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俊霖
有一段关于晋朝文学家左思的轶事。相传，他十年磨一剑，终于完成了《三都赋》。然而，《三都赋》起初无人问津。左思担心作品被埋没，于是，想到了一个好的营销方法：请当时的名士皇甫谧作序，请名士张载和刘逵作注。
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三都赋》很快成为“爆款”文章。当时没有复印机，人们只好动手抄写《三都赋》，洛阳的纸都因此涨价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出自此，充分体现了这本书的畅销程度。
南宋诗人陆游十分高产，粉丝盼他出诗集。于是，他选编了《剑南诗稿》，一经推出便脱销了。后来，陆游的儿子陆子聿开了家“出版社”——钓台书院，光是出版父亲的诗集，收入都十分可观。
当然了，作品要畅销还要靠创新。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元杂剧由一人独唱的成规，加上剧情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里头的“红娘”甚至成为汉语中“媒人”的代名词。再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准。这本书问世后，许多人为之倾倒。
明朝的出版业非常兴盛，当时的书商都在营销上下足了功夫。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余象斗的出版商，他的营销能力绝对能够跻身明朝第一方阵。
首先，他懂得迎合市场，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史书记载，仅在万历十九年这一年，余象斗就刊刻了十几种科举应试类书籍，赚的都是考生的钱。后来，类似于现在的侦探悬疑类小说的公案小说火了起来，他便从地方各级衙门找了一堆破案卷宗，编了一部《廉明公案》。此书虽然文学性不高，但内容新奇有趣，最终成为“爆款”。借着这波热度，他又出了续集《皇明诸司公案》。
他还有一个更高明的营销手段：蹭热点。当时《西游记》长期占据着畅销书榜单第一位。余象斗灵机一动：为何不把“东南西北”凑齐呢？可他发现《东游记》已经被吴元泰写完了，于是写了《北游记》和《南游记》，将“四游记”凑齐。果然，这套书又被抢购一空。
余象斗的营销方式虽然颇具争议，但他也懂得创新的重要性。时间越往后，插图便越显得重要。明朝晚期出版的《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中便提到：“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戏剧类的书里要是没有插图，销量就得打个问号，这放在其他图书中照样适用。余象斗创新了营销方式，在书页的上半部分配上插图，下半部分印上文字，读者阅读时就像在看“连环画”一般。
当然，为了防止盗版，余象斗也煞费苦心。他喜欢在作家出版的图书中插入自己的画像，当作防伪标签。他还曾在《东游记》中“插播”了一段声讨盗版的文字，大骂盗版者“无耻之甚乎”。
和余老板一样为打击盗版而发愁的，还有明末清初的李渔。作为一名职业撰稿人，李渔的作品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他也是明末清初最热门的畅销书作家。
当时的南京书市盗版现象严重，李渔便搬到南京建了一个书屋，取名为“芥子园”。他给自己的每本书都印上“芥子园”印章商标。此外，李渔还在书铺同时销售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他的文创产品，将自己的畅销书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话说回来，营销方式千万种，但真正决定图书销量的，还是作品的质量。营销可以在短期内影响销量，但唯有真正的经典，才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得到读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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