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峰
古代社会有多个世界中心，进入现代以来，世界的中心与边缘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史的边缘，但如今都超越了它所依附的世界帝国，这背后的推动性因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最经典的解释便是从经济基础的方面把握，这种解释也的确是切中要害的。不过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是什么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那我们就很难概括一个确切的逻辑起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历史也可能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我们做出的“事后判断”也往往停留在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上，相比于“人的世界”，“自然”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世界，这种遗忘不是生理或心理性的遗忘，而更多是文化意义的遗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话似乎在提醒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究竟在把握现代历史的进程中遗忘了什么？对这些东西的遗忘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我们急需回应这样的问题。
中国何时、缘何被西方超越，这是困扰很多中国学者乃至汉学家们的历史谜题。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回答过这一问题。近年，以彭慕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在其《大分流》等一系列作品中再次关注了这一核心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并更具开放性的历史视野。这部著作引起了我们对那个曾经拥有多个中心的复数世界的回忆与反思，特别是它关注了被传统史学忽略的自然要素，由于正确地运用这些自然条件，英国最终走出了单一的农业文明，走上了更具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工业化、商业化道路，最终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变革。而同时期的明清两朝，经历了“康乾盛世”，却也不断陷入马尔萨斯陷阱——陷入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中，内卷加剧，最终错过了一次迈向新文明阶段的窗口期，把中华文明带入了一个和王朝同步衰落的低潮期。
为了更具直观的可比性，我们尝试将视野投向英国的农耕时代，如果这样的对比成立的话，那么需要关注的就不是彭慕兰所聚焦的国土大小、距离煤矿远近这样的工业社会的问题，而必须转换为气候、土地、人口、耕作方式等问题了。另外，两个区域（英格兰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对比，不能仅仅满足于相似性，最好找到二者直接的关联，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尽管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区找到这样的直接联系非常难，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可能，在笔者看来，气候就能构成这样的直接联系，由此我们还能找到诸如全球征服、人口迁徙、流行疾病等因素，它们都可能构成全球性的波动，构筑起直接性的关联。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得出结论：“中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球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中国与欧洲同处一个大陆板块，这两个区域的冬天都受到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这是两个地区气候相关性的基础。受到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同纬度的欧洲较东亚温度要高很多，气候也更加湿润。因此，尽管英国位于北纬50度至60度之间，但气候温和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典型温带海洋性气候，降雨量年际变化小，比较有利于农业稳定生产。而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耕区集中在暖温带与亚热带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和世界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冬季气温偏低，而夏季气温又偏高，但由于高温季与多雨季一致，也比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因此两国相比，其农业气候条件都没有明显短板，而中国地域广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陆性气候变化相对剧烈的劣势。
医学用口罩的雏形是欧洲十七世纪应对黑死病的鸟嘴面具
当然，这里描述的是两国气候条件的常态，如果这样的常态始终能够维持下去，两国似乎都会沿着某种平衡态轨迹在各自的气候条件下稳定地发展农业。而且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似乎还更具优势，因为其有着更为适宜发展农业的内部条件。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帝国的结构：中心·周边·亚周边》一书中指出东方式大帝国的优越性所在：“东洋式专制国和灌溉农业联系在一起……为了进行大规模灌溉，必须组织相应的建设工程，提供这样的可能性的，是官僚制以及军队式的组织……古代专制国家带来的，与其说是支配自然的技术，还不如说是统治人类的技术……光是靠着征服，并不能实现统治‘人性的自然’的技术。”而中世纪的英国不仅落后于东方，也一直落后于欧洲大陆。但在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国引入了西欧的封建政治军事制度。依靠完备的封君封臣制度和封建庄园经济，英国建立起西欧最强大的封建王权，国王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接受这块封地的领主要向国王履行骑士义务，领主又可以把土地封授给佃户。此后，封建庄园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长，相关农业技术也获得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具体来说，十一世纪，由于大规模开垦荒地的需要，加上英格兰土地黏重不透水的特点，英格兰农民开始普遍使用重犁。由于重犁需要人力和畜力都较多，因此往往需要几个家庭组成犁队集体劳动；
而且为了减少转弯回犁的次数，“方田制”也逐渐被“条田制”所替代。集体劳动使此时的土地是禁止任意让渡和买卖的，这种情况直至1290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买卖法》后才有所改变。
可以说，直到十三、十四世纪，英国的这种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异常牢固的，尽管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上有诸多组织形式上的不同，但并未产生危及这种生产关系的经济现象存在。而危机在1348年出现了，这一年黑死病（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来到了英国，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黑死病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黑死病夺走了英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一个世纪后这场瘟疫才逐渐走向缓和。实际上，在英国，这场鼠疫的持续时间有三个世纪之久，而大流行的结束的标志，是1665年的伦敦大鼠疫，最终死亡55797人，占总人口的17%。1666年，伦敦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也烧死了无以计数的老鼠，从而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伦敦市得以重建，卫生条件得到改善，黑死病才不再暴发。
这一次黑死病被称作人类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上一次是距此一千年前的查士丁尼大瘟疫，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杀死了地中海东部四分之一的人口，持续了近两百年。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一般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骑兵以跳蚤传播的方式带到黑海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的，这里是热那亚人在金帐汗国领地建立的贸易殖民地，蒙古军队为了教训热那亚人，曾围攻这座城市，四年后因军内暴发鼠疫撤军，解围后的热那亚人回到家乡意大利后，将这里的鼠疫传遍了整个欧洲。1347年到1352年，第一波黑死病席卷了欧洲及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其后毒性逐渐减弱，西欧的最后一次鼠疫余波流行于1720年的法国马赛。黑死病的离去，解除了欧洲文明的锁链，1760年开始了工业革命。
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发生在全球气候由暖变冷的剧变期，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关于鼠疫杆菌的溯源，今天的流行病学家依然在研究，通过DNA溯源，目前比较认可的说法是鼠疫是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人们往往看重直接的途径，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从欧亚草原的旱獭传人直至欧洲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进攻缅甸的蒙古骑兵把黑死病病菌带到了欧亚草原并带到了欧洲和中国。但无论哪种说法，人们似乎忘却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时期发生了地球上的气候剧变，而且欧洲发生变化的时间总是与东亚不同步，总是要晚一些，但总体上是一致的。据竺可桢考证，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最冷的时期，这时正是成吉思汗走出蒙古草原征服世界的开始。而欧洲直至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十三世纪初期经过短暂的温暖期后中国再度变得寒冷，太湖都结冰了。到十四世纪，低温加剧了元代末期政局的动荡，百姓生活受气候和政局双重影响雪上加霜，瘟疫层出不穷，1340 年元朝走向解体。经过二十年的战乱，朱元璋在1368 年建立明朝。我们目前无法判断此时在中国流行的瘟疫是否就是鼠疫，但竺可桢在1936 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其指出：“如猫、狗和老鼠等，除了身体的一小部分，是没有汗腺的，因此就不能抵抗很高的气温，一只老鼠在静止的空气中，气温若增加到38℃就会死。”气候变冷给鼠类繁殖与活动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而气候剧变也可能引发致病菌使其产生变异，这极大地增加了老鼠身上致病菌传播的风险，而蒙古骑兵只是扮演了传播黑死病的有形的手，而真正推动这一切则是气候这只看不见的手。2015 年5月，《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杨婧和田怀玉的《气候驱动黑死病和持续鼠疫再次进入欧洲》一文介绍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基于7711 个历史鼠疫暴发数据以及来自欧洲和亚洲树木年轮气候纪录，研究了区域鼠疫暴发前的气候波动……气候事件比鼠疫重新进入欧洲早大约15 年，其暴发时机与气候波动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气候驱动的黑死病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促使中西方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历史摆脱了此前持续千余年的平衡态，走向了历史的分岔点。中国在元末明初经历数十年的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饥荒、瘟疫等死亡因素，《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 世纪》记载：“人口至少减少了15%，甚至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一。”经过明代统治者的铁腕治理，明初土地出现了均化效应，并逐渐回到了重农抑商的中华帝国状态，依然是周边各小国的宗主国，成为区域性的世界帝国。从经济方面看并未发生革命性的经济结构变化。而对于英国而言，黑死病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消亡，这是一场人间悲剧，但却也帮助英国完成了一次马尔萨斯周期，而且由于英国并没有发生中国如重新洗牌式的统治结构的变化，因此，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其不得不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做出调整。劳动力的锐减使庄园主不得不考虑调整农牧业的生产结构，英国史学家肯尼思·摩根的《牛津英国通史》指出：“有些地主看出把农田和公地圈围放牧和养殖花钱较少，是支撑那摇摇欲坠的地租簿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早期的圈地和1515 年托马斯·莫尔写作《乌托邦》时称之为“羊吃人”时的圈地运动是有所不同的，其本身具有合理利用土地的一面，此时也尚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那种血腥立法或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情况，矛盾的激化要到下一次的人口高峰。
早期的圈地运动其实尚不足以引发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但却是胚胎和萌芽。其中隐含的逐利思维及商品生产逻辑足以构成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一种崭新的经济伦理与逻辑，英国本身地处大陆边缘，国土面积狭小使其天然具有强烈的商业冲动与传统，这一次误打误撞碰到了由气候引发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中国式的话语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历史的窗口为英国打开了。而反观中国，正是在此处与英国分道扬镳，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发展有其自然的一面，在自然历史面前，类似于夷夏之辨、文野之分这样的文明框架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这一次英国最先做好了准备，其充当了推动现代性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人类开启了自己新的命运之旅。
西方部分学者往往遗忘了历史运动的自然性的一面，将历史看作是文明自我推动的结果，常常以挖掘西方文明中的独特精神因素为起点，最终将其指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现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如此，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这部著作最为声名卓著，但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现代社会科学作品。对于韦伯而言，由不同宗教类型所塑造的精神气质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英国、荷兰、美国源自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使这些国家获取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实际上，这样的解释仅仅构成了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问题症结在于一种牢不可破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而构成了对自然的遗忘，这几乎构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在西方，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热情地赞颂自然，但理性文化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而文化浪漫主义者又总会在西方的语境中陷入到历史理性的对立面之中，海德格尔即是如此。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正如格鲁内尔在《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中所说：“自然是工具和原料，是有待智胜的东西，这些观念是近代思想中常见的观念，并构成近代科学的基础。”因此，意识与自然总是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之中，彼此相互排斥，这与东方文化那种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的柄谷行人用“现代意识装置”这一概念来把握这种西方式的二元对立认识形式，并认为其造成一种“认识论的倒错”。强烈的主体意识使之将自我投射的世界看作是客观存在，而自我之外的真正的他者（如自然）则被排除掉了，这样其思维便构成了一种自我的循环论证。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由来已久，到现代更是愈陷愈深。如柏拉图的《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让不懂数学的小奴隶证明某个定理，表面看是通过苏格拉底的不断提问，让小奴隶自己得出证明，但证明的规则和前提实则是被设定好的，其本质不过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自我对话。受希伯来文化传统的影响，基督徒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精神运作，使奴隶将自己看作是高于主人的存在，还可以像奥古斯丁那样从信奉基督教的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中论证出上帝之城，确证基督信仰。
如果说这样的“认识倒错”在那个悲惨的时代还有抚慰心灵的作用，到现代则最终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强权，成为支撑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工具。意识通过一系列精巧运作，最终将一直与人类历史息息相关的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史的人类历史彻底掩盖起来，成为了依靠人类精神自我推动的历史。作为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毕业生的黑格尔将这一充满倒错的认识论应用于历史领域，便有了他的历史哲学。通过一系列令人头晕目眩的颠倒，他最终通过一种思辨的历史思维模式构筑起西方的“历史普遍性”。黑格尔认为只有哲学才能把握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真的能把握住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时，才实现了真正的历史”。黑格尔如此专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因此其必然要将自然排除在精神之外，黑格尔蔑视自然，他认为自然没有价值，因为自然并不认识自己，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可以被人利用。黑格尔甚至否认有什么“自然美”，他曾经到阿尔卑斯山游览，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凝望这些永远死寂的大土堆，只能使我得到单调又拖沓的印象：如此而已。”对于自然如此，对于作为西方他者的东方的历史，他也将其作为自然的、低级的存在，认为那只是历史的儿童期。黑格尔将其看作是有待克服的正题，其反题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古希腊对抗波斯的胜利，黑格尔称这场战争拯救了文化和精神理论，成为了“使亚洲原理走向衰弱无力的世界史之胜利”。而历史最后的合题则是其所生活的近代欧洲，这是黑格尔解释下的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黑格尔的解释尽管今天看来非常露骨，是典型的西方中心思想，但却是后来很多西方思想家的底层逻辑构型。我们在叹服其逻辑的严整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他倒错的逻辑形式背后所遮蔽或隐藏的东西。这样的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会反复的出现，直到近年被炒得火热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都是如此，正如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普遍主义是强者送给弱者的“礼物”。
当然，如今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历史观已风头不在。二十世纪初，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一战即将结束前出版，他提出一种“文化形态史观”，否定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也否定历史发展存在普遍模式，最主要的是摈弃了进步的历史观，并用生物有机体来比拟历史，认为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它们都经历了从生长到衰败的过程，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八种高级文化大多已走完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只有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进入文明阶段，但也即将走向不可挽回的终结。斯宾格勒试图用文明史取代十九世纪的世界史研究模式，并打破了一系列的旧有历史观念，但其历史哲学的基点依然是建立在区分自然与历史观念的基础之上，认为自然是“已知的”、可以用规律概括的，而历史是“方成的”且不再重现的。因此，自然实际上依然是被排斥在历史之外的。
开始将自然纳入历史视野的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的“文明形态史观”是对斯宾格勒的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文明”，提出了著名的“挑战—应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文明起源于困难严酷的环境，生存条件优越反而不易产生文明。挑战来自两个方面——自然与人为。但在汤因比的理论框架下，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紧张、充满张力的。汤因比反对环境决定论，认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活生生的人类。
我们无意在此梳理各种西方历史理论，而是试图探究现代以来人类忽略气候问题的思想根源，并非只有西方存在这些问题，但其作为现代的策源地更具有典型性。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所构筑的历史普遍性模型是存在缺陷的，问题就是其并没有给自然以恰当的位置。我们所说的自然不仅指物质领域的自然，还包括历史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一面，后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描述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对待像气候这样的自然物，还要思考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形态，而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气候问题非常特殊，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尽管我们也常常有诸如能源危机这样的说法，但两种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能源危机的确是我们能够运用智胜克服的危机，正如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我们认识到的，改造并利用这样的自然与人类的幸福有关，我们必须寻找可替代能源。但气候不是这样，它甚至就是人类本身，是历史本身。面对气候，人类除了与之讲和、协调，别无它途。正如前面指出的，它总是扮演那只看不见的手，我们大多时候低估了它的价值，低估了它在推动、塑造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至于人们总是把它当作是背景，但实则没有这样的背景，人类将一事无成。当然，这并不是要人类在气候面前放弃一切，那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如同伏尔泰嘲讽卢梭的“回归自然”反人类、反社会一样。我们要敬畏并使自己的活动与自然协调。
面对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类型，我们同样要抱有敬畏之心，要极力避免陷入二元对立，因为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历史社会也有自然的发展，每种文明都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有生命力的文明也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就会如同物理学的熵增原理一样走向消亡。二元思维模式下，亨廷顿所说的那种“文明的冲突”就几乎不可避免。各种文明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不必像上个世纪各民族国家那样借由“历史的狡诈”（两次世界大战）才实现“永久和平”。借用柄谷行人的说法，尽管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特定文明可能成为“被压抑物”，但世界文明从来都是一个复数形态，被压抑的文明形态无法在非自然史的意义上被人为消灭，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出现“被压抑物的回归”，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自然及其可能带来的危机，需要诸文明形态携手同行，任何文明形态都无法单独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文明以及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具有复杂性思维。如果说斯宾格勒将文明看作是生命只是一种前科学的直觉，还带有浪漫的、宿命的色彩，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复杂性科学阶段，人文学科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我们将文明看作是生命便不再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文学的比喻，而成为了一种新的历史科学范式。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话语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有了开放的复杂性思维，才会看到一个不同的风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思考两种异质文明的关系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用复杂性、系统性思维来处理复杂性问题。在这样的思维下，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也是一个整体，我们共同构成了这样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必须真正厘清自然与人的关系，并思考二者在何种尺度上相互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我们提供借鉴的除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最有影响要数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模式。1958 年，法国年鉴学派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这篇名为《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论文不是专门针对历史学家，而是对所有的社会学家阐述其“长时段”这个概念。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和长时段观念后来对各门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布罗代尔提醒人们，必须建立一门“综合科学”以克服人文科学正在经历的一场全面的危机。在布罗代尔看来，传统史学过于专注历史事件，而其他社会科学则着迷于无时间意义的模型，似乎通过复制这一模型就能不断地再生出相同的、完美的社会结构。而这样的认识都是建立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且无法融通的背景之下而产生的。在一次采访中，布罗代尔不无诙谐地指出：“那些致力于将两门学科进行交合的人也太过谨慎，这种说法也许听起来不雅，但却应当成为指导，让我们致力于将所有的学科进行混交。”沃勒斯坦将布罗代尔的综合科学描述为“统一学科性”。沃勒斯坦在《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一书中强调：“统一学科性不是‘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承认社会科学内畛域界限之正当合理……这就是厨师越多，汤往往更好喝的信念。它反对对全部进行研究……”布罗代尔并没有像汤因比那样，将自然仅仅当作“挑战”，从人的“精神本质”来理解文明，而是主张以“长时段”理论取代“文明论”模式，以此建立开放的历史思维。布罗代尔从结构主义那里吸收了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在长时段的视野内将自然与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尤其主张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历史，建立起独特的历史地理学。
布罗代尔在他的成名作《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尝试将历史划分为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分别对应着接近于静止的自然史时间、缓慢而有节奏的社会史时间、变化显著的事件史时间。这样便从传统史学那种专注于政治史、事件史的狭隘历史叙述中走了出来。布罗代尔并没有将自然、物质的东西看作是背景性的东西，他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混沌的历史还处在人的清醒的意识之外，人类行为的被动胜于主动。”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正是由于他从长时段做了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而不是从人们习惯的精神、文化和制度去解释社会与历史。布罗代尔同样将经济放到了长时段历史分析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丝毫不亚于马克思，并结合了更加微观日常生活史的考察，避免了一种公式化的解读倾向。
对于布罗代尔而言，长时段提供了各门学科与视野参与讨论的共同语言，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可以参与其中，甚至与此相关的自然科学学者也可以参与进来。布罗代尔引入了地理视野，同样我们可以引入气候的视野。实际上布罗代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入过气候这样的视野，在《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讨论了季风与海上运输的关系，后来在讨论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时也讨论了气候、疾病与自然资源等问题，尽管没有将焦点放到气候变化上，但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实际上，“长时段”理论只是一种方法论，用布罗代尔的话说：“经过反复的历史观察，历史学家发现了关于时限的辩证法，即瞬间与缓慢流逝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深刻的、反复无穷的对立……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这是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
在布罗代尔的视野下，自然和历史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生态关系。这种整体性视野和他的总体史观关系密切，其反对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一部分学者走向对宏大历史的解构不同，他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的边界，甚至试图消除这一人为边界，将讨论落实在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生态条件上，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扭转了历史研究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环境决定论之间的左右摇摆与无益对立，进而将二者看作一个体系，并将二者进行科学的综合。在今天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已经形成了共同认识论，其代表正是复杂性科学和文化研究这两种研究范式，它们被布罗代尔誉为“新生力量”，自然与人文两大领域也有望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和解，实现科学的综合。
布罗代尔的复杂性历史思维，其预示着重新架构自然与人之关系的新历史思维，几乎与其“长时段”理论同时产生的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也对我们重新理解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意味的是梅棹忠夫本人是由动物生态学转行来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这样的跨学科背景恰恰是布罗代尔所推崇的研究姿态。与布罗代尔高度契合的是，梅棹忠夫也高度重视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对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用，将世界（欧亚大陆）按照地理生态条件划分为第一地区（湿润地带）和第二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地带），以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两个地区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原因，他将文明看作是生态适应的过程而非汤因比那种“挑战—应战”过程，并打破了单线式的进化史观，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显然都是突破性的，不过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这固然与其理论的某些缺陷有关，例如环境决定论，不过也与当时人们尚未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有直接关系。今天看，梅棹忠夫的历史解释图式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尤其在人类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之下，他的文明史观将自然与人的关系较好地、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并打破了东—西方式的文明分类方法，其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的多样性，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后来，日本学者川胜平太将这一理论模型进一步完善改造，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即将湿润区之外的海洋看作是文明的摇篮，这样大陆便可以被看作是被海洋分割的岛，这样从宇宙看地球就变成了资源有限的岛国，并由此看到了锁国时代的智慧，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视角。可以说，这些观点都试图修正以往以意识为中心建立的历史视野，企图引导人们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也显示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进程。
辩证地看，自然世界与意识世界的分离恰好成为了人们反思这一问题的契机，营造了人们抛弃旧有思维、运用复杂性思维思考人类命运与未来的极限认识环境。1972 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美国科学进步学会做了一场报告，题目是《可预测性：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在德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吗？》，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蝴蝶效应”。洛伦兹是公认的混沌理论的创立者，这一理论被认为是继牛顿之后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理论。混沌理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同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洛伦兹正是在用计算机求解气候模型时发现了混沌现象，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可见一斑。那么，有比这一系统还复杂的吗？那或许只有人类的社会系统吧。若论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没有比人和人的历史世界更能体现这一点，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复杂性在强调时间之矢，这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是中心话题。它强调复杂性而且承认人文社会体系是一切体系中最复杂的。”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气候与人类社会关系这样的问题时，无疑是提出了最为难以解答的问题，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前文对黑格尔的自然观做出了太多批评，但黑格尔有一点说对了，自然无法认识自身，其实自然也无需认识自身。自然不需要我们保护，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除了与自然达成生态平衡别无它途。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过万年的历史，我们从最初极端依赖自然环境，到完成定居革命进入农耕文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逐渐减弱，人类从只能被迫服从命运的神话时代，逐步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最终创造了灿烂的现代文明。当代，关于气候治理的杂音始终存在，其中既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政府层面的反对意见，2019 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闹剧，无疑证明了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尚没有从旧有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一种简单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做出真正科学的判断，各种关于气候的奇谈怪论在世界各国都还有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进行气候治理的雄心与信心。因此，在笔者看来，气候治理不仅需要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与科学家、技术专家进行合作，更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家联合起来，他们的作用不应局限于宣传理念，应该参与到改善思维方式、改进意识形式等方面中来，改变当下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思维，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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