如陪伴和认同），最终在艺术、宗教等实践中满足自我实现的文化需求。英格尔哈特把类似理论应用到世界观调查的纵向跨国研究中，发现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安全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倾向于从“传统”价值观向侧重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
发展模式对场景的变化做出了直接预测。我们发现，当一个地区变得越来越发达（无论是财富还是教育层面），场景维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强调诸如传统或睦邻等社群价值转变为重视诸如迷人、理性和自我表达的城市场景价值。这就是滕尼斯—马斯洛—英格尔哈特定理（Tönnies-Maslow-Inglehart Theo-rem）：当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和行动能力扩大时，就会相应地产生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及场景转向。
我们使用与图1至图3相同时间序列的BIZZIP数据来检验这一命题。由于要将此数据与人口普查信息结合起来进行统计学分析，故不能像《场景》和其他研究中一样使用单年数据。我们可以使用固定效应分析来进行分析①现有很多关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介绍，其中通俗性总结见以下网页内容：https：//www.kellogg.northwestern.edu/faculty/dranove/htm/dranove/coursepages/Mgmt%20469/Fixed%20Effec ts%20Models.pdf。，这种分析方法的作用就在于它使得我们不仅可以分析不同邮政编码对应区域之间的场景差异，更可以去验证特定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的场景变化。如果仅有单点时间数据，那么只能进行区域间差异比较。虽然区域间比较可以传递很多内容，但它也可能带有误导性。例如，哪怕我们发现高等教育和自我表达型场景正相关，但仍无法确定这一相关是因为教育导致了自我表达的提升，还是由教育水平较好的区域内其他未知因素所导致的（可能是文明度较高的城市人既倾向于更高质量的教育也重视自我表达）。虽然我们可以尽可能收集潜在的“遗漏变量”（例如密度或与中央商业区的距离）的数据，但如“文明度”这类要素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固定效应分析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特定区域与自身进行历时性比较，而不是将芝加哥或纽约的中心城区与郊区小镇的社区相比，这意味着我们会研究每个邮政编码对应区域内人们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否会相应地带来区域自我表达、迷人或理性的增加。事实上，当每个区域都与自身形成对照组，不论是何种随时间推移而稳定下来的特征，哪怕像城市文明度那样无法测量，也都会作为带来偏差的遗漏变量而被排除。虽然像所有方法一样，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排除导致区域变化的遗漏变量），但它的确构成了一套更为缜密的方法来测度收入或教育水平提高对此类变化的影响。
表1显示了六个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结果。每个模型都验证了教育和收入对特定场景维度的影响：包括三个“城市”维度（自我表达、迷人的、理性的）和三个“社群”维度（传统主义、睦邻的、平等主义）。
表1 收入和教育水平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表1的结果明确佐证了滕尼斯—马斯洛—英格尔哈特定理。总体来看，当一个区域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后，该区域在自我表达、迷人的和理性的三个场景维度也将取得发展，同时，其社群维度的传统主义、睦邻和平等主义得分将会下降。本案例是一个简单模型，它只包含了少数几个变量，以使得结果更加直白；
如果增加更多的变量将会进一步强化这项分析②例如，我们曾尝试将种族作为控制变量，将其对应地加入教育和收入三年数据中的其中两年，发现最终结果并未发生改变。我们也计划在未来使用《场景》中提出的完整“核心”维度进行分析。。即便如此，这项研究仍对影响场景维度历时性变化的因素进行了首次也是极为严苛的测试。
（二）分化模式（Differentiation）
由滕尼斯、马斯洛和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发展模式在清晰性上是值得称道的，但也因简单化而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尽管“理性”与公共产品供给同步增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现代医学），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滕尼斯认为的多个可分析的特征性维度最终将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假设提出了批判。马斯洛和英格尔哈特也因其提出的线性趋势而受到了类似的批评，即总是从“传统”和“基础”的需求和价值向后物质的方向转变［22］（P421-434）。然而自我表达机会的增加不应该消除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形式（如传统宗教），而可能导致新平等主义、传统与创新组合的形成［23］。与其把这类批评当成摒弃发展模式的理由，不如说他们为该命题的补充和完善带来了机会，这些命题可以通过场景的方法和数据来进行验证。因此，以上分析说明了研究应该如何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无论哪种发展模式都倾向于研究社会、经济或心理变量（如收入和教育）与实质性的文化内容或价值（如自我表达、传统主义和理性）转变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变化的分化模式则注重以活动在模式或分布方面的结构性转变为特征。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中提出的经典变化模式。设想以下高度精简的场景：在某一时间，两个被河流隔开的小镇上各有一家面包店提供烘培服务，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
后来，河上建起小桥连接了两座小镇，这就提高了涂尔干提出的区域“动力密度”（dynamic density），而两家面包店此时也形成了竞争，二者或此消彼长，或进行精细化分工，使得我们现今拥有了一家纸杯蛋糕店和一家饼干店。这当然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例子，但其主旨却是清晰的，可称之为涂尔干理论（Durkheim thesis）：交流和互动会引发竞争，而竞争可以通过专业化来解决。当场景以此模式发生变化时，我们期望找到一种持续专业化的模式，而这种专业化与区域的动力密度正相关。
我们使用美国著名商户点评网站Yelp收集的数据来验证涂尔干理论。Yelp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六座城市（多伦多、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匹兹堡、夏洛特镇和凤凰城）在内的数据集，其中每条评论都带有时间点并对应具体商家的位置信息［24］，使我们能够统计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各类商户的具体数量（本研究主要选取2011-2017年的数据）。现有研究的重点就在于，Yelp上的商家是按照从总类到具类的层次架构分类的（如“餐厅”总类下又具体分为不同菜系），因此可以通过更多相对普遍的分类来测度涂尔干提出的一个区域的专业化程，一个专业化欠佳地区可能会有两家“餐厅”，而专业化地区则可能有一家法国餐厅和一家中国餐馆。
我们采用定量研究来阐释这种直观的感知。Yelp的类别层级越低，其专业化程度越高。按照专业化程度从总类到具类进行赋分，总类为1，下一级为2，以此类推，Yelp共分为4级。根据这种赋权方式，我们识别出特定区域内的分类信息，并将其专业化得分相加。一个商家可能隶属于多个分类，因此我们用该区域同年的类别总数对专业化得分之和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使得标准化后的结果在类别总数不同的地区间具有了可比性。例如，假设有A、B两个地区，A区有5个类别，各类专业化得分为1（即cat1=1，cat2=1，cat3=1，cat4=1，cat5=1），B区有2个类别，专业化得分分别为3分和2分（即cat6=3，cat7=2）。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不进行标准化，则A、B两个区的专业化得分和均为5分；
但进行标准化后，A区得分为1，B区得分为2.5，说明B区的平均专业化程度更高。图4和图5分别展示了六个城市基于Yelp数据集的专业化年度总趋势和各城市专业化趋势。专业化程度是按照Yelp内各类别层级由高到低的划分来测定的（如从“餐厅”到“poke restaurant”），分类越精细意味着区域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图中点表示年度均值，箱须表示标准误。从图中可以看出，专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尽管在个别地区会有所降低。但从总体来看，美国的城市往往比加拿大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且专业化的速度也更快。
涂尔干理论认为动力密度将会推动专业化趋势，我们同样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验证这一命题，通过商业密度来测量动力密度，即统计每一个人口普查区单位面积内的商家总数。与人口密度相比，商业密度更符合涂尔干的原始想法，如前文提及的纸杯蛋糕店和饼干店的例子。商业密度也可以按年份进行统计，但本文只有少量的人口变量可以从一个以上的时间点纳入，这些变量在美国包括种族和人口密度，在加拿大则包括种族、人口密度、家庭收入中位数和教育水平。表2分别显示了美国、加拿大和二者综合的运算结果，第三列的综合运算仅包括商业密度以反映其在所有区域所有年份的影响。
表2 动力密度导致分化加剧
表2的结果有力支撑了涂尔干的经典理论。在这两个国家中，商业密度是唯一对分化模式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其他的变量（包括种族、教育、收入和人口密度）与加拿大或美国的专业化没有确信关系。此外，在涵盖所有年份的组合模型中，商业密度增加的区域也表现出了更高的分化度。涂尔干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图4和图5中六个城市的舒适物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原因。
图4 Yelp网站中美国、加拿大六个城市舒适物专业化程度年度总趋势
（三）扩散模式（Diffusion）
分化模式强调了在地舒适物的结构性变化——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但并未说明可能导致变化产生的实质性原因。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更大范围的分化将会催生更多的个人主义、更高的自我表达，为传统主义的转向潜在地创造了基础。在发展模式和分化模式的基础上，将此类命题融入更具交互性的模式，可使未来的实证研究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发展模式和分化模式并没有穷尽社会发展的经典模式。第三种变革模式是扩散模式，其代表理论家包括塔尔德（Gabriel Tarde）、希尔斯（Edward Shils）、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鲍威尔（Woody Powell）。扩散模式的基本思想是思想和价值观会在区域间流动并引发社会变化，该模式通常会根据与在地环境的互动进行一定调整。其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创新的扩散［25］（P432-448），而城市演进研究带动了该模式的向前推进［26］。
扩散模式包括两种运行机制。第一种机制是迁移：人们的偏好随其一起迁移，在这些偏好的基础上，人们创造或激发了场景，并在新的环境中对其不断进行修正。埃拉扎尔（Daniel Elazar）展示了美国文化矩阵是如何从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形态的欧洲人的迁移模式中演化而来的。第二种机制是复制或模仿：一个地方的人通过阅读、互联网或电影等看到了其他地方的风格，并试图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版本。塔尔德强调了这一过程，他认为复制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普通人学习新风格的主动尝试是自下而上的，当这种尝试行为被政府或管理者强加则是自上而下的。
根据扩散的机制类型，随着场景从一个区域向其他区域传播，将会形成不同的接受曲线。当扩散由迁移驱动时，我们可以发现人口的流动与其带来的场景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如果这种迁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仿，其接受曲线应该是S型的。我们将其称之为“塔尔德理论”（Tarde Thesis）：由思想复制和实践驱动的扩散往往开始得很慢，并在一个临界阈值之后迅速增长，最后趋于平稳。如果这种迁移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其接受曲线将会是一条迅速上升然后逐渐稳定的C型曲线；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将在某些地区同时采用同一种做法，而其在建设初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随后扩散将保持集中化和“波浪式”，在指定的时间导入特定的地点。S型扩散过程以有机/新兴为特征，C型扩散与设计和控制有关。图6呈现了核心动态扩散模式的理想化形式。
变化的扩散模式研究以及城市形态的演变为变革轨迹的影响因素增加了新的变量。借鉴海洛斯坦德（Hagerstand）的做法，雷姆伯特（Raimbault）和普迈恩（Pumain）认为创新往往从市中心开始，再通过城市系统渗透至小城镇［27］。其他的研究指出了印记的影响，即起源地会给在地实践打上价值和名誉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又反过来限制了这些实践只能在其他类似的地域传播，直到或除非对其进行修正后才会被新的群体接受。例如，瑜伽最初经由大学城传入美国，如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或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随后其传播虽然有所扩大，但一直集中在高等教育集聚区。而如果瑜伽的传播想要在美国实现“质的飞跃”，就必须进行调整，以吸引更多现有小众群体之外的人［28］（P596-615）。
图7显示了四种组织形式的扩散模式，阐释如何利用曲线来理解Blaze Pizza（北美的一家披萨专营店）、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摩门教教会和欧盟国家的扩散过程。图中显示了每一种形式按实际时间年份划分的总扩散百分比。在Blaze Pizza和特斯拉超级充电站这两个案例中，通过社会学习（即个人或组织观察他人并对其行为或品味进行复制）实现其快速扩散。而欧盟则更加有条不紊地扩散，其发展呈现出欧盟与各国家层面的协调。摩门教教会的发展介于二者之间，随着摩门教的普及，在最初的30年里，一旦教会获得了集权式规划功能，就会引发新一波的增长。这种微妙的“混合模式”在现实数据中很常见，它可以成为一条有力的线索，有助于了解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作用于城市形式和基础设施的进化压力。
图7 四种不同类型的扩散曲线
这些特定的舒适物（也包括下文将会讨论的舒适物）都有时间序列数据，显示了其从原生地向外扩散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这些舒适物不能直接决定场景，但其出现与否将会对场景产生影响。图7具体呈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扩散机制之间的实证差异。
图8 苹果公司（Apple Inc.）实体店依城市规模扩散轨迹趋势
图9 沃尔玛超市依教育水平扩散轨迹图
这一方面说明进行适应性修正可推动企业进一步融入新的环境，也说明了沃尔玛及类似超市向美国文化中所谓的独特实用主义链条调整的趋势［28］（P596-615）。这些实用主义的企业不仅代表了美国的乡村文化（如传统的宗教物品、狩猎用品），也体现了教育程度较高地区更具表征性和城市化的特质（如瑜伽用品、有机食品）。因此，沃尔玛超市的扩散模式体现出了它对美国文化鸿沟的独特弥合作用。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对活动的类型展开分析，如验证哪些活动倾向于特定场景，哪些适用于多场景转换。例如，初步研究表明，像特斯拉充电站和In-N-Out汉堡（In-N-Out Burgers）这样的舒适物正在向更加传统主义的场景扩散，而沃尔玛超市的扩散情况则相反。对扩散模式展开进一步研究已然时机成熟。
图10对扩散模式进行了最终说明，通过聚焦社交媒体数据（在本案例中使用的是美国地理微博信息服务网站Foursquare上的签到数据），以分析旅行和偏好的模式。在Foursquare，用户在访问的舒适物和兴趣点（POI）上签到，随着他们签到数越来越多，每个用户都会形成具有典型性的偏好档案，即他们喜欢的餐馆和其他场所的范围。这些档案不仅是用户对特定场景偏好的重要指征，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分析与旅行者家乡和目的地的典型用户相比，这些旅行者的偏好档案在旅行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席尔瓦团队采用八个国家的Foursquare 数据进行了研究［29］（P312-319），发现巴西游客更倾向于深入吸收旅游地的当地习俗，而日本游客哪怕是前往与日本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也仍然会更多地保持其原有的偏好。席尔瓦等强调了场景扩散的关键过程：一种是坚守自身偏好并将其带至新的地方，另一种是广泛吸收其他地方的偏好，并将其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些扩散模式的差异也带来了场景向不同方向的发展。
图10 游客和当地人在Foursquare的行为距离
（四）防御模式（Defense）
扩散模式通过调查人群、实践和思想在区域间的流动，以研究他们对新场所的适应情况。尽管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文化特征（席尔瓦团队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从国家层面来计算文化距离），但如上所述，加入额外的在地性的场景测度将有望完善和深化现有的扩散模式研究。此外，社交媒体数据量的不断扩大，为研究特定地域场景的测度、蕴含于人们偏好和行为中的场景以及二者在交互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变化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新的想法或偏好的到来不一定会引起现有场景的改变；
现有场景的代表可能会抵制，以维持当前的生活状态。而稳定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一些人通过努力来维持现状，并抵抗着反方向的压力。当这种抵抗力被克服或自行消退时，就会带来场景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防御、挑战、抵抗和克服的过程称之为演进的防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现有的场景模式倾向于通过各种可以抵御潜在变化的途径来维持现状。当新的活动变得过于强大或独特而难以抵抗时，场景才会发生变化。本地人通过抗议新来者以保护其本地场景的真实性，就是一个通过活动来维持现有结构的案例。
这种模式有时会与斯廷施凯姆（Arthur Stinchcombe）提出的冲突理论有所重叠，并体现出了“功能主义”的逻辑。广义的功能解释认为，社会安排或活动的后果是其他安排或活动的关键原因［30］。例如，一个城市研究者假设封闭式社区警卫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排除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以维持社区内居民的社会地位，他提出的就是一种功能解释。因此，维持社会地位被假设为社会安排警卫站的原因。
虽然功能解释在过去的社会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31］（P169-189）。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批评［32］：第一，功能主义解释假定整个社会都有共同的目标，因此其否定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功能一致性；
第二，现有的社会实体必须为一些（可能是潜在的）社会功能服务，使得研究者可以随意假设随机或偶然事件的功能——普遍功能主义；
第三，由传统机构提供的某些功能因其重要性而不可改变，助长了不必要的自满和保守主义——功能不可或缺。这些批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普遍，且尤为针对帕森斯（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和人类学。哪怕是当前功能解释已经式微，这些批评还仍然存在。
尽管存在批判，功能解释也不必然会假定功能一致性、普遍功能主义或功能的不可缺少。对于任何拟议的功能解释，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功能是对谁而言的，且冲突在功能解释中可能始终存在。同样的，普遍功能主义也不是功能解释所固有的。在某些条件下，功能性假设可以被证伪，例如一个所谓的功能无法证明预期的一些功能关系［33］。假如实证观察表明边缘化群体也经常会成为封闭式社区的居民，那么人们就可能会得出警卫站的功能并不是排除边缘化群体的结论。
功能主义也不一定催生社会的保守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政府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到近期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联系和文化成就也是如此，批判理论家对各种社会安排所谓的功能如何延续提出了强烈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家们对功能解释提出了“有限的辩护”［31］［33］。尽管饱受争议，但社会学家在社会生活分析中仍常用功能性解释。杰克逊（Jackson）说明了其在经济理论中的普遍存在性［31］（P169-189），我们近期在一篇对睦邻性转变的文献综述中也总结了很多例子［34］。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地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表达，也并未为其构建实证评估模型：“社会科学文献中，对功能性关系的论述很少与能够证明这些关系存在的例证相联系”［33］。事实上，我们在睦邻性转变的文献研究中也并没有找到将功能主义模型与可验证的解释模型相连接的例证。
图11解释了应该如何来建立这一模型，其中左侧示意图根据斯廷施凯姆在1987年的开创性探究，描述了功能解释的核心因果结构关系。该图由以下分析要素组成：
图11 功能解释通用模型（左）在睦邻性场景变化（右）的应用
第一，趋于稳定的结果会间接地作为将被解释的行为或社会安排的原因存在。H为“稳态”（Homeostatic）变量，尽管H在实证中基本保持稳定，但其稳定性是在与变革压力的对抗中得以维持的，可将其看作是身体的温度。
第二，影响H的社会安排或行为是解释变量。S为“结构”（Structure），用以维持原状平衡（H），例如汗腺是用来维持体温的。
第三，压力倾向于打破稳态（H），除非结构（S）来保持该平衡的稳定性。T 表示“压力”（Tension）变量。如果物理活动或空气温度不会改变体温，那么就不需要结构来抵消他们所造成的压力。
第四，强化或选定维持H（稳态）的S（结构）的过程。当H受到威胁或压力时，T（压力）扩大的同时也需要随之增大S，以维持H的稳定。例如，当体温（H）由于某种原因（T）而不能维持正常水平时，汗腺就会分泌更多的汗液（S）。当有结构（S）有助于维持H的稳定，那么它将更容易被选择或加强。
斯廷施凯姆列举魔法仪式降低海上捕捞焦虑感的例子来说明图中结构。在这个案例中，稳态变量H代表焦虑感，压力变量T代表捕鱼的不确定性，而结构变量S代表魔法仪式。当T（不确定性）增加时，H（焦虑）也会增加；
而S（魔法仪式）就会被选定来强化其在维持人们对抗焦虑情绪中的作用；
当其他更有效的结构（如优化船舶设计或提升天气预报能力）出现时，这些新的结构将被强化。
正如图11右图所示，斯廷施凯姆的结构模型也可以投射到睦邻性的动态变化中。例如，我们可以将街区的特征、风格或场景（如独特的商店、餐厅、场所或群体）作为稳态变量（H），把改变这种特征的压力（如具有不同偏好的新群体）作为压力变量（T），把维持这种特征的活动（如商业促进会赞助的纪念活动、政治宣传或对增强在地场景的活动的积极参与）作为结构变量（S）。
根据这一模式，西尔（Silver）和席尔瓦（Silva）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场景演进的功能动态提出六项假设，此处只强调两项关键命题：
第一是结构性回应。区域压力（T）的增加一般伴随着结构（S）而增加。如果睦邻功能是为了增强区域特征，当变革的压力增加时，与区域特征相关的活动也随之增加。例如，当新居民开始威胁到一个社群睦邻性的“波西米亚”①“波西米亚”（Bohemia）：后工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经典场景之一，以强自我表达、越轨性和反合作为主要代表维度［1］（P457）（译者注）。特征时，与加强“波西米亚”风格相关的活动就应该增加（如反主流或反传统的艺术活动）。
第二是意义性回应。结构性活动（S）的增长应该与它们所承受的压力（T）的强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应该是实质性的。如果街区的功能是保持其特征，那么结构性回应就不应仅仅是随着压力而上升，而当压力较大时，它应该更大。例如，“波西米亚”地区的新居民越是“传统”或“小资”，“波西米亚”回应就会越强烈。
我们同样使用Yelp数据来测试这两个假设。与上文对Foursquare的分析相类似，我们为所有Yelp用户（同样是上文的六个城市）基于舒适物分类建立了偏好档案。尽管后续研究会以场景的15个维度来编码这些档案，但每份档案仍可以作为个人的“场景定位”；
然后对每个街区的“当地人”和“新来者”进行识别。以此来检验结构性回应和意义性回应的命题，检验两个方面如下：第一，在新来者增加其在Yelp上的活动后，当地人在该点的活动多大程度上也会增加；
第二，当新来者活动量变大时，当地人在多大程度上活动量会更大，尤其是当二者的偏好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时。
图12显示了多伦多市一个商业街区当地人和新来者的活动水平。结构（虚线）反映了当地人对最受欢迎场所类型的使用频率。反之，压力（实线）代表与当地人偏好差异巨大的新来者。从图中可以看出，2016年“压力”来源于喜欢购物和时尚的新来者增加、爱好夜生活和酒吧的新来者减少；
而本地人所构建的“结构”主要由该区域的餐馆、酒吧和夜生活组成。从整体趋势来看，实线和虚线的峰值分别出现在2016年和2017年，说明压力增加后也出现了结构活动的增加，意味着存在功能性过程。
图12 压力-回应动态机制中的场景防御模式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压力—回应模式并不是这个特定的街区所独有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六个城市。同时，本地人回应的增加也使区域产生了实际的变化。当一个区域对新来者挑战的结构性回应增强时，该区域与本地人偏好更接近的舒适物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筛选出来，而那些在文化上与本地人偏好差距较大的舒适物则会消失。相比之下，如果无法对挑战形成强有力的结构性回应，那么当地的场景就会随新来者的偏好而发生改变。西尔（Silver）和席尔瓦（Silva）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这些过程［34］，其对场景研究的意义是明确的：场景的稳态、压力、挑战和防御的功能过程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可以决定偏好的扩散何时以及为何会带来区域的变化或被抵制。正如交流和对话，挑战和防御也是场景变化的一部分。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普遍适用的社会变革模式的阐述和应用，将其转化为场景演进的具象化过程。基于对1998年以来美国舒适物和场景的趋势描述，我们提出了变革的四种模式，即改变场景的4D模式：发展、分化、扩散和防御。虽然这种模式并非我们原创，但对其进行聚合与明确阐释，并通过整合研究及数据以构建实证模型，已经对社会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D模式有助于识别场景变化的主要方面：包括价值、实践、人群和地方。发展模式以推动价值观的变化为特征，经典发展假设强调了“现代化”从传统性和社群性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转化。虽然我们发现了这一过程的证据，但也注意到这可能不是发展的唯一形式。差异化模式强调了区域和实践的变化，经典分化假设强调了“动力密度”如何带来舒适物和活动的专业化。我们的分析充分证明了涂尔干这一流传深远且强有力的观点。扩散模式以人群和实践的变化为特征，经典扩散假设将社会和文化变革与人群和思想的流动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过程是如何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发生的，通过提出不同的变化阶段和模式，研究原生地对实践意义的烙印、城市规模的分层筛选作用和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们在访问新的区域时对改变其偏好或多或少的抵制倾向。防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人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变化。经典防御假设侧重关注当地人如何应对新来者的挑战，以保持当地场景的现有特征。如果防御失败，场景就会改变。
总体而言，4D模式可分析造成场景变化的多种交叠机制。此外，系列变化模式的制定也推进了场景研究的整体思路。随着变化模式研究工具日益丰富，场景研究者可将一个或更多的模式恰当地应用于具体案例，而这些模式的引入也将进一步推进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通过与最新数据结合，这种综合性研究有望为理解场景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拓宽新的视野。虽然这些模式本身可以被扩展到国际语境下，但其具体的动态是因环境差别而异的。例如，吴军团队研究发现，单一的自我表达对创意企业和活动的集聚没有显著影响；
相反，当与教育（高校数量）、实验意愿和对理性主义的高度关注结合起来时，则会对创意工作者集聚形成明显影响。他们认为，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自我表达会被修正：如果一个人过于武断或过于自我表达，会被理解为对他人不太礼貌和尊重［12］（P48-63）。该案例说明了变化过程是如何被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的。随着扩散、发展、分化和防御模式持续地在国家内部和国际间起作用，对理解场景如何以及为何会维持稳定或发生变化带来了新的研究契机。例如，多伦多的中国移民将某些中国场景带到加拿大，而这些中国场景又在新环境中被加以调整。目前，众多学者通过交流、对话对场景变化的过程展开了研究，随着场景研究国际合作的扩大和加深，本研究将为场景发展和演化的综合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以期指导场景变化国际相似性、差异性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