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萍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1950-）现任教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以对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而著名。生命政治概念首次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科耶伦（Rudolf Kjellén）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到20世纪70年代，经由福柯对此概念进行了重塑，他认为生命政治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继福柯之后生命政治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研究进路，分别以罗伯特·埃斯波西托、吉奥乔·阿甘本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为代表。埃斯波西托基于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基础上展开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他没有沿袭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而是以生物学、医学话语为分析工具，将生命政治集中于对生物学意义上自然生命范围内免疫的思考。“免疫”①“免疫”一词来自于拉丁词源immunitas，它由否定前缀im和名词munus构成，munus原意为“城墙、护栏”，immunis的字面词义则是“不受城墙保护的人”，“munus”又被引申为“义务、职责、礼物”，因此immunis又指“免于职责、免除礼物或免于为他人提供服务”等含义。是埃斯波西托生命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免疫能够将具有否定性质的异质体融入到机体中，形成一种积极的保卫力量，使二者融为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免疫共同体。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使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成为了当前生命政治理论谱系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学界对埃斯波西托“免疫”思想进行过相关研究的学者包括蓝江[1]、姚云帆[2]、刘黎[3]、樊熙奇[4]、陈培永[5]等，主要围绕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免疫范式或免疫共同体范式的建构，及其与生命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则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切入，对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免疫”或“免疫共同体”机制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抑制或延缓因自我免疫潜力过于强大而导致整个有机体（共同体）的内爆等问题。
在对于如何实现共同体的存在和永续方面，埃斯波西托引进了免疫机制。他认为共同体在免疫机制作用下所产生的“免疫共同体”，具有自我保存、自我繁殖、自我更新的永续能力。从埃斯波西托思考免疫对生命的保护和否定中，可以发现其免疫机制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移植”（implant）机制得以实现。埃斯波西托在《免疫》的最后一章以“移植”为题，全面阐述了“移植”机制在“免疫共同体”转换逻辑中的作用，指出“免疫共同体”形成与转换的内在免疫机制本质上就是“移植”机制。所以“移植”机制被认为是生命体内真正的“自我免疫”机制，通过自我与异质性他者的接触、交互、重叠、互为中介，身体免疫由自我封闭走向开放，病原与生命体关系由侵入与抵御走向“移植”与“合并/一体化”（incorporation），从而摆脱了自体分解或自爆的风险。“移植”机制的建构完成是他走向“肯定性生命政治”或“属于生命的政治”的分水岭，促使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的新路径。在理论上，厘析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逻辑有助于加深对埃斯波西托“肯定性生命政治”思想的理解，以及从新视角考察他与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实践上，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内在转换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及其积极敞开的态度，为拨开当前社会现象中笼罩的虚幻迷雾、探寻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视域，尤其对于当前全球疫情下人类如何应对疫情、怎样理解免疫机制大有启益。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人体不再纯粹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是一个半机械人的混合体，一种技术化生命体，即“赛博格（Cyborg）”[6]。埃斯波西托引用哈拉维的观点，提出技术不再满足于将我们从外部围困，已经逐渐渗入身体内部，在我们的肢体上占据了一席之地[7]147。从17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机械体和纯粹生命体的互补形式，身体发生了重组。技术移植的器官，比如心脏起搏器、植入大脑的远程摄影机或植入皮肤下的微芯片，不是一个自然肢体的功能性延伸，而是一个非身体的东西在身体中的真实存在，属于人工假肢。而天然假肢如语言、知识、洞察力等作为对人身体的官能不足的补偿，带有天然原始的特性。人工假肢促进了有机世界和人工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自然选择与生物进化关系的断裂。身体及其基本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构造不再是原始的，而是可操作性的，因为身体内部携带有他者，使他者内在化。即假肢在移植前，属于冰冷无生命的机器装置，但在移植后它却能挽救或延长机体生命。这种自我保护的需求是当代所有形式的身体变化的起源：身体被悬置、中断或增补，以延长身体的存续[7]149。正是因为这种结合的力量，免疫系统的形象再次从生命政治学的核心中崛起，在正常和病理的生物医学领域中，构建和维持着自我和他者的界限。
埃斯波西托认为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从更深层面解析了身体和技术移植之间的关系。南希从身体本身的补充性或技术性特征维度出发，发现了技术总是涉及身体层面，身体的“断裂”通过技术移植联结为合成体。比如，身体在磁共振成像和放射线的流动、超声波扫描和植入物的渗透中，被纠缠、打开、扩散、移植、交换，形成了既非健康也非病态的合成体，“一个往复从身体的一侧到另一侧出现的跳动或平滑的心悸、伤口、合成酶、合成图像”[8]。南希曾亲身经历了心脏移植的侵入性形式的技术移植，随后他在《闯入者》中提到技术移植特征是潜力与有限性、力量与痛苦、接受与挣扎的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其一方面导致免疫系统与移植器官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移植器官的免疫系统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异化”。据此，埃斯波西托认为移植的受体抵抗必须是双重的，同时抵抗移植器官与自身的保护系统，既要防止被移植器官占有，又要防止被自身免疫系统排斥，这意味着移植器官既是排斥性的又是个人专属性的。机体通过“排斥性的包含/外部性的内在化”使移植器官与免疫系统相互融合，使得机体无须区分“自我”和“非自我”，“移植”使身体能够适应由外在异质力量冲击而产生的免疫力。
然而“移植”真的能完全解决免疫的异化倾向吗？答案是否定的。移植后的机体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健康与伦理问题。移植后的身体机能并非永恒不变的，并不能真正免于生病、死亡，甚至“只有在强大的免疫抑制剂和其他许多旨在抵消移植排斥反应的强大药物的支持下才能存活”[9]。不仅如此，身体的分割与身体完整性的缺失，将引发移植后的身体面临被剥夺一直被认为是主体真理的东西。假如移植心脏比身体其他部位年轻20岁，那么主体年龄如何计算？假如移植女人的心脏到男人体内，或移植孩子的心脏到女人体内，那么他们的身份如何定义？如果不能把属于“我”的身体称为“我的”，那么“我”还是自己真正的主体吗[7]153？对于“移植”所造成的健康问题以及身份边界的打破，埃斯波西托并不致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而是在此基础上，运用技术移植的逻辑和思路转向了对自然“移植”的免疫机制的探索。
免疫学家伯内特（Burnet）爵士在《机体的完整性》中提到，生物体产生抗体或任何其他免疫反应都是一种防御外来物质的功能，防御不属于该生物体的任何东西[7]154。传统上人们在具体定义或描述免疫系统时，修辞上却将防御功能转换成了具有侵略性的军事术语——免疫战争以身体为战场，抵御并摧毁微生物入侵的敌对势力，保护人体的神圣性。对免疫战争隐喻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彼得·贾雷特（Peter Jaret）将免疫动力学描述为一场星球大战，在这场星球大战中，癌症受害者在一个“T-杀手细胞”游戏中轰击致癌细胞；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现代医学思维始于医学史上一直使用的战争隐喻；
保拉·斯勒（Paula Treichler）用“意义的蔓延”暗指医疗问题在遇到某些生命政治动乱时会遭受不可控制的语义漂移；
包括约翰·德怀尔（John Dwyer）《战争中的身体》和里纳德·尼尔森（Lennart Nilsson）《人体的胜利》都提到了免疫的战争隐喻[7]155-156。人们用丰富的细节、奇幻的想象、灵动的隐喻对与免疫相关的定义和描述进行了重构，不禁令人感叹：到底是军事图像解释了医学免疫，还是医学隐喻解释了军事战略？
免疫的战争隐喻还与其自身的起源和进化相吻合。一方面，免疫系统并非与生命起源之初同时出现的，而是在进化的相对较晚阶段，在其他更原始的物种之后才出现，它在动物学上与更复杂的物种并行发展。这意味着对生存斗争起作用的免疫系统是先前选择的结果，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免疫的进化过程也是个体生命为保护自身完整性而抗争的过程，埃斯波西托创发性地指出免疫系统进化的动力，旨在捍卫个人完整性的有序原则和瓦解个体熵力的混沌原则之间的斗争[7]155。自然的每一个生物都在以有序状态努力对抗物质趋向紊乱，而免疫系统便承担着对抗熵，以保持个体的完整性，抵抗其他生物体的破坏倾向。
身体免疫的过程，从发现敌人、激活防线、发起反击、以物理方式消灭被俘虏的对手，直到清除战场上的伤亡者，都与军事战略高度吻合。细菌和病毒可通过伪装隐藏在人体自身细胞内，免疫系统为追踪隐藏在组织中的破坏者，建立了一个监视机制，以找寻入侵者。同时为降低反侦察入侵几率，还对机体所有生物细胞进行特殊的身份标记，无法通过识别的细胞则会被不断巡逻的武装部队立即摧毁，这是人体自卫系统的基本能力。尼尔森详细描述了免疫系统所拥有的各种武装力量[10]：不仅包括由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的强大军队，还包括从传统的“坦克”到“化学地雷”再到“生物炸药”的军事布防。当数百万英勇的粒细胞与入侵者在战斗中牺牲时，巨噬细胞则会吞咽它们，而后突击部队，即杀手细胞或淋巴细胞被发射到战场上，它们使用制导炮弹（抗体）或某种特殊的毒物杀死对手。根据一种技术上被定义为“细胞凋亡”的自我抑制方式，入侵者被打败、被解除武装、被杀死或被迫自杀，没有人被赦免。免疫系统将入侵的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寄生虫和真菌的碎片转移到淋巴结，以快速训练所谓的杀手细胞，让其成为防御系统的真正宪兵。免疫系统在“内战”后，身体恢复了完整性，一旦真正免疫，敌人将无法对其进行攻击，因为免疫系统已经有了“免疫记忆”。
可见，无论是对免疫进行日常定义或描述，还是追溯其起源、进化与免疫过程，免疫内蕴的特性、作用机理都潜在地契合战争隐喻。战争是一种流血的、杀戮的、暴力的和攻击性的象征，将免疫隐喻为战争，则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上的免疫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性免疫机制。
免疫过程的战争隐喻赤裸裸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免疫必胜的军事图景，表达了免疫系统的坚不可摧和战无不胜，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埃斯波西托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存在免疫的战争隐喻中所描绘的永恒胜利图景，机体的免疫系统远非完美的装置，也无法做到始终胜利，而且“仅仅一次失败就足以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成功经历”[7]159。他以艾滋病治病机理为例，指出HIV病毒不仅逃避免疫系统，而且它们利用人体自身来伤害免疫系统，相当于利用免疫系统本身的防御系统来增殖和扩散病毒[7]160-161。当HIV病毒侵入人体，CD4受体的淋巴细胞（以CD4+T淋巴细胞为主）被激活，T细胞在识别病毒抗原时产生的细胞因子可导致病毒在CD4+T淋巴细胞中繁殖。无论是治疗药物还是人体免疫系统，都旨在杀灭带有HIV病毒的CD4+T细胞。但由于无法识别CD4+T细胞是否被感染，因此未被感染的CD4+T细胞也会被杀死，这便造成了免疫系统的混乱与崩溃，助长了HIV病毒的肆虐。免疫系统与HIV病毒的免疫战结局，彻底颠覆了德怀尔和尼尔森所叙述的胜利，免疫系统的拯救神话也随之倾塌。
艾滋病在摧毁免疫系统过程中，穿透了人体自我的界限，摧毁了身份认同的界限。它实际上是“外部”本身，一旦侵入人体内，它就会变成另一个“内部”，并使内部变成外部，这是因为HIV病毒使身体自身的细胞变成了入侵者。显然艾滋病是免疫系统绝对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内在化”，而是“内部的外在化”，它的威胁冲击是由内向外投射的[7]162。表现出与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相似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即身体的“过度主动防御”也会对自身造成伤害，就像攻击武器与敌军规模不相符的情况，面对小规模敌军，却用一枚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导弹，最终两败俱伤。埃斯波西托引用了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恐怖的自体毒性”（horror autotoxicus）[7]163来形容自身免疫性疾病，生动地描述了淋巴细胞对自体成分发动免疫攻击，比如白细胞对抗红细胞，淋巴细胞对抗肝和肾的免疫内战，可能导致的恐怖和混乱。与艾滋病不同，“自体毒性”是一种无需外部抗原刺激的自生性疾病，因此并非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斗争，它是一种违背自身本质的力量，一场毁灭自身机体的内战，一种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在激烈的内部冲突中自我被分离、撕碎与瓦解。
埃斯波西托认为，如果免疫系统需要通过对抗它所识别的一切而起作用，这就意味着它必定会攻击“自我”，因为它对自我的识别是所有其他识别的前提条件。那么“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无视（不识别）自己”[7]175，免疫系统如何能精确地在忽略“自我”的情况下首先识别到“他者”？这一悖论式问题看似不可能实现，但是免疫系统逐渐进化而来的“自身耐受性”（或自我的耐受）似乎化解了这一悖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产生是由于机体免疫过剩以及自体成分耐受状态被破坏，耐受机制就像控制水流的阀门，若未能控制好自身免疫在一定限度内，就会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由此可见，对自我的破坏性攻击，尤其是在对抗它所看到的一切时，它自然会首先攻击自己，这并非是暂时的功能障碍，而是每个免疫系统的自然冲动。免疫系统由此才会设置有相应的“自身耐受性”阀门对自然冲动进行制衡。
然而“自身耐受性”只能说明免疫过剩而产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却无法解释HIV病毒引起的机体免疫缺陷而自我攻击的现象。故而埃斯波西托再次注意到隐含在希腊时代的医学家巴拉赛尔苏斯（Paracelsus）所开创的“顺势疗法”[7]125相近原则，从其内在的保护与否定、保存与毁灭、治愈与毒药的免疫辩证逻辑中找到了解释路径，即保护性免疫机制：免疫机制能将否定性作用转化为对机体有利的肯定性作用，其通过对否定性的合并或内在化，对自我的破坏性加倍，或对自我的毁灭来保护整个身体[7]165。此时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实质上已经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了保护性的“移植”机制。
埃斯波西托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后，并未止步于此，因为这种保护性的“移植”机制是以机体自身的部分牺牲为前提的，这并不能彻底摆脱免疫给机体带来的风险。所以埃斯波西托继续深入探索一种融合共生的免疫机制。
首先，埃斯波西托通过雷·欧文（Ray Owen）异卵双生胎牛共用胎盘实验以及彼得·梅达瓦（Peter Medawar）小鼠胎儿接种实验[7]166-167，发现耐受性是免疫系统自身的产物，免疫系统不仅没有排斥除自我之外的其他人，反而内在地包含了他者。抗原和抗体之间传统的对立被“互补位”（paratopes）和“抗原表位”（epitopes）取代，免疫系统呈现为一个互补位与特异抗原表位相互识别的和谐网络。即异质体进入机体后不是被否定或毁灭，而是被融合与保护。因此除了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免疫机制又有了新的转向。
其次，埃斯波西托回归人体自身，通过母体怀孕的例子具体说明这种新的转向。“胎儿，根据所有正常免疫标准被编码为‘他者’，那么母体中的抗体如何能耐受胎儿？”[7]169母体面对作为“他者”的胎儿，却能够守护其生长、发育，直至分娩，原因是母体的免疫系统“一方面直接指向控制胎儿，另一方面它也在控制自身。简言之，通过免疫对方，它也在免疫自己”[7]170。这意味着母体在对胎儿移植物免疫排斥的同时，产生了抑制排斥反应的免疫调节机制，使排斥与抑制之间的作用力达到平衡状态。母体的免疫机制是由胎儿的异质性所引发，而这主要取决于父亲在某种程度上的遗传外来性，所以只有当父亲的精子外源性到足以产生阻断抗体时，母亲才能够耐受胎儿。所以是胎儿与母体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铸就了母子共生统一的神话，只有作为一个异质性他者，胎儿才能成为内在化为母体的一部分。可见，“免疫系统不能简化为排斥所有异物的简单功能……一旦消除了其否定性力量，免疫就不是共同体的敌人”[7]18。
最后，埃斯波西托通过分析母体与胎儿的免疫调节机制，关注到承袭了父系特征的异己性胎儿可以与母体共生的事实，证明了异质、差异与冲突的结局不一定是走向覆灭。相反，这些否定性的对立甚至可以转变为肯定性的包容，就像胎儿与母体斗争的结果是新生，“自我与他者之间没有任何不相容之处，反而形成了内部与外部、私有与共有、免疫与共同体相交织的形式”[7]171。这也意味着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再次发生转向，由保护性的“移植”机制转向了共生性的“移植”机制。那么任何预设的自我与他者、私有与共有、内部与外部的对立与各自封闭都将消失，没有了封闭边界的主体像流体般是不确定的和不可确定的。因而主体不再是一个遗传常数或既定元素，而是由一系列动态因素、多元参数、散离群体、偶然相遇所决定的结构，是一个开放的自定义系统。身体则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结构，可以与周围环境不断地进行交互，而非封闭、单一、一成不变的。这为自我与异质体的融合、主体间的联合以及免疫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埃斯波西托共生性“移植”机制最有魅力的地方，它不再像传统的免疫机制那样暴力排斥所有异质体，也不像保护性“移植”机制那样以排斥自身的一部分到自身之外而获得整体的再生，而是走向了不同生命间的共生性联合。共生性“移植”机制不仅能够接纳异质“他者”，甚至能够将有害的异质体变为无害之后重新接纳到共生性的免疫共同体中。
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逻辑是其生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思想主要是关于免疫共同体的整体性免疫问题，探索一种让共同体得以存在和永续的免疫机制，使生命主体在共同体中得到安全与保护。福柯的惩罚、规训和安全机制对人进行了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规制被纳入正常范围的人，排斥并隔离非正常范围的人，被排斥到共同体外部的生命体意味着遭到弃置，被缩减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zoē），因此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具有消极灰暗的一面。遗憾的是，福柯没有指出这种机制在共同体中如何运作，因而也未发现这一机制实质上就是免疫机制。虽然阿甘本洞察到了福柯的这一缺陷，看到了让共同体得以存在和运行的是免疫机制，但是阿甘本对生命政治和例外状态常态化持批判态度，更多是关注到生命政治毁灭性的方面。比如他认为免疫机制在新冠疫情的例外状态下，主权者可以通过悬置法律形成例外状态，公民随时可以被剥夺政治生命转化为赤裸生命，最终展示出来的法律状态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一面是自然状态，直接相连的另一面是例外状态。这在阿甘本描绘纳粹幽灵时尤为明显，他将所有的免疫机制都视为消极的，认为赤裸生命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的核心，更将整个社会视作集中营，把福柯生命政治中消极的一面推向了极致。
埃斯波西托彻底地倒置了纳粹的死亡政治学，从生物医学的反向思维中寻找和建构肯定性与生产性生命政治的可能。他通过“移植”的免疫逻辑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福柯和阿甘本的路线，试图寻找一种积极肯定性的自然免疫机制。在这过程中，他的自然免疫机制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第一次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保护性的“移植”机制。以艾滋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病机理为例，说明其摆脱了传统免疫机制的暴力性特征，更有利于生命体的生存、发展和延续。“共同体的免疫机制在保护机体（个人、社会和政治团体）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它的发展，一旦超越一定的阈值，就很可能造成身体的毁灭”[11]。因为“免疫系统如此剧烈以至于转而袭击自身，袭击它本应该保护的机制时，反而摧毁了这种机制”[12]。过度强大的免疫机制无异于是对共同体的自杀，其以破坏、毁灭自身部分来保护整体的免疫逻辑仍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性。那么寻找到合适的“阈值”——共生性“移植”机制便是突破点，埃斯波西托继续深入研究，通过对母体怀孕的分析，进行了由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到共生性的“移植”机制的第二次转向。“移植”机制以“无视”或“沉默”的方式，使异质体不仅不会激发免疫暴力，反而让它们融为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共同体。从埃斯波西托免疫机制的两次“移植”转向的逻辑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政治，已不再是福柯在纳粹死亡政治意义上表现出的消极晦暗面，也不再是阿甘本意义上的主权者对生命的剥夺与弃置使之沦为赤裸生命。
埃斯波西托以相对较为辩证、敞开的心态进入到生命政治领域，在纳粹的死亡政治中看到了“向死而生”的一面：“只有通过不断地让生命尝到死亡的滋味，它才能延长生命。”[7]9所以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完成不仅意味着其保护逻辑从“肯定性的否定”（affirmative negation）转向了“否定性的肯定”（negative affirmation），还内在说明其生命政治不再是一种否定性的“控制生命的政治”（politics over life），而是肯定性的“属于生命的政治”（politics of life）。虽然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移植”机制带来的共生性免疫共同体的存续与繁荣，但“移植”机制存在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也不容忽视。比如埃斯波西托的自然“移植”机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的自然“移植”机制运行过程并未真正划清与技术移植的界限，自然“移植”的实现本质上逃离不了外在技术（如基因、仿生技术）、人为力量的支撑。这必然引发对自然“移植”与技术移植关系的重新思考，并导向一种谁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免疫机制的争执。此外，埃斯波西托并未给出自然“移植”机制开放和包容异质他者的限度，在何种程度上共同体风险性最低，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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