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元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8）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曾言“我们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禁忌演变史”。①禁忌的发展变化历史，反映了人类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也可以通过禁忌史探寻。中国各种宗教禁忌中，道教禁忌与民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道教是五大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禁忌是道教的来源之一，道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古代民俗的材料。按照葛兆光的说法：“面对中国汉族地区请神、祭祀、风水、禁忌以及各种活动，一部分研究者愿意把中国民间的这类信仰看成道教或与道教有关，当然，这是因为道教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也因为历史上道教一直在收容各种民间的神鬼、方术。”②他也指出另外一部分学者将这类活动归为“民间宗教”或者“秘密宗教”。事实上，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边界是很模糊的，法国汉学家石泰安（R.A.Stein）指出，甚至在早期道教内部的专业人士，都难以划分两个领域：“四至六世纪的道教作者在给两个领域划界时发现有困难。”③
《道教时日禁忌研究》于2021 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以来，受到包括中国历史研究院网、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公众号、简帛术数公众号、道教之音网、腾讯网等媒体的关注。作者从2011 年就开始了道教禁忌方面的研究，至今已逾十年，用功较深，期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该书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作者曾发表一系列有关道教禁忌的论文，包括道教的饮食禁忌、医学禁忌、居家行旅禁忌等等。作者的博士论文《道教时日禁忌探源》 入选了儒道释博士论丛，并于2017 年出版。道教专家詹石窗、褚国锋博士等认为道教禁忌属于内史研究，“因信仰属性及研究难度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根据他们的统计，“道教禁忌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专书仅有廖宇著的《道教时日禁忌探源》（2017 年）”。④《道教时日禁忌研究》是在《道教时日禁忌探源》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化。后者注重对道教时日禁忌起源问题研究，前者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对道教时日禁忌的历史发展、派别状况、与其他禁忌的异同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者的道教时日禁忌的学术研究是从戊日开始的。巧合的是，本人曾研究过羌族的禁忌，也注意到“羌族有逢戊日不动土、不上山、不干重活的禁忌”，⑤羌族解释这一禁忌的原因是“这一天是羌族女始祖‘木姐珠’用土造人的日子，这天劳作，很容易伤筋骨”。⑥事实上，“戊不动土”在汉族和土家族等其他民族地区同样流行。在道教中，戊日禁忌被称为“戊禁”，内容与道教的烧香、诵经、上章等科仪活动相关，禁止所有的戊日。戊日禁忌在道教中属于现存的最重要的时日禁忌之一，在各地各民族民俗中亦属于重要禁忌之一。作者从道教文化来追踪戊日禁忌的演变形态和形成的原因。她指出，道教的戊日禁忌从只禁忌戊辰和戊戌到禁忌六戊，是受到民间祭祀社神的影响。道教禁忌戊辰和戊戌是因为按照五行学说，戊属土，按照阴阳二气运动的宇宙论，辰、戌属于天门地户。中国古代的祭祀土地神的社日活动也是在戊日，最初“祀社日用甲”，⑦后世五行学说流行改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春祈秋报，因数字“五”和天干“戊”均属于土。社日当天无论男女老少皆参与庆祝，自然不耕种，停针线。但由于社日的逐渐淡化，人们不知忌戊是尊重土地神，所以逐渐演变为逢戊必禁。道教可能也是受此影响。作者的考证较为详细，可谓小处见功夫。
读后，笔者不由思考，戊日禁忌在道教、羌族和民俗中的解释虽略有差别，但几乎属于同一个原因，即是对土地的崇拜，反映了农耕地区人们期盼丰收的心理。同一禁忌解释有差别的原因在于所属文化的差异性，比如羌族神话故事天神造人是羌族用理性构想出来的生活语言艺术，揭示了羌族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类产生说。道教的戊日禁忌是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气论的宇宙生成论的展现。民俗中“戊不动土”是传统节庆社日的保存成就的集体回忆。因为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对土地的崇拜，这一崇拜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反映为格外重视五行中的土。这种思想浸润在生活中产生了社日的祭祀活动和节日的狂欢，产生了“戊不动土”等戊日禁忌。社日的流行和道教的流布又推进了戊日禁忌的传播。共同的禁忌反映了三种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包容。禁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通过易于观察的外显的社会规范展示了中华民族经历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展示了56 个民族之间共同认同，血缘融通。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本各地不同，但在中华大地上，由于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的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产生了横跨大江南北（包括云、贵、川、渝、陕、鄂、湘、桂、鲁等）、很多民族（汉族、羌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白族、瑶族等）共同遵守的禁忌风俗，事实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
仅举戊日一例，即可见作者研究禁忌用力颇深，既关注道教的理论和仪式，又梳理历史脉络，同时关注传世典籍和民俗生活。除戊日禁忌外，《道教时日禁忌研究》还收集、整理和考证了历史上道教重要派别的时日禁忌，包括早期正一道、太平道、早期金丹派、上清派、灵宝派和全真道，分别概括了每一道派对待时间的态度和时日禁忌的特点。此外，作者还考察了时日禁忌的时代特征，对道教时日禁忌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和宋元明时期三段进行研究，归纳出不同时期时日禁忌的特点。作者在诸多具体领域都做了扎实研究，比如通过对比上清派和早期正一派解除殗秽的方法，得出上清派的道法更加方便易行、更加个人化等结论。
时间问题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问题，是中西哲人一直思索的主题。古希腊有芝诺（Zeno，约前490—前425）的“阿基里斯与龟悖论”，也有对近代时间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时间观；
近现代 有洛 克（John Locke，1632—1704）、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哲学家深入讨论过时间问题。然而，哲学讨论的时间让人神伤，玻尔兹曼（Ludwig Edward Boltzmann，1844—1906）曾抱怨道：“最平常的东西一到哲学便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哲学以无上的技巧建造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然后又发现这样的空间里不可能有物体，这样的时间里不可能有过程发生……”⑧虽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先贤也积极探讨时间问题。从老子的“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⑨到庄子的“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⑩中国人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更加关心的是对时间的把握。中国文化认为道（具体表现为阴阳）是宇宙、人类和万事万物的本源，阴阳的变化就是时间的把握。因此对时间的把握就是对阴阳、对道的把握。张祥龙指出：中国文化认为把握时机能够收获幸福，“儒、道皆看出天道的原动机在阴阳，而阴阳源于并必表现为生存时间，所以天道即深刻意义上的天时，天人相同的契机就在‘时中’。‘阴阳’取自日光的向背，而日月体验及其生命化及代际化则是古人生存空间和时间的来源。这‘时’首先不是那去而不反的物理时间，而是被人直接经验到的、循环往复的日时、月时、四时、年时，其要害在于切中关节的时机（几微），领会并跟随它就能为人生带来智慧、丰收和幸福”。⑪此结论与作者所总结道教时日禁忌的特征是一致的：“道教通过‘顺时’这一总的方法与宇宙大化同步，希望获得道的特征，即无限性。道教时日禁忌就是顺时的一个‘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方法。”⑫
从哲学上探讨时间过于抽象，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时日就显得更加亲切，时日不是形而上学的探讨，而是历书上的“今日宜忌”，所指导的事项是嫁娶、安葬、祭祀、纳畜、入宅、动土等活生生的日用行常。从操作层面上讲，把握时间有两种方式，如作者言“趋利避害是对待时间的基本态度，比如有时候因为某事重大刻意选择最为适合的日子，有时候不刻意追求最好的时机，但希望至少能够避开特别不好的时间。前者是主动的择吉，后者是较为被动的避忌，也就是本书所言的禁忌”。⑬时日禁忌使用否定方式在划定行为的界限，看上去似乎是消极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遵守少量的时日禁忌比选择某黄道吉日更加方便易行。选择某黄道吉日，意味着除去这一时间以外，其他所有的时间都非最优解。而若只是禁忌少量的时日，就意味着其他的时间均可。遵守少量的时日禁忌，可以让人更加放松。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并非工业社会流水线的时间观，因为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虽有农时，但农时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绝非今天流水线上精确到某一分某一秒。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征就是非精确性。久居海外的杨联陞先生评论道：“现代的西方人有时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⑭因此，时日禁忌在中国古代更加具有意义。在时间焦虑普遍存在的今天，现代人常烦恼于某时某刻必须做某事，稍有片刻耽误，后果就十分严重，人的精神像绷紧了的弦，害怕迟到。遵从少量的时间禁忌似乎更加让现代人向往。
道教的时日禁忌尤为重要。大家已熟知鲁迅先生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⑮顾颉刚自言：“我常想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只是道教一教。道教乃是中国立国来数千年间不绝之教，张道陵辈不过使其范围固定，至于倡义立意，乃中国人固有之精神所凝结者也。”⑯民国时期对旧文化普遍持批判的态度，对道教的批评也较为激烈。但是无论如何，道教与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特别是与普通民众关系之密切是普遍的共识。因为道教的包容性，很多民间流行的禁忌已纳入道教书籍，这正好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因此，清理道教中的禁忌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道教本身，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的禁忌文化，甚至禁忌文化所反映的古代民俗生活、民间信仰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学者廖宇所著此书的开拓性表现在对于道教时日禁忌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在文献整理方面用功颇丰，搜集整理了大量传世道教经书、择吉通书、地方志、医书古籍，以及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敦煌写本、黑水城写本等文献，还关注到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道教时日禁忌研究》一书呈现出来的禁忌，涉及诸多领域，不仅包含祭祀、丧葬、科仪、炼丹等道教领域，还包括耕种伐木开凿等农业生产方面、采药服药饮食等医学养生方面、出行归家等行旅禁忌，甚至还涉及戏曲方面的禁忌。可以说，作者独辟蹊径，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研究视域，并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这可能也是此书入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世间之盐”书系的原因吧！
众所周知，禁忌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禁忌的成果颇丰。但从教育视角探讨禁忌问题的成果并不多。禁忌富含教育功能，作者在书中多有揭示，因此，《道教时日禁忌研究》一书富含教育性。
关于禁忌的教育功能，笔者曾经在研究中有所注意。如禁忌文化在羌族教育中的意义，指出羌族禁忌“教育影响的方式独特，对民众影响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影响时间之长，是现代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⑰当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与奠基人之一钟敬文先生，早在1937 年就已经提出“社会整体教育观”，禁忌是社会教育的教义和教材：“原始民族，和半开化国的多数民众，他们不靠学校来做教育的机关。他们的教育机关，大抵是整个社会和许多家庭。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上，在特殊的生活上（后者，例如大祭日、新年、成年式等），都有着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教育别人的机会，在那种社会里，他们的礼仪，他们的习尚，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艺术，都是他们具体的教义和教材。”⑱禁忌是一种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通过禁忌，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代代相传。
笔者曾指出羌族禁忌蕴含着羌族的教育资源。同样道教禁忌也饱含道教的教育资源。首先，道教时日禁忌蕴含了道德原则的内容。书中提到的“宋代之后的道经还强调在服丹之前应该进行道德方面的准备，如行善积德：‘先须行阴功三年，启告天地，发愿施慈，方可服饵。常面东咽液二十四遍了，方服丹三粒。’”⑲书中还指出了道教积善得福的观念：“性善行善之人能够得到上天的护佑，行善之人的子孙能够因其祖先而得福，他们出生的日子就是善日，没有禁忌。”⑳作者指出“行善重于择时日”。㉑通过道教的传播教育，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其次，道德时日禁忌蕴含了道德教育资源。比如，道教有天父日、天母日、道父母忌等时日禁忌，道教规定父母去世的大丧殗秽一年（在各种殗秽中时间最长）等内容，反映了道教孝敬父母的家庭美德规范。道教忌讳看到尸体，但若是父母师主去世，也可前往，体现道教尊敬师长的道德规范。再次，道教时日禁忌蕴含了生产生活教育规范。书中提到的天象禁忌，即在打雷、地震、日食、月食等异常天象不入山，其实是古代人民对于生产经验的智慧总结，通过禁忌的方式提示广大民众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身安全。春季“无竭川泽，毋洒陂塘，毋伤萌芽，好生勿杀，以合太清，以合天地生育之气”反映了道教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意识，也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电雷霹雳、弦望晦朔、大风、大雨、大雪、大寒、大热等不合阴阳等房中禁忌反映了道教的优生养生思想，是古代社会性教育和养生教育的一种方式。春季不可兀坐，夏季不得于星月下露卧，冬天不可用火炙手等属于古代健康教育的内容。复次，道教时日禁忌蕴含了乐观自信的心理教育。书中指出，道教的道派中，修炼方式越危险，该派别的时日禁忌就越多。比如早期金丹派需要经常出入山林间，山间猛虎巨蛇众多，因此该派有非常多的时日禁忌。这些禁忌中，一些源于过去的生活经验总结，另一些可能只是因为人们在恶劣自然环境下通过文化的想象而增强自身的乐观态度。最后，道教时日禁忌蕴含了中华民族意识养成教育。正如前文所举的戊日一例，道教中时日禁忌，通过与民俗的结合，和各族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使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
中国古代文化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有时以神秘的面貌示人，这些神秘的外表背后，实际上是并不神秘的古代思想文化。解读道教禁忌，就是揣摩古代民众的心理，试图还原他们的所思所想，考察禁忌所反映出来的趋利避害的民俗文化基因。出于求平安的心理，古人们长期以来信仰并且恪守禁忌。民俗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也是民众对自身生存的深刻关注。只有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财富，才能更好地运用这些财富。
当然，《道教时日禁忌研究》 一书仍有一些瑕疵。一是在分析讨论一些材料时可再细致和深入。比如道教时日禁忌的来源与术数的关系问题、禁忌发生的哲学依据、禁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等。二是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可在实际应用方面着力。比如，道教禁忌所涉医学健康方面，能否发掘并转化为当今“健康中国”建设的资源。三是田野调查内容相对不足，如果能够加入一些道士、风水师的口述材料和他们使用的抄本材料，研究就会更加全面。希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多加留意。
但瑕不掩瑜。本书是一部思想深邃、论点鲜明、史料翔实、论证有力、结论正确、富含本土文化性的学术大著，具有开拓性，富含教育性，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学术慧眼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特予推荐。希望读者在品味中国民俗文化中去与古人为友，并达到精神的沟通，进而吸收、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人的智慧和优秀文化特质！
注释：
①[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著，赵玮婷译.路边狗[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205.
②葛兆光.经典中的和生活中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A].并不遥远的历史[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57.
③[法]石泰安著，吕鹏志译.二至七世纪的道教与民间宗教[A].《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七辑宗教史专号[C].北京：中华书局,2002:44.
④詹石窗，褚国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学研究[J].孔学堂,2018(03):41.
⑤⑥⑰蔡文君,杜学元.浅析羌族禁忌的教育内涵[J].西北民族研究,2005(04):62,63,66.
⑦[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正义；
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8.
⑧转引自[英]彼得·柯文尼、[英]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揭开时间最大奥秘之科学旅程[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7.
⑨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199.
⑩[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85.
⑪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21(10):63.
⑫⑬⑲⑳㉑廖宇.道教时日禁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399,1,199,150,399.
⑭杨联陞.东汉的豪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6.
⑮林平兰主编.鲁迅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957.
⑯顾颉刚著，印永清辑，魏得良校.顾颉刚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99.
⑱钟敬文.《民间艺术专号》序言[A].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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