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源，彭现科
（1.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
2.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入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应对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还是催生发展新动能、推动国内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其发挥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代化经济社会建设的整体支撑能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战略问题。
一般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由国家支持，主要从事一般科研主体无法开展的高投入、高风险、大团队、长周期的科技创新活动的科研力量。而随着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形势的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能力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其一，我国科技创新处于领跑、并跑、跟跑并存的发展阶段，要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以代表本领域科技创新最高水平为基本特征。其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学科交叉和产学研融合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单一创新主体越来越难以独立完成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因此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其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新需求和新发现不断牵引着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引发科研范式的重大变革。可见，新时期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绝不能脱离其科技创新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来实现。然而，当前学术界很少有从科技创新的基本逻辑出发，分析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现存问题、探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构建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手段的相关研究。
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本上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基本处于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同时国家还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按照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武器、装备型号为牵引，充分向西方国家学习，进行科技创新，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经历了一系列改革、转制和发展，队伍不断壮大。我国继续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为目标进行科技创新，实施了“863”计划；
之后，我国逐渐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施了“973”等国家科技计划。我国逐渐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线性科技创新模式和现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总体上讲，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是为适应时代发展环境需求，而并非按照科技创新的自身发展逻辑进行建设和发展的。同时，由于体制机制等变迁具有明显的历史路径依赖性，更容易沿着一定的路径惯性发展演进，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从而造成如今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惯性造成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作为落后国家势必要优先进行经济建设，之后才能逐步支撑科技创新。这就造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科技工业领域普遍存在低端领域产能过剩、恶性竞争，高端领域能力不足，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等现象。而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时，科技的支撑作用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挥重大作用，科技创新与商业化、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难以迅速跨越。
第二，长期跟踪思维惯性造成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我国长期以来跟踪学习西方，科技创新的需求、技术路线和科学问题都是相对明确的，不需要思考需求是什么，也不需要去寻找合适的技术路线，更不涉及探索发现未知科学问题，只需沿着需求牵引下倒逼技术和科学进步的确定性逆向发展路径进行科技创新，并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方式。这种跟踪式的科技创新使我国在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与进步，但也形成了对基础研究与科学发现重视不够，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
第三，全能政府组织方式的惯性降低了创新效率。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采取的是“政府完全干预和调节科研生产资源配置”的形式，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循环系统，缺乏应有的发展压力和动力，致使科技创新效率和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引入市场机制，但部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改革仍然明显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行业条块分割的惯性背离科技创新的新形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优势资源，从而形成了“行业分割”“产学研分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管理体制。然而，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逐渐向“大科学”“社会化”的趋势发展，表现出学科交叉、产学研协同和一体化、军民融合、创新资源流动共享、创新区域化乃至全球化等发展趋势，而旧体制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管理体制与当前科技创新的新形势并不完全适配。
第五，军民两条线发展的惯性浪费了大量创新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确立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防科技的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民口科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军转民”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民口的科技创新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国防科技，因此，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应体现为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全过程的双向融合。而目前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的发展基本处在两条分离的线上，关于军民双向融合的探索还相对匮乏，这就造成了大量创新资源的重复使用和浪费。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是“从0到1”的过程，而产业化则涉及“从1到100”的实现。“从1到100”可直接满足市场需求，因而可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推动（这个市场既包括面向国家和政府需求的政府市场也包括消费市场）和企业自发行为实现；
但“从0到1”则无法直接匹配用户需求，因而对于重大科技创新需要政府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承担相应的使命责任。因此，探明当前科技创新的基本逻辑和关键关节是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出发点和基础。
目前，科技创新“从0到1”实现的背后可主要归结于两种基本逻辑，如图1所示。第一种为逆向发展逻辑，首先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找到确定的“1”，倒逼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从多个可能方案中逐步寻找到合适的“0”，并实现“从0到1”的过程。第二种模式为正向发展逻辑，基于科学发现确定“0”，基于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愿景尝试合适的“1”，并实现“从0到1”的过程。
进一步，由图1分析可知，影响科技创新的关键关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现0的能力，也就是基础研究的水平，这是实现正向逻辑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第二，从0传导到1的能力，也就是反复迭代、快速试错的机制，这是实现正向逻辑科技创新的必要手段。第三，找到1的能力，也就是需求生成机制，这是推动逆向逻辑科技创新的出发点。第四，从1传导到0的能力，也就是科学技术问题的凝练机制和科技攻关机制，这是推动逆向逻辑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图1 科技创新的两种基本逻辑
（一）基于科技创新基本逻辑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基于科技创新的两种不同逻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构建可按照两种不同形式进行。
第一种是基于科技创新正向发展逻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强核心，一体化，市场化竞争”的竞争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网络体系（见图2）。科技创新正向发展逻辑以确定的重大科学突破的“0”为核心，国家实验室体系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致力于基础研究，应作为“强核心”，构建国家科研机构参与技术研究，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科技领军企业展开应用研究的“一体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其中，多家国家科研机构同时开展多条技术路线研究，科技领军企业利用相对成熟的技术路线开拓市场，实现产业化，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市场化竞争体系”，去寻找科技创新可能适合的“1”。
图2 基于科技创新正向发展逻辑的竞争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网络体系
第二种是基于科技创新逆向发展逻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强核心，一体化，大协作”的协作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网络体系（见图3）。科技创新逆向发展逻辑以确定需求的“1”为核心，科技领军企业在市场的第一线，最能了解市场的实际需求，因此，应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强核心”，构建国家科研机构参与技术研究，国家实验室体系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参与基础研究的“一体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其中，应组织多家国家科研机构参与关键技术、分支技术研究，国家实验室体系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广泛参与基础研究，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大协作”体系，去寻找科技创新可能适合的“0”。
图3 基于科技创新逆向发展逻辑的协作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网络体系
（二）基于科技创新基本逻辑中的关键关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要破除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之初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能力，实现我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必须基于科技创新基本逻辑，以其影响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为着力点，精准发力。为此，提出新时期强化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几点建议。
第一，基于逆向发展逻辑的重大科技创新，首先要通过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出题者”的核心地位，在市场中寻找重大科技创新需求，找到科技创新确定的“1”，为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融合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由战略科学家引领，构建政府、科技界、产业界共同参与的专家组，将重大科技创新需求转化为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可行性技术路线分析和关键科学问题总结，寻找并组织合适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技创新从“1”传导到“0”。对于优势力量不明确的，可采用科技领军企业张榜，以“揭榜挂帅”的方式来产生和组织国家重大项目，去寻找合适的“0”。项目应强化有效市场无形的“组织者”作用，避免“全能政府式”的组织方式；
应以科技领军企业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充分发挥企业的“裁判者”作用，项目成果以企业的实际应用效果和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为评判依据，推动从“0”到“1”的实现。
第二，基于正向发展逻辑的重大科技创新，需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和推动应用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的成果转移转化，破除我国科技创新长期以来的跟踪思维藩篱，加速“0”的发现。可稳定支持一批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鼓励“十年磨一剑”；
构建应用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成果转移转化渠道，加大成果转化在科研评价中的比例，推动相关成果走向成熟。基于正向发展逻辑的重大科技创新往往具有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需要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国家使命。在反复迭代、快速试错过程中，政府应采取灵活性、科学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技术路线的遴选与淘汰过程中做出及时决策，国家战略科技量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摒弃成败之念和自身利益之囿，持续开展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以坚定的信念和灵活的手段加速从“0”到“1”的实现。
第三，推进国家科技体制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外部联手，打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分散、行业分割、军民分离等现状，加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网络体系的形成。例如，推动国家实验室体系、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领军企业以共建联合机构、共同申请项目等多种方式展开合作；
加强科研院所、共性技术研究院等技术研究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关键技术为核心，分别以基础研究突破和实际需求导向出发的双向连接功能；
建立科技领军企业产品和技术需求信息发布制度和国家实验室体系、高校、科研院所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科学突破及高新技术展示制度；
制定民用科技领军企业的军工业准入标准、涉密管理标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