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蕊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始于涅尔瓦，终于马可·奥勒留(公元96—161年)，吉本称其为“人类最幸福、繁荣的时期”[1]。在此期间，帝国版图空前扩大，各种惠民政策接连推出，无数冠冕建筑层出不穷。凡此种种，无不体现这一时期赫赫之武功、煌煌之文治。如果说在前四任“贤帝”统治下，罗马帝国边境无事、政局稳定，那么“五贤帝”最后一帝马可·奥勒留统治下的帝国却四境多事、内乱不止。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空前严重的帝国财政危机。①根据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的权威定义，国家财政危机就是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趋势。见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p.2. 结合相关史实，可以肯定：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财政危机确实存在。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已有学者关注。有学者认为此次财政危机主要由瘟疫引起。见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2页。还有学者提到财政危机的影响。见[俄]科瓦略夫著，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71页。危机主要表现为：财政收入因战争、瘟疫明显减少，而支出却只增不减，财政长期处于收不抵支、入不敷出状态。由于危机长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罗马帝国“黄金时代”作古。此次财政危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作为军事、政治、社会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时性。
帕提亚战争与马科曼尼战争贯穿马可·奥勒留统治始末。奥勒留即位伊始，蛮族侵略浪潮便再次掀起。在西部，卡蒂人(Chatti)屡犯边境；
在东部，帕提亚战争再度爆发。罗马虽在战争中取胜，但付出的代价是：军队在底格里斯河地区感染瘟疫，“许多士兵因饥荒和疾病而丧生”[2]5，大量防御工事因人员不足遭到削弱，以马科曼尼人为首的大批蛮族乘虚南下。马科曼尼战争使罗马军费支出急剧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马科曼尼战争持续时间长(166—180年)。据狄奥记载：“几乎他(奥勒留)的一生都在与伊斯特尔(Ister)地区的雅兹盖斯人(Iazyges)和马科曼尼人(Marcomani)作斗争，他们一个接一个……”[2]11第二，入侵者来势汹汹、规模庞大。主要包括雅兹盖斯人、夸德人(Quadi)、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以及马科曼尼人等。这些蛮族常常相互勾连、结对联盟，共同对付罗马。因此，蒙森认为，更确切地说，马科曼尼战争是罗马帝国与多瑙河沿岸众多蛮族进行的一场混战[3]271。为抵御外敌，奥勒留不得不新增两个军团，命名为“伊塔利卡第二军团”和“伊塔利卡第三军团”，分别驻扎诺里库姆(Noricum)与雷蒂亚(Raetia)，并在劳里亚库姆(Lauriacum)建立了新的边境军营和大量要塞[4]544。第三，帝国刚历经帕提亚战争，此时兵革未息、疫病盛行，正值虚弱不堪之际。元气还尚未恢复，马科曼尼战争又接踵而至。由于敌军人数众多，而罗马士兵数量却因前期战争、瘟疫锐减。因此，补充大量新兵成为当务之急。一般来说，罗马帝国每年只需招募7 500—10 000名新兵充实军团，而由于这时兵员损失严重，新兵招募数量至少增至5万人[5]306。
此时，军费支出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负担。首先，要维持如此庞大的战时军队，粮食供应必须加以保证。据西方学者估计，当时军团、辅军和舰队士兵总数约为48万人。每个士兵平均每天大约需要880克小麦加上620克补充食物(包括蔬菜、水果和坚果等)，一天总消耗423吨小麦和298吨补充食物，每年则消耗15.439 5万吨小麦和10.877万吨补充食物[5]325。而实际消耗量只会比以上数字更高，因为作为士兵必需品的各种肉类、酒水、油都未被计算在内。受帕提亚战争和瘟疫影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入伍，劳动力异常短缺，农业产出量也随之减少。为保证战争期间的粮食储备，不得不从行省购买大量粮食，这无疑加大了政府开支。其次，成倍增长的新兵数量意味着军饷供给总额也成比例上涨。从多米提安开始，军团士兵的军饷为每年300第纳里(denarii)，②古罗马货币单位。金币为奥瑞乌斯(Aureus)，银币为第纳里乌斯(Denarius)，铜币为塞斯退斯(Sestertius)。在帝国时期，三者换算关系一般为：1奥瑞乌斯=25第纳里乌斯=100塞斯退斯。百人队长的军饷可能为每年3 375第纳里，其他军官的军饷则在1万至2.5万第纳里之间[6]。最后，战时物资运输成本从来都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必定会随着战争的持续而不断扩大。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就算是罗马重型大车，其装载量也至多相当于现代西欧大车平均装载量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有多少劳动力被浪费掉，运输是何等缓慢，以及繁重的运输需要多大数量的牲畜和赶车人[7]542—543。驮畜不仅装载量小、运输缓慢，而且本身也消耗大量粮食。有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粗略计算：11万只马和6万只骡子每年就要消耗244 550吨大麦和401 500吨干草或绿色饲料[5]325，更何况军队还常用驴、牛等作为驮畜。
除基本军费开支外，另一项支出也应当受到关注。面对众多蛮族，奥勒留并没有迫使所有蛮族部落臣服[8]，而是在各蛮族间纵横捭阖，企图用金钱使其分化瓦解。给予钱财成为马库斯对待蛮族请愿者的策略之一[9]44。狄奥记载，阿斯汀吉人(Astingi)由于得到了金钱和土地，承诺不再采取敌对行动；
还有一些蛮族部落因得到金钱，倒戈罗马[2]13-17。“贿赂”“收买”虽有利于逐个击破、分而治之，却以财力消耗为代价。
如果说帝国在这一朝出色地经受住了军事考验，那么帝国财政却不然[7]528。战争仅进行了几年，27亿塞斯退斯的国库盈余就被消耗殆尽。为筹集战争费用，奥勒留在图拉真广场公开拍卖皇室器物和饰品，甚至还包括其妻子的丝绸长袍和哈德良留下的私藏珠宝[10]175。帝国财政捉襟见肘的窘迫可见一斑。
如果说大规模对外战争是导致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罗马帝国内部的紧张局势则无疑加速了财政危机的爆发。
1.农民起义与总督叛乱
172年，正值马科曼尼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埃及布科里(Bucoli)发生骚乱。在领导者伊西多尔(Isidorus)带领下，起义军屡屡获胜。不断扩大的队伍向亚历山大里亚港口挺进，对帝国造成极大威胁。此次农民起义无疑是转嫁财政负担的结果，但反过来也对帝国财政走向崩溃边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75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在东部行省发动叛乱。由于军事才能出众，卡西乌斯被委以重任。卡西乌斯拥兵自傲，以叙利亚、埃及行省为中心，迅速占据整个陶鲁斯以南地区。此时，其麾下军团数可能有7个之多[11]，与奥勒留带领的西部士兵有分庭抗礼之势。皇帝被迫放弃即将取胜的马科曼尼战争，准备转向内战。
布科里起义和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叛乱虽未给帝国带来致命性打击，但只要考虑到埃及作为罗马“粮仓”的地位、卡西乌斯之于罗马军队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罗马帝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之下，就不难发现，两场内乱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样不容小觑。
2.福利支出攀升
马可·奥勒留统治下的庞大财政需求不仅表现在急需大量军费以维持东西两线作战、镇压内部叛乱，还表现在国内“福利刚性”导致的庞大福利支出居高不下。
由于士兵在罗马帝国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因此，皇帝在特定场合赏赐士兵已成为一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并且赏金数额也呈现出只增不减的趋势。间或有皇帝试图打破惯例，拒绝给予士兵赏金都会遭到恶意报复，如伽尔巴皇帝就因未对近卫军“慷慨解囊“而惨遭抛弃[12]。有鉴于此，奥勒留即位伊始就给予每位近卫军2万塞斯退斯[4]539。据蒙森记载，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每一位近卫军都得到了8 000第纳里[3]203。
同为奴隶主阶级的罗马平民也深受各任皇帝眷顾。这群被豢养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众多，很容易形成一种合力去对抗任何试图损害其利益的政治尝试。因此，“面包加竞技场”政策为历代统治者沿用。免费粮食供应、钱币赏赐和各类公共娱乐活动屡见不鲜。仅在一场宴会中，奥勒留就赏赐每人800塞斯退斯[2]55。数据显示，奥勒留共对平民赏赐7次，平均每年赏赐支出2 500万塞斯退斯[9]249。除对平民的货币性福利大加眷注外，奥勒留还尤其关注儿童福利，继承、发展了自涅尔瓦开始实行的“贫儿补助金”制度(alimenta)。为进一步完善救济制度，奥勒留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贫穷女孩的救助组织，取名为“福斯蒂尼娅内(Faustinianae)”，以此纪念妻子福斯蒂娜[10]118。另外，为了庆祝女儿露西拉(Lucilla)与维鲁斯(Verus)的婚姻，奥勒留增加领粮人数，并规定：在粮食供应中，男孩和女孩都应占据一定份额[10]151。值得特别关注的是，178年，奥勒留免除了45年内亏欠皇帝私人金库或国库的所有债务[2]55。财政本就吃紧，皇帝这一让财政收入大量流失的做法致使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福利与救济对帝国财政的影响毋庸置疑。二者的关系在于，福利、救济支出愈多，国家财政就愈是可能出现赤字。
据估计，奥勒留对平民、士兵的赏金总额高达5 000万塞斯退斯[9]41。有理由认为，皇帝视域下的惠民措施，实际上是谋求平民、士兵政治认同的手段。然而，溪壑可盈，是不可餍。在“福利刚性”作用下，士兵、平民对赏赐的需求不但不会因为财政状况恶化而降低，反而不断膨胀，这使帝国福利开支呈现出“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和现代福利国家制度一样，奥勒留无休止、高数额的赏赐活动，使帝国财政投入不断扩大，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3.货币贬值
面对帝国财政收入降低，但战争、福利支出却保持明显刚性，并以较快速度上涨的局面，奥勒留似乎从货币供给量入手，以期迅速改善帝国财政状况。罗马货币面世之初，足值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这种货币本身具有十足的价值，含金、银量与货币面值基本相等。但随着时间推移，在铸币金属量一定的情况下，当帝国财政开支扩大时，统治者一般会减少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并掺杂廉价金属以增加货币发行量，其结果就是货币贬值。开启罗马帝国货币贬值进程的始作俑者当属尼禄。一般来说，罗马奥瑞乌斯(aureus)金币面世以来，每一磅黄金可铸造40个金币，而尼禄规定“每磅黄金铸造45个金币”[13]。自安敦尼王朝开始，货币含银量更是“一路下滑”，具体情况见下页表1[14]。
逐渐地，货币以面额流通，而非实际含金、银量价值，即货币可以不足值。奥勒留统治期间，货币银含量降至68%，表现为货币纯度下降、成色劣化、货币重量减轻。
马可·奥勒留虽不是贬值货币“第一人”，却也是罗马帝国后期货币体系全面崩溃的一大“帮凶”。诚然，贬值货币能在短时期内弥补帝国财政亏空，但其对帝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亦不能忽视。首先，通货膨胀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商品价格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由于史料数据有限，奥勒留时期的物价指数无从凭藉，只能对帝国中后期物价涨幅进行总体考察。以1罗马斗(modius)小麦为例，图拉真时期，1罗马斗小麦价格约为4塞斯退斯。到了301年，价格涨至1罗马斗小麦100第纳里，价格上涨约100倍。①根据学者对韦利亚(Veleia)铭文的解读，图拉真给予男孩每月16塞斯退斯的津贴可以在罗马购买4罗马斗小麦，即1罗马斗4塞斯退斯。见Ashley, Alice.M,The ‘Alimenta’ of Nerva and his Successor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 36 (1921), p.14. 到了301年，1罗马斗小麦价格为100第纳里。见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Basil Blackwell, 1964:27。为防止社会混乱，统治者往往会将更多的贬值货币投入流通，这不仅造成了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还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其次，根据格雷欣“劣币逐良币”定律，足值货币退出流通，劣币充斥市场，帝国财政信用随之下降，财政的调节功能也相应失效。最后，危害体现在皇帝带头造假所产生的负面“榜样”作用。每每帝国发生财政问题，皇帝都以次充好，这一做法继而为后代皇帝仿效，结果便是货币贬值的“常态化”。
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城市卫生欠佳，瘟疫在罗马的爆发具有季节性特点。“安敦尼瘟疫”作为罗马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瘟疫，爆发于165年。瘟疫先在东部各省肆虐，后被返程军团带到帝国西部，瞬间席卷整个帝国。由于欧亚大陆物种演化各异，这种由近东地区传入的病毒使未产生抗体的罗马人毫无免疫能力，大量死亡，②“安敦尼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犹未可知。有学者认为帝国死亡率为7%—10%。见R.J.Littman, M.L.Littman,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94 (1973), p.252。也有学者认为死亡率高达30%。见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Plague, Charles River Editors, 2020:35。“成群的尸体被小推车和四轮马车移走”[10]167。此次瘟疫不仅涉及地区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据卡西乌斯·狄奥记载，瘟疫于189年再次爆发，每天死亡人数多达2 000人[2]101。4世纪史学家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认为，罗马帝国大部分居民和士兵都死于此瘟疫[15]。由于古代医疗技术有限，当代名医盖伦并未有任何有效治疗方法流传，仅有零星症状描述：患者全身结痂，外观呈黑色，并时常伴有腹泻、呕吐、发烧、溃疡等症状[16]。瘟疫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
不仅大量人口因感染瘟疫而死亡，还有大批人口逃跑、失踪，致使劳动力严重缺乏。况且此时正值战争征兵之际，劳动力更显匮乏，农业发展陷入停滞，帝国税收流失严重。据卡西乌斯·狄奥记载，168年，当士兵在获得战争大捷后要求皇帝增加军饷时，奥勒留回答道：“任何超出你们应得报酬之外的钱财都将从你们父母和亲属的血汗中榨取”[2]13。针对这一做法，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即使奥勒留深知拒绝这些士兵可能危及皇帝的地位，但考虑到整个帝国纳税人的窘迫状况，他不得不作出这样一种回应[7]528。除文献资料外，西方学者还对埃及行省纸莎草铭文进行了释读。在几个作为研究对象的村庄中，男性纳税人口登记数量下降率在瘟疫爆发期间均大于或等于70%。在达马斯图(Damastu)地区，甚至高达93%。具体情况见表2[17]：
表2 埃及三角洲村庄的男性纳税人登记情况
尽管表2数据有限，但仍可将其视为安敦尼瘟疫期间帝国境况缩影，从中窥见整个罗马帝国纳税人数锐减程度。
2.在社会生活方面
瘟疫对人们的精神冲击绝不亚于生理折磨。贵族同平民一样，成为瘟疫的攻击者，罗马帝国此时尸横遍野、饿殍遍地，就连皇帝本人也罹染瘟疫而死。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的说辞或许提供了最为真实的写照：“一个人在埋葬了别人之后死了，另一个人又埋葬了他，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18]。另外，瘟疫对城市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在行政管理人员减少，填补市政管理职位也变得困难[19]。瘟疫善后处理任务同样艰巨。面对大量死亡人口，奥勒留使用公共开支为下层民众、贵族举办葬礼，并为一些杰出人物竖立雕像。为了安抚平民，奥勒留尝试举行各种国教仪式拯救国家，并对整个城市进行清洗[4]542。为了应对瘟疫带来的饥荒问题，相应的赈灾措施、经济重建工作也需要在帝国财政扶持下完成。由于死亡率不断上升，埋葬难度不仅增加，财政负担也无疑加重。
“安敦尼瘟疫”对罗马帝国人口、经济的毁灭性影响，正好印证了“在很大程度上，帝国的历史轨迹被自然力量从外部改变了方向”[20]的观点。此后，帝国财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此次瘟疫的阴影之下。尽管统治者采取各种办法改善财政状况，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柏拉图曾说：“除非哲学家成为皇帝……否则，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是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1]。身兼“哲学家“和“罗马皇帝“双重身份的奥勒留，成为西方历史上唯一一位符合柏拉图理想的君主。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奥勒留统治时期应物阜民丰、安定和谐。然而，事实却是：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灾难频发的时代。在外部，帕提亚人和马科曼尼诸蛮族竞相涌入，战乱频仍；
在内部，叛乱不止，疫疾流行，死亡枕藉。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已使帝国倍感压力。而平民、士兵对福利的预期仍保持明显刚性、皇帝贬值货币的做法则使帝国财政陷入一种更加无法扭转的颓势。面对财政赤字，奥勒留既没有“开源”，也无法“节流”，巨大的收支鸿沟难以弥合，最终对整个罗马帝国造成了多米诺骨牌式严重后果。尽管奥勒留本人恪尽职守、奔波不止，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最终还是成为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