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时间，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和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延安时期党中央极其重视培养教育干部。
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将快速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列为延安时期革命的重要工作。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郑重地提出了“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还结合当时的革命实际阐述了干部的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随着党的干部队伍的迅速壮大，有相当多的新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亟须提高革命斗争素养，这也是延安时期注重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斗争局势艰险复杂的当时，这个方针为积聚革命力量，进而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延安时期，抗战形势紧迫，同时，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还频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袭扰围攻，局面极其复杂。在当时的形势下，党对干部的教育培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重德才兼备。为使全党同志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明确知道，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第七部分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革命事业发展需要以人为本，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报告和讲话中经常性地指出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一定要注重德才兼备。
其次是在善于识别、使用干部的同时，也善于爱护干部。在培养干部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必须善于爱护干部”三个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至高情怀。在爱护干部的具体要求上，毛泽东强调，“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可以说，这些要求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基本遵循。
1941年至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包括延安在内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能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边区不惜重价延聘。这既为革命事业积聚了人才，同时也逐步建立了革命队伍关怀激励机制。这使得延安干部群众真正把边区当作“咱们边区”，更加坚定了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昂扬斗志和献身精神。
再次是当时延安的党政领导同时身兼各类学校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央机构设置上还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前线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学校，毛泽东担任该校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林彪和刘伯承分别担任校长、副校长。此外，毛泽东还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王稼祥担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林伯渠担任行政学院院长，等等。尽管公务繁忙，但这些领导人依然亲自参加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制定教学方案，还在学校承担具体课程。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营造出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延安时期，党中央非常注重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干部，培养人才的范围很广，仅专门院校就创办了20多所，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主义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鲁迅师范学校、纺织学校等。
整个延安时期，兴起了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潮。一位到延安进行过深入采访的美国记者对延安的党校给予了高度评价：“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所共产党干部学校更独创、更实际、更没有教条主义、更没有门户之见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提到，延安时期有规定，每个军事指挥员、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接受4个月的有关军事、政治内容的集中学习。
结合当时的革命实际，党中央把干部教育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具体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以适应当时革命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并充分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采取启发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和实验式教学，不搞教条化和形式主义，强调“教、学、做”合一，提倡自学为主、讨论为主、训练为主，以实践为指向，这些培训方式组合运用，成效显著。
当时，干部教育培养的形式也很灵活。延安时期既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党校一类的进行系统学习的专门学校，也有为培养战争和边区建设、统战工作所急需的干部而设置的党的人员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群众工作干部训练班等各类短期训练班，培训时间从几十天到半年不等。灵活多样的干部培养方式，为革命斗争“雪中送炭”，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干部教育培养工作完全结合革命形势需要来决定培养方向、学习内容、学习时间以及学习方式，措施灵活多样，真正达到了学以致用、学用合一的效果，绝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化，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需要的各方面干部。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至1945年抗战胜利，总校先后办学8期，培养了290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据统计，延安时期的20多所院校，共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名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仅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延安不仅成为革命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也成为干部教育和培养的中心。有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深入采访后，发出惊叹：“边区好像一所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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