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韶华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市 310018)
农民工，早已是国家与社会所关注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乡籍工”的提法，使得第二代农民工的话题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他们将来的生存与发展的状况等问题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只有充分了解、理解和解决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在城市和农村、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本文内容是笔者对曾经在监狱中服刑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所作的调查和思考。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境遇和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现状。政府和全社会对他们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和认识。
一个人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而又具有健康的价值观，既能动地去创造自己新的生存方式，又自觉地与社会的健康发展相一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所普遍感到的至大矛盾和困惑，亦即人之生存的根本问题〔1〕。对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处于一种漂泊的、不断迁徙的工作状态，不能融入城市，不能享受城市里的很多福利和保障。现在整体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覆盖面和实际享有的福利与公共资源的深度、广度还有一定的距离。党中央的文件提出“新生代乡籍工”的概念，说明新生代的农民工正成为农民工的主流，人数庞大，而且这一群体表现出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在梦想与现实之间——“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农民的价值观与行为实践被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四个世界”所型塑。这“四个世界”分别是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2〕。这一说法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生活状况。本文从监狱的视角来回看社会，通过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经过，认识社会变化与犯罪现象间的机理，从而更好地做到预防犯罪，教育矫正罪犯，促进社会治理的改善。
笔者在浙江省某监狱对部分“80后”“90后”罪犯的访谈中，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生存的艰难和在异乡生存中受到现实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他们在私营的或现代化管理的世界级的企业中工作，因为没有一技之长，现代工业只是利用他们作为简单的劳动力。中国作为世界产业链中的中下游层次，大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条件注定了农民工很多只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点，每天重复单调的劳动。这种劳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生活的需要，对个人能力的发展并没有多少提高，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类似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异化现象。同时，缺少工会和工会功能的不足、社会福利保障的不健全，使得他们自身的权利维护存在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有些企业有意地加班加点。很多人工资低、工作单调、时间很长、很累，在外在不良因素的诱惑下，轻易地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进入监狱以后，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尽管生活各方面有保障，但是在监狱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还是从事与外面一样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
“现实的人”最根本的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内涵；
人的社会关系则规定了人的存在的形式、外延。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同规定了人之为人、某人之为某人的具体内容。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彻底超出了旧唯物论的人的存在观〔3〕。对于外出打工的众多“80后”乃至“90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现实是很小就跟随父母到城市或成为留守儿童，父母的艰难生存境遇使得父母常常没有时间来管理、教育他们，而他们也往往不喜欢学习，很多人只上完小学或初中就出来打工，并且经常在一些省市之间流动，主要社会关系是老乡或亲友。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很差，不少人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状态，而处于一种流浪的边缘人的状态。笔者访谈的一名四川籍1990年出生的罪犯，他的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父母很早外出打工，把他交给爷爷奶奶在老家照料，后来二老无力管理，于是父母带到深圳上学，一方面父母非常期望他能够在好的学校学业有成，另一方面又怕孩子受到大城市中的不良诱惑。初中时他因打老师被开除而辍学。但他不愿继承父母理发的行业，感觉太受拘束，于是，在很小的年龄就往返于深圳、福建、浙江之间。在浙江某私营企业工作时，月工资还不错，但夏天工厂温度太高，而且工厂位置偏僻，他受不了，于是辞职，用挣来的钱买了摩托车，到镇上繁华的地方租了房子，与社会上的朋友进行老虎机赌博，直到后来因抢劫罪而入狱。他还给我谈了一名安徽籍女孩对他情有独钟，似乎很自豪，后来因女方家长不同意而没成。同时，在查阅档案时，我也了解到他是为数不多的在入狱时检查出曾患性病的罪犯。
很多农民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喝酒、聊天、上网等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方式。他们虽然在城市里，但与城市有很大的距离，也很少有可能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愿回到家乡去务农。这样的状态是他们的常态。据笔者在浙江某监狱对110名外省籍入狱前曾经是农民工的“80后”罪犯的随机调查，“你愿意回家种地吗？”的回答如表1：
表1：你愿意回家种地吗？ 单位：人
“你认为自己家乡观念很强吗？”的回答如表2：
表2：你认为自己家乡观念很强吗？ 单位：人
即使回答愿意回家种地的16个人中，在另一个选项“你将来打算把家安在哪里？”的选择中，仍有4人选择了“还没确定”。这说明，他们仍然处于矛盾心理中，至于选择“不愿意”回家种地和“说不准”的人中，他们将来的生活安顿之地的不确定性更高。在家乡观念上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的家乡观念比较淡漠，但他们在城市又很难有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基础和保障。这样矛盾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存在着很多的短期行为，也预示着存在很多的偶发事件，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是不利的。
正是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成为他们一切好的坏的言行的出发点。每一个时代对人的规定或解答都不同，究其原因，乃是由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决定的。人只能在自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事实上，每个人都确实是社会舞台上的一种或几种角色，因而，人的自我认识也就只能是从自身的角色方面去发问、去回答〔4〕。
然而，他们对自身当前的状况很难有深入的思考，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双层社会。工作对教育背景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又没有向穷人提供现今工作所需的那些教育”〔5〕。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他们来说，“关键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从事工作的人的内心动力、渴望和现实的期待”〔6〕。他们只是被动地适应自己的生活环境，即使他们入狱也很难对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有更深入的思考。笔者在监狱中访谈了一名“90后”罪犯，对于自己的将来，他说“顺其自然吧”。似乎入狱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并没有起到强烈的震撼作用，最多也只能算是倒霉。所以，他们对如何认识自己、分析自己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因此，在监狱中应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在监狱中应该分析自己犯罪的根源和将来的发展趋向，犯罪对自己、对社会、对家庭的影响等，因为， “只有精神、思维使人能够把握自身的自由本质，使自身能够从偶然性中摆脱出来”〔7〕，只有精神、理性主导和支配下的行为，才能使个人在自我创造和展示其人性的力量中表现出来。现实中在这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虽然缺乏自主性，但其价值观念基本上是健康的，因为它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利益相一致，因而不会引起社会思想和生活秩序的混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虽然发挥了自主性，但却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倾向，容易使人们失去健康的与社会目标相一致的价值观。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包括各个阶层。社会上有很多人批判“80后”“90后”的脆弱和不良表现，如不能吃苦耐劳、好逸恶劳和高消费等，同时有另一些人对这些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年轻人的这些特点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的一些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也有说明，很有启发意义。他们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等——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也就是说，驱使下层阶级犯罪的是文化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摒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8〕。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很多人个性中顽劣的一面其实对自己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方面有缺乏父母管理的原因，但不良习惯和不良习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旦有了适宜的环境，就会在社会上表现出来，从而引发犯罪。
现在“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生存，开阔眼界、享受大城市的生活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是他们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实中，这些想法是在一定的年龄阶段所具有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结婚、生子等负担的加重，生存的压力就成为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对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的条件下，如何维持生活仍然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才是如何发展和享受生活。城乡差距和农民工的待遇、身份、保障等政策的实质性的变化不是短时期能解决的。因此，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9〕。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只能在这种被外界环境刺激下为实现生活、感官上的享受的目的而做出直观感性的反应，但在自身和社会生存环境中处于不利状态的他们，常常做出超出社会规范的事情，从而引发犯罪。笔者在访谈和档案调查中，可以听到看到他们对金钱的渴求和对劳动的艰辛的抵制，但由于其自身的教育层次低、缺乏一技之长、不想吃苦，而又羡慕城市优越的生活，这个时候，犯罪似乎是必然的了。在抢劫前的“动员会”上没有人对此坚决反对，说明大家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抢不是一个机会吗？”这样的话在档案中不时出现，说明大家对改善生活感到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竟然到了通过抢劫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的地步了。
在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和整个社会转型阶段，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入城市中来，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将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与此相适应的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的制造业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科技附加值较低，虽然能在短时期内提高人们的收入，但简单、刻板的机械操作，很难使人能健康、全面地发展，富士康工人曾经出现的“连跳”悲剧是世界工厂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的一个典型的、极端的反映。同时，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生存权利状况等方面的发展与现实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城乡分割造成的保障的不足，户籍制度对很多方面，比如子女教育、社会福利、权利保障等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也是引发犯罪的原因。我们单从工业生产的形式和工人的一些处境中，也能够看到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相似的一些方面，马克思对英国这样的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可以借用来理解和解释我们的现实。即使在分析犯罪原因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很多共同点。尽管中国与马克思当年生活的国家性质不同，但在那个年代，认为贫困—挥霍—游惰—酗酒—恶习—偷窃—犯罪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犯罪者本人(他仅仅是触发者或是第一个牺牲品)，而主要是社会问题造成的〔10〕。这样的论述或许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状况，从这里也能理解中国当前要规范资本的重要意义所在。这种事情或者是由于社会不能提供基本的需求，或者是因为社会摧毁了或抹煞了他的前途、抱负或后来出现在犯罪中的需求：教育的问题与个人在能力、精力上的偏差，现实的劳动往往很难促进其全面成长和发展〔11〕。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的主体化进程也不断推进，但是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主体地位、主体权利和主体资格等方面存在着实际的差别”〔12〕。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如何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善中逐步提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更多的是靠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的贯彻和落实。“行动主体的习惯性的沉默、无言、隐忍，常常使自己成为社会利益结构和制度体系中的‘最不利者’。也因如此，沉默、无言和隐忍也往往可能转化为不同形式的‘非常规’的行动方式，与社会生活中各种违纪、违规、违法现象和事件形成因果关系。”〔13〕近些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人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主要是社会关系，个人犹如关系网中的一个结，人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受到这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个人行为失范表现为个体人格发展中出现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的冲突而导致自我不知所措，难以认知社会取向，难以给自己定位。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加大，同时社会环境的诱导性增强。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物质财富分配不均衡的社会。外部的刺激、诱惑和自身内在的理想、需求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当这种思想在一种底层生存的氛围和“场”中不断强化，加上人性的弱点和对法律的淡漠，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在笔者对110名外省籍曾经是农民工的“80后”罪犯的随机调查中，“你认为自己产生犯罪思想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的选项结果如表3：
表3：你认为自己产生犯罪思想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单位：人
法律意识的淡漠和生活中对老乡朋友的依赖，成为犯罪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思想和生存状态也使得下面一个调查问题的结论不难理解：他们对导致他们犯罪的朋友并不怨恨，在110人中，只有7个人选择了“恨”，选择“不恨”和“说不清”的高达103人，占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就是一个紧密的生存连带群体，他们自身将来的发展和安全、权利等的维护是互相依靠的。在“当你遇到麻烦事，你首先想得到谁的帮助”的选项中，75%的人选择了父母或其他亲属、老乡或朋友。
这些或纯朴或带有不良习气的农家子弟来到大城市，怀揣着美好的发财梦，但辛苦的劳动和日益增多的消费方式相比，收入与现实差距太大。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不断转换工作地点，一夜暴富和快速致富的风气在周围弥漫，感情和生活的无着需要寻求情感的慰藉，搞点钱的想法一经点燃，迅速成为大家的共识。“犯罪的存在显示了‘人性的一种十分幸运的不可压抑性。’不应该把它看做一种弱点或一种病态，而应视之为一种正在苏醒的活力，一种‘在人的个性名义下的抗议爆发’，由此才能理解犯罪的奇异诱惑力。”〔14〕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是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5〕。
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老家种地，外出打工已经不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而成为一种必然的人生。他们甚至厌恶有“农”字的称呼，认为自己就是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福利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入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于是，他们处在了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16〕。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边缘人,在城市没有认同感、归属感,一旦失业无法生存时,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就当前众多年轻罪犯的特点来看，犯罪行为具有偶发性,预谋犯罪少,临时起意多,犯罪起意快,常常一人提议,众人附和,不计后果。
因此，社会要努力创造条件,接受和吸纳他们,改善社会的就业环境,特别是不允许那些盘剥农民工廉价劳动的低工资、低保障、高强度的企业再这样经营下去。要转变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观念,把“以人为本”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让所有年轻人都有展示聪明才智和创造创新的机会。“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关注人的发展的问题,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规定人格塑造的问题。”〔17〕通过对农民工实施人文关怀,可以起到活化和调适人生价值的构成效用及功能发挥最大化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促使一种新的人生境界的形成。人文关怀实际上是关注人的灵魂,是对人的自觉意识的追求和对人自身自由的关怀与追问。人文关怀是有形的,它要注入有形的文化知识和人文品格,使人从精神上战胜痛苦,从而获得快乐的人生价值。要加强对农民工思想状况、生活水平的调查研究,掌握其思想动态,培植人文关怀的环境,构建人文关怀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以人的生存辩证法为核心，以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为宗旨而建构起来的〔18〕，所以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9〕。因此，人的最基本生存信念和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生存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史无前例，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更为严重。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缺少精神方面的社会制衡机制就更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野蛮性以巨大的能量肆意横行。所以，信仰对人的存在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人生的指南，是人的一切内在价值的坐标或中轴。失去了它，人就会发生“精神危机”，甚至发生“超越性病态”或“人性的萎缩”。超越性病理现象之所以会发生，诚如马斯洛所说：“部分地由于内在价值的丧失，由于‘理想主义’受挫，部分地由于对社会失去了希望，……是长期追寻某种可信仰的东西与失望的懊恼的混合物。”〔20〕要克服此类现象，一方面要对青年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同时要使现实的社会生活更加符合人的发展的需要。当然，人的精神方面的失衡和变异也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工业生产中，标准化的产品要求标准化的管理，在流水线的链条中，人的培养模式被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人被按照产品的特性和管理的需要培养其功能和德性，人本身的差异性和人的才能的多样性、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不见了，结果，标准化的生产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畸形化。工业生产丰富和提高了人的才能，但同时也把人变成了 “单面人”。同时，“在虚假的需求统治了人一切生活的过程中，商品成了人们的生活灵魂的中心，纯粹的物质享乐成为人们的‘生活灵魂’，人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在精神方面异化了”〔21〕。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践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增强文化建设，努力减少初期资本主义现象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切实贯彻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要求我们树立的健康合理的生存意义观念便在于将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性有机整合、协调发展，既要求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又要不断强化人的社会责任感，将人的个性取向和社会整体利益溶为一体，使现代人的生存价值体现为自我实现取向和参与奉献取向的高度统一〔22〕。人的本质的出现或形成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它是一个人由非成人到成人的标志，是一个人由本能意识到社会意识转变的标志，是他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的历史的标志，也是他开始要为自己和社会负责的标志。“人必须明白自己的本质是自由，只有明白自身本质的自由规定性，才能作为自由意志，作为主体而存在，否则，就无谓自由意志，就会浑浑噩噩。”〔23〕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衡量一个人的财富不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而是一个人自由时间的多少。当人们越来越从物质生产的时间中解脱出来，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的增加，必然使得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提上日程。在过去的很长时间，泛政治化的现象在监狱工作中非常突出，监狱改造过分强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作用，“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使人的本质的发挥有了理论上的指导和现实的动力，对农民工阶层乃至更多农村、城市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的关注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以人为本不仅是现实发展的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体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罪犯，“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使所有人都从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意识(包括犯罪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品德高尚、自由幸福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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