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俊华 ,魏丽
(1.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南京 210023;2.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我国高等教育已由大众化阶段迈进普及化阶段。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再是稀缺资源,公众从追求“有学上”逐渐转变为要“上好学”,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2016年12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东部的高度集聚,造成了明显的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洼地,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2]。虽然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约占全国53%,在校生人数约占全国54%,但是GDP 总量仅占全国的20%左右。因此,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对于国民经济乃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重任,是知识方法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是高级人才的主要缔造者,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3]。高等教育发展通过要素积累、效率提升和资本互补三个作用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4]。在1982-2004年间,平均每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1%,将会引致GDP 增长712 亿元[5]。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生产,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促进经济的发展。李德煌等[6]基于扩展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合理流动四个角度构建人力资本存量测量体系,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张静等[7]的研究也证实了高校培养的人才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累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Barro等[8]也指出高等教育的扩张能有效影响创新,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第三,高等教育既通过人力资本直接作用经济增长,也通过提高基础研发和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杜伟等[9]通过2002-2020年29省、市数据指出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通过人力资本累积带来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以区域视角切入,高等教育不仅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Fingletons等[10]的研究表明,高校培育的人才不仅对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对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影响。王录仓等[11]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高校的科学研究对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余洁等[12]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带来的国际交流合作对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备受学界关注,但由于高等教育发展评价研究相对有限,大部分研究仅仅从统计方法和比较数据入手,缺乏理论支撑。此外,由于学者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价视角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价指标有所差异。部分学者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崔玉平[13]从省域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及速度等方面构建高等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詹正茂[14]从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此外,刘六生等[15]基于教育分省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普通高校、“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高校数量,专科、本科、研究生和在校大学生数量七个指标构建高等教育发展评价指标。张男星等[16]基于PLS结构方程模型从整体规模、师资力量、国际化、信息化、社会服务、经费投入和多元治理七个方面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黄忠敬等[17]基于OECD 教育指标从产出指标、投入指标、过程指标和机会指标四个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测评。陈斌[18]也在借鉴OECD 等教育指标的基础上,从高等院校博士学位专任教师占比、生均事业费、重点院校数量和毛入学率四个三级指标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指标。高等教育发展评价各有差异,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从高等教育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话,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之间的分歧也会随之降低[19]。
现有研究为本研究构建高等教育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参考,验证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然而,有关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一是对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目前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一具体的维度,缺乏对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综合考虑;二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研究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不同表现做进一步分析。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第三部分是基于熵值法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测度,第四部分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在《教育大辞典》中,教育发展被定义为“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教育发展既涵盖着教育发展内部要素的优劣特性,又蕴含着学生等其他相关主体对教育体系所提供资源或服务的期望程度[20]。潘懋元将高等教育发展分为一般的基本发展要求和具体的人才合格标准两个层次[21]。在高等教育领域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类型的发展观:一是需要论发展观,高等教育发展由其所提供的服务对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学生个人等主体的满足情况而定,满意度越高,高等教育发展就越高;二是产品发展观,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活动,当培养出来的学生被视为“合格产品”时,就是有发展的教育;三是市场发展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实现个体的价值,高等教育的发展由市场选择决定[22]。
上述观点虽然略有差异,但都是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视角来衡量高等教育发展,即从结果取向来以高等教育产出的优劣来评价高等教育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重视高等教育结果的同时,不能忽视对高等教育过程以及资源支撑力的关注[23]。因此,从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和资源支撑来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高等教育对需求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社会职能的实现需要良好的资源支撑,高校的师资水平、科研平台、生均经费[24]等内部支撑条件对保障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和2020年中国软科大学排名指标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四个维度构建了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省际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搜集2008-201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发展的数据,来对中国30省市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分析。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情况严重,所以没有纳入最终的分析中。
(二)评价方法
目前在国内外综合评价的实践中,有十多种评价方法。根据确定权重方法的不同,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客观评价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和熵值法等方法[25],主观赋权法受主观判断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进行评价。熵值法源于热力学,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其中,信息熵可以通过信息的变异程度反映信息熵的效用价值[26]。本研究对熵值法做了改进[27],在截面数据中加入时间变量,改进后的计算步骤如下:
(1)指标选取:设定有s个年份,m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n个指标,则xqij为第q年省份i的第j个指标。
(2)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为了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更好地区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k通过年份s和样本m 数来计算,k=ln(sm)。
表2 30个省市的高等教育发展综合得分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时空演变
2008-2018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2008-2018 年的11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均值由2008年的0.272 上升到了2018 年的0.287。其中,2018年有11个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超过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最快的是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综合得分年均增长率为2.45%。在2008-2018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08-2011年的“波动下降阶段”、2011-2013年的“三角阶段”和2013-2018年的“快速提升阶段”。
图1 30个省市2008-2018年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为了进一步探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本研究使用沃尔德(Ward)系统聚类法来对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将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最高、次高、中高、中低、次低和最低水平六项聚类,结果如表3所示。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东中西内部交错的分布态势:2018年,高等教育发展得分最高的区域为北京市,综合得分为0.899;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高等的区域均分布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综合得分为中等的地区分布在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浙江,中部地区的湖北以及西部地区到的四川、陕西。综合得分为低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有7个,西部地区有9个。
表3 30个省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分类情况(2018年)
(一)面板实证模型设定
本研究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四个维度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效应及其内部机制。本研究基于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借鉴Lucas和Griliches等人[28]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该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 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A 表示技术生产效率,用一个常数项表示,K 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数量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发展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改善劳动力的发展,因此用劳动力数量投入L 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乘积表示劳动力发展,m 代表共有30个省市,q表示年份。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可得模型如下: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证实,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要素投入,也和其邻居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29]。为了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本研究在模型⑨中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比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优越性更高[30],因此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得到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三种权重矩阵进入模型进行检验:空间邻接权重矩阵(模型⑪表示当两个省相邻时,赋值为1,不相邻时,赋值为0;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模型⑫)用来衡量空间效应与区域距离之间的关系;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模型⑬)则反映了空间效应与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a和b分别代表不同的省份,yi和y的平均值分别代表不同地区和全样本的GDP 的平均值。上述三种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在最终的模型⑩中,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Y用各省市GDP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资本投入K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劳动数量投入L用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员数量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发展E 用高等教育发展综合得分(%)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所占比重的乘积项来表示;C 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外贸依存度、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发展,分别用进出口货物总额、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 的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中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表示,前两个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最后一个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西藏数据存在缺失情况,故进行删除。β0、β1、β2、β3、β4、β5、β6、β7和β8分别表示参数或者截距项;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ε表示误差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
表4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面板实证分析结果
1.空间自相关诊断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对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31]。由检验结果可知,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了不存在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的原假设,说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似然比检验和沃尔德检验的结果可以验证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转化为空间误差或者空间滞后模型,由检验结果可知,在W1、W2和W3三种权重矩阵下,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能够转化为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因此,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的合理性。在三种空间权重下,豪斯曼检验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应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表5 高等教育发展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空间相关检验
2.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运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W1、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对数据进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在三个权重矩阵下的回归模型拟合优度都很好,其中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回归模型拟合度最优,部分说明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更多地反映为经济上的联系,因此我们主要以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结果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估计值显著为负,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对其他领域的投资减少,进而在短期内抑制了区域的经济增长[32]。社会服务的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科学研究的空间滞后估计值为正,社会服务空间滞后项估计值为负,二者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产生了空间外溢效应,邻近省份通过吸收、模仿和引进技术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由于空间杜宾模型无法完全反映各变量在省份内部和相邻省份之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偏微分法,将区域间溢出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便更准确地分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33]。
表6 空间杜宾模型数据回归结果
3.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 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社会服务的估计值为0.093,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服务对本省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人才培养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说明人才培养对本省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资本和外贸依存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正,即资本投入越多、国际贸易越频繁对本省及邻近省份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资本投入的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变量,说明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为资本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对本省经济有抑制作用,对邻近省份经济则有促进作用。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实施赶超战略将加剧产业结构扭曲并使得发展中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增加[34],进而抑制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邻近地区接受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则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要推进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35],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转型,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
表7 高等教育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4.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区位优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019年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指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GDP 占全国GDP 的40%以上,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了区域内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进而提高了整个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我国东中西地区不是行政区划和地理概念上的划分,而是政策上的划分。因此,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各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在直接效应中,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支撑对本省份经济有抑制作用,这说明中西部省份应当拓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渠道以减少财政上的巨大压力。在间接效应中,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对邻近省份有抑制作用,且系数值较大,这说明由于城市虹吸效应的存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
表8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估计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东中西内部交错的分布态势,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来说,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等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较高,山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为了改善我国高等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应该尽快缩小省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调整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中西部发展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发展则是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为了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在政策上给予中西部地区倾斜,也要鼓励中西部高校吸收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条件,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性转化。此外,西部各个地区在制定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时,要将区位因素纳入其中,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资源支撑对整体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各不相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社会服务功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产生了空间外溢效应,邻近省份通过吸收、模仿和引进技术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要提升邻近省份对于科学技术的模仿、消化和吸收能力,不断加强不同省份企业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进一步激发邻近省份的科技创新能力,打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空间溢出路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发展水平和高层次人才的匹配互动,增强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作为科学研究产出的重要机构,科研成果主要分为没有产权的论文与科学著作等公共产品和具有产权归属的专利等准公共产品两类。由于市场缺乏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定价机制,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员的补贴力度,使外部效应内部化[36];专利等准公共产品主要通过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要尽快完善关于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科技成果向实际市场转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人才培养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对邻近省份经济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城市虹吸效应的存在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流失。2018年,紧靠北京、天津的河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流失率达55.6%,紧邻广东的广西省人才流失率高达57.8%。我国人才培养与资源和就业出现了空间错位现象,面对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吸引高等教育人才的天然优势,中西部地区如何“留住人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出台政策,提高对人才的福利待遇,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落户;另一方面引导地方高校服务本地,建立地区经济—高校人才培养协同发展体系。地方高校应当明确自身职能定位,将服务地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选择,向应用型高校转变,“引社会服务之水,灌人才培养之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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