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张艺溶
20世纪50年代伊始，人类开始随着革命性的网络技术发展逐步进入数字时代。社会交往与人际交流也随着媒介的数智化在符号、物质和精神上呈现更新的形态，人们开始在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等领域重构生存活动空间。2021年，元宇宙的热潮与核心交互技术的出现，让社会看到了更深层媒介化下构建虚拟世界的全新可能，再次将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问题推上风口。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是融合、重构亦或吞并？现实人如何面对数字身份或与仿真人共生？虚拟社会是否会带来权力的转变？本文将借助齐美尔社会形式学的视角和框架，在具体实践情景下分析“元宇宙”时代社会交往形式的“虚”与“实”。
“元宇宙（Metaverse）”其意义为超越现实的、虚拟的另一个宇宙。其中，希腊语Meta表示“超出”，verse 代表宇宙（universe）。对元宇宙的广义表述为：依托未来网络技术的，经过虚拟化强化的物理社会；
并呈现出收敛性和自然物理持久性特点的，同时具备链接感知和信息共享特性的3D空间结构。尼尔·斯蒂芬森最先于1992年在其科幻小说《雪崩》上将元宇宙形容成“戴着耳机和目镜，找出连接端口，便能用虚拟分身的方法走进到被计算机所模拟、并和实际社会彼此平行的虚幻太空”。
2021年，扎克伯格更名Face-book为 Meta，表明了沉浸感与具身化是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该年也被视为“元宇宙”元年，一举成为学术界、投资界、IT界的热点，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尽管有部分学者认为全虚拟社会是一种基于资本炒作的幻想。但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动下，在线空间完善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是数字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已经不再仅限于为现实世界的附属工具、进化动力亦或组成部分，而是与之平行、交互的全新世界，这种趋势已经正在切实地改变着现代生活。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是促进了非接触式文化的形成，致使人类在2020年到达了虚拟化的临界点。
本文观点并不将元宇宙时代视作纯粹的技术变革或遥不可及的“数字人类世”愿景，而是将其定义为正在发生的、基于Web2.0迈向Web3.0数字时代的新变迁，并以此为切入，结合当下实际生活情境，探讨数字技术对社会交往形式的影响。
20世纪初，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以引领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思潮而闻名，他融合了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的互动方式和具体环节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而非实体。社会由通过互动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体所组成，社会的存在就表现在这些互动的关系上。他在《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该系列观点，并提出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社会形式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包括社会距离、社会团体的宏观交往形式，他称之为社会几何学；
其次小规模的交往方式，都看作微观的社会形式，比如社会类型（穷人、贵族、冒险家等）和特殊交往形式（秩序、竞争、分工、统治等）。
该理论对“元宇宙”时代的适用性在于：能够通过社会交往与互动的视角进行社会现象解释。元宇宙最为根本的正是改变了虚实世界中人与人的连接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利于在社会变迁中抓住本质。其著作《货币哲学》、《陌生人》等都曾通过分析各样具体的社会形式，以窥见传统时代向现时代过渡时社会的无奈与矛盾，同样能够对数字时代的转型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将参照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和架构，对宏观社会形式中的社会团体与社会距离、微观的社会类型与治理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三方面展开分析，对元宇宙时代实际情境下交往形式的“虚”与“实”提出一些思考。
3.1 由实到虚：基于本质的自由结社
齐美尔认为，个人原始状态的进步发展是为了实现在各种异质的社会组织中寻找同质的组成部分并与之形成联合关系。即在群体选择中，“自由的、本质的因素”更加发挥作用。
前数字化时期，互联网仅作为附属性工具，社会交往仍受外在（如地域、家庭、学校或单位）要素决定；
而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因个人兴趣交往的“自由结社”逐渐成为主流，社会距离拉大，社会团体交错，宏观社会形式由实向虚，表现为网络社群对熟人社会的挤压与生活日常的重组。当自我封闭性强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流动迅速解体，社会运转效能由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提升，原有的规则逐渐淡化转向开放多元时，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使人们可以随时被关注，无需依赖熟人社会。这种交错的交往，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齐美尔曾指出：单一个人所参与的不同团体组织数目是衡量文化高度的准绳之一。这将使个人社会交往更加丰富多彩，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契机，为进行更个性化的社会选择开拓机会。且这些复杂的组织团体的交错能消除冲突，防止单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被某种利益所主导从而属于完全针锋相对的不同派系，“各种党派的人会把他们当中不同的观点分散到一些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上”，现在也包括分散到虚拟社会中。再者，这种交往形式拉大了社会距离，使人们能够抛弃部分束缚，回到个人的心灵及其责任。
然而，这同时面临着一些疑问。首先，元宇宙中虚拟社会的归属性是否如家庭、氏族一般有现实性的政治经济意义？深陷游戏放弃学业，花光线下金钱购买线上装备的网瘾少年至今仍受到批判。其次，齐美尔强调“第一类团体”的重要性，多种社会归属性的不协调是否会造成个人心灵的撕裂？它与现实的归属性是何关系？如一个残疾人能够在网络世界中隐藏自己身体的缺陷，可能会造成他更加没有勇气回到现实。再者，过分的异质性是否有益于同一性团体的形成？人们会发现没有哪一个团体的成员们和自己有一般的共性内容。生活在变化不定之中，社会学的确定性和固定化该何去何从？
3.2 由虚到实：数字化常态交往形式
在AR、VR技术的支持下，信息传播途径的迭代意味着人类交往形式拥有了全新的标准、内涵和思维模式。一种“阅读”的时代将被一种“感受”和“行为（虚拟实践）”的时代所替代，有学者将这种数字交往定义为：虚拟社会中基于信息的交流—行动，虽不应用于实际，但因为存在对现实行动的仿真和替代，同样具备直接的实践性。这种具身性与物质性的数字化交互将成为新的常态交往形式，带来了社会距离的回缩与社会团体的重构。元宇宙时代，交往的沉浸感有所增加，人类的数字化身将在虚拟多元世界中获得与现实相同的交流感受。
4.1 由虚到实：网络身份的具象化
齐美尔不但把各种社交互动过程划分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同时重视典型的个人角色行为作为群体中生存的有机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特殊的品质。虚拟社会中的社会类型将经历从虚中有实，到实中有虚的过程。
互联网刚刚发展时，其最受瞩目的特征就是虚拟性。这种技术对身体的遮蔽使人们能暂时脱离现实身份，虚拟世界中的社会类型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但在元宇宙时代，“身份”这一概念的强调让这种虚拟趋势转实了。原因在于：其一，网络实名制的推进。2022年3月，微博在主流社交平台中率先上线IP属地展示功能，实际上，现在对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用户从其注册环节就要求其实名制注册并绑定手机号或身份证号码信息。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搭建起的信用平台，也推动着社会类型向实发展。其二，算力画像的精准。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获得用户更多生物性数据和思维偏好，对用户所进行的信息活动进行跟踪，通过算力的使用给用户画像，其精准性常超过现实中人的判断。其三，投射更真实的自我。元宇宙中的特殊身份虽然不一定能完全描绘个人，但是对个人最真实的描绘——个体在现实世界中最企图逃避和隐匿的隐私，正被日益精进的技术所捕捉甚至利用，以至于平台能够触及“自我”都无法完全抵达的“本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
4.2 由实到虚：数字人与数字孪生
尽管数字技术正致力于人的虚拟发展，但全层面的“数字真人”还是一种理想化状态，更实际的是数字与真人的交织。有学者认为，在数字人类那些理想的情境深处，同时藏有自我意识、身体、物质、社会身份的幽灵——穿梭于混合现实的人随时并存着真身、具身（embodiment）、数字化身（avatar）和变动不居的主体分身（separation）。
此外，虚拟性还表现在各类“数字人”穿插在交往中所造成的社会类型混乱，如游戏中的NPC、虚拟偶像等。而且在数字人计划的尽头，那些高度发达的数字仿人有可能进行“数字孪生”，发展成会自我学习、直至意识觉醒的“失控玩家”，代替真人进行学习、工作甚至思考决策。
5.1 治理者：人化与非人化
齐美尔认为，社会交往形式、互动形式存在着包括交换、冲突、统治、反抗等不同层次，其中以“治理”这一形式最为重要。他认为治理是服从权威，一方任何的权利和自发性都被他人强制性剥夺。元宇宙时代，权力的精细化与权威的技术化，令治理这一社会形式将走向虚实结合的复杂化。
传统社会中，实际生产资料的占有赋予了国家和资本“实”的权威。而在数字时代，已有学者提出警惕社交媒体平台的垄断欲望：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时刻，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管理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信息存在严重误导现象，宣布关闭其社交媒体平台账户。这种传播者的权威，一方面来自人化的受众信仰，即人们对于事物越发有自我能动性，并对这种媒体信息保持信任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来自非人化的数字平台推送——通过选择性推送或封闭达到信息茧房的效果。
元宇宙时代，由于数据背后隐藏的巨大资本，权威者标准变为“数字流量”，掌握数字技术和掌握流量。这是给予上下级秩序一次重新洗牌的机遇，传统的高位者和低位者之间的壁垒暂时消除，计算机、云计算、区块链专业爆火；
平台“大V”、直播间网红成为高薪水者；
众多元宇宙相关企业融资成功。而且元宇宙的去中心化使得权威更加集中于单个人。扎克伯格宣称，元宇宙将像W3C万维网标准协议一样，由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共同构建，不归属于某家公司。
但需要注意，“实”的背后有其“虚”的一面，算法和大数据的底色有时会超出人化治理的控制范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成的技术理性，强调以技术的逻辑取代人的逻辑，并将技术标准视为一种社会各界都需遵循的规范。有学者探讨了元宇宙中“技术正义—权力正义”间的关系，认为执掌权威的技术因其特有的权威性加速了技术理性的不断扩散。因而占有实际生产资料的传统治理者与数字流量的新兴治理者所代表的“实”与以平台、数据、技术为代表的“虚”共同构建着治理形式。
5.2 被治理者：自由与非自由
齐美尔同样关注被治理者对治理者的反作用，元宇宙时代权力的精细化、个人化使这种自发性更加凸显、普遍，上下级秩序削弱；
人类数字孪生、数字原生等身份“增生”；
其实是对当下世界的等级固化、价值撕裂的另一个超越维度的对策，使我们看见马克思所言的解放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可能性。然而，齐美尔指出：有时单个个体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侵犯，因为各团体团结一致能作为集体承担责任，掩护软弱的单一个。有学者提醒，数字文化环境会根据人的数字行为积极迎合或附和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志趣，从而使我们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置身于逐渐失去自我意识的投喂世界里，使绝大多数人沦落为被少数人利用的工具而不自知，这反而是一种非自由。
综上，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仍具有当代意义，其对于“元宇宙”时代下中国社会交往形式的启示在于：其一，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自由结社逐渐成为主流，社会距离拉大，社会团体交错，宏观社会形式由实向虚；
具有了实践性的数字交往常态化，带来了社会距离的回缩与社会团体的重构，宏观社会形式又由虚转实。其二，微观社会交往形式上，网络身份的具象化使互联网的社会类型虚中有实；
数字人、数字孪生穿插在交往中，又导致了社会形式的混乱，使其实中有虚。其三，在治理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中，治理者的人化与非人化，被治理者的自由与非自由，令其走向虚实结合的复杂化。
元宇宙这一关乎另类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种群如何与技术共处、与机器共生、与代码共事的后人类境况议题，既蕴涵着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同时隐藏着风险。新技术条件下，人类社会的秩序、制度、生活方式将走向何方？如何衡量“价值理性—技术理性”？社会交往形式的“虚”与“实”将如何推动或结合？依齐美尔所言，生活的物质内容越是变得客观化，越是丧失独特性，个人生命之最深刻的、不可物化的东西就越表现出其独立个性。我们始终要秉持人的态度，走入这一新鸿蒙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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