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贴年画

□ 李绍增

“二十八,贴年画”,是我的老家从老辈子流传下来的过年习俗。

过了腊月二十三,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就像倒计时一样,数着日子进入备年时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打猪肉,二十七杀公鸡,到了二十八,家家户户在刚打扫的房子里,高高兴兴地贴上新买的年画。

我们老家的习俗,腊月二十六是集中采购年货的年集,当然也是购买年画的日子。每逢这个日子,田间劳累了一年的人们,早早吃饭,换上干活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有说有笑地往年集上奔。

年画如何贴也是有讲究的。一般说来,伟人画、英雄画挂在堂屋北墙的中间,叫中堂,表示庄重、大方,彰显家庭的品位。家有高寿老人的,便把福禄寿喜画挂在中堂,乞求福寿满堂,家庭和睦。家人们各自心仪的花鸟之类的画都是贴在里屋(卧室)。不过,老年人的黄历大都贴在炕尾,为的是一起炕就能看到节气和日子。小夫妻的胖娃娃基本贴在炕头上,为的是一睁眼就看到美好的期盼。

这简直就是年画文化!

“你说对了,是年画文化啊。”记得上世纪60 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春节,和爷爷贴完年画,爷爷摸着我的头,给我讲起了过年贴年画那些事儿:“过年贴年画,可是从我们上千年的老祖宗手中传下来的啊……”

过年贴年画,它萌芽于礼门神,起源于贴门神画。相传唐朝皇帝太宗时期,长安皇宫内经常闹鬼,尤至春节为甚。唐太宗的两位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主动请缨为皇帝守卫宫门。唐太宗见他俩日夜站岗非常辛苦,便命画工将他俩的容貌画下来贴在宫门上,从此宫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贴年画的开始。

北宋时期,从文字上比较详细的记载看,年画已经比较广泛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到了清代,年画在发展中发生了两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一件是由于一代文人李光庭在一篇文章中写有“扫舎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的字句,将历朝历代、天南海北对年画不同的叫法统一定名为“年画”。一件是戊戌变法之后,时代发展的脉搏开始跳动在年画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映戊戌变法运动中提倡新学的《万童习武》《儿童体操图》等一批令世人耳目一新的年画。这两件事推动着年画的制作、运营、购买、张贴进入兴盛时期。

解放以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一到春节,欢欢乐乐除旧岁的兴致和期盼来年越过越好的心情空前迸发,纷纷赶年集买回自己喜欢的年画。

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刚刚从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的人们,虽然手头并不宽绰,却也省出钱来贴上寄托期望的年画。这个时期的年画,实现了传统基因与时代文化元素的完美结合,其内容和形式更加大众化、多样化,尤为突出的特点是融进了宣传、引导、默化的元素。大年初一拜年,走进左邻右舍的家中,看到的多是崇尚英雄、崇尚集体、崇尚劳动、崇尚和睦的年画,当然也有许多领袖画、“样板戏”画。各种年画竞相争辉,把家装扮得蓬荜生辉,将年烘托得热热闹闹。真别说,那时的媒体远没有现在发达,年画在宣传群众、教化群众方面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记得我长大后自己买的第一张年画是反映1969 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内容的——《战斗英雄于庆阳》,就是这张年画鼓励我参军,鼓励我练兵,鼓励我踊跃请战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鼓励我荣立三等功,至今这张年画还驻留在我的心中。

鹿 毅/图

时下,又要过年了,耳边仿佛又听到了爷爷的话语。为了图个喜庆,为了新的向往,我拉起小孙女:“走,咱买年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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