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渝云,韩学谋
(1.2.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67100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56个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①(1)①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全州辖1市11县，有110个乡镇，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占30%以上的自然村有6554个。有白族、汉族、彝族、回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壮族、傣族、阿昌族、藏族、布朗族、拉祜族等13个世居民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白族人口160.4万人，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3.88万人，其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口124.8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34.3%。自1956年11月22日建州以来，全州各族群众的共同团结奋斗，呈现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以下简称“大理州”)白族文化为例，来阐释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动的规律、动力机制等。
早在汉代，汉武帝就在今大理地区设置郡县，设益州郡，并赐滇王王印，其中叶榆、比苏、邪龙、云南四县在今大理州境内，大理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大理地区虽然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但从汉唐以来或更早就与中原汉文化开始了交流，大理白族先民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因子，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文化，白族基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上的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过程和融合机制，是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个典型案例，也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团结提供可以推广的经验。
中华文化认同是指中华各民族以文化认同为中介，对内它是对中华文化的价值，尤其是精髓与优秀部分的体认，对外则表现为有特殊感召力和国际公认知名度的文化身份确认[1]。孙中山、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的研究为中华文化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又提出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2]。孙中山先生由一元一体民族观向多元一体民族观的转变的过程中，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振兴中华的重要路径，意即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吴文藻先生号召以文化自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文化问题，倡导以各种文化自觉方式确立民族自尊心，并经由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确立来达到创立强大国家的目的[3]。吴文藻先生的观点则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视角出发，认为民族自尊心对于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看待中华文化，从而逐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感、自豪感和认同感。1989年，费孝通先生结合我国民族实际及长期对民族研究的思考，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先生还认为高层次的认同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4]。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一体与多元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即各民族的文化应该根据自身特点来发展的同时，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两者可以共存，且不矛盾。李臻、金炳镐认为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华民族现实的族际关系结构的高度凝练和真实写照[5]。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的凝练、写照，而且也是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凝练和写照。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更形象地概括为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6]
学界对聚居白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互动交融的研究，主要通过白族社会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在外因、内因的视角下阐释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机制。许烺光的《祖荫下》对大理喜洲白族的生活、劳动、婚姻、宗教、祭祀、教育等进行研究，展示了喜洲白族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文化行为方式，这部作品是研究汉族文化与白族文化融合研究的经典之作，许烺光在田野调查时还发现，“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许多事实表明喜洲人不仅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更加汉化。”[7]这种认识具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喜洲白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及融合的深度，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不排除一部分汉族融入白族的事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对喜洲、剑川县、泸水县等地白族社会经济、白族文化、习俗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其中涉及许多白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合的内容，如调查发现白族受汉族的影响比较深远，语言词汇中吸收了许多汉语；
明代以前白族大量同化了进入云南的汉族，因此有许多白族追溯远祖来历为南京柳树湾，明代之后则以汉族与白族融合为主要趋势[8]。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院编著的《白族族源新探》集录了1957年至2016年方国瑜、杨堃、马曜、李东红、赵启燕等学者有关白族族源的研究成果，研究认为白族的起源和形成有土著说、外来说、多元融合说等观点，白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文化是其重要的一个特点[9]。张锡禄在《佛教对白族民俗的影响》[10]《佛教密宗对白族社会思想心理的影响》[11]中认为白族吸收佛教文化，并与当地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加速了白族文明的进程。何叔涛认为南诏、大理国政权开放进取，善于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白族文化继承了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白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表现出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12]。
学者认为散杂居白族保持其民族特色的原因在于民族的自我意识及双重文化认同的不断增强。何叔涛认为元江散杂居白族以较少的人口和极小的聚居区处于周围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而不被同化，除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和族内婚的稳定作用外，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所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同时元江白族的发展也与不断学习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13]。张丽剑在《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湖南桑植白族研究》一书中认为，桑植是白族先民由南向北扩张的最北界，桑植白族有着双重认同，既包括对白族和汉族的双重文化认同，又包括对大理和丽江的双重地域认同[14]。
上述研究成果从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交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上述研究在中华文化视域下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原因、动力机制等方面研究不够充分，我们的研究可以稍作补充。
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发展史。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是“并育而不相悖”的关系。白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水乳交融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汉以来，特别是在南诏、大理国长达500多年的时间，几乎横跨中原王朝唐、五代十国、辽、宋时期，在此期间，生活在南诏、大理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频繁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兼收并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一)物质文化方面的互动交融
自古以来，大理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多元的灿烂文化，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实物、遗存。2016年3月，漾濞瓦厂草白么史前考古现场出土了一把直柄羊首纹铜剑，考古人员认为羊首表达对羊的崇拜，其主人应属氐羌族群的范畴，是早期民族生产生活及迁徙的重要实物证据。此外，“南诏德化碑”“苍山会盟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碑刻都是大理白族先民与中原王朝及中原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如“南诏德化碑”记述了天宝之战经过，并表达了南诏要实心实意归奉唐王朝的决心，碑文书法有晋唐风格，汉字白音，是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经典之作[15]。
在衣食住行方面，白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有所创新发展。大理地区的特色食品——乳扇吸收了蒙古人的饮食文化。白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等建筑格局融合了中原的四合院及南方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其建筑墙面多有水墨画或文字，多以弘扬忠孝、礼仪等儒家文化为主题。交通的联通是物质文化互动交融的桥梁。汉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蜀滇缅印古道、博南古道)开通，使洱河地区与中原、东南亚的交往更加密切。东汉时，敦忍乙、掸国等国家通过此线路朝贡、献乐。其实，在汉经营博南古道之前，西南与印度之间就有了原始商道。《史记》记载，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见到了从身毒(今印度)买来的布匹、邛竹等蜀物。此原始通道的存在，也可以推断为什么三星堆考古发掘文物具有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此外，茶马古道、盐马古道等也是物质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依托。如茶马古道贯穿川、滇、藏，通达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抵西亚、东非红海海岸。茶马古道不仅是民间国际商贸通道，也是中国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同生共存的历史见证。历史上，茶马古道更是为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架起了沟通的桥梁，通过活跃于茶马古道上马帮和点缀于古道的驿站(重镇)，实现了白族与中原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实现交往交流交融，如杨佐在《云南买马记》中记载，宋人亲至云南买马。茶马古道又被称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播路线。当年，忽必烈以茶马古道作为军事路线，顺利攻克大理[15]。
在物质生产方面，早在公元前，汉武帝为了进攻滇王国，开拓南疆，修昆明池，训练水军，即著名的“汉习楼船”故事。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汉人逐渐来到大理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手工业等技术。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内地经济、技术交往频繁。元明清时期，数百万军屯、民屯和商屯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数万汉族移民进入大理屯田置垦，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化在大理广泛传播，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15]。
(二)制度文化方面的互动交融
管理制度的互动交融。贞元十年(794年)，苍山会盟之后，唐王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颁发“贞元册南诏印”，成为唐朝的臣属，封号“南诏”。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王，有10个王接受了唐王朝委任为“刺史”、封为“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不同的称号。唐朝尚书省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南诏学习唐朝规制，实行六曹官制，设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937年，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基本承袭了南诏的政治制度和疆域。1117年，宋朝册封段正严为“云南节度使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1256年，元宪宗蒙哥封段兴智为“摩诃罗嵯”称号，并授予管理大理各部的权力，俗称大理总管。1276年，云南行省正式建立，云南500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明清时期，在云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15]。
宗族制度的互动交融。大理祥云大波那(白语称头人、大家长为“大波”)出土的铜棺、青铜杖、房屋模型等文物证明，在战国时期，白族先民已进入家长制社会，有“常处”“君长”。宗族制度是汉文化社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君臣父子观念、亲属制度等的体现。家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真实记录，同时，也记录着家族的亲属制度、民族迁徙等情况[15]。白族也有家谱，如白族学者张锡禄通过整理发现，喜洲白族家谱有《赵氏家谱》《中和邑杨姓家谱》《阁洞塝段氏家谱》《史城董氏家谱》，鹤庆有《张氏家谱》《高氏家谱》，剑川有《段氏家谱》；
大理有《太和段氏家谱》，凤仪有北汤天《董氏本音图略叙》等[16]。由此可见，汉族的宗族制度、亲属制度早已成为白族宗族制度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科举制度的互动交融。南诏时期，剑南节度使在成都办学，上千南诏子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教育。南诏统治者还让接受过中原文化的有识之士来直接教导王室子弟，如让饱读中原文化的郑回教导王室子弟。基于教育的发展，南诏选用人才，会通过考试来选拔，如招考马军需要五场考试。大理国时期，全国崇佛，以白密阿吒力为国教，并从师僧中开科取士，选取既懂治国的方法，又崇佛有善念的师僧治理国政。随着儒家文化影响深入及学校、书院教育的发展，阿吒力佛教地位被逐步消弱。至明清时期，作为“文献名邦”的大理地区白族学子积极参加中原科举考试，共中进士217名，举人1824名，武进士14名，武举人278名，服务国家社会[15]。
丧葬制度文化的互动交融。白族实行土葬、火葬等，在殡葬改革以前，主要以土葬为主。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白族火葬可追溯至战国时代，火葬风俗被认为是羌人的风俗，其根源与宗教有关。佛教传入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一些白族僧侣也实行火葬[15]。
(三)精神文化方面的互动交融。
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原文化与白族文化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儒家文化的互动交融。儒家文化认为读书与农业生产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既要学会做人，又要学会谋生。与汉人社会一样，一些白族人家的入户门头也会悬挂“耕读传家”“耕读世家”等匾额。白族家庭崇拜祖先，大多数居民家都是一块祖先牌，牌上一般写有“祖德流芳”，并按照辈分写上各位祖先的名讳。每月初一、十五或是村民家中遇到结婚生子、老人寿辰、建新房、祖先的忌日诞辰等重要日子，白族家庭都要专门祭祀祖先。在白族结婚仪式上，也有“三拜九叩”仪式，向天地君亲师、祖先牌位三拜九叩之后，向父母行三拜九叩大礼。南诏时期，盛逻皮就注重传播唐朝儒家文化，开元十四年(726年)，他效仿唐朝建文庙，供奉孔子。如今在白族的一些本主庙宇中也有孔子、文昌的塑像，每年会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
每当升学季，白族、彝族等各民族的学子及家长会向孔子、文昌等神灵烧香许愿，祈愿升学取得好成绩。
宗教、民间信仰文化的互动交融。庄蹻入滇，受楚文化影响，白族先民崇信天鬼。大约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佛教由中原传入洱海地区，南诏晚期，许多佛教人士从中原携带汉文佛经来到大理，对白族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鸡足山、石宝山等佛教文化圣地。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一种现象，宗教神灵、英雄人物、自然物等都可以成为本主，如白族人物张乐进求、阁逻凤、段宗榜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李宓、忽必烈、沐英、郑回、韩愈、诸葛亮、朱元璋等都可以成为本主。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征天下兵十余万”，命李宓率领征云南。李宓率领的军队遭到南诏、吐蕃的合力夹击，最终“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17]，唐军全军覆没，李宓本人也沉江而死，而李宓被白族人奉为本主，如今供奉李宓的将军洞庙宇仍然香火不断，逢年过节或家中有红白喜事、新居落成等，当地白族都要前来祭拜祈愿。本主还是白族群众为人处世的楷模，各具神力的本主共同构建了白族社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如南诏功臣段宗榜曾帮助缅甸打败入侵者的狮子国，被称为“五百神王”或“中央皇帝”，是洱海地区最大的本主；
斩蟒英雄段赤诚被称为“洱河灵帝”；
不畏强权的白洁夫人被封为“白洁圣妃”[15]。
语言、音乐文化的互动交融。白族语言借用大量的古汉语及发音，使古汉语依然展现着生机和活力，如白语的“筷子”发音“箸”，“饿”发音“腹饥歁”，“肚子”发音“腹”，“猪头”发音“彘头皮”，“田埂”发音“陌”，“木柴”发音“希”(同“薪”)，“扫”记音“骚”，“小孩”记音“孺子”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白语借用古汉语的词语超过1000多个。对此，施红梅认为，对于大多数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来说，典籍的传承除了口耳相传外，主要依靠汉语传承下来[18]。同样，高健认为，在书写文化上，各民族是普遍平等的，不可能因为“遗失”或“放弃”了文字，就失去了文化传承与表述的能力[19]。南诏向唐朝敬献的大型民族乐舞《南诏奉圣乐》是当时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的作品，舞蹈方面融入了隋唐时期流行的“摆字舞”、南方民族的“模拟鸟兽舞”等；
音乐方面融入了南方民族的民歌、中原王朝的宫廷音乐、佛教音乐等。《南诏奉圣乐》最后成为唐乐十四部之一，丰富了中华文化。白族大本曲、洞经音乐等也融入了许多中原文化元素，如大本曲融唐代的变文讲唱和白族民间文学、音乐等于一体，一些大本曲的说唱文本直接源于汉族民间故事、历史经典、小说等，如《铡美案》《董永卖身》《柳荫记》等，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一项民间曲艺[15]。
新中国成立后，大理州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在文化方面，以《小河淌水》为代表的一批大理优秀民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结晶，也成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符号和守望相助历史传统的精神标识。白族“五朵金花”故事被拍成电影，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继《五朵金花》之后，大理州又相继拍摄了《天龙八部》《心花路放》《金战》《倩女幽魂》《桥隆飙》《茶颂》《舞乐传奇》等68部影视作品，对丰富了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大理白族自治州还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支持“大理州民间故事全书”“大理文化丛书”“大理作家丛书”“大理木版年画集成”“大理古村落丛书”的研究和出版，形成了许多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总之，白族文化与其他文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但更多的是交互性、共通性和包容性，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观深入白族的观念当中，增进了大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通过白族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历史史实，我们认为，政治开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经济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
文化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灵魂；
社会稳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底线；
地域联通、生态宜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
(一)政治开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南诏、大理国大多时间认同于中原王朝，并建立良好的政治认同关系。在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普遍认为“夷夏有别”“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而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中国，根干也；
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明太祖朱元璋也认为，“华夷无间”“华夏一家”“皆朕赤子”[20]。唐太宗、明太祖等人正确的民族思想，对各民族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促进开明政治起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南诏是我国在唐朝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有着253年的历史沿革，前后历时13代王，其中有10个王曾经接受唐王朝的册封，在唐王朝的帮助与扶持下，南诏逐渐从奴隶制经济发展为封建制经济，虽然唐与南诏曾发生过两次天宝战争，但大多时间，南诏对唐王朝处于政治认同的和谐发展时期，和善友好，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南诏政权模仿唐朝设置了类似于宰相的“清平官”，同时模仿中原政权建立了“六曹”机构。《南诏德化碑》开篇就言道，“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
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不读非圣贤之书，不做不忠不孝之人”。意即南诏与中原王朝是君臣关系，在文化上要读四书五经等圣贤之书，在君臣关系中要做忠孝的臣民，除此之外，南诏还向中原王朝朝贡，如细奴罗的儿子罗盛于武后时期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赐锦袍金带,增彩百匹，归本国”[21]。在宋时期，宋朝接受大理国为其藩属国，被册封，建立朝贡体系，政治交往频繁。统治者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进一步说明他们之间亲密的政治认同关系，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二)经济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
南诏大理国与中原王朝以马匹交易为基础，各种商品的贸易往来频繁。南诏在各种生产上用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多是在内地俘获的人口。南诏在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攻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引入南诏”[22]。这数万人是具有工艺技术的纺织娘、瓦匠、木工，其中有2人是建筑师，2人是杂剧演员，还有1个是大秦国住成都和尚兼眼科大夫。大理国王室几乎每年都会派遣使团将当地的稀有药材进贡宋朝。在北宋时，嘉州峨眉县西十里的铜山寨，是交易的大市场。白族商人把云南出产的大量牲畜和各种手工业产品、山货、药材等运去与汉族商人交换。南宋统治阶级所特需的商品——战马，尤其主要依靠从大理取得。据《岭外代答》记载说：“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在，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渚药物；
吾商人所在，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23]以上史实证明，经济交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白族频繁地与中原王朝进行经济交往，不仅学习了中原的技术，而且促进了与内地文化的交流。
(三)文化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灵魂
在南诏时，白族的先民就学习吸收了汉族的文字与历法，甚至接受了唐朝的汉文化，采用汉姓。《南诏德化碑》全是汉字书写，文风也颇具唐风。南诏首领细奴罗曾“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忠信礼廉耻之事”[24]，倡导老百姓学习儒家文化、礼仪。大理国时期的22代君主的年号和谥号都是汉文化的体现，如大理国第一任君主段思平的年号文德、神武，谥号太祖神圣文武皇帝；
最后一任君主段兴智的年号道隆、利正、兴正、天定，谥号武安皇帝天定贤王。唐西川节度使牛丛的《报坦绰书》一文写道:“我大唐德宗皇帝，……悯其倾诚向化，率属来王，遂总诸蛮，令归君长，仍名诏国，永顺唐仪；
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霭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仪之域。岂期后嗣罔效忠诚，累肆猖狂，频为袄孽。”[25]上述文字说明，大理各民族先民除了自己主动学习中原礼仪文化之外，还要被动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教化，改变思想观念。大理国时期，中原王朝对大理国以德化为主，大理国臣民对宋朝文化也十分推崇，如宋太祖曾说“德化所及，蛮夷自服”[26]。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也吸收了南诏文化，《南诏奉圣乐》就是例子。各民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文化交融，因此，可以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灵魂就是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四)社会稳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底线
南诏与唐王朝建立和亲关系，如阁罗凤的长子入唐，不仅被授予官职，还娶了宗室公主；
在唐光启元年(885年)，滇王送公主于唐[27]。这种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南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联姻，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政治、社会的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受佛教影响，大理各民族先民从自然崇拜转向本主崇拜，开始受到当地本土巫教教派的围攻，最后本主崇拜取得胜利，逐渐形成以本主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社会保障。
(五)地域联通、生态宜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
古代民族思想认为“夷、夏有别”是天然的地理分布所造成。如西汉淮南王刘安认为，越人“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以隔外内也”。唐朝狄仁杰认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5]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俗语，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同样适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盐马古道等通道的开辟，打通了地理隔绝的局面，直接促进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大理因其生态宜居的自然地理条件，曾让徐霞客流连忘返。如今随着人们对于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美好生活的追求，大理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人士游玩或定住生活。
白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交融的案例，是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缩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发挥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前提之下，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还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认同与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8]增强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永葆活力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因此，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文化交流的因素，还要考虑空间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因素，这样才能不断加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局面。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之下，一方面，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并存而非对立，我们要尊重、支持、爱护各民族文化，这样才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认同和各民族文化认同并育而不相悖，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无法阻挡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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