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志 武
截至2021年3月，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超过2400个[1]，基本实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然而，挂牌只是意味着以机构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指向的初级目标基本实现，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战略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主基调是巩固执政基础[2]，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县级融媒体建设已超越行业内部的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策略，而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筑底工程。尽管一些地方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体现出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价值，但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更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只是完成了原县级媒体的机构和人员整合，其职能仍只是县域新闻报道，只不过增加了一些新闻发布的终端，增加了新闻发布的数量。由此可见，对于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职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那么，县级融媒体以何种身份参与乡村治理，为何能参与乡村治理，如何参与乡村治理，这些都是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
何为治理？治理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89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文中提出要将“治理”作为分析和解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危机的策略和方式。这是“治理”一词首次在现代化意义上正式出现。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团体、个人——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综合。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3]这指出了治理的本质，即多元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协同合作的过程，并要求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后来有关治理的界定都是这一定义的延伸。
协同治理是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命题。有学者指出，政府治理是善治理论的1.0版本，社会治理是善治理论的2.0版本，协同治理是善治理论的3.0版本；
协同治理主要来自“多元共治”“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概念，其主要诉求是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因此它是善治思考的终点，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方向[4]。协同治理是“为解决特定复杂的公共问题，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各自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建立正式的、跨部门或跨领域的协同合作关系，从而产生单个组织或个人所不具备的新功能，实现复杂公共问题有效治理的诸多方式的总和”[5]67。协同治理具有以下一些特征：治理对象的复杂化；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非排他性；
组织边界的模糊化；
治理方式的协同化；
治理结果的有效性[5]67-69。
以上述特征审视乡村治理的对象、所需条件可见，乡村治理必然也必须是一个协同治理的过程。乡村治理的客体是县域社会，县域社会是个高度复杂的集合体。从横向来看，它所涉领域包括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每个领域都可以再度细分为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若干板块；
从纵向来看，乡镇属于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从县到乡镇只有两级政府组织，但乡镇政府所面对的是相对松散的村级组织和高度离散的村民。加上县域经济总体较为薄弱，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出较为普遍，乡村公共性建设弱化，乡村振兴的任务更为艰巨，这些都使得县域社会治理更趋复杂。面对如此复杂的治理对象，必须综合调动县域内的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一切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方能展开整体治理。这些多元的治理主体并不是排他性的，每一个主体都是在与其他主体的协同合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的优势，体现自身的价值。这其中，既有不同性质的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之间的大协同，也有某一类治理主体内部的小协同。无论是哪一种协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边界都日渐模糊，形成相互渗透、协商合作的关系，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各组织之间信息共享，行动步骤协调一致，有效配合，进而成为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案、治理行动有效认同的治理共同体。
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有着复杂多样的关系，需要进行不同形式的协同。这其中，既有上级政府与乡镇政府、村委会之间的协同，也有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
既有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市场的协同，也有政府以外各主体之间的协同。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主体的协同关系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需要有一个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即成为主导性主体。这个主导性主体并不具有强制性权力，其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和协调主要依靠服务来施行。显然，这一特殊的主体，必须拥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职能和条件。政府处于权力的中心，似乎可以借助行政权力以召开协调会的方式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但政府一旦发号施令，就可能使治理回到自上而下的管理轨道。况且，政府并不具备将“原子化”的个体连接和组织起来的平台和渠道，而每一个个体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媒体是社会治理的结构性主体之一，可以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独立发挥其职能，如议程设置、信息公开、舆论监督等。同时，它又是社会治理的特殊主体，即连接性主体，媒体借助媒介平台连接所有其他主体，实现信息、意见等要素的连接，进而实现治理意见和治理进程的协商、协同。更重要的是，媒体组织和协调多元主体并非依靠强制性权力，而是依靠全方位的服务推进的。“服务型参与”是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媒体的职能赋权和技术赋能使得它具备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中主导性主体的潜力。作为参与乡村治理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的主体之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了超越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融媒体的技术加持则为县级融媒体的主导性主体定位增添了支撑。
1.动员与唤醒
媒体的主要职能往往被理解为宣传。“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6]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工程，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县域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所有主体凝心聚力，协同参与。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率先启动的是观念的转变，需要对来自基层的、分散的多元主体进行主体性、公共性的动员和唤醒。县级融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发起类似“思想解放大讨论”的行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引起和促进多元主体的自我审视、观念变革和认同。主体性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自我身份的觉醒与认同，无论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还是个人，都不应置身事外，而应责无旁贷，主动认识自己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意识。公共性是对公共利益的确认和对共同协作的认同，“共同体利益代表对公共性价值内涵的实质判断，社会协作代表对公共性技术内涵的实体判断。社会协作和共同体利益分别是公共性的技术和价值基础，构成公共性的根本内容”[7]。
2.组织与协调
列宁曾经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8]毛泽东也曾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9]媒体对多元主体的组织不仅体现在通过宣传动员进行集体发动，以实现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对治理问题、治理方案的认识统一，为治理行动的步调一致、协同配合进行观念准备；
还体现在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和行动的协调配合，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协同。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是依托县广播电视台并整合其他县级媒体而建的，县广播电视台与县广电局合署办公，县广电局局长兼任台长，县级融媒体中心主任则由县委宣传部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是独立的平级关系，又因其职能与其他各政府职能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宣传、报道、监督关系，加上“超越媒体”的定位增添了县级融媒体的信息平台、决策智库等功能属性，能够把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都纳入县级融媒体平台搭建的集合信息系统和治理行动系统。通过提供集成化的信息服务，让多元主体对县级融媒体产生路径依赖；
通过搭建意见平台，讨论公共事务，形成横向与纵向的沟通与协商，进而达成共识；
通过报道治理事项的推进状况以及遭遇的难题，引发社会关注，实现各治理主体的主动配合与协同参与。
发挥县级融媒体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与协调功能，前提是建立其与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融媒体中心本质上是一个连接性平台。”[10]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连接平台，它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和读者来信实现与社会的广泛连接，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工程、各战线和部门的工作情况、基层的社情民意汇集起来。县级融媒体超越了传统的媒体作为信息传受渠道的功能，而成为信息汇集、平等交流、社会交往的平台，“作为传播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性产物，融媒体浸透着鲜明的开放性、交互性、融合性和社交性，其功能也从新闻宣传拓展到公共服务、个人表达乃至电商交易”[10]。县级融媒体所构建的连接性因技术和平台赋能而具有横向与纵向交织的网络性。
1.新型新闻媒体矩阵增强了媒体与用户的连接
县级融媒体是一种媒体集合，其基础是已有的报纸、广播、电视台及政府信息中心，但整合而建的县级融媒体因应媒介生态的变化增加了许多新的信息接收终端，形成了包括报纸、广播(含网络广播)、电视(含网络电视)、微信、微博、客户端、抖音等在内的新闻媒体矩阵。这些新闻媒体矩阵通过两条路径加强与用户的连接：一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新闻媒体，即基于用户需求端变革的新闻媒体，无论是全国新闻的地方化传播，还是县域新闻的在地化传播，职业记者的新闻生产都基于用户的信息需求重构内容，增强了新闻与用户需求的贴近性，进而实现与用户的连接；
融媒体重构了新闻生产主体和流程，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新闻生产者，用户作为新闻生产者不仅进一步增加了新闻的贴近性，而且进一步增加了用户与媒体平台的黏性。二是新型新闻媒体矩阵满足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接收需求，一条新闻多次分发，针对不同接收端生产不同形式的新闻产品，从形式上实现不同用户接收端对于新闻信息的宜得和易得。融媒体矩阵的分类传播，让处于不同情境和具有不同接收习惯的用户自由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产品丰富性也增强了融媒体与用户的连接性。从县级融媒体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基本形成了内容更丰富、形态更多样、报道更及时、接收更便捷的新闻传播格局，县级融媒体的用户数量和点击量较之以前呈几何级数增加。
2.政务信息整合传播实现了政府职能部门间及其与公众的连接
政务信息是县级融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对政务信息的有效传播不仅关系到政府职能部门间的连接，也关系到县级融媒体、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连接。政务信息公开并非只是满足公众对于权力阳光运行的需要，对于社会治理来说，政务信息的有效公开是加强多元治理主体间连接、沟通与协调的重要前提。
以往的政务信息基本由归口部门自建平台自主发布，其信息公开的速度、程度和效度各不相同，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实现有效的信息连接。县级融媒体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统一纳入其构建的融媒体平台，改变了以往信息网络重复建设、政务信息部门化的状况，进而实现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有效连接。县级融媒体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台、报社、政府信息网而组建的信息平台，它可以将所有政府部门面向公众的信息都迁移到县级融媒体平台，既有分类呈现，又有整合传播，从而实现政务信息的一站式服务。县级融媒体通过政务信息的迁移和整合，一方面将所有政务信息系统进行整体设计，既分门别类，又整合导读，在汇集政务信息的过程中实现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连接；
另一方面根据各部门的信息需求对其他归口部门的政务信息进行解读，实现政务信息的整合传播，进而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深度连接。在这一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各政府职能部门的连接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通过提供有效的政务信息服务来增强吸引力，自觉实现连接。这种服务让全县政务信息一站式公开，增加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普通公众的政务信息易得性，有助于提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便民形象，也为政府职能部门有效参与县域社会治理提供了精准、有效的信息服务。此外，作为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县级融媒体中心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横向连接更多地体现在日常工作的报道上，通过对各职能部门在治理实践中的新思路、新举措进行报道，配合融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加强了县级融媒体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有效连接。
对于公众而言，政务信息公开的价值既与接受社会监督有关，还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决策相关。人们寻找并获得政务信息，一方面了解政府各部门正在开展的工作、已经和正在制定的政策，进而对政府工作和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参与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相关政策的充分了解，制定或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也是间接地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务信息部门化传播阶段，政务信息易得性较低，由于缺乏信息的主动推送，需要人们主动搜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十分了解各类政务信息的归属部门，加上部门网站建设的便民性不足、信息阐释性局限，政务信息与基层群众的连接度普遍较低。县级融媒体对政务信息的整合性传播不仅为公众获得政务信息提供了便捷的窗口，而且针对用户需求对政务信息进行解读式传播，增强了政务信息的传播效度，增加了基层群众与县级融媒体平台的连接性。
3.融媒“信息库”和决策“咨询师”构建了县级融媒体与乡镇政府的连接
作为媒体，县级融媒体与乡镇政府的连接主要体现在日常对乡镇政府工作的报道上；
作为新媒体技术平台，它能够以乡镇治理的信息库和决策咨询师的角色为乡镇政府提供服务。
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乡镇政府自然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镇政府面对的治理问题众多而复杂，日常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数据已不是传统的乡镇政府资料室所能容纳的，必须依托容量巨大的信息库才能有序保存并有效利用。各乡镇自建信息库并无必要，县级融媒体平台的巨大容量足以支撑其所辖乡镇的信息库功能，将各乡镇政府提供的资料信息分类汇入其各自独立的信息库，各乡镇政府随时可用。更为重要的是，县级融媒体不会让各乡镇数据“沉睡”在信息库，而是运用其作为媒体的组织能力和桥梁作用，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数据进行分析，也可借助媒体平台设置议程、征集民意，进而为乡镇政府的治理决策提供咨询报告。
4.触达底层的信息化网格建立了县级融媒体与“原子化”村民的连接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集体生产不复存在，集体经济薄弱，农业劳动几乎等同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就连需要一定范围内共同协作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都几乎停滞。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与此同时，村级组织建设也趋于弱化，无论是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是为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都很薄弱。面对农村集体和个体的组织性和连接性都极其脆弱的现实，如何发挥村组织和村民个体的乡村治理主体作用是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县级融媒体的“平台化和组织化”属性赋予其担负起连接乡村、“重建基层”[11]的重要使命。县级融媒体是多元化的平台，既可以搭建广域性的公共平台，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区域性平台。针对村级集体组织和个体松散化的现状，县级融媒体可以为全县每个村建立一个平台。它既是村级信息公开的平台，村里的自然资源、人口资源，村组织的财务信息、工作规划等公共信息都汇集在这里，又是一个村级网格化信息平台，村里的人口结构与变化、突发事件、围绕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等都能被灵敏地捕捉到，并被迅速反映到网格化信息平台。因此，县级融媒体成为村庄民众情绪的捕捉和感应平台。
与此同时，村域信息平台也是村民就村级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进行意见交换和沟通的平台，它将分散的村民包括流向城市的青壮年农民工连接起来。随着社交化网络向农村下沉，移动社交网络将在场与不在场的农民和农民工因具体事件、公共话题而广泛聚合，因为网络连接而随时在线和在场，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
5.新型对话平台实现了多元主体间多向度连接
村民表达和交换意见并不仅限于村级公共事务，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也并不仅限于村级区域化平台。县级融媒体搭建了一个开放的新型对话平台，建立起县域所有治理主体间的多向度连接。之所以称其为新型对话平台，主要是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移动通信工具的便捷性所塑造的广泛性、平等性、互动性而言的。作为一个意见表达的平台，县级融媒体的开放性为广泛的意见主体搭建了自由表达和交流的空间，新媒体矩阵为身处不同场景的人们参与表达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一步增强了意见主体的广泛性。乡村治理是系统性的工程，县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是参与治理的主体，每个人的意见表达对于治理决策的制定都具有民意或民智价值，对于多元主体的组织与协同也必不可少。县级融媒体是一个没有门槛的意见表达平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表达机会，每个人的意见既可能代表自己，也可能代表其所在的群体，因而每一个主体的意见都不能被忽视。唯有平等，才能激发更广泛的主体参与。县级融媒体是一个互动的平台，每一条意见表达都可能引来反馈，或阐释，或认同，或质疑，或补充，既有纵向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基层民意的回应，也有横向的不同意见主体间的交流对话，这些纵横交织的多向度互动让治理主体的连接更频繁、更密切。
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治理，这种服务是基于融媒体平台的创新性服务。依据比尔德贝克(Bilderbeek)等学者的服务创新四维度模型[12]，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创新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从概念创新来看，县级融媒体不仅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而且是连接其他主体的主导性主体，它所建立的连接是基于技术创新、平台创新形成的依托信息服务的信息连接，进而实现线上线下不同场域的全方位服务；
从用户界面创新来看，县级融媒体作为多向度的连接平台，根据便利用户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性需求和用户参与场景，从“内生态”和“外生态”两个维度去设计和创新连接资源、用户的界面；
从技术创新来看，县级融媒体构建县域社会的政务“数据池”、商务“百宝箱”、垂直“用户池”，促进县域用户和远程用户的便捷使用，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的“治理有效”；
从服务传递系统创新来看，通过链式整合、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实现信息服务、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的闭环运行，最大限度地提升县级融媒体的治理效能。这种服务型治理的路径选择，可从信息服务、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等多个维度构建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服务体系。
1.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信息“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
长期以来，中国的乡村分散复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且各地发展极不均衡。近年来，互联网建设向乡村延伸的速度加快，全国行政村通光纤率和4G覆盖率均超过98%，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乡村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对农村地区的电商服务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但是，要有效且充分发挥其信息服务的作用，还有赖于信息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质量，即信息服务的质量。
首先，县级融媒体的信息服务体现在以优质的新闻信息引导群众。县级融媒体拥有一批专业的新闻采写(制)人员，无论是对中央及省市政策的本地化解读和本地政策的通俗化解读，对全国性及省市新闻的精编化传播，还是对县域新闻的及时报道、对群众反映问题的监督报道、对群众诉求的反馈式报道，抑或是对用户生产新闻的再加工和分发传播，都是基于用户的信息需求、新闻人的专业眼光、政治家的站位、不同信息终端的特点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以精准把脉的态度、主动推送的方式进行矩阵式传播，实现对县域群众的有效引导。
其次，县级融媒体的信息服务体现在建立乡村信息“数据库”、精准摸底乡村资源并建立资源连接上。与极度分散的乡村相伴随的往往是资源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度较低，而资源信息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信息。比如，农村人口资源是乡村治理的最基础资源，其基本构成、变动状况、亲缘关系等关系乡村治理重要主体的自我管理、公共参与的质量。以农村养老为例，这是关涉农村社会稳定、农民获得感的重要问题。现实情况是农村养老机构建设不足，且农民大多愿意选择居家养老，而居家养老的不同模式有赖于不同的家庭和村庄人口结构作支撑。有子女在家务农的老人若与子女同住或居住地相隔不远，则常规的居家养老模式属最优选择；
子女在外工作的老人若有中青年劳动力为邻，“邻里照护”的居家养老模式属可选方案；
而对于所住村庄都缺少在家务农青壮年劳动力的老人而言，集体托养或其他养老模式的选择更为适宜。所有这些模式的选择都有赖于乡村人口资源信息库的建设，这个信息库既要求全面准确，也要求动态更新。动态的信息库为县、乡、村三级管理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服务。
最后，县级融媒体的信息服务体现在建立和完善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一是建立小而密的网格化管理系统，以自然村庄、村民小组、城镇居民小区为单位划分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形成密集且灵敏的基层服务治理网格体系，及时感应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二是利用融媒体集成数据，达到全要素汇聚，建成和完善乡村治理信息网，实现部门信息横向共享、上下信息纵向互通，形成各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又互相协同的全流程事件处置网络。这个智能化的乡村治理系统，能及时从网格员所提供的信息或基层民意中发现问题、及时研判、有效回应；
能针对具体问题迅速集结相关治理主体协同行动，推进乡村治理的实时化和精准化。
2.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
县级融媒体基于乡村治理的政务服务，主要任务是打通基层群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把群众组织到公共平台上讨论社区、村庄的公共事务，增强其参与感、认同感和合作能力。基于县级融媒体的平台化和组织化特征，可建立多元主体对话协商平台，动员和组织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社会秩序重建，凸显县级融媒体的“组织者”功能。
首先，建设便捷畅通的“民意上网”入口。治理有效的前提是了解并针对民意精准施策，要让基层民意得到自由而充分的表达。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13]作为乡村治理的平台，县级融媒体应为基层民意便捷上网提供入口。这个入口可以是在融媒体平台设立民意专区，也可以是在新闻或政策、政务信息下设评论区。无论是哪一种入口，都要畅通无阻，不设障碍，让每一位民意主体都能真实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民来说，民意上网入口的便捷性至关重要。
其次，搭建真实有效的政民对话平台。基层民意表达的唤醒和激发有赖于民意被关注和被回应，县级融媒体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接对话搭建了平台。与广域的网络平台相比，县级融媒体平台可称为“局域网”，意见表达的空间较为集中，有利于对来自基层的群众意见进行全面收集和分析，也有利于组织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回应。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连接性主体，既可以对来自基层的意见进行归类和分发，交由相关责任部门进行针对性的回应，也可以根据民意指向问题的集中度，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坐镇融媒体中心，与网民直接视频对话。这种直接或间接对话的质量直接影响基层民意表达的活跃程度。
最后，建立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如何将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以破解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模糊或缺失的难题，如何建立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以形成和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这是县级融媒体“重建基层”的重要命题。县级融媒体中心本身就是一个网上对话平台，但要实现真正有效的连接和对话，就必须对各主体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责任有清晰的认识，并根据治理的主题组织网上专题对话，邀请相关主体进行网络问政。要将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乡村治理的明确主体，并建立主体间的有效连接，就必须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常态化。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导性主体，同时作为连接多元主体的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发起并建立常态化的网络问政机制，问政的主题可以是融媒体记者报道的问题、融媒体用户“随手拍”记录的问题，也可以是融媒体平台公开征集的问题。每一次对话所建构的受邀主体现场对话、围观主体在线提问等多圈层“公共话语场”，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或强化了所有民众的治理主体意识。
3.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
拓展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通过平台赋权、平台增能，让乡村市场主体获得更多市场资源，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和发展，这是县级融媒体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职责。县级融媒体在服务县域经济尤其是乡村经济的过程中扮演着市场中介和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
作为市场中介，县级融媒体一头连接生产主体，一头连接市场，能够实现乡村与市场有效对接。表面看来，农产品直播带货热闹非凡，似乎农产品销售已在互联网时代轻而易举地对接了广阔的市场。然而，已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受困于村庄和资本之间的乡村直播”要实现助农目标非常艰难[14]。价低利薄的农产品销售很难请得起大型直播平台热捧的城市网红主播，人气不足的乡村主播需要借助专门的经纪公司MCN(Multi-Channel Network)与大型直播平台衔接，而地方性小型MCN机构在与大型直播平台洽谈时缺乏与大资本议价的能力，赢利空间被挤压的非常狭窄。面对大资本的挤压，地方性小公司及乡村主播一方面压低自身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相应地又使农民的利益受损。县级融媒体可以充当MCN机构，与大型直播平台进行对接。一方面，它代表地方政府，且有专业的媒体经验，具有与大资本议价的能力；
另一方面，它不以营利为目的，相应地就给农民增收预留了空间。
作为市场主体，县级融媒体要主动配置和培育市场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借助平台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开展直播带货业务是媒体专业性的重要体现。以县级广播电视台为核心班底整合组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有以往市场化经营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有得天独厚的主持人资源，有效利用县级融媒体平台直播带货本地特色农产品和其他产品，是其服务县域经济的重要方式。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是否适合开展场景化电商直播业务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是这些地方的物流不配套、成本高。但县级融媒体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之后，可以通过批量采购和运输降低物流成本，也可以在实践中发现并组织相关主体联手解决阻碍农村开展电商直播业务的要素问题。与此同时，县级融媒体还承担着利用其专业优势培训网络主播的责任，这也是发挥其配置和培育市场要素的主体功能的重要体现。
4.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强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改善县域居民生活不便、生活单调、发展单一的窘境，通过多方面、多维度的服务供给包括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现乡村居民高质量在地生存、在地发展，是当前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首先，全面集成生活服务信息，做好政策信息有效供给。县域居民感觉生活不便，并非单指交通不便，更多的是区域性生活和工作信息的提供不足导致供需信息未能充分有效连接。县域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区域性概念，除了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区域，更多的是分散而广阔的农村；
生活服务信息的接受对象不只是生活在县城的居民，也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村民。尤其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村民，他们可以享受的政策福利如社保和医保等信息有哪些，如何办理；
县城有哪些就业机会可供他们就近务工；
新政策给农民进城提供了怎样的机遇，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生活服务信息都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基于用户需求进行生产和整合传播。当用户从县级融媒体平台便捷地获得了充足的生活服务信息，自然就增强了其与平台的黏性。
其次，多维丰富乡村文化供给，以乡村故事促乡情凝聚。地方文化是增进地方认同的重要元素，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场景是广泛连接县域内多元主体的重要纽带。乡村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有形的文化产品，如地方戏、民俗活动、风味小吃、文旅活动，也有无形的乡土人情。县级融媒体可利用其专业媒体的优势主动挖掘和呈现乡村文化，制作一批带有乡音、乡情、乡味的地方文化视频产品，也可提供平台，展示专业机构或个人制作的带有地方文化气息的视频产品。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能够为县域内不同阶层的人提供共同的情感归属空间，增强县域居民的地方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形成乡村治理的共同体。
乡村治理是一项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主体意识的动员与唤醒、主体之间的组织与协调，需要有一个主导性主体发挥作用，县级融媒体以其基于媒体和超越媒体的多重职能实现与各主体间的连接，扮演着主导性主体的特殊角色。作为连接性平台，县级融媒体通过多重服务建立政府机构、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间的有效连接，搭建多元主体纵向与横向多重交织的社会网络，重建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县级融媒体搭建的各种区域性对话平台，不仅激发了基层民意的充分表达，促进了制度化的政民对话关系的建立，而且通过组织多元主体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话，交流协商，凝心聚力，形成乡村治理的共同体。作为服务型治理的具体路径，县级融媒体能够从信息服务、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等多个维度构建参与乡村治理的服务体系，在全方位的服务中实现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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