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石山
十多年前，我编订《徐志摩全集》八卷本的时候，有意打破当时多种全集本的格局，将他的散文两卷，置于诗歌卷之前。前两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订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时，沿用前例不变，将散文四卷置于诗歌卷之前。这样做，是基于一个理念，徐志摩的散文，更能见出他的文学才华，一点不在他的诗歌之下。
在徐志摩生前，就有名家做过这样的论断。杨振声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著名的文学教授，他的看法在那个年代颇有代表性。说起志摩的散文，他的看法是：“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和口吻，够多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徐志摩活着的时候，文坛上就有人模仿他的文风，称之为“徐志摩体”。徐冠英曾说：“志摩先生的著作不限于诗，不过，最足以代表他的还是诗，虽然有人更爱他别的文字，譬如他的朋友叶公超先生便说他的散文比诗好。若论对于读者的影响，他的散文却未必亚于他的诗，我见过好些青年的文章摹仿‘徐志摩体’，正如好些人摹仿他的诗体一样。”（徐冠英《纪念徐志摩先生》）
既然徐志摩的散文那么好，为什么逝世将近百年了，人们总是赞赏他的诗歌，少有赞赏他的散文的？纵有人赞赏，评价的高度和推崇的力度，都少了许多。这是为什么呢？多少年了，我一直陷于深深的不解之中。直到前两年，为商务印书馆修订出版我的《徐志摩图传》一书，方明白了此中原委。简单说，诗歌对应的是感情与品质，散文对应的是思想与事功。对徐志摩这样的一个文化人，长久以来不怎么理睬，改革开放后，逐渐予以承认并给以相当的尊崇，在好些人看来，这已经够好的了。再说思想与事功，不是有点过了头吗？
我不能说这样的说法有多少不对。只是觉得，对一个优秀的文化人，在思想与事功上给以相当的尊重，仅仅从研究的意义上说，也是不能或缺的。于是在重新修订《徐志摩图传》时，特意加了一章，名为《社会认识的一个拐点》。这样的章节，不是随意加上的，能加上，是因为起初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作为评传写的。此前好些年，我已写过《徐志摩传》，不想在他的生活经历上再说什么。
要厘清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从思想脉络上说，四年留学英美，是徐志摩思想的成熟期。他在《猛虎集》序文里说的一句话，大意是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将来进“金融界”的，他到了美国，眼界开阔，思想升华，改变了志向。“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Hamilton（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的重要人物，独立战争时期曾任华盛顿的秘书、大陆会议代表，后来担任首任财政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政论作家。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作为寻按思想脉络的参考，就是徐志摩在英国的时候，遇上选举年，他曾跟着拉斯基的夫人为工党领袖助选，“至少敲了二百多家的门”。（徐志摩《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
然而，回国后，经过几年社会活动的磨练，徐志摩的思想还是有变化的。仍是在《猛虎集》序文里，他说：“一份深深的忧郁占定了我；
这忧郁，我认，竟于渐渐潜化了我的气质。”这话，是说写诗时说的，但是，既然说到气质，就与思想有了关联。是怎样一件事，又有着怎样的文字表述，一时真还说不来。
在《社会认识的一个拐点》这一章里，我将这一拐点定位于1924年6月送走泰戈尔一行，回到硖石老家，参观了父亲新开的丝厂之后。相关的文字表述，定为他写的那篇《南行杂记》。按说参观了丝厂，写了文章，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吗？不是这么简单。《南行杂记》名为一篇文章，实则是一组两篇，而这两篇，一篇有落款时间，一篇没有。写参观工厂感受的，恰是没有落款的那篇。再则，《南行杂记》一文，并非是泰戈尔走后就发表的，发表时间是1926年8月9日，在他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头一篇名为《丑西湖》，第二篇才是《劳资问题》。文中说，“我回硖石那天，我父亲就领我去参观。那是一个丝厂，今年夏间才办成”。我一直以为是1926年的夏天，直到后来参照其父徐申如的传记材料，方知这个丝厂是1924年办起的，至此，“今年”才有了切实的着落。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回忆当年在美国接受的激进思想，说那个时候，同学中有人还叫他“鲍什雪微克”（布尔什维克）。参观丝厂时，他也曾用国外学到的学说，比照工人的生活，发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文中的一段对话，最能说明工人实际劳作的情形。参观车间后，外面的账房先生计算给他听，从买进生茧到卖出熟丝的层层周折，刨去开销，每包丝可以赚多少钱。听到这儿，志摩心头顿生感慨，这不是剥削工人们的劳力？平日听惯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论，这十一二小时的工作如何听得顺耳。于是他问道：“那么这大热天，何妨让工人们少做一点时间呢？”账房先生说：“工人们哪里肯？她们只是多做，不要少做；
多做多赚钱，少做少赚钱。”他听了，没得话说了，又问：“那么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账房先生的回答是：“她们连那两天都不愿意闲空哪！”
文末，他发出了自己的一点感慨。说他回国后这几年，也不知怎的，原来热烈的态度忽然变了温和；
原来一任感情的浮动，现在似乎要暂时遏住了感情，让脑筋凉够了仔细地想一想。但不幸这部分工夫始终不曾有机会做，虽则他知道他对这问题迟早得踌躇出一个究竟来：不经心的偶然的掼打，不易把米粒从糠皮中分出。
正是这个转变，让他放弃了国外趸回的激进的社会理念，正视中国眼下的现实。知道像他这样的文化人，眼下该做的是开启民智，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健康文明的新中国。不必说怎样的突兀，至少也是开启了这样的转变，从此之后，徐志摩成为一个诚挚的爱国主义者，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
这样的一部《徐志摩图传》，可以称得上是映照了徐志摩精神底色的评传。这样的一部徐志摩评传，也是阅读徐志摩诗文的最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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