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刚刚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在传统观点看来不论是路遥早期的作品《人生》，还是后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都反映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对路遥的研究也大都围绕着这个视角展开。这种说法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因为路遥自己曾说过其作品是在描写城乡交叉地带，“我国的当代社会如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1]因此以李星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对于路遥创作的研究，要理解‘城乡交叉地带’的表述，这是理解他大部分作品的钥匙。”[2]这个看法无疑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路遥作品的主题基本都与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有关。然而，如果仅仅将路遥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归结为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那么就不足以解释同一地域中人物思想上的冲突。城乡矛盾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不是根本矛盾，根本矛盾实际是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路遥曾说过：“随着农村与城市的变化，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倾向。”[1]传统儒家伦理提倡孝悌观念、集体主义、责任意识，而现代伦理提倡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理性精神。这两种伦理价值在很多时候是冲突的，而路遥小说的伦理认同往往徘徊在这两者之间。这种伦理上的冲突一方面使得作品本身充满了写实性，但另一方面也致使其写作没能摆脱传统的桎梏，故事情节呈现平面化与单一化。
路遥写作的主题是“乡土性”的，其固守的伦理也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路遥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使其小说充满着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物性格的伦理冲突、故事情节上的伦理冲突、作品主旨的伦理冲突等方面。
(一)人物性格的伦理冲突
路遥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往往游离于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方面固守着传统的儒家伦理，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现代伦理的影响，试图去寻找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寻求自由与平等。正是这两种伦理交互作用于高加林身上而造成了他的悲剧，《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同样也是如此。孙少平在高中毕业后回到双水村，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
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3]400。然而，孙少平又时常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受到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将来无论何时，他都将永远会是一种混合气质[3]401。孙少平所追求的东西已经不再是纯粹物质上的满足，而更多的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见，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游离于两种伦理之间，性格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二)故事情节上的伦理冲突
路遥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暗含着两种伦理的冲突。这种伦理上的冲突表面看起来表现为城乡的冲突，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现实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主要是两种伦理的矛盾冲突。
在《人生》中，当高加林和刘巧珍恋爱之后，高加林甚至觉得自己和一个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与消沉的表现[4]42。随着两人之间爱情的升温，高加林又开始认同这种爱情，由于工作的变动，黄亚萍的出现又开始使得这种观念受到冲击。如果说高加林与刘巧珍代表着传统的爱情，那么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则更多的是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在黄亚萍看来，追求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她的追求。”[4]102黄亚萍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平凡的世界》中的情节同样是依靠这个矛盾展开。孙少安虽然爱润叶，但他的观点是：“他怎么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想到润叶的家庭，他更心寒了。自己和这样的家庭联姻，简直是笑话。”[3]149孙少安所秉持的是极其传统的价值观念。而田润叶认为，“爱情不一定非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人有情有义，古时候的皇帝女儿还有看上平民老百姓呢，她们宁愿为了爱情而放弃荣华富贵。”[3]90田润叶对爱情的理解显然与孙少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造成最终悲剧的主要原因。
(三)作品主旨的伦理冲突
任何文学作品都意图传递一定的价值观，而路遥作品所传达的价值观则往往在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摇摆。“在路遥的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功利观强，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得到他的赞美。”[5]路遥一方面极力推崇传统的儒家伦理，甚至于去美化这种伦理；
另一方面，路遥又企图去追求现代伦理，这就造成了两种伦理观在作品中时常产生冲突。
在路遥早期的作品中，这两种伦理冲突还不是特别明显。如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卢若琴对高光厚的帮助，促成了高广厚夫妻的团聚，这一切都是基于助人为乐的传统道德而言的。然而路遥之后的作品所传递的价值观则比较复杂。一方面路遥对于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有所赞赏，另一方面又常以悲剧性的结果表达对于这种伦理的批判。路遥笔下的刘巧珍、田润叶，都具有儒家伦理之下传统女性的优点，如善良、单纯，对于情感的执着，但是她们的爱情最终都以悲剧结束。
如果将这种悲剧的成因仅仅归结为城乡二元矛盾，那么处于二元结构中其人的爱情都将充满悲剧性的宿命感。然而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于孙兰香与吴仲平，这些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的爱情，路遥明显充满了乐观与希望，他们身上承载的是现代性的伦理。这说明路遥其实也意识到了传统儒家伦理存在的问题，但是他尚未有足够的勇气去全然接受现代伦理。因此，路遥在作品中传递的价值观通常在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游离。
路遥作品徘徊于两种价值观之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他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个人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
路遥不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在故事情节的塑造方面，都始终恪守着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来自“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是对作家观察与表现现实生活的态度、视角、方法和技巧的概括。现实主义文学在风格和手法上虽然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它们有一致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提倡存在决定意识，认为文学作品需要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路遥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执着的追求，他曾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里说过：“人民的生活万古长青，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深刻地影响着路遥的写作，路遥小说中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基于生活经验和观察的结果。如《平凡的世界》中对于铜城煤矿的描写，就是路遥亲自去煤矿体验的结果。而路遥作品中两种伦理的矛盾冲突正是由于他秉承着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客观描写所致。路遥所处的时代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大转向：一方面传统儒家伦理依旧在乡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各种现代性的思想开始流行。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乃至后现代的价值观正在进行一场博弈。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在多元的价值观之间徘徊。因此，可以说正是路遥对于当时社会的客观书写，导致了作品中频繁地出现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从这个意义而言，路遥作品中所暴露出的价值上的二元矛盾实际上是与其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关的。
(二)路遥所继承的文学传统
路遥不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极其推崇柳青。路遥的《人生》开篇就引用了柳青的名言，在作品里多次提到柳青与《创业史》，他继承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然而，柳青所处的时代，现实主义流派仍然在文坛占据着主流，而生活中主导的也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而路遥所处的时代，传统的现实主义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开始在国内流行。因而，当时路遥所面临的两难不仅仅是城乡的问题，而且有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张力。毫无疑问的是路遥确实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理念，同时也受现代派的影响，开始关注人物内心的冲突与张力。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柳青笔下的人物是职业特征和个性的加法，而路遥则从生活出发，从个人体验出发，直接去描写人物的心理冲突。”[6]这使得路遥作品中对于伦理冲突的描写更加深刻，而且路遥也并不排斥现代派的写法。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当田晓霞离开之后，孙少平想着田晓霞，“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的缤纷一片，无数的橘红色在这缤纷中寂无声息地旋转。他看见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成线，点线在壁垒中露出一张脸。他认出了这是晓霞的脸。”[7]这是典型的现代派文学的写法。而路遥也曾说：“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 路遥对现代派写法的吸收，使得他更加关注人物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也进而使得两种伦理的冲突在路遥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路遥的个人经历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影子，现实主义的作家更是如此。路遥出生在陕西清涧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内心中秉承着传统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路遥早年的生活经验基本都集中在乡土社会，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说：“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从《在困难的日子里》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处处都充满着路遥的影子，而另外一方面路遥无疑是受到了各种现代思潮影响的人。他追求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渴望被他人的承认超过了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路遥自身也是在这种儒家与现代伦理的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路遥在早年的采访中也多次说过：“我自己就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年轻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相当熟悉，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觉，才能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在精神世界上充满着矛盾冲突是十分复杂的。”[8]400
这两种伦理上的冲突贯穿于路遥作品的始终，同时也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冲突使得路遥写作的视角极为宏大，能够充分地展开一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画面；
二是使得路遥作品中的人物极具写实性和代表性，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是也使路遥作品情节单一、人物性格雷同。
(一)宏大的写作视域
路遥要展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就要将视角对准整个历史的整体转变，这就意味着路遥的创作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而是要在城乡两种地域的交叉地带中去进行创作。这使得路遥作品中所描写的“城乡交叉”的主题表现出开阔的视域。在《人生》中路遥将视角对准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城乡二元问题，用一个爱情故事将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变鲜明地描绘了出来。《平凡的世界》中揭示了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城市化存在的问题等，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场景。也只有在这种视角之中才能将这两种冲突完全表现出来，而且路遥关注着整个民族复兴的历史性变迁，感受着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痛苦与欢乐。因此，路遥小说的主题始终极具伟大和庄严的性质，又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9]。
(二)人物形象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现实主义作品写作中的这种冲突，也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极强的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加快，乡土社会的年轻人逐渐走入城市，但他们的伦理价值与生活方式仍是传统的，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自身存在着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路遥小说中塑造的这些人物也都具有代表性。路遥的小说中带有极强的自传成分，而路遥个人的经历其实也符合当时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成长轨迹。路遥能够借助于生活经验，去挖掘人物性格内在的冲突。这种对于人物性格的挖掘使得人物的形象饱满，也能引起当时年轻人的共鸣。路遥自己也曾说：“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8]401路遥的《人生》发表之后，不仅在农村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在城市青年中反响强烈。这主要是因为路遥在创作过程中，利用的虽然是乡土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载体所表达的主题却是超越乡土地域的普遍问题。甚至于这不仅仅是80年代年轻人遇到的问题，而是处在一种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之下的普遍问题。因此只要这种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路遥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依旧会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也是《平凡的世界》在三十多年后依然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之所在。
(三)小说故事情节单一
在路遥的多部作品中都浸透着这一冲突，因此很多小说的故事情节带有相似性。如《人生》中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关系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困难的日子里》中马建强的生存处境后来直接用到了对于孙少平的描写。
这种伦理上的冲突，使路遥小说中的人物也带有一定的宿命性。在这两种伦理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路遥很多时候采取的方式是现代伦理最终让位于传统儒家伦理。如黄亚萍与高加林、孙少平与田晓霞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爱情都以悲剧结束，由此使得人物命运与故事情节带有一定的相似与雷同。路遥也曾在采访时对于这种“宿命感”式的结果，进行了某种意义的辩护。他说：“用艺术去篡改生活是不合适的，对于人物的描写都应该从社会向度来检讨。”然而由于现实主义本身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展开，而这种对于历史的过分“忠诚”，也最终使得人物与故事成为服务于某种理念的集合，因此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都稍显单一。
综上所述，路遥作为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传统对于其作品的研究仅从城乡二元矛盾的角度切入，但却忽略了路遥小说中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是路遥作品中其他冲突的根源。这两种伦理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故事情节以及作品所传递的主旨等方面，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主要在于路遥所持有现实主义的哲学立场、继承的文学传统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贯穿于路遥作品的始终，这一方面使得路遥写作的视域极为开阔，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极具代表性，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另一方面这种冲突使路遥许多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呈现出单一化和相似性；
阻滞了其作品思想性的凸显。对于路遥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执着于外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说，而应该从伦理观念的维度切入，这样才能把握人物与作品中思想性的冲突之所在，更好地理解路遥作品所具有的深层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