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桐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跃升至63.89%[1]，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报告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突破70%，逾两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陆续迁移至城镇落户[2]。大规模、高速率的城镇化进程构成20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转型的突出背景，同时也表明新型城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核心将是实现人的城镇化[3]。
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与社会融合过程寓于人的城镇化这一命题之下，其过程受阻，往往被视作“浅的城镇化”或者是“未完成的城镇化”[4]，将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城镇化的顺利实现构成较大威胁。因而，人的社会融入与转型已经成为我国超大规模城镇化发展、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核心建设任务[5]。
农村籍大学生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主体与推动社会转型的潜在力量，其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过程往往被学界视作低社会阶层或边缘贫困群体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6]，以文化取向的解释为代表，将个体的社会融入嵌套于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探讨个体的文化转型与适应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城乡二元的文化博弈视角进行分析，如探讨农村籍大学生在文化冲突中个体的再社会化过程[7]、场域转换下生存心态的断裂与连续[8]、文化模式同阶层跃迁的关联[9]以及“总体性文化资本投资”与社会成就的关系[10]等问题，研究指向皆聚焦于农村籍大学生的城市适应而对这一过程中乡土认同的变迁则甚少提及。
实际上，探讨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融入所难以避开的底层问题是：人的城镇化之根本指向。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的城镇化不仅指向城市，亦指向通过人的转型进而推动乡村的转型，根本解决乡村因人的流失而致使的农业兼业化、农民留守化与村庄空心化的问题[11]，从而实现后生产主义意义上的新农村①(1)①后生产主义意义上的新农村需要以高度的人的城镇化的实现为基础。居民对农业生产具有更多元的需求：高质量的农业产品、多样化发展的农业生态以及非农就业；
强调农业环境的保护、可持续性耕作的土地资源与有机农业技术的使用；
重视农业活动对地方消费的促进作用，农业转型为生活消费的新方式。。因而，人的城镇化绝不能以乡村认同的失落为代价，而应当兼收并蓄同时保有对城乡文化的认同。已有研究表明，群际交往具有较大可能对跨文化者的认同情况产生影响。[12]那么，身处城市校园的农村籍大学生，何以通过群际交往的影响保有这一认同，其达成的具体路径和机制又是怎样的，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
1.双文化认同整合
农村籍大学生作为跨越文化场域同时受到两种文化交互影响与浸染的双文化个体[13]，为适应不同的文化情境，需要整合两种文化间的不同规范，形成一种文化模式，或组织成一种和谐统一的行为技能，以实现在两种文化间的有效的转换[14]。传统的文化适应观点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是个体最初带有的原有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单向的、一维的和不可逆转的。[15]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贝瑞(John W.Berry)提出文化适应的过程应当是双向的、二维的和多路径的复杂过程，而同化策略仅为其中的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研究借鉴维罗尼卡·贝尼特·马丁(Veronica Benet-Martin)等人提出的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理论，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有文化的同时积极融入主流文化，探查农村籍大学生整合城乡文化认同的差异状况。
该理论认为，双文化个体实现整合的过程实际上主要发生在两个维度的转变上：(1)文化冲突—和谐(conflict versus harmony)，即双文化个体是否能够让原有文化与主流文化和谐共处，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到紧张、冲突还是一致性(compatibility)(例如“我时常感到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或“我感觉自己深陷在城乡文化的夹缝中无法自拔”)；
(2)文化混合—分离(blendedness versus compartmentalization)，即双文化个体感知到的原有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重叠程度与分离程度(例如“我是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农村人”)。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越高，个体往往拥有越高的自尊、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happiness)，同时也越少感受到焦虑、孤独与抑郁。[16]实际上，国外已有相当研究将“第一代大学生”的阶层跃迁过程置于文化跨越者的视角进行考量，聚焦工人阶级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间的疏离与整合问题，探讨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但较少涉及其达成路径的系统性的描述与探索。[17]
2.社会资本及其影响路径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至早期经典社会学家的四项理论传统，分别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有限团结”(bounded solidarity)、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 transactions)。这四项传统虽然重点各异，但其共通之处便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对个体达成工具性目的的行为和结果产生的重要影响。相较于从群体、社区等宏观层次的理念框架来建构与理解社会资本，微观层面关于社会资本的分析更为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聚焦于行动者由于嵌入某一类型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而可能具有的收益。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同“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它客观构成了“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行动者拥有这样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能够动员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与这一网络内部资源的总量。[18]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则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资源”，这种资源能够为个人带来利益[19]，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社会资本并不能依附于个体行动者本身之上而是存在于行动者关系间的结构之网中，然而其并未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摄取资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林南(Nan Li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在行动中获取与使用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可以实现工具性目的的投资与资源”[20]。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
既有研究表明，群际交往与群际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征，具有极大可能对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产生正向的预测作用。[21]罗伯特·怀尔(Robert Wyer)强调在动态建构主义的分析取向下，文化与情境的互动关联(culture×situation)是文化心理学一项极其重要的分析范畴，文化认知并非普遍而单一的实体(monolithic entity)而是具有情境性、动态性的松散认知结构网络(a network of cognitive structures)。[22]当个体频繁涉足不同文化交流情境，由于社交线索的驱动，文化知识与人际情境特点的影响，将逐渐具有与该情境相适应(situational applicability)的认知与行为反应。[23]凯瑟琳·阿米奥(Catherine E Amiot)与马里林·布鲁尔(Marilynn B Brewer)发现，那些更多涉足不同社交情境、拥有更多外群体朋友并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在同外群体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感到较低负面情感，具有更强开放性与包容性，对两种文化身份的整合程度更高。[24][25]除此之外，既有研究还表明，作为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身份，个体被确认与识别的价值，不仅提供了获取某些资源的正当性，还提供了坚韧的情感支持，因此社会资本对个体的归属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6][27]；
个体对所在场域归属感越强，其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越高[28]，这对于维持心理健康和资源所有权也是必不可少的[29]；
同时学校归属感与家庭嵌合程度之间亦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30]，个体同旧有文化的嵌合程度以及进入新文化场域的持续时间也会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水平[31]。
(二)研究问题
《论语·子路篇》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作为本研究的核心理念与问题，“和而不同”具有两重意涵。其一，君子应当“和”且“不同”，君子之风乃是追求团结普遍之人，但同时又持己以本心，处世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故不追索截然的一致，而是寻求保持独立、安所遂生。因此，农村籍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应当“融和”而非“等同”于城市，提升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成为必由之路；
相反，斩断乡土连接，将不仅背离人的城镇化的核心指向，也将动摇农村籍大学生自我认同的文化根底。其二，君子“和”方能“不同”，唯有当农村籍大学生积累更多社会资本，获取来自更多面向的帮助，经由社区、学校的支持，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才可能更好实现城乡文化认同整合，进而保持“不同”。
具体而言，研究将探讨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的作用机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间存在何种关联；
其二，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程度在各类型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之间的桥梁作用，揭示个体外部的社会支持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内部的文化整合；
其三，农村籍大学生进城学习时所处的学段(进入新文化场域的持续时间)在上述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应，进城时的学段因素是否会使相同的社会资本带来不同的双文化整合水平，如果会，这种调节的边界是怎样的。
(一)研究样本
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数据来自某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农村籍大学生。抽样方式主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依据该高校各类专业人数的原始分布比例以及学院内各年级人数的分布比例进行抽样，使最终样本构成能够相对还原该校的原始结构状况。最终回收农村籍大学生有效问卷1 013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男性占比22.80%，女性占比77.20%；
大一至大四年级分别占比24.09%、27.94%、25.47%和22.50%；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分别占比38.00%、36.53%、25.47%；
当前家庭所在区域占比情况，村屯为53.21%、乡镇中心区为26.55%、县城为10.56%、城乡结合区为4.05%、主城区为5.63%；
进城时的学段情况，幼儿园为15.60%、小学为20.24%、初中为17.08%、高中为29.80%、大学为17.28%。
(二)测量工具
1.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
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沿用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分类，包含嵌入弱关系中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与嵌入强关系中的“黏结型社会资本”，前者主要强调大学中背景不同的群体之间信息的沟通和资源的共享，后者是大学内所能提供的情感支持、金钱帮助以及其他重要的建议与帮扶等。[32]同时增加了布瑞恩·埃利森(Brian N.Ellison)等学者针对大学生群体提出的第三类社会资本即“维持型社会资本”[33]，虽然大学生同高中时代的同学、朋友也许在地域上相隔遥远，但仍然通过各类渠道保持着联系，从而维持旧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研究在采用达蒂·威廉(Dmitri Williams)与尼可·艾莉森(Nicole Ellison)针对美国大学生所开发的量表基础上[34][35]，参考朱晓文的研究对题项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调整[36]，使其在中国情景下更加适用。最终问卷共包含12道题项，其中测量“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有4道题项，测量“黏结型社会资本”的有5道题项，测量“维持型社会资本”的有3道题项，最终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
2.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测量工具
翻译并修订2003年维罗尼卡·贝尼特-马丁(Veronica Benet-Martin)等人编制的双文化整合问卷(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Version1，BIIS-1)。此问卷共八个项目，五点计分。同时参照倪士光在此基础上编制的针对流动儿童认同整合水平的问卷[37]，制定农村籍大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维度包括文化和谐(例如感觉到城乡文化身份之间是兼容的还是割裂的)和文化距离(例如感知到城乡文化身份是单独分离的还是连接混合的)两个可能的维度，最终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7。已有研究表明，虽然文化和谐量表与文化距离量表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然而两者的相关系数却接近于零，表明双文化个体感知原有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取向并非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对分离的。[38]
3.归属感以及农村嵌合程度的测量工具
农村籍大学生学校归属感的测量借鉴了肯尼思·博伦(Kenneth A.Bollen)和里克·霍伊尔(Rick H.Hoyle)的量表，通过“我对学校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我乐意花时间支持学校的一些活动”等四个问题进行衡量[39]，其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58。农村嵌合度主要依据马特·范德普尔(Mart G.M.van der Poel)关于个体在特定社会场域的嵌入与融合程度的研究，将农村籍大学生嵌置于农村社会结构内，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激发或影响的交往行动进行测量与考察[40]，其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28。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过程包括：(1)通过SPSS22.0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判别各构念的信、效度；
(2)通过AMOS21.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判别各构念的聚合效度(Covergent Validity)与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3)对构念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4)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通过Bias-Corrected与Percentile指标进行验证；
(5)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并采用Johnson-Neyman技术确定效应规模。
(一)效度检验与相关系数
效度检验主要包括对各构念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进行测量。聚合效度的测量方式主要通过计算载荷系数与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来实现，一般认为载荷系数大于0.7且平均方差提取值达到0.5即为理想状态，表明该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的测量主要包括卡方值(χ2)与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DF)之比、良性适配指标(Goodness of Fit Index，GFI)、调整后良性适配指标(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这四项指标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根据汉斯·巴格特尔(Hans Baumgartner)与克里斯蒂安·洪堡(Christian Homburg)等学者建议的标准，χ2/df小于3，GFI与AGFI大于0.9，RMSEA小于0.08，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41]
结果分析表明，各构念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由于篇幅有限主要对社会资本的各系数进行报告。农村籍大学生各类社会资本的建构信度值(Construct Reliability，CR)分别为0.803、0.810、0.879，均大于0.7，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值分别为0.508、0.462、0.708，除其中一项属于0.36-0.5的区间外，其余两项均大于0.5，情况较优；
各路径系数均在p小于0.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社会资本构念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社会资本的总体卡方值(χ2=134.161)与自由度(df=51)之比为2.631，GFI与AGFI分别为0.958与0.936，RMSEA为0.055，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为探明各构念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研究首先对各构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手段进行共线性检验，进而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对各构念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测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表
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不高于10则说明各构念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方差膨胀因子越小，测度结果越可靠。研究发现各项构念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2以内，表明本研究的量表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测量结果可靠。构念关系间呈中低度相关是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与适配度检验的最优情况，以上分析表明各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2至0.6之间，这一结论为已有的研究假设提供了证据，因而适合进行适配度检验与模型建构。
(二) 模型建构与修正
基于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研究设置了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包括12个外生显变量来测量3个外生潜变量(桥接型社会资本、黏结型社会资本、维持型社会资本)，并设置9个内生显变量来测量3个内生潜变量(学校归属感、农村嵌合、双文化认同整合)。研究对比了加入控制变量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拟合结果，发现路径系数并未产生显著变化，但后者的模型拟合结果更优，因此本研究的模型建构未设置控制变量。
通过AMOS软件分析发现初始模型的拟合状况较好。进而，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回归权重，研究对初始结构模型的具体路径拟合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依据计算得出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MI)对初始模型进行了调整，最终得出的模型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模型结果
通过AMOS软件分析，研究得到修订后模型的拟合结果，模型卡方值(χ2=421.140)与自由度(df=180)之比为2.340，GFI与AGFI分别为0.931与0.911，RMSEA为0.050。因此，修订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状况较好。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回归权重，研究对修订后结构模型的具体路径拟合结果进行了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所有路径的C.R.值均高于1.96的参考值，显著性水平均在0.001的水平内，因而修订后模型的拟合状况整体较优。
表2 修订后模型的拟合状况
(三) 中介作用检验
研究采用克里斯托弗·皮瑞奇(Kristopher J. Preacher)与安得烈·海因斯(Andrew F. Hayes)提供的多重中介检验步骤分析农村籍大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农村嵌合在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间所存在的中介作用。①(2)①首先对中介效应的总效果置信区间进行估算与检验，当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开始进入下一步分析。接着估算和检验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当置信区间包含0时，则中介效应不存在；
当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则中介效应成立。最后对直接效果置信区间进行估算和检验：当置信区间包含0，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为部分中介效应。研究利用AMOS软件自带的Bootstrap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设定Bootstrap样本量为5 000，置信区间为95%，以极大似然法进行计算。其中，Bootstrap置信区间法包含两种区间估计方式，一种为“Bias-Corrected”法，另一种为“Percentile”法，研究通过这两种方法估算出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总效果、间接效果和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总效果、间接效果和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
续表
农村籍大学生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总影响Bias-Corrected 95%CI和Percentile 95%CI置信区间为0.167-0.386和0.168-0.388，均不包括0，且Z值为4.927大于1.96，因此中介效应可能存在，可以进行下一步中介检验。桥接型社会资本与农村嵌合的总影响与间接效果的Bias-Corrected 95%CI和Percentile 95%CI置信区间相同，为0.060-0.222和0.057-0.215，均不包括0，且Z值为3.024大于1.96，因此两者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同理，发现大学归属感对双文化认同整合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直接效应存在。由此，研究初步推断农村籍大学生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为链式部分中介效应。依照同一分析步骤，分别对黏结型社会资本与维持型社会资本进行检验，研究初步推断，农村籍大学生黏结型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为链式完全中介效应，而维持型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则为完全中介效应。
研究虽然已经证明农村籍大学生桥接型社会资本、黏结型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间各变量存在相关关系且说明至少存在一条中介影响路径。但由于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是二因子中介模型，共需要检验两条中介路径：(1)桥接型社会资本、黏结型社会资本→大学归属感→农村嵌合；
(2)大学归属感→农村嵌合→认同整合。运用Mackinnon PRODLIN2软件分别计算不同中介路径的置信区间，通过检验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各条中介路径是否成立，并最终得到各条路径对整个中介路径的影响强度，具体如表4所示。
通过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三条路径的PRODLIN 95%CI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三条中介均存在，总间接效果标准化值为0.806。其中，“维持型社会资本→农村嵌合→双文化认同整合”中介路径影响强度最大，为38.96%；
其次是“黏结型社会资本→大学归属感→农村嵌合→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大学归属感→农村嵌合→双文化认同整合”，影响强度分别为30.65%与30.39%。
表4 中介路径的影响强度
(四) 调节作用检验
研究采用PROCESS程序对农村籍大学生进城时的学段在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Bootstrap分析，Bootstrap Samples设定为5 000，利用Bias Corrected分析手段，置信区间为95%。如表5所示，学校归属感、农村嵌合的乘积项系数为-0.088，置信区间为-0.156(Lower Level of Confidence Interval，LLCI)与-0.021(Upper level of confidence interval，ULCI)，不包含0，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加入乘积项后，R2-chng同样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5)，说明进城时学段的调节效用存在，系数为负，意味着进城时学段的确干扰了学校归属感对农村嵌合的影响。农村籍大学生进入城市学习的学段越早，他们对大学的归属感更能够让他们加深对于农村的连接。部分学者认为调节作用的分析应当关注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性，通过调节变量不同取值时的变量间关系去判断调节的方向，而不应当仅仅通过变量的系数。[42]已知农村籍大学生进城时的学段存在干扰作用，意味着完整地看，在不同学段进入城市学习的农村籍学生的归属感系数也应该不尽相同，甚至可能存在作用方向的差异。因而，传统的统计手段已经不能够对调节效应进行精准的分析，有必要对调节效应与调节规模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究。
表5 调节效应与调节规模
为了更为精确地检验农村籍大学生进城时的学段，研究采用Johnson-Neyman技术计算调节效应的规模范围[43]，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调节规模存在一个阈值为4.802。当农村籍学生进入城市时学段的值小于4.802时(即进城时段为幼儿园至高中之间)，大学归属感对农村嵌合的调节效应的置信区间都在0以上，说明进入城市时的学段在这段调节关系中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当进入城市时学段的值大于4.802时(即进城时段为5)，其调节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下限包含0，即大学归属感不再对农村嵌合产生影响。并且，随着农村籍学生进入城市学段的上升，大学归属感对农村嵌合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具体如图2所示。
(a)调节规模 (b)调节效应 图2 进入城市时所属学段的调节规模与效应
这意味着当农村籍学生于大学时才进入城市学习，则其对学校的归属感与农村嵌合之间并不存在干扰效应。但当农村籍大学生在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进入城市时，其进城时的学段越高，其在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之间的负向干扰作用越大。
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曾言，“在人类社会里，没有自我认同感就仿佛没有活着的感觉”，因此人类必须发展出一种强而有力且坚韧稳定的自我认同感，即确定“我是谁”的一系列认知、承诺与价值观，这对人类幸福至关重要。[4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单一的身份认同难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于正处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农村籍大学生而言，其认同整合水平直接关涉他们的自我判断、存在方式，同时也影响到农村社会转型的实现。因而，探究农村籍大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的具体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果讨论
在过往的跨文化研究中，往往认为个体应当顺应和发展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这有利于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与情感压力，更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观点是各种身份认同间并不具有绝对的互斥与冲突，相反尝试整合不同身份的努力将对个体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意义[45]，这类研究往往关注一些跨国家、民族的双语个体，在不同情境内如何实现文化整合的过程。
本研究将视角迁移至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籍大学生，聚焦他们所面临的城乡文化适应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与拓展了双文化认同整合理论的外部效度，也为复杂社会情境内的双文化个体指引了方向。研究发现，在不考虑中介变量与干扰变量时，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程度在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间起到桥梁作用。但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分别依循不同的作用路径：(1)桥接型社会资本可以直接作用于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即农村籍大学生加强同多元群体间的联系，沟通信息、共享资源，可以对双文化整合水平的提升产生直接影响；
(2)农村嵌合在维持型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即农村籍大学生加强与高中同学、朋友的联系，往往会激发其嵌置在农村社群的交往行动，进而达成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的提升；
(3)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在桥接型社会资本、黏结型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农村籍大学生经由在大学中所建立的各类联系，实现了校园归属感的提升，能够反向激发或动员其与农村社群的交往行动，进而提升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排除大学学段，农村籍学生进城学习时所处的学段越低，学校归属感与农村嵌合间的正向干扰作用越大，校园归属感的提升更能够帮助学生减弱对农村社群的疏离与割裂程度。
在社会资本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上，研究丰富了凯瑟琳·阿米奥(Catherine E Amiot)与马里林·布鲁尔(Marilynn B Brewer)的研究结论，除外群体交往，个体同原初社区的连接同样会对认同整合产生积极影响[46]，且不同交往类型(桥接型、黏结型或维持型)对认同整合的影响程度亦存在差异[47]。这一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内群体认同理论(common ingroup identity theory)所提出的假设，即通过广泛的社会连接实现重新分类，将外群体成员转变为共同圈内人(common ingroup)，由此个体对内群体的积极态度也将扩展到以前的外群体成员，这一通过社会连接实现重新分类的过程拓展了积极态度的界限，同时也实现了个体文化认同边界的延伸。[48]
在具体的影响机制上，研究发现大学归属感通过农村嵌合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而非相反的路径，这一原因可能在于安全、包容的校园氛围能够为农村籍大学生提供自由呈现文化风格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心理与情感的连接。詹妮弗·佩尔(Jennifer Pepperell)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新环境的归属感，不仅能够有效增进流动人口与新成员的互动，还能够增强其与旧社群的联系，促进连接感(connected feeling)的提升。[49]然而，在接下来的调节效应检验中，研究却发现，这一正向的影响机制，随着学生进城就学时所处年级的提升，而不断衰减。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对特定社会场域的嵌入与融合程度，与个体社会身份认同的关键发展期存在关联[50]，随着身份认同的逐步确立与稳定，农村嵌合开始具有更强的内隐性，校园归属感的直接影响作用逐步减弱。因此，教育机构提早对于流动学生的文化认知与社会认同进行干预、正向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资本等因素之外，作为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on stress)的情境因素，作为人格与双文化胜任力(bicultural competence)的个体因素亦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探索空间。
(二)实践启示
从组织层面而言，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所提供的信任、规范与网络，能够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提高组织效率，增加普遍性的互惠，同时也是解决集体冲突与困境的润滑剂。[51]本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这也启发高等教育机构从系统视角，推动校园社会资本的构建。其中，黏结型的社会资本象征着共同的经历、文化的规范或者一致的追求，能够为学生群体提供普遍的归属感；
桥接型的社会资本增加了校园中的信任与连接，学生们可以在其中分享经验、思考与创新，在不同文化与生活经历中建立共识、提升校园凝聚力；
而维持型的社会资本则为学生群体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勇气与安所遂生的底气，也为校园多元文化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动力。在大学中构建一种致力于联合生活、共同交流经验的多元的生活方式，相信这一普遍联系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将成为农村学生由文化理解走向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实际上，这不仅关乎农村籍大学生群体的利益，也是增进学校整体活力的重要途径，将校园中孤立的“我”扩展为“我们”，学生在接触与应对多种文化的过程中，也将增进其觉察和组织日常生活中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能力，提高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网络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
同样，个体层面也是理解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提出著名的“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他发现“强关系”由于其封闭性与同质性等特点，提供的信息多为重复冗余的信息；
而“弱关系”则因其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提供的信息更加多元。[52]在本研究中，桥接型社会资本所代表的充满异质性与开放性的“弱关系”，对农村籍大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的影响更大、作用方式也更为直接，这预示着对于个体而言建立异质性的连接与互动格外重要。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将影响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53]；
由于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待开掘和利用的资源[54]，因此推动社会关系网络向社会资本的转变，并进而走向更高程度的双文化认同整合，将为农村籍大学生更好地融入校园、达成内在文化和谐，提供一条更为完整与连贯的成长路径。
具体而言，高校应当搭建更多优质的社交平台，激发和动员校园内部关系网络的潜在生产性要素，推动校园社会资本的横向联系。包括支持各级各类社团组织，促成不同背景、专业、爱好的学生进行合作与交流，增进共识、达成理解，降低校园的社交压力与区隔氛围，缓解农村籍大学生实现城乡文化认同整合所需承担的情感负担与同辈压力。另外，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应对多元文化，加强校园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的连结，推动校园社会资本的纵向发展。包括构建平等友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传递尊重、理解与认可的价值观，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构建平等全纳的校园氛围。同时，培养与呵护农村学生的文化自信，帮助农村学生作为积极的学校成员，有机会平等、充分地参与到校园文化生活的创造与分享过程中，并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鼓励其以“和而不同”的生命之姿去面对校园生活中的压力与挑战。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释义为“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55]。即“和”是以道相济，出以公心，搭建共识，在和谐互促中，创造新知；
“同”是以私相循，务为雷同，违道以顺人情，故长久则所见趋一，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56]。在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背景下，农村籍大学生与高校的关系应当是互相成就的，前者不断累积学业上的进步，而后者借以推进“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创生社会资本与营造多元文化中推进价值共识；
只有当卓越的学术能力与学生的多样性结合时，大学的潜力与创造力才能够真正得到激发[57]，大学之于繁荣社会的使命与推动公平的责任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